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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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理论指出，通过金融发展可以动员和最优配置稀缺的资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理论也已证明了，开放可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Baldwin,1963;Keesing,1974;Krueger,1978;Meier,1984)。但是，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却没有引起金融发展理论家足够的重视，金融发展理论很少探讨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然而，研究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却具有重要意义(Beck,2002)。因此，这种忽略不能不说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不足。

Kletzer和Bardhan(1987)指出：“关于东亚成功经验的研究性文献经常强调动态比较优势和资金获取较便捷二者之间的联系。关于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相关文献认为，东南亚国家运用选择性的信贷配给，以实现其贸易和产业调整目标，比一般地实行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更有效”。所以，政府如何通过金融发展来动员和利用资金，不但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贸易。Rhee(1989)也强调了金融对于贸易的重要性，因为出口商必须获得必要的贸易融资才能完成出口订单。所以，不论是出于拓展金融发展理论、贸易理论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东亚经济成功经验的分析，我们都有必要对金融发展与贸易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在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往往不是直接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而是经过了一个中间环节——金融约束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金融和某些需要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干预。本文的目的是针对金融约束阶段的战略特征，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影响。由于韩国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代表性国家，我们以韩国为例来进行这个问题的研究。

一、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与金融约束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美国斯坦福大学两位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于1973年创立的。在那一年，他们分别出版了自己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注：这两本书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1988年出版。）从此，“经济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两股巨流终于交汇融合起来”。（注：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10月第一版译者序。》）他们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论断，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欠发达归咎于金融抑制。他们指出，通过扭曲包括利率和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再加上其他手段，这种战略会缩小和压低相对于非金融部门的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或实际增长率，从而出现了对储蓄和外汇的过度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对储蓄和外汇的使用必然采取硬性分配，这导致寻租盛行，有限的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总之，该战略会中止或严重妨碍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反，具有金融“深化”效应的新战略——金融自由化战略——则会不断地促进经济发展。

麦金农和肖认为，要发挥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应放弃他们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自由化”或“金融深化”。金融深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为此，就必须取消不恰当的利率限制，让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权提高存贷款的名义利率，保证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为正数，以此来吸收储蓄，优化投资结构。另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放松汇率限制。金融深化的进行还包括财政政策的协调，放松对金融业务过多的限制，允许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竞争等方面。麦金农和肖指出，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将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存在着金融深化的四个效应，即储蓄效应、投资效应、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

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提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意义，金融发展理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不容低估。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问世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阿根廷、马来西亚和我国台湾省）受其影响，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实践。但迄今为止，金融自由化改革成功的例子很少（陈观烈，1988；赫尔曼等，1998）。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尚不具备金融自由化所要求的前提条件（赫尔曼等，1998）。一个金融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直接采用自由的金融市场模式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所以，金融自由化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实行自由化的国家频频发生经济危机。

鉴于此，赫尔曼等(1998)经济学家认为从金融抑制一下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不现实的，应该有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吸取了信息经济学的成就，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选择性地干预有助于而不是阻碍了金融深化，提出经济落后、金融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实行金融约束政策。金融约束政策可以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金融抑制是政府从金融部门攫取租金，而“金融约束”的本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而不是直接向民间部门提供补贴。金融约束理论的提出者认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的租金在减少与信息相关、妨碍完全竞争市场的问题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创造经济租金，使银行和企业股本增加，从而产生激励作用，增加社会利益。特别是，租金诱导民间部门当事人增加在纯粹竞争的市场中可能供给不足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对投资进行监督和提供吸收存款的准备条件。

所以，在经济处于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通货膨胀率低以及可以预测的，正的实际利率），政府要对存贷款利率进行控制，同时限制市场准入。通过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和限制市场准入，不但可以动员经济中的储蓄，避免因竞争而导致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稳定金融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只要干预程度较轻，金融约束就会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另外还要实行限制资产替代性政策，即限制居民将正式金融部门中的存款化为其他资产，如证券、国外资产、非银行部门存款和实物资产等。

随着金融深化，尤其是随着金融部门资本基础的加强，这些干预应逐步放松，经济将转向更传统的“自由市场”模式。所以赫尔曼等(1998)指出，金融约束应该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制度，应随着经济发展和向更自由、更具竞争性的金融市场这一大的方向迈进而进行调整。金融约束的最优水平——用干预的强度和广度来衡量——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

赫尔曼等(1998)研究者认为：“金融约束使更多的项目可从正式的金融中介获得融资，从而对投资资金的配置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政府更有可能直接干预资金的配置，因此有必要讨论定向信贷和产业政策。”采取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政府一般对贷款的使用加以干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干预的方式和资金重点投放的行业也不同，这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目标。正是如此，金融约束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就产生了影响。当然，本文仅仅探讨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在实行金融约束战略的国家（地区）中，韩国被认为是实行金融约束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所以我们以韩国为例进行分析。

二、韩国金融约束下的信贷自选择机制

韩国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这可从韩国政府对利率的控制，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等方面判断出来。韩国政府对信贷使用的干预有其理论基础；在对出口行业的信贷支持上，韩国实行的是自动信贷配给制，我们随后将会看到，这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韩国出口的增长和出口结构的转变。

1.韩国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而非金融自由化——金融发展战略的判断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了对金融的控制：它国有化了商业银行，修正了中央银行法案，使韩国银行从属于政府。1965年实施了利率改革，把银行的利率水平翻了一番（Vittas和Cho,1995）。这次改革一方面大幅度提高了利率，使其保持在正的水平上，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仍大大低于市场利率。利率的提高不但成功地吸收了私人储蓄，并且使资金从不受规制的非正式部门转移到了政府牢牢控制的银行部门。由于这个原因，政府能够提高它对金融资源配置的控制水平。利率仍低于市场利率使得政府得以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赵润济(1998)在对韩国的一项研究里得出了如下结论：“韩国（20世纪）60年代的利率政策可以说是一种金融约束”。

在上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银行部门获得了租金。这些租金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政府规定的存贷利差；第二，来自于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在整个1960年代，中央银行为商业银行提供的信用占商业银行贷款总规模的20-30%（赵润济，1998）；第三，来自于对商业银行准备金所支付的利息；第四，来自于银行领域的进入限制。

与此同时，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也获得了租金。商业银行信贷主要被用于优先发展的部门。在上世纪60年代是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对于这些部门的贷款，政府都规定了较低的利率，以保证这些部门能得到扶持。另外，政府还允许商业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借款进行担保，由于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所以政府部门通过对民间部门国外借款的批准，来保证国外信贷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另外一种补贴方式是为出口提供贴现，以补充在发展中国家还很不完善或根本就不存在的许多融资机制(Rhee,1989)。

如上所述，韩国政府控制了利率，但保持实际利率为正；在金融部门和产业部门创造租金；同时对信贷的使用加以广泛的控制——这一切表明，对金融部门的干预是相当广泛的。籍此我们可以认为，韩国在60-70年代实行的是金融约束战略。

韩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计划减少对信贷市场的政策干预，但是，在实践上它不得不继续介入以重新构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司；80年代后期，信贷项目主要集中于社会项目和收入再分配（Vittas和Cho,1995）。我们对韩国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影响的分析仅限于20世纪60-70年代，而不把80年代包括在内。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金融政策趋向于自由化；另一方面是因为该时期的信贷政策也与60-70年代不同，当时的信贷政策是以促进出口和工业化为目标的。

2.政府干预信贷的理论基础

在一个信息完美且没有成本的世界中，政府没有必要对金融机构的信贷加以干预。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信息高度不完美，且存在大量的信息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信贷并不必然被配置到它最好的用途中去。信贷配给起因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起因于监控和证实成本，起因于合约履行成本。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政府需要对信贷市场进行干预。

使用信贷安排的一个理由是，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外部性，市场失灵和协调失灵会造成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存在差异（赵润济，1998）。如果政府不对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与补贴，显然会导致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经济活动供给不足。

第二个理由在于，商业银行发放的长期贷款过少，这不利于企业成长。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公司信息披露非常不完全的国家，商业银行普遍不愿向回收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融资，即使它们有更高的总体收益。这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样一来，在信息不完美和具有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政府若对银行信贷采取适当的干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自发提供长期信贷的不足（Vittas和Cho,1995）。

对于信贷安排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来自于政府在信贷供给方面可能享有的比较优势。政府可能在项目甄别上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机构比私人公司占有更多的信息），可能在监控和证实结果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由于政府实体比金融中介机构可能具有的相对高的组织效率），可能具有更低的履约成本（由于政府拥有税收和政策权力）（Vittas和Cho,1995）。

3.韩国的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自动信贷配给制

在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1961-1979)，韩国采取了一项信贷配给制度——自动信贷配给制(automaticcreditallocation)。根据出口业绩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是这样一种制度：政府确立游戏规则，规定每一个企业所得到的低利息信贷的多少和该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业绩相联系——出口业绩越好，则它可自动获得的无抵押补贴贷款就越多。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韩国推动出口部门的快速扩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Hong(1998)认为，韩国出口导向增长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信贷配给体系。

韩国的自动信贷配给体系之所以被采取并取得了对出口支持的成功，除了前面说过的政府干预信贷的理由之外，还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注：Hong:(1998)。）

(1)该自动配给体系可减少官僚和政治家对信贷分配的干预。政府对商业银行信贷广泛的配给和干预，一方面有助于政府实现产业目标和经济目标；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政治家和官僚对信贷的干涉。这种干涉使得信贷不一定被配置到能产生最大化社会或经济收益的地方。在自动信贷配给制度实行时期(1961-1979)，任何企业家都能通过采取出口相关的活动自动获得短期银行信贷。出口部门企业家的精力就只集中于创新，而不必过多地考虑和官僚、银行官员打交道，一个国家的潜在企业家才能能被调动起来用于出口活动，这样就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

(2)有利于克服韩国金融的落后，克服逆向选择问题，节省调查成本。

在韩国根据公司出口业绩进行信贷配给的体制下，有希望的企业家不只被金融体系所评价，同时也被国际市场上的成本－质量竞争的自然选择过程所评价（King和Levine,1993）。所以，根据公司出口业绩的信贷配给体系能很好地克服金融抑制下固有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就是说克服了韩国金融机构落后，不能对贷款申请者的项目进行正确评价的问题，使得储蓄得以流向高收益的投资项目。由于贷款是自动配给，对于在出口市场上有创新活动的企业家可以自动得到贷款，同时也节省了调查成本。

三、金融约束与国际贸易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大量创造租金、分配租金的行为非常普遍，但获得租金的部门在不同的金融政策下有所不同。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部门和政府优先支持的部门获得了租金。通过自动出口信贷配给制度，60年代出口部门获得了租金，70年代在继续实行该制度的同时(Hong,1998)，政府大力支持重化工业的发展（Vittas和Cho,1995；赵润济，1998）。通过信贷干预，政府得以影响韩国的贸易结构和水平。

据赵润济(1998)测算，金融部门（通过银行贷款）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在1968-1969年平均为5.55%，在1970-1979年平均为7.65%，在1980-1983年平均为9.95%。（注：租金＝信贷总额×（场外市场利率－银行贷款利率）。转引自赵润济(1998)。）这说明，由银行贷款分配产生了大量的租金给政府优先支持的行业。

除了出口企业从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外，1966年韩国的《外资引进法》还允许国有银行为民间部门的国外借款进行担保。政府通过对企业国外借款的担保使国外贷款有选择地用于支持产业政策目标。与国外贷款相联系的租金数额十分巨大。据赵润济(1998)估计，20世纪60-70年代，该租金占GNP的比重在8%-15%之间。

租金被创造出来后，在20世纪60年代被主要用于出口部门，以推动韩国出口行业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除继续支持出口部门外，主要用于重化工业。由于重化工业的发展也对出口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分析也把上世纪70年代包括在内。

在出口推动中，由出口信贷计划提供的信贷占银行信贷总量的比例由1961-1965年间的4.5%提高到7.6%(1966-1972)，后又提高到13.2%(1973-1981)。另外，对出口信贷的利率补贴数额也很巨大：在1966-1972年间，出口信贷利率比普通贷款利率平均低17.1%。出口商接受的支持还包括其他各种信贷计划（如出口业设备基金），以及与政府指令或行政指导相一致的其他优惠信贷配给。在韩国出口业扩张时期，信贷补贴构成了出口补贴的主要部分，并在1967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利率补贴占出口总额的2.3%，远远高出同年1%的财政补贴。（注：这些数值转引自赵润济(1998)，第251-252页。）由出口信贷所产生的租金占GNP的份额见表1。

表1由出口信贷产生的租金（10亿圆，%）（韩国）

年份出口信贷a(A)A×利息差b(B)租金(B)/GNP

19633.91.40.3

196410.04.60.7

196512.14.00.5

196616.65.40.5

196732.49.80.8

196843.413.10.8

196980.721.50.9

1970161.643.31.7

1971248.557.91.8

1972231.849.11.3

1973416.298.62.0

1974652.6144.22.1

19751042.7269.03.0

19761511.5347.62.9

19772616.0499.72.9

19783764.8854.63.7

19795642.81320.44.5

19806957.41739.44.7

19816957.41321.92.9

19828192.01892.43.7

19839232.61458.82.5

注释：a.年末贷款余额。

b.利息差＝场外市场利率－出口信贷利率。

银行信贷被优先分配给重化工业的比重从上世纪70年代起不断上升。1970年，在制造业内部，重化工业得到了国内银行信贷总额的22.6%，到1980年，重化工业所得到的信贷额上升到32.1%。对国外贷款的分配也是信贷支持总量中很大的一部分，例如，1972-1976年间，制造业获得了国外商业贷款总额的66.1%，其中的64.1%被用于重化工业。在1970年代，巨额的信贷支持使得向重化工业进行大量投资成为可能。（注：赵润济(1998)，第254-255页。）

韩国的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韩国1960年代的制造业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而出口增长率又大大高于制造业增长率，达到38.2%；制成品占出口份额在1970年是1962年的3倍；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份额和贸易依存度1970年都比1962年有了很大提高。

表3表明了1970年代的工业及出口结构变化。从1970年到1979年，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尤其是重化产品在制成品出口中份额的提高更是惊人（1970年的15.5%提高到1979年的43.1%）。

表3韩国1970年代工业和出口结构变化（百分比）

制造业在GNP中的份额重化工业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制成品在出口中的份额重化产品在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

19701979197019791970197919701979

21.228.739.254.983.689.115.543.1

表4是韩国1961-1981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几个关键年份出口构成的变化。通过该表我们可以看出，食物和原材料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制成品和机器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制成品由1961年的8.6%上升到了1981年的87.4%，而机器由1961年的1.8%上升到了1981年的10.9%，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上升还是比较大的。这说明，韩国对出口的信贷鼓励不但促进了出口，而且还改变了出口的构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信贷政策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表4韩国出口构成变化（占总出口的%）

1961196619721981

食物--16.36.3

原材料50.222.58.21.4

制成品8.661.268.987.4

机器1.83.16.710.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20世纪60-70年代实行的自动信贷配给制，韩国的信贷及租金许多流向了出口部门——在70年代除了流向出口部门外，政府还重点支持了重化工业的发展。很明显，如果没有政府对信贷分配的干预，出口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出口结构的迅速改变都是不可能的。这说明，在韩国所采取的金融约束战略下，金融发展可以显著影响国际贸易的水平和结构。

四、结论和简要评价

金融约束是由金融抑制走向金融自由化的一个阶段。在金融约束阶段，政府在金融部门和优先发展的部门创造租金，并且对信贷的使用进行干预。这种干预会影响到该国产业和出口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信贷是有经济学根据的。Hong(1998)在对韩国金融发展的研究中认为，“的确，在象韩国这样的国家中，信贷配给是实施出口推进战略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之一。”他认为，和出口业绩相联系的自动信贷配给制比较成功地推动了韩国的出口。使用韩国20世纪60-70年代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这说明，在实施金融约束战略的经济体里，信贷政策会影响到该国的国际贸易水平和结构。

但是，必须明确认识到，金融约束的作用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因为在金融约束论中，租金创造的效率和收益的产生有许多前提，比如居民对存款的利率不敏感而对存款的安全性和金融中介的效率很敏感等，这些条件在现实中不一定能被满足。即使可以被满足，政府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也不一定能保证银行业（比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有更高的效率。固然，政府通过干预信贷的确能影响贸易的增长和结构的改善，但是，这种增长和改善是不是以牺牲其它部门的发展为代价的，或者说是不是一种低效益的增长，现在还不十分明确。

对这种战略的另一个顾虑是：政府干预金融的优势取决于政府的动机和效率。政府并不总是“做正确的事情”，即使它们有一些比较优势。政府对信贷配给的干预常常引起寻租、腐败和挤出(crowdingout)，而非寻求有效的工业项目。在以政策为基础的借款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如何能阻止寻租行为破坏政府政策的增长目标（Vittas和Cho,1995）。更重要的是，金融约束在本质上是一种温和的金融抑制（如控制存贷款利率和限制银行业进入等），它有可能会倒退到金融抑制，重新引起国际贸易的扭曲。即使不会倒退到金融抑制状态，政府中掌握体制运作的官僚为了既得利益，也有可能在金融约束的经济合理性消失之后，仍将其长久地保持下去。所以，我们应该以理性的态度看待金融约束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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