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影响及应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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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进行阐述。其中，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从关于投资规模的影响、关于产业投向上的影响、关于投资地域的影响、关于投资方式的影响、VEC模型建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论述。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从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更多受政策因素制约、政府在城镇规划过程中，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强西部地区的内陆型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加强成渝经济圈、昆明、贵阳大城市的建设进行论述。本文对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有着参考指导的意义。

摘要:国际直接投资是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逐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利用外资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的影响,并积极提出应对措施。

关键词:WTO;投资;中国

1加入WTO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1关于投资规模的影响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190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了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38亿美元,比入世前增长23.5%。目前,中国现存注册外商投资企业23.6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已超过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7%;已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之一。

以市场控制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的发展既有带动和示范的一面,又对其自身和国内产业的成长构成抑制。表现在:国有企业因机制障碍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加剧的形势,国有部门的萎缩引起城市市场的相对萧条,最终又限制了外资的发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1.2关于产业投向上的影响

与全球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相适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从第一产业和传统制造业向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转变。第三产业中的一些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不动产、商业等是国际直接投资的热点。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资的领域扩大,给外商带来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另一方面,这种领域的快速扩大,给中国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其次,开放市场后对人才的竞争加剧,人才价格可能水涨船高,尽管这种变化对人力资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时也将提高服务业的成本和价格,使其低成本优势受到削弱。

1.3关于投资地域的影响

入世前,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加入WTO后我国在积极扩大利用外资,着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同时,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相结合,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资地域向中西部转移。据不完全统计,世界500强中已有80多家企业在我国西部地区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有利于培育全国统一市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使得一些投资项目并不是我国目前所急需引进的项目,同时也与我国的产业结构相违背。使得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政策中应当优先发展的部门未能得到发展。

1.4关于投资方式的影响

加入WTO之前我国吸引外商投资的主要方式有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独资经营、投资控股、合作开发等其他方式。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资企业是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资项目中,外商独资项目开始超过中外合资项目,独资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独资企业比重快速加大将继续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一种趋势,并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这样一来,独资企业的投资方式更便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对企业今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独资企业的这种快速发展使原来合资的一方遭受了损失。各企业被外资控股后,我国参与经营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权利,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控制能力会随之下降,从而可能导致市场控制的失灵并引发经济动荡,造成利润外流。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滞后2期时存在一个协整向量，表明中国西南地区的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某中长期稳定的关系。括号中的数值为T检验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该方程通过检验。

(五)VEC模型建立

根据前文所述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构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计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号中的数值依次为各系数的t统计量检验值。显然，上述两方程中所估计的系数大部分在统计上达到显著。同时方程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残差序列具有平稳性且J—B检验(P=0．40)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回归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方程整体拟合度较高，且模型通过平稳性检验。同时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别为-7．13和-6．45，满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体解释力较强。

(六)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检验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滞后期为2期)。

从因果检验关系来看，在中国西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不是城镇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镇化提高时产业结构升级的原因，二者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这里有必要结合中国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做进一步的原因阐释。

二、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城镇化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指标都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这说明了虽然它们自身的短期规律难以把握，但它们相互之间有可能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有助于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支持。究其原因，首先，中国西部的城镇化模式是一种自生型、非农化模式3，特点表现为城镇农村城镇化水平低，且其工业化水平低，城镇化和工业化主要靠城市的辐射和扩散。西南地区整体经济辐射实力不是很强，导致城市的辐射和扩散作用有限。第二，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主要依赖资本的投入。在中国西南地区，科技水平相对低下，在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中国加大西部支持力度，才使该区域快速发展。而这种资金的支持，并没有真正的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对产业升级作用有限。第三，中国西南地区城镇化更多受政策因素制约，像三峡库区的某些县市，基本上没有相关产业的支持，这种城乡建制的改变来推进的城镇化建设没有发挥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政府在城镇规划过程中，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城镇规划和产业发展相联系，首先考虑建设具有一定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县城和县域中心镇，逐步形成“中小城市——中心镇——集镇”体系，从而有力承接产业的转移，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于城镇化的作用，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2)加强西部地区的内陆型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人才，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改变为集约型，从而发挥产业升级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效应。(3)加强成渝经济圈、昆明、贵阳大城市的建设，充分发挥城市经济圈对产业的带动效应；同时，注重对于诸如攀枝花钢铁基地等产业带的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带动西南地区城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