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友好来往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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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友好贸易”出现的背景；“友好贸易”的发韧与发展；“友好贸易”的政治化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也势必要作调整、中日贸易如果能够迅速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中日贸易三原则及“友好贸易”的具体实施问题、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就成了友好企业的选定团体、思想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友好贸易”活动当然也就不只限于贸易本身、“友好贸易”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20世纪60年代，中日之间有一段特殊的贸易—“友好贸易”往来。它形成于日本内阁更迭、中苏关系恶化之际。在政治原则，贸易原则，政经不可分原则的基础上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到了“”期间，其“政治化”色彩愈加浓烈。

关键词:“友好贸易”;中日关系;“政治化”

从新中国成立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0年时间里，中日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经贸往来也起伏不定。20世纪60年代初，在中国经贸关系中史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友好贸易”，并逐渐成为整个60年代中日贸易的主要方式。本文试对“友好贸易”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在中日经贸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点简单的评述。

一、“友好贸易”出现的背景

50年代后期，日本岸信介政府一味地追随美国，顽固地坚持反共反华政策，致使中日经贸关系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其他领域的交流也大体中断。为了改变自“长崎国旗事件”Ci7以来中日关系的僵局，引导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了“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Cz7但是，这些原则提出来以后，岸信介政府并未改变其错误的对华政策，而是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立场。这就促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只要岸信介政府不垮台，中日关系就难以改善。岸信介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谴责，也引起了日本广大国民的不满。1958年以后，日本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群众运动。可是，岸信介政府对此置若周闻，仍于196。年6月23日与美国交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和新行政协定的批准书。7月15日，岸信介内阁在一片反对声中下台。

7月19日，池田内阁一成立，就面临如何对待中日关系的问题。组阁的当天，他就表示:“对中共的政策未必要采取与美国相同的态度。”他还声明，要在对中国采取静观政策的同时，“现在就可以搞文化、经济交流”，对此他将“尽力去做”。(3J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对发展中日经贸关系也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面对日本政局的变化，中国方面在对池田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观察的同时，也认为在此日本政局转换之际，为使已几乎中断的中日民间交流得以恢复并发展，最终实现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有必要对对日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领导集团坚持大国沙文主义，在中苏共建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等有损中国主权问题上未使中国就范之后，不断采取恶化两国关系的举动，致使中苏两党5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些理论分歧，进一步演化为两国关系的疏远。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苏联在华专家，并且不等中国答复，就将专家撤走，随后又撕毁合同，停止对中国重要设备的供应。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和损失。由于建国初期实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对外贸易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主要对象。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重心也势必要作调整，而且此时中国正值经济困难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必须寻找新的对外贸易途径，中国开始把对外贸易的眼光更多地转向社会主义国家之外。

针对池田上台之际要扩大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表示，中国决定将业已倒退的中日经贸关系重新拉向前进。在池田组阁不久，中国政府就适时地提出了“贸易三原则”01960年8月19日，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的邀请，来华考察经济。8月27日，会见了铃木。谈话中，指出:过去中日双方曾搞过民间团体协定，想通过民间协定来发展两国的贸易，经过岸信介政府这一段时间，证明这种做法行不通，原因在于岸信介政府对民间协定不仅不采取承认、保护的态度，保证民间协定的实施，而且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加以破坏。中国不能容忍这种行为，只好将中日贸易往来停了三年多。根据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中日贸易如果能够迅速恢复起来，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但池田政府的态度的究竟怎样，中国还要看一看。因此，“我们现在提出贸易三原则，就是，一、政府协定;二、民间合同;三、个别照顾’。对于这三项原则，还逐一作了说明。特别是在谈到民间合同时，表示，在条件成熟时可以签订两国民间贸易的合同。政府协定总的来说，要在两国正常关系恢复以后才能做到，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协定一时还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但这并不等于中日之间不可以做买卖，只要日本的某个企业同中国的某个公司双方表示友好，又根据双方的需要，就可谈判签订合同，做一笔定期的生意，如果合同履行得好，双方关系也好，也可以把短期合同变成比较长期的合同。这个谈话，实际上为随后启动的“友好贸易”定下了基调。

这年9月10日，接见了日本社会党拥护宪法特别委员会委员长穗积七郎和日中友协常任理事吉田法晴、长谷川敏三等，并将8月27日的谈话记录交给了他们。9月12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雷任民同穗积七郎等人就中日贸易三原则及“友好贸易”的具体实施问题进行会谈，并对几个重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一、关于新的民间贸易协定何时开始，中方表示，日本方面何时选定了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并介绍给中国，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就可以起步。二、关于支付方式，中方提出每一项贸易都用开信用证的方法，至于输出方面，是中国先输出还是日本先输出，由日方考虑，但基本上维持输出输入平衡。三、今后的贸易中断问题，除一了业务方面的原因外，中方还提出一项政治条件，即日方如果违反中日贸易原则，采取敌视中国而非友好的态度，中方则有权取消与之订立的契约和合同。四、友好标准，中方提出，只要拥有对中国友好的愿望就可以，至于表现的方式，则不一定要求统一。Cs7这次会谈，解决了启动友好贸易的许多细节问题。

二、“友好贸易”的发韧与发展

中方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时，日本一些企业对“友好”、“照顾”这样的提法表示不理解，认为买卖就是买卖，不用讲这一套。不过，许多日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对中国方面提出贸易三原则为前提，重开中日贸易十分欢迎，表示愿在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之下，与中国恢复和发展贸易。于是，新中国对外贸易史上一种特殊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趁势出现，成为60年代中国对日贸易的两种主要方式之一(另一种为随后产生的“备忘录贸易”，即LT贸易)。

所谓“友好贸易”，顾名思义，与中国有关公司进行贸易的日本企业，必须是对中国友好的企业。但是，对于友好企业的选定，中国方面并没有打算由自己确定。中方负责“友好贸易”的组织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它将友好商社的选择权委托给对中国友好的日本贸易团体和友好人士。这样，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就成了友好企业的选定团体。由它们将其认定的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向中国国际贸促会推荐，经过中国国际贸促会认可后，这些友好商社和友好企业就可以直接同中国的贸易公司联系，进行商贸洽谈，签订民间合同。

1960年11月4日旧本日中贸易促进协会开始介绍17家商社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作为民间个别贸易商社。11月5日，在中国签订了重开中日贸易的第一号合同，“友好贸易”开始启动。1961年2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率领日本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热烈欢迎。2月18日，雷任民在会见代表团时解释说，友好商社即是不敌视中国的商社，不在于公司规模大小。4月15日，中国春季广州交易会开幕，共有38家日本友好商社首次应邀参加商贸洽谈。交易会期间，日本友好商社和中国有关公司签订了340。万英镑的贸易合同。在同年的秋季广交会上，又有45家日本商社参加，并与中国相关公司签订了1800万美元的合同。这两次合同虽然数目都不是很大，但它与1959年和1960年的中日贸易相比，仍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据中国外贸部统计，1960年的中日贸易总额仅为10万美元，而且全为中国进口。

友好商社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积极主张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以及政经不可分原则。对这些原则的态度及它们在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的立场，是中国方面衡量其是否可以参加“友好贸易”的主要标准。应该看到，“友好贸易”既是中国政府为打开被岸信介堵塞的中日贸易渠道而采取的灵活变通措施，又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下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友好贸易”的产生表明，中国一方面重视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政治与经济不可分离的立场。这在当时池田政府没有明确表示要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情况下，“友好贸易”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突破中日关系冰期的举措，它虽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对于改善50年代中期以来一度萎缩乃至几乎断绝的经贸关系，以及处于僵持状态的中日政治关系所起的作用，仍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友好贸易”经过一年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1962年12月，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哀的邀请，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宿谷荣一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来中国访间，并就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贸易问题同中国国际贸促会进行商谈，双方在有关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2月27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议定书》及附属备忘录，该议定书又称《友好贸易议定书》。

《议定书》充分肯定中日贸易三原则提出以来，“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在两国人民间的积极支持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川。双方一致确定，要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为基础，继续为“友好贸易”的发展和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而共同努力。《议定书》对“友好贸易”这种方式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并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基础上，有广阔的、光明的发展前途”CB]《议定书》还确定，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单独举办商品展览会，日本商品展览会将于1963年年内在北京、上海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将在1964年内在东京和大阪举办;双方还同意互相邀请经济贸易界人士和有关团体进行访问，为促进中日间的技术交流而努力。附属备忘录共六条，主要是确定双方举办展览会的具体问题。《议定书》的签订，进一步推动了业已起步的中日“友好贸易”。几乎与此同时，“中日备忘录贸易”(即LT贸易)也开始起步。

三、“友好贸易”的政治化

60年代初出现的“友好贸易”，本来是政治色彩较浓的一种贸易方式。1964年底，反共反华的佐藤荣作内阁上台执政，中日关系再次严重后退。中国也就展开了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政策的猛烈批判。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必然影响经贸关系的发展。加之1966年夏季开始中国发生“”，致使60年代中期以后的“友好贸易”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1966年10月，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因故解散，日本从事“友好贸易”的团体实际上只剩下日本国际贸促进协会一家。1966年以后，该会同中国国际贸促会发表了大量的会谈纪要、共同声明及议定书。在这些文件上，日方在政治见解上完全遵照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原则，同中国的政治立场几乎保持了一致。1967年2月27日，中国国际贸促会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发表的《关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友好贸易议定书》一开头就说:“全世界越来越多的认识到，思想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伟大的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各国人民的解放道路。”双方在议定书中，关于“”、越南战争、政治三原则等间题的认识，几乎没有差异，使用的也是“双方指出”等字样。《议定书》上还说:“日方根据日本产业贸易界各阶层的绝大多数和广大日本人民要求促进日中贸易的愿望，决心同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反动派和一小撮日本修正主义者企图破坏中日贸易的一切阴谋活动作不懈的斗争，彻底清除一小撮日本修正主义者在日中贸易界中的恶劣影响。”川《议定书》中首次提出发展中日关系要同“四个敌人”作斗争，中国方面还一度将同“四个敌人”作斗争的情况，作为检验日本友好团体和商社是否对中国真正友好的一条重要依据，并将之确定为友好商社的标准之一。

在中国国内政治空气炽热的情况下，“友好贸易”活动当然也就不只限于贸易本身，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成为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项政治活动。1967年7月21日旧本从事日中贸易的代表400人在东京召开紧急大会，强烈反对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要求无条件地同意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入境。同年8月，佐藤宣布访问台湾和南越，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于8月29日召开“全国友好商社阻止佐藤访问台湾、南越动员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9月7日，佐藤启程访台，该会日中友协动员了大批会员和工作人员，在东京羽田机场举行“阻止佐藤访台”静坐示威。10月17日，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访日，这两个团体又在羽田机场共同召开抗议集会。

由于“”的特殊环境，“友好贸易”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印记。在1967年10月召开的广州交易会上，“友好贸易”的交易总额超过了13亿美元，创“友好贸易”产生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这次广交会也给“友好贸易”抹上了一层深厚的政治色彩。在商贸洽谈的过程中，双方都要就“”交换意见，学习《语录》，合唱革命歌曲。中国方面强调，广交会是“思想的短期大学”，中日贸易要“政治优先”、“政治挂帅”。“”前期，广交会前一半时间是学习《语录》，后一半时间才是商贸洽谈。当时，学习思想被当作是态度间题。在商谈中，如果日方能背出一些《语录》的话，就能带来一些有利的合同条款。[io〕尽管如此，从1966年到1969年，“友好贸易”额除1967年下降外，其余每年都呈增长趋势。到1969年，友好贸易总额达到56300万美元，与1963年相比增加了10倍。

“友好贸易”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其一，参加“友好贸易”的商社，都是接受政治三原则等中国提出的基本条件的商社，即被中方视为友好的商社。因此，中日双方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存在政治上的障碍，而这时中国恰恰又把政治态度的重要性放在经济利益之上，因而在共同的政治语言上双方容易签订合同，建立贸易关系。其二，“”期间，中国面对恶劣的国际政治生存环境，不得不以“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发展口号，但广交会作为此时中国主要的商品进出口通道，始终没有关闭过，“友好贸易”又是以广交会为基地的。而一年一度的备忘录贸易由于佐藤政府《吉田书简》的约束，不同意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资金，不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这种贸易方式相对萎缩。这种情况客观上又有利于“友好贸易”的发展。

参考文献:

Cl]l955月发生的两名日本暴徒闯进长崎洪屋百货商店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扯下中国国旗的事件。

[2]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和经济不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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