诠释会展模式与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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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开拓的多元渠道，更不具备独立的跨国营销组合手段，作为“稀缺”资源的广交会被看成是一个捷径和高效的营销方式。但出口竞争依赖低价格优势，综合效益和利润不高等顽症均能在参展的各环节得到反馈。核心技术与品牌的缺乏导致企业在贸易谈判中失去定价话语权!同时，行业管理严重失控，广交会中一些“假、大、空”之弊端与市场化运作存在深刻矛盾。如何祛除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新型出口绩效考核指标，实施参展商的门槛制度是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广交会；恶性竞争；效益；核心竞争力；新型考核机制

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平台是被称作“华夏第一展”的广交会。广交会自始至终担当着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角色。全球任何一个展览，无论从到会数之众、品种之多、成交额之高，还是从国家的重视程度来看，都无法与广交会相提并论。但在国际经济秩序、信息技术发生巨变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与分工中，广交会仍然延续以低价招徕客商、低值产品为导向、“博大”却不“精深”的地摊式贸易方式，导引国内众多的企业停留在全球产业链末端、为一份渐趋微薄的利润给世界打工的会展模式难道不应该寻求变革吗?

一、会展模式和具有中国特色的“广交会”经济效益分析

参展是一种高效的营销方式。现代贸易中的“展览”已被公认为最杰出的市场之一，它促使来自各方的同行、买(卖)主、投资者相聚一堂，彼此交流。商家不仅做成了生意，还调查了市场，得到了新的启发并获得了新信息，多种益处在几天内同时获得。参加国际性会展，特别象中国的广交会，是中方企业扩大产品出口的重要渠道，也是走向国际市场的一条捷径。

多年来，广交会始终使国内众多的大中小企业趋之若骛，成为“稀缺”资源并形成一种磁场效应与广交会情结。这是因为，我国出口企业普遍缺乏核心竞争力，资金有限，尚不具备独立的跨国经营手段，只好将广交会作为开拓客户的唯一路径。众所周知，最初的广交会是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唯一同外部世界联络的窗口!在其漫长的、由初级产品转为工业制成品的过程中，广交会为中国的出口创汇做出了辉煌贡献，也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老广交”和外贸人才。目前，中国对外贸易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贸易规模已居全球第三。但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出口竞争主要依靠低价优势，贸易利益与其规模很不相称，产品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脆弱，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综合效益和利润微薄；在世界资源与产品整合中并未摆脱最底层之角色，这些症状都能在广交会的各环节得到反馈。从另一个意义而言，广交会也是一个外贸粗放型产品之集大成者。政府当以科学发展观思路与思想解放之智慧，努力改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增产不增利”(张春森，何京扬，2007)的恶性出口局面；推动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型，这样的观点基于以下几点事实。

二、“广交会神话”的破解与几个敏感问题

(一)关于自有品牌问题广交会已成为一个响亮的国家级招牌，但几十年来，广交会的不断壮大并没有促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出口企业拿得出几个在国际间响亮的品牌。中、小企业在市场开发和产品推销的渠道上过度单一并集中在一年两届的广交会。据我们对长三角近百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企业的产品带有完全或大部分仿制性，多为贴牌生产：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拥有率不到5％：拥有自主品牌产品的企业所占比例不足3％，自有品牌在同类产品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占的份额不足1％，超过50％的企业每年用于广交会的费用开支占据企业年度产品推介成本的70％以上。核心技术和核心品牌的缺乏导致了在贸易谈判桌上只能仰人鼻息!其低利润局面无法在签合同的广交会这个大舞台上得以改观。企业缺少可用于宣传自身产品和市场开拓的多元渠道(鲁丹萍，2007)，除广交会外的其他会展和电子商务等形式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从而直接导致了企业在众多同类产品中不断实施低价竞争。行业管理严重失控。

(二)关于低价竞销与海关最低限价制通常认为贸易能使双方受益(李恒，2007)。但在“出口至上”理念的推动下，中、小企业在出口谈判过程中“孤筏单舟”，处在产业链最底端，丧失谈判主动权，只获得微不足道的利益。在1993～1997年，中国商会、机械基础件分会曾在全国实施过海关最低限价制，即要求国内各企业出口的产品如链条、轴承、阀门等不得低于海关核定的最低限价，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更没有起到保护企业的目的。原因是：这个规定对下面的企业未形成行政或行规的硬性约束，也无处罚措施，结果价格越卖越低，早已突破限价底线。例如：某个销路好的产品由多个生产厂家供应，出口产品的可替代性太强，致使每家都使出绝招争抢客户和市场。中国的液晶产品业已完全沦为“打工者”，导致产业自身难以实现技术瓶颈的突破，更使得下游产业的技术本土化、利润本土化难以为继，沦为组装车间。自己生产，别人赚钱的局面呈全国性态势。以毁坏资源和环境以及国民健康等形成的“贫困增长”赚取的外汇和财富，对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重大破坏力。“贫困化”增长的涵义是：“大国经济增长引起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导致社会福利下降程度远远高于人均产量增加对社会福利的改善程度，最终会出现越增长越贫困的结果。因此又叫‘悲惨的增长”’(陈晔，2007)。判断一国是否出现贫困化增长的最主要依据就是贸易条件。过去的十个年头，我国的贸易条件呈不断恶化态势，无序竞争蔓延，突出表现为：中国进口产品价格的居高不下和中国出口产品价格的疯狂下跌。以园林工具为例，浙江省做这个产品的企业就有50家之多，轴承热销的1997年，浙江省慈溪周巷镇的轴承厂家达到近10家之多。一套UCP204型号的轴承由原来的3.10美元最后贱卖到0.80美元，近乎白给!企业同业间竞争过度，导火索由广交会引燃，广交会的展位按行业区分。从我国中、小出口企业的行业分布看，纺织服装、鞋帽箱包、五金工具和塑料制品等轻工产品在其出口体系中占据很大份额，但由于内部竞争激烈，利润率被一再压低，因此难以获得较高利润。在广交会上，同类产品的出口企业在同等环境中向外商展览，外商对比企业各自的报价后，对价格差异一览无余，然后拼命压价，企业此时为获取竞争优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中，贸易方式、价格条件选择上失去主动权和话语权!“贸易条件恶化”，呈一边倒趋势(曾铮，胡小环，2005)。商会曾核定的海关最低限价制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摆设，于是各企业便自编自导，上演一出“杀敌一千，自伤八百”的闹剧!也使得来自海外的贸易摩擦案例激增。

(三)关于广交会“假、大、空”部分现象透视行政主导模式的展会方式亟待改进，比如展位问题。展位主要以指标的方式在各省(区、市)和行业之间进行分配，难以靠市场化手段进行调节。一些中、小型民营企业，至今无法进入这个国内最大的出易平台。

1、广交会具有浓郁的政府主导机制和地方官员追求政绩的政治色彩。政府职能的多位、错位影响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在展位资源配置上主要靠权力分配，而非市场调剂，如摊位的分配与定价等等。各省交易团的正、副团长均由各省外贸厅长、或副厅长等高官担任，他们带着签大单的任务，将下面的企业置于签大单的重压之下，一些边远贫困省份的副省长亲自督战，甚至不惜把在广交会之前已经签好和待签的合同书拿到广交会上，再行签字仪式以充数。每到广交会临近结束之际，没有签到多少合同的企业都会在上级领导的不断催问和暗示下，虚报合同、虚添成交额，然后报至各行业分会汇总并向外界披露，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2、广交会期间，每天都有大会出版的战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各交易团上报的签约数额统计，这些数额含有大量水分。广交会按省、市组团，每日团部会要求下属参展企业填制当日成交统计表，汇总到大会并公布，各参展单位均有夸大。它传导的信息还会使那些尚未签约的公司及领导坐立不安并互相攀比。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外商都是来现场签约的。客户对产品有一个认识、洽谈、考察工厂与最终签约的交互过程：现场下单的中小客人居多，而大客户一般不会现场下单，会在会后继续商谈和评估。但中方总是急功近利，误导舆论，片面地主张来广交会就是来签合同的。这就是“假、大、空”——合同是假的，数额是大的，利润是空的!

3、“假、大、空”还体现在来宾统计的数字上!参展一届交易会，国内参展的正式业务代表证包括临时进馆证的费用都十分昂贵，于是，一些企业的业务代表与外商联手，利用邀请函和护照等证件，设法为自己办理一张“来宾”证出入展馆，因为来宾证是给外商的免费进馆证。由此又可以知道，每届广交会官方统计的外商到会数也是含有水分的!每届到会外商都会比上一届高出许多，自欺欺人。它说明广交会自身的管理存在诸多漏洞。

4、场外交易火烧眉毛!广交会新馆“馆外展”争夺战升级(李向东，2007)。由于广交会展馆的政府主导与管制，使得无法进入正式展馆的诸多企业，千方百计在展馆外的周围布设大量非官方、非规范摊位，大打“擦边球”招徕外商。与广交会旧馆广州流花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中心一墙之隔的广州锦汉展览中心，第七届纺织服装及面料展览会借机同时开张，在新馆琶洲会展中心对面的中洲中心，同样在广交会开幕当天进行的是中国(广州)国际厨卫、建材展，同期在周边先后举办的展会达20个以上。广交会期间“搭车”抢夺外商的现象可以用“生吞活剥”来形容!为抢客户而打架的事情不算什么新闻。同样的产品，场内一个价，场外一个价。“广交会”上万商云集，价格透明度非常高，出口厂商杀价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结果是低价竞争吞噬了本来就微薄的利润，同时，展位的供不应求现象又催生了“黑展位”交易，定价几万元的展位被以数倍的高价转手倒卖也是公开的秘密(俞禾，2004)。这一切都加剧了看上去热闹但实际上失衡的恶性竞争、贫困增长的态势。

(四)关于广交会易名后产生的问题在广交会这样一个“万商云集”的国家展会上设立进口展区，无疑可以借助广交会的品牌优势和影响，吸引更多的国外企业和国际知名品牌商品参展。但从“出口窗口”到“进口平台”合二为一的会展方式并不符合展会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因为：第一，目前的广交会是一个庞杂的综合展会系统，而非高新技术专业展会，其性质决定了参会的中方企业主要是来做出口成交，到会的外商是来采购低廉的中国商品。第二，“进出口”(Import&Export)几个字在文字上可以并列，但并不意味“进出口”这种国际贸易可以同时在一个展会上并驾齐驱。一国进口国外产品，有一个质量、品牌、价格、售后等选择的范围与取舍过程，诸如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度、新型材料、结构与国别之甄选等等，这些要素并不能在广交会得以自我实现。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应该是高新技术产品而非一般性、普通性产品，进口企业前期更多的是通过预先的技术资料研究和分析、产品性能比较与可行性评估以及后期考察进口地制造商、参加国外专业会展来达到主要目的。第三，综合展的定位不清。在进口展馆的数百个展位里，展品涉及工业与消费品两大类，既有豪华轿车、机械设备，又有几美分的螺钉、螺母。进口展区让部分国内供货商乔装打扮，有机可乘，申请者拿不到摊位，只好曲线招徕。而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的先进技术与装备则很少，产品趋同性强，少见货真价实的前沿产品。由此又使广交会原本紧张的展位更加稀缺。

三、关于参展广交会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出口绩效考核创新指标建立配套创新、引进吸收再创新激励机制(裴长洪，彭玉镏，2007)。现有对外贸易评价体系过于注重GDP的增长与产值的拉动，难以体现出质的衡量。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密切配合并迅速建立一套更加科学化的外贸综合指标系统，用新型指标考核外贸出口销售利润率，利用现有公共资源评估、监控企业对社会、环境、生态、健康等破坏的影响，以环保、民生等技术性硬指标主动抑制低价出口，重点支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参展，逐步减少“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型”产品出口。以“门槛”制改变广交会展位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打破现有的行政主导办展模式，实现市场化运作，用市场手段来调剂展位的分配。做法就是按以上量化指标，公平地确定参展广交会的各企业。政府应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平台上统筹，抓大放小，并逐步放开摊位价格，使各企业参展成本大幅度提高，从而以市场为导向，自然性淘汰那些低端企业和产品，这可以使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又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因为其参展成本上升而上升，实现外贸适度发展和持续发展。这一步看似痛苦，但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会展专业化信息技术与网络的突飞猛进，使得今后的进出口贸易不可能总会是以数以万计的海外客户以看样成交方式来现场签约。我们应从长远的发展观出发，改革广交会中存在的部分“假、大、空”现象，祛除“赶集似”的展会管理模式和虚热表象，借鉴国外先进的展会模式与理念，逐步将广交会办成专业性的大型交易会。同时要“促进行业发展、避免行业内无序竞争、实行行业内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作用(谷永芬等，2007)，使参展商和采购商的层次都得以提高，也可以使出口商拿到较高的订单价格”。

(三)优化进口产品结构与招展扩大进口是一个新课题。从进口的角度来看，如果今后广交会的专业化会展模式取得成功的话，就会带动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出口商以较专业的姿态展示出与广交会专业相吻合的产品，即优化参展商品的结构。吸收往届经验教训，广交会应当在今后加大招展组展力度。加大宣传力度，扩大招展范围，提高宣传和招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面向科技水平发达的国家、资源丰富的国家、与我国互补性强的国家上下功夫。尤其是要多吸引欧美等与我国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来参展，把广交会培育成出口和进口双向交流的真正的国际贸易平台。

四、结语

通过广交会，我们可清晰透视我国各类产品目前和将来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必须尖锐地指出：广交会，包括中国的会展业，应本着科学发展观的方针，进一步解放思想，使之走上凭“高、新、尖”产业技术为龙头的专业化、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轨道发展，从而导引中国对外贸易由“出口创汇”向“出口创利”发展(魏建国，2006)，即：它的运作、转型以及发展方式应当是健康、持续、有序，从而使这个来之不易的国家品牌充分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发挥国家行政资源与地方行业组织的监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