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法规规制产权滥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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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表现；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各国立法比较；限制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策略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的转让与传播、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做一个法律手段运用、美国的反托拉斯法、制止反竞争性的企业兼并以及资本和经济力量的集中、以上这几项法律至今仍然是美国反垄断、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法律、欧共体（欧盟）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日本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建立和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制定一系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业标准、提高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意识、加强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等，具体请详见。

一、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表现

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执法应当有助于技术创新以及技术的转让与传播。而以近几年来看，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限制竞争的情形在我国屡见不鲜，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拥有者，利用他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优势，把知识产权作为一种垄断手段，限制竞争对手的现象也日益严重。随着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一些传统制造领域优势渐失，知识产权争端已成为它们收复市场的一种主要的非贸易手段。跨国公司不仅仅把“知识产权”当做一个法律手段运用，而且当做一种市场策略在使用。从目前来看，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拒绝许可：即知识产权人利用自己对知识产权所拥有的专有权，拒绝授予其竞争对手合理的使用许可，从而排除其他人的竞争，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的行为。

搭售：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产品捆绑成一种产品进行销售，以致购买者为得到其所想要的产品就必须购买其他产品的行为。

价格歧视：也称为歧视性定价，是指企业在提供或接受产品或服务时，对不同的客户实行与成本无关的价格上的差别待遇。

掠夺性定价：又称劫掠性定价、掠夺价、有时亦称掠夺性定价歧视，其行为特征是一个或多个优势企业为了排挤竞争对手，而在一定时期、一定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

过高定价：是指企业在正常竞争条件下所不可能获得的远远超出公平标准的价格，也就是以企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的垄断性高价。

二、限制知识产权滥用的各国立法比较

（一）美国的反托拉斯法

美国联邦反托拉斯法主要有如下三部。

《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美国联邦第一个反托拉斯法，该法奠定了反托拉斯法的坚实基础，但该法的措辞极为含混和笼统，为司法解释留下了广泛空间，而且这种司法解释要受到经济背景的深刻影响。所以，该法颁布后执行不力。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二部重要的反托拉斯立法《克莱顿反托拉斯法》，作为对《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补充。该法明确规定了17种非法垄断行为，其中包括价格歧视、搭卖合同等。《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的主要目的是制止反竞争性的企业兼并以及资本和经济力量的集中。关于非法兼并和合法兼并的确认原则是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授权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托拉斯法律的行政机构。其职责范围包括：搜集和编纂情报资料、对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对不正当的商业活动命令阻止不公平竞争。

以上这几项法律至今仍然是美国反垄断、管理州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主要法律。从性质上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兼有民法和刑法的性质，《克莱顿反托拉斯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则属于民法范畴。从发展上看，1936年《罗伯逊－帕特曼法案》是对《克莱顿反托拉斯法》第2条的修正，主要目的是禁止那些可能会削弱竞争或导致市场垄断的价格歧视；1938年《惠勒－利法》修改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规定除了不正当竞争方法外，不正当或欺骗性行为也属违法，这一修改的目的是将该法的适用范围扩大到那些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商业行为；1950年《赛勒－凯弗维尔法》和1980年《反托拉斯诉讼程序改进法》对《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7条作出修正。此外，罗斯福“新政”时期的法律和措施也丰富了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实践。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美国反托拉斯法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反托拉斯法成为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保护经济正常运转的强有力的手段。

1995年4月6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联合了一份《知识产权许可的反托拉斯执法指导意见》，就知识产权许可行为可能引起的反托拉斯法问题，系统地说明了其在执法中将采取的一般态度、分析方法和法律适用原则。虽然该意见只是执法部门的咨询性政策说明文件，既不能约束当事人提起诉讼，也不能约束法官审判，但它较好地总结了执法部门和判例中在这一领域积累的丰富经验，简明地阐释了两机关对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方面反托拉斯法违法行为的追究原则，对厂商预防违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意见》所归纳的对知识产权许可行为的反托拉斯法分析方法及法律适用原则，集中反映了美国法在这一领域的丰富经验和发展动向，对竞争法一般理论的研究和我国竞争法制的完善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僵。

（二）欧共体（欧盟）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为平衡协调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冲突，欧共体有关机构一直在进行着尝试。在长期的实践中，欧盟竞争法发展确立了关于运用知识产权的三大基本原则：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中“存在权”与“使用权”相区别的原则；权利耗尽原则；同源原则。近些年来，欧盟竞争法已明显地表现出其控制知识产权行使行为的能力。在1995年的迈吉尔（Magill）案中，欧洲法院确认欧盟委员会有权通过实施强制性的著作权许可来处理滥用拒绝许可的行为。在近期的其他案例中，法院裁定《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规则可以被用作防止知识产权人取得拥有相似技术的竞争对手公司、运用掠夺性的折扣和价格策略以及产品捆绑的基础。另外，欧盟委员会已发展出一系列整体（整批）豁免，包括对知识产权许可协议中条款加以详细规定的技术转让新规章。

1996年1月31日，欧共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对若干类型的技术转让协议适用条约第85条第3款的第240号规章，一般称为《技术转让规章》（以下简称《规章》）。该规章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至2006年3月31日止。它部分地替代了已于1995年12月31日期满失效的专利许可协议豁免的2349／84号规章，并且同时废止了尚未期满失效的技术秘密许可的556／89号规章，将涉及专利、技术秘密和其他知识产权的技术许可协议统一予以规范。它明确规定了《欧共体条约》中的竞争法条文对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各种技术转让合同条款的禁止、限制和豁免，扩大了原先的“白色清单”的范围，同时缩小了“黑色清单”的范围。这反映了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下，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生效之后，欧盟在平衡竞争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冲突方面的新动向。

除了以上专门针对专利和技术秘密的许可协议的集体豁免规定外，欧共体也有关于其他方面知识产权如商标权和著作权转让的规范，尤其是欧洲两级法院这方面的判例法。例如，根据前文提到的“同源原则”，如果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位于不同成员国的企业合法地持有商标专有权，而且这些商标均来自同一渊源，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得利用其商标专有权阻止另一家企业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判决是1994年的Ideal-Standard商标案。

（三）日本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

日本《禁止垄断法》在协调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方面，一开始就设有专门的条款，该法第23条规定：“本法规定，不适用于被认为是行使著作权法、专利法、实用新型法、外观设计法或商标法规定的权利的行为。”这就明确将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纳入了禁止垄断法的适用除外领域，尽管这种垄断权利的正当行使也必然限制了该领域的一定范围的竞争。这种限制应视为实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必要代价。但是，如果对该条进行反面的或者扩充的理解，那么通常得出的结论则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权利人行使权利超出了正当的范围，滥用了权利，不正当地限制了市场竞争，就仍然要受到禁止垄断法的约束。在有关知识产权被许可实施的场合，在判断这种合同条款的违法性的时候，应该适用《禁止垄断法》的规定。这不仅是日本经济法学界通行的看法，而且也是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正式解释中的观点。

1968年5月24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了《国际许可协议的反垄断指导方针》。这一指导方针是根据《禁止垄断法》第6条的规定颁布的。该条规定，事业者不得签订其内容含有不正当交易限制和不公正交易方法事项的国际协定或国际合同。而且，按照当时该条第2款的规定，事业者在签订国际协定或国际合同时，必须按照公正交易委员会规则的规定，从该协定或合同成立之日起30日内，附上该协定或合同的抄件，呈报公正交易委员会。上述指导方针适用于涉及日本的专利、实用新型和技术秘密的国际许可证协议，主要是技术引进合同。

1989年2月15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管制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导方针》，同年4月6日实施。该指导方针提出了公正交易委员会分析许可协议时的适用标准。在某些方面，它明显借鉴了美国法和欧盟法。1999年7月30日，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又颁布了《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反垄断法指导方针》（以下简称新指导方针），1989年2月15日颁布的《关于管制专利和技术秘密许可协议中的不公正交易方法的指导方针》被废止。新指导方针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日本国内和国际的新情况，尤其是前述的经济全球化和日本国内放松政府管制的新情况，对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禁止垄断法》的问题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指导意见。

三、限制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策略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来看，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民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合同法以及2008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反垄断法等。我国现行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与范围可以为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提供相关的法律资源。但是这些立法缺乏系统性，有待于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一）建立和完善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

我国在建立和完善规制知识产权滥用的法律制度时，应该以反垄断法律制度为核心。因为反垄断法是以维护有效竞争为其立法目的之一，通过维护有效竞争使社会个体的知识产权的行使不致破坏社会整体利益的实质公平和社会整体效率，从而能更好地解决知识产权的滥用问题。我国《反垄断法》出台改变了我国多年来没有自己的专署反垄断法的现状。从前反垄断法的缺失，以及中国缺乏相应的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实践，导致了尚不能对类似微软、思科以及DVD专利权人联盟等在中国市场涉嫌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加以有效规制的尴尬局面。从根本上说，这类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在反垄断法的框架下进行。但同时我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在立法上过于简单和笼统，特别是缺乏针对跨国公司在华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进行规制的具体条款。建议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专门的条款规定有关滥用知识产权的垄断行为。同时，借鉴美国、欧盟、日本等在这方面的经验，由竞争执法机关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制定专门的指南或规章加以解决。同时我国还应当设置独立的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对垄断加以规制。

（二）制定一系列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行业标准

应当仔细审视标准化的目的，如果标准化的目的是对公众健康、安全的考虑，或者其他一些善意的目的，如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那么这样的标准化则具备合法性的首要条件。而反过来，如果标准化的设定没有任何的合理性基础，实质目的在于限制竞争，那么这样的标准化将被认定为限制竞争。

（三）提高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服务意识

由于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滥用不仅仅是针对某国的一个企业，而是针对其某个产业。所以，政府应当和企业联合起来，提高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政府应注重于为企业服务的视角，建立和培育诸如行业协会的中介组织。这里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例子中得到启示。

（四）加强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

中国的企业应当及时转变观念，大力发展科技，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加大科技投入，努力提高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其次，要增强应诉意识，提高应诉能力，积极应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国际规则，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在面对外国公司对华企业指控侵权，尤其是对行业的企业收取专利使用费时，所有的相关企业都应积极参与并善于运用法律规则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积极应对每一次知识产权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