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全球贸易及影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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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朗的挑战

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世界观察》杂志(1994年第9—10期)上发表了题目为《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性报刊和新闻机构都在显要位置上作了转载和报道，中国政府和学术界也迅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后，布朗又在几个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宣扬他的观点，并不断补充新的证据。1995年下半年他又出版了系统全面地论述他的观点的专著——《谁来养活中国?》。

1布朗问题的内涵

在《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中，布朗向全世界也向中国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他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是中国在1990年至2030年期间将实现持续的快速的工业化。他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的共同经历中发现：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密度就很高的国家和地区，即人均占有耕地很少的国家和地区，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耕地的大量流失和粮食的大量进口。他把这一发现当做一条规律确定下来。布朗根据中国和国际上某些机构的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未来30年至40年期间的人口、人均消费水平、耕地、复种指数、水资源、化肥投入、单产和生态环境的动态趋势，他也分析了未来世界上主要粮食出口国和进口国的供给与需求情况。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五条重要的结论：

一、在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的谷物总产量却将减少1/5，只有2.72亿吨，从而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

二、实现了持续的快速工业化的中国将有足够的外汇进口所需要的谷物(按现价计算)，但是国际市场上不会有这么多的谷物供中国进口，因此以1990年为分界线，世界粮食市场将由买方市场转变为卖方市场。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世界进入粮食短缺时代。

三、由于中国的大量进口，世界市场上的粮价将大幅度上升，致使第三世界的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人口无力购买必需的口粮，因此中国的粮食进口将剥夺这些国家和人口的食品权利，加剧世界的贫困问题。粮价上涨还将引起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崩溃，并在低收入国家引起政治动乱。粮食短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冲击将超过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

四、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在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中国的人口和经济发展所形成的需求缺口将通过国际贸易产生全球性影响，中国的人口对中国的土地的压力将转变为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压力，所以中国的粮食危机也就是全球的生态危机。

五、中国的粮食危机不仅将剥夺穷人的生存权利，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崩溃和政治动乱，还将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从而危及全人类以及我们的后代的生存权利，因此中国的粮食短缺对世界的危害比军事入侵还要严重，全人类和各国的政治家应当从粮食短缺而不是军事冲突的角度重新定义人类“安全”的概念。实际上，布朗向全世界提出的不仅是“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还是“一个养活不了自己的中国将如何危害世界”的问题。

2马尔萨斯的幽灵

“布朗问题”的提出有着深刻的西方思想渊源。在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方面，西方一直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思潮：一曰乐观派，一曰悲观派。悲观派的思想也被称为马尔萨斯主义。布朗的主要观点可以归入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他的分析路数也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增长的极限》如出一辙。从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人口原理》至今已有200年，其间马尔萨斯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是本世纪70年代初期罗马俱乐部发表的轰动全球的《增长的极限》。尽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各种马尔萨斯主义流派其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互有不同，但其核心宗旨却是相同。它们共同的宗旨有五条：

一、他们都认为人口数量不会持续增加，人类的生活水准也不会持续提高，人口和人类消费水准的无节制增长的唯一的也是必然的结局就是人类的贫困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同归于尽。二、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不能脱离自然界而独立进行，而自然界存在着固有的供给生活资料的极限。对于马尔萨斯本人和新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极限来自土地的有限性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对于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来说，这种限制来自不可更新资源的有限性、可更新资源最大可持续利用量的有限性和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同化能力的有限性。三、他们都坚信人类的生产技术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不会出现能够突破自然极限的技术进步。尽管他们的这种信仰被历史一次次地击碎，但一代又一代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地坚守他们的这一古老信仰。四、他们都主张通过限制或减少人口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消除或减轻社会问题。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还强调不仅要限制人口，还要限制工业化或经济增长。“零增长”方案就是他们的杰作。五、他们谈论的对象都是全人类的命运和问题，但他们几乎都是站在富人和富国的立场上谈论这些问题，他们都从穷人自身的行为中寻找穷人贫穷和世界末日的根源，他们中很少有人主张通过社会改革和科技革命来消除或缓解人类的贫困。

从1798年至今的200年的历史中，马尔萨斯主义者做出了大量的末日审判式的预言，但所有已到期的从而可以用事实检验的预言全部破产了，无一例外。那些尚未破产的都是预言期限尚未到来的，因而既不能被证明是远见卓识，也不能被证明是鼠目寸光的杞人忧天，但可以怀疑是别有用心的耸人听闻。布朗也认为人口和经济发展会把人类推入新时代，即短缺时代，不但人类的生活水平要降低，而且地的自然生态系统也要被破坏。他也认为土地、水资源、自然的同化能力会对人类的食物生产施加不可克服的阻碍。他也认为农业生产技术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他也主张限制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他也谈论人类共同的命运，也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谈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和工业化与食物供给之间的冲突。因此，我认为布朗是一位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但是他与其他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其他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者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创造的现代工业技术体系、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而布朗却把整个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冲突归结为中国的发展与自然的冲突，把全人类对自然的压力全算在中国头上。他认为迟到者是罪魁祸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而先行者尽管造成的问题更大却可以不予追究。因此，我认为布朗不但是一位马尔萨斯主义者，还是一位与众不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其他马尔萨斯主义者相比，他的论述更不科学，也更不公正。

3中国威胁论的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外政策的调整，美国最大的争霸对手消失了;而中国做为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不但没有垮掉，反而自1978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令全球为之震惊的经济增长势头，综合国力空前壮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的一些战略分析家们经过几年的搜索，最后把目光集中到中国身上，把中国看成它们未来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假想敌”。他们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将对整个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形成巨大的威胁，将向美国的霸主地位提出严峻的挑战;他们提出要像冷战时代遏制苏联那样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和外交上的遏制。这种“中国威胁论”的兴起和泛滥，既有对东西方之间文化隔阂的忧虑，也有出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忌恨，但是更为关键的却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世界霸权兴替的关切。

“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们比中国的大多数学者更早也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向现代文明的迈进将把现代工业文明所内涵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现代市场体系所内涵的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摩擦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推向极端。布朗的《谁来养活中国?》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即“中国粮食威胁论”和“中国环境威胁论”。它丰富了“中国威胁论”的内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它能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根本原因。

继布朗之后，美国世界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马丁。沃克提出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的遏制不应是冷战时期那种典型的军事和外交遏制，而应当是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多种遏制，其中包括“污染遏制”、“生活方式遏制”、“饮食遏制”、“贸易遏制”、“能源遏制”等等。《大国的兴衰》一书的作者保罗。肯尼迪在他的新作《为21世纪做准备》一书中也引用布朗的资料和观点对中国的“威胁”进行了大肆渲染。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大多是在国际政治领域活动和研究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都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来谈论中国对它们的“威胁”，而毫不隐藏自己的利己动机。“直言不讳”，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

而布朗却与众不同，他从穷人的利益、穷国的利益、地球的利益、未来的利益出发谈论中国的“威胁”。巧妙地隐藏起自己的真实动机，而且几乎达到了目的。一般的“中国威胁论”的炮制者和鼓吹者，主要是从军事、政治和经济角度谈论中国对他们的国家利益的“威胁”。而布朗却是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来谈论中国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的“威胁”，而且他认为这种“威胁”要比军事上的“威胁”更为可怕，他要求各国领导人把这种“威胁”放在第一位来考虑。可以说，他的《谁来养活中国?》代表了“中国威胁论”研究领域中的一种“新思维”，那就是把中国塑造成全人类和大自然的共同的敌人，让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工业化进程与粮食进出口演变的基础理论

1国际贸易的基础

决定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力量，即由该国的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二是政治力量，即由该国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决定的政治力量格局。一国在实际贸易活动中进口什么、进口多少、如何进口，以及出口什么、出口多少、如何出口，都是由这两种力量决定的。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指出，各国都应当生产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贸易用自己机会成本较低的产品换回机会成本较高的产品，这样可以同时提高参与贸易活动的各国的福利水平，而且各国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愈高，它们各自的福利水平提高的幅度也愈大。所谓“机会成本”是指为多生产一单位的某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其他产品的数量。

李嘉图虽然提出了比较优势的概念，但却未能恰当地说明比较优势的来源。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正统解释的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的生产资源结构或储备比例各不相同;国际贸易的发生源于各国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各国都应当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的产品，以换取那些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组织行为理论：

尽管经济学已经从理论上证明了国际贸易会给参与国带来广泛的利益，然而它却会给参与贸易的国家内的不同人群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会得到好处，而另一些人却要承受痛苦，于是得到好处的人就会支持相关的贸易活动，而那些受到损害的人往往要采取行动反对这种贸易活动。当今世界上贸易保护之所以会存在于所有的国家，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国际贸易对各个社会群体的福利影响不同。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发现，如果由于某个个人的行动而使整个集团的处境有所改善，那么个人付出的代价换来了集团的收益，但是集团的收益不能由付出代价的个人垄断，而是由集团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付出代价的个人只能获得其行动收益的一个极小的份额。也就是说，在集团的范围内，集团的收益具有公共性，每个成员都能共同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代价。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位“理性的经济人”都想“白搭车”，自己不出力但却能白白地占有别人付出代价换来的好处。因此，集体行动是很难成功的。奥尔森进一步指出，相对于小集团来说大集团的集体行动更难以成功，一是因为在大集团内个别成员的代价和收益之间的不对称性更高，二是因为组织成本随集团规模的扩大而急剧增加。他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成功地组织集体行动。

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由少数人分享，而代价和痛苦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那么贸易自由化的主张往往会占上风，少数的利益得到体现。如果贸易带来的好处分散到大多数人身上，而代价和痛苦却由少数人承担时，这些人就会组织有力的集体行动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这就是市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农民比例较低的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2工业化与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

工业化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一国的资源结构。在工业化过程中，相对于土地和人口、资本和技术存量不断地快速增加，于是该国的资源结构由土地和劳动丰裕型向资本和技术丰裕型转变。资源结构的改变引起比较优势的改变，它的比较优势由生产工地和劳动密集的产品转变为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比较优势的改变又引起贸易结构的改变，该国由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转变为主要出口制成品。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都从农产品出口国变成了农产品进口国。

工业化另一个重要的也是必然的后果就是彻底地改变了一国的国内政治格局。工业化使得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日益减少，而且在减少他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同时却使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谈判能力大为提高，以至于他们可以迫使社会和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利用各种手段阻碍农产品进口。工业化还使社会财富空前增加，使得社会有可能用微小的收入转移换来农业人口的巨大满足。现代化过程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扩大也使这种转移支付成为可能。

因此，工业化一方面使一国的土地和劳动密集的农产品生产丧失比较优势，由出口农产品变成进口农产品;另一方面也使阻止或反对农产品进口的政治力量变得日益强大，甚至有可能使该国再次成为农产品的出口国。这就是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贸易结构转变的政治和经济逻辑。

对于粮食这种土地高度密集的产品来说，除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类土地极为丰裕的“新大陆”国家之外，其他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都是净进口国。实际上，只要让市场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只要不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谷物的净进口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和有利的。西欧之所以能在本世纪80年代再次成为净出口地区，那是农业利益集团活动的结果，而且此时这种违背比较优势的贸易行为带来的损失对它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至少也是可以承受的。

除“新大陆”国家之外，一般的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其粮食贸易结构的演变规律可以表述如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都很高，农业具有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农产品出口是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剩余是工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国内工业受到保护，处于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时期，城市利益集团主导对外贸易决策。在工业化中期，城市人口和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大幅度上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转向工业，工业进入出口导向时期，农业比较优势下降或丧失，农产品开始进口。贸易自由化加强。国内市场上工业和农业处于平等竞争状态。在工业化后期，农业人口和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已经很小，国内具有了保护农业的经济条件，同时农业利益集团的组织化程度和谈判能力大为提高，农业受到保护。这一阶段，或是农产品由进口转为出口，如西欧国家;或是农产品继续进口同时国内农业结构升级，如日本和韩国。

三中国粮食需求、产出与进口的长期趋势

1中国粮食需求的长期趋势

国际经验：对世界上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进行分析发现：一、64%的国家其人均GNP低于3000美元，而人均谷物使用量低于350公斤。二、当人均谷物使用量超过350公斤以后，人均谷物使用量对人均GNP的变化不敏感;随着人均GNP的增加，人均谷物使用量增加得极为缓慢。三、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前社会主义国家与人均GNP相当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它们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远地高于后者。我利用这100个国家1990年的人均收入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人均GNP与人均谷物使用量的经验公式。1990年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为357公斤，用上述公式反推可知对应的人均GNP为3900美元，是1990年实际人均GNP(370美元)的10.5倍。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得出三条重要的推论：一、由于在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上，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均谷物使用量远高于非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中国，其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远低于不进行这种转轨的情况，即市场化改革将降低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需求水平。二、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快速而且彻底，历史的惯性不大，再考虑到中国目前相对于现有的人均GNP水平已经很高的人均谷物使用量，那么可以推测在未来的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的人均谷物使用量不会有较大的提高。三、如果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受阻，或者历史的惯性过大，那么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使用量将会大幅度上升。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消费：1950—1952年是中国的战后恢复时期，到1952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达到了283公斤。从1953年到1960年人均粮食使用量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峰值为1956年的303公斤，低谷为1960年的213公斤。从1961年到1977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在波动中缓慢上升，1977年达到304公斤。1978—1984年是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长时期，从1977年的304公斤上升到1984年的397公斤。从1985年到1994年，人均粮食使用量先是回落，然后稳定在375公斤上下。

1978—1984年中国人均粮食使用量急剧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一、中国农村进行了全面的社会经济改革。二、国家大幅度提高了粮食的收购价格。三、但是国家并没有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销售价格，而是用越来越大的财政补贴支持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四、这一时期粮食进口达到了空前的水平。1984年以后，中国政府减少了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同时提高了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1991年实行了食品消费的全面市场化。粮食生产和食品消费的市场化改革，加上此前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粮食高消费水平，使得中国的人均粮食使用量在1985年以后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回落到375公斤的水平，并在这一水平上徘徊。市场化不仅阻止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的增长，也大大降低了人均粮食使用量相对于人均GNP的增长弹性，使这一数值从市场化之前(1978—1984年)的0.39下降到0.016(1985—1994年)，下降了96%。

中国1985—1994年的经验证实了我根据国际比较提出的猜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会大大减缓它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

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改革能够降低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增长速度的主要原因是：一、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此前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的低价消费政策，使粮食和其他食品的销售价格合理地反映出较真实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价格的上升自然减少了需求。二、市场化改革使居民的消费多样化，而且非食品货物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以及补贴的减少也相应地压低了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三、市场化改革扩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使得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均粮食消费有所下降。四、市场化改革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一方面提高了动物性产品的饲料转化效率，另一方面使动物性产品的生产结构向减少使用稀缺资源(如粮食)的方向转变。

1990—2050年中国粮食需求预测：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在广泛地比较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的基础上，对1990—20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和GNP的增长情况做了预测，预测结果列于表1中。目前，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认为中国的人均GNP被低估了，为了更加充分地估计中国未来的人均谷物和粮食需求量，将1990年中国的人均GNP提高一倍，上调到740美元，以此为基数进行预测分析。将各预测年份的人均GNP预测值带入前面从国际经验分析中得到的经验公式，就可以得到对应年份的人均谷物需求量的推测值。当人均谷物需求量推测值小于1990年的实际值时，预测值取两者中较大的数值。假定谷物占粮食的比例不变，由人均谷物需求量预测值可以推出人均粮食需求量的预测值。由此方法得到的全部预测结果列于表2中。

决定一国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它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比例;二是它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三是它的资源配置机制。因此，当两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时，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较低的国家，其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应当较低。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用国际经验公式推测的人均谷物需求量必然是偏高的，再考虑到预测值是从推测值和1990年的实际值中取大的，因此我得出的预测值只能偏高，不会偏低。认为未来20年中中国的人均粮食消费量会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增加是错误的。我们的政府不应该不负责地向人民许诺为他们提供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我们的人民也不应该不切实际地期待享受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食品消费水平。中国目前的低收入-高食品消费模式没有持久存在的根据。由总人口和人均粮食需求预测可以得到粮食总需求预测，结果列于表3中。

2中国粮食产业的长期趋势

1950—1994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32亿吨恢复到1.64亿吨。从1952年到1977年，中国的粮食产业从1.64亿吨提高到2.83亿吨，25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21%。从1977年到1984年，粮食产业从2.83亿吨提高到4.07亿吨，7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5.33%。从1984年到1994年，粮食产业从4.07亿吨提高到4.45亿吨，10年间年平均增长速度为0.90%。1978—1984年期间中国粮食产业的高速增长在1985年猝然而止，并就此进入为期10年的徘徊时期。这种重大转折出现的原因有四：一是国家对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财政支持减少。农业财政补贴已经大大超过了政府的能力，不堪重负。二是粮食的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同时谷物的大规模进口又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三是1984年城市经济改革启动之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农业生产成本也随之上升。四是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降低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使得生产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从粮食生产部门向非粮食生产部门大量转移。

总之，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产业之间的比较收益格局和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格局共同决定了1978—1984年之间的粮食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的的确确是“超常规增长”。同时，1978—1984年之间中国粮食产出的增长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存在有利的经济条件，中国的粮食产出就能实现快速增长，粮食增产的潜力是存在的而且很大。这也告诉我们，中国目前的粮食问题不是能不能增产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增产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1984—1993年中国粮食产出空间格局的变化：我根据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4—1993年之间经济发展、人均耕地、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将它们分成四类：Ⅰ类地区包括上海、浙江、江苏、福建、广东和海南;Ⅱ类地区包括山东、辽宁、黑龙江、新疆、北京和天津;Ⅲ类地区包括湖南、江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和山西;Ⅳ类地区包括吉林、内蒙古、河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Ⅰ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在减少，合计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下降了3.83个百分点。Ⅱ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经济发达地区，如果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那么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不会下降;这类地区中人均耕地面积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经济发达地区，即使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也在增加。1984—1993年之间，Ⅱ类地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了2.52个百分点。Ⅲ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尽管它们的粮食总产量有所增加，但人均产量在下降，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下降了2.69个百分点。Ⅳ类地区的人均耕地面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Ⅲ类地区一样，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84—1993年之间，它们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有较大提高，而且合计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也提高了3.63个百分点。上述情况表明，1984—1993年之间中国的产品和要素的国内统一市场正在逐渐发育和形成，市场机制开始对全国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地域分工格局正在出现，比较优势在支配地域分工的演变。这种趋势是合理的有利的，因而也是必然的和不可抗拒的。目前实行的粮食省长负责制与这种大趋势恰恰背道而驰。

大国效应：上述情况也表明，在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变动是不一致的，有些地区减少了，有些地区增加了。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大国效应”。“大国效应”的产生源于大国工业化与小国工业化的两个根本性差异：一是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不平衡性;二是工业化在时间上的长期性。“大国效应”的存在决定了，即使大国与小国的所有条件都一样，大国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其粮食产出开始下降的时间要比小国大为延后，而且粮食产出下降的速度和幅度也要大大小于小国。因而不能简单地用小国的历史经验类推大国的未来趋势，布朗在预测中使用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2000～2050年中国粮食产业预测：(见上页表4)3中国粮食进出口的长期趋势2000—2050年中国粮食进出口动态趋势的特征：根据对2000—2050年期间中国粮食需求和产出的预测，我们可以得到同期中国国内粮食供需缺口的预测，结果列于表5中。由于在粮食需求和产业的预测过程中，我们已经充分考虑了工业化对中国的资源结构、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和比较收益的综合影响，也考虑了粮食价格变动、生产补贴和贸易保护的演变情况，因此可以合理地假定未来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和我们预测的国内粮食缺口是一致的。2000—202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将不断扩大，202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缩小，到2040年中国再一次变成粮食自给国或出口国。中国的粮食供给对国外的依赖程度的变化也具有相似的特征。2000—2020年之间依赖度上升，202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下降，2040年以后下降为负值。这里存在着一个倒“U”字型模式，即2000—2050年期间中国的粮食进口规模和对外依赖度经历了一“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转折点出现在2020年。

倒“U”字型模式的成因：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9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是因为2020年是中国工业化中期阶段和后期阶段的转折点，2020年才成为中国粮食净进口规模演变的转折点。也正是因为2000—202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一时期中国的粮食净进口规模才不断扩大。同样，2020年以后粮食净进口规模之所以日益缩小，也是因为202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和国际贸易的理论与实践对这一论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布朗预测结果的不科学性：布朗认为1990—2030年之间中国的粮食需求将呈直线式上升，而粮食产出将呈直线式下降，因而供需缺口和进口需求也将呈直线式扩大。

但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粮食需求、产出和进口需求都不会呈直线式变化;而且中国的最大进口规模为1.13亿吨谷物，而不是他所说的3.69亿吨;进口峰值出现在2020年前后，而不是2030年以后。布朗的预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有四：一是他不懂得支配工业化过程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理，不懂得工业化不同阶段中粮食进出口转变的规律。二是他不理解“大国效应”，不理解大国的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更不理解这种长期性和不平衡性对大国粮食产业的影响。三是他没有注意到中国目前的人均粮食消费水平远高于与其人均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水平，而市场化改革将改变这种状况，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均粮食需求不会增加。四是他严重地低估了中国的粮食生产潜力。国内外众多的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中国的粮食生产还有巨大的增产潜力，中国的自然资源可提供的持续产量在目前总产水平上再提高二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四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影响

1全球粮食供给的长期趋势

本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和人均产量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1960年到197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提高了30.53%，人均粮食产量提高了8.29%。从1970年到1980年，总产量提高了25.53%，人均产量提高了5.11%。进入80年代以后，在全球粮食市场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粮食实际价格持续下降的背景下，1980—1990年世界粮食总产量又提高了22.93%，人均产量提高了6%，而且这10年间世界谷物收获面积单产提高了24.91%。农业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但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的总产量和土地生产力，也大幅度地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成本。

世界银行指出，自1800年以来，虽然小麦、玉米、大米和食糖的实际批发价格的波动幅度很大，但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下降的趋势是不容否认的。这些趋势提醒人们，一百多年来实际农业生产成本一直在下降。还值得指出的是，好多次价格猛烈上涨持续的时间都很短，一般都只有3年或不到3年。世界银行同时指出，今后随着对农业的研究和投资的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将继续下降，这已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事实所证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人类所拥有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都是以往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没有理由让人们相信，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粮食总产量、人均产量、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的趋势和生产成本持续下降的趋势会在本世纪的最后10年和21世纪突然中止。可以有充分的把握预测，未来几十年内全世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单产在现有水平上再提高一倍是没有问题的。这意味着，即使粮食收获面积保持不变，世界粮食产量也可以轻松地增加一倍。全世界的可耕地大约有32亿公顷，现在已开发的为13.7亿公顷，尚不到可耕地的50%。假设32亿公顷的可耕地全部得到利用，而且复种指数和粮食作物收获面积占农作物总收获面积的比例保持目前的水平，那么即使收获面积单产不变，世界粮食总产量也可以提高一倍。因此，在未来的几十年内，收获面积单产提高和收获面积扩大的综合作用将使全世界的粮食产量至少达到目前水平的4倍，即104亿吨。按联合国的人口预测，世界人口2025年为82.2亿，104亿吨的总量相当于人均1.27吨;即使人口达到102亿的最大规模，人均粮食仍然在1吨左右，这种人均占有水平仍然超过了目前美国的水平。所以，未来的世界不会出现布朗预言的“粮荒”。

2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福利影响

假如2010—2020年之间中国的谷物进口数量达到1亿吨上下的规模，那么中国将成为国际谷物市场上的“大国”，它的进口数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从短期来看，进口的较大幅度的增长必然会抬高国际市场上谷物的价格，这对所有的消费者和进口国都是不利的。但是从长期来看，进口的持续扩大会刺激对谷物生产的投资和技术创新，拉动出口供给增加，从而使价格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出口国能够预见到未来进口需求稳定扩大的趋势，从而提前着手扩大生产和出口供给，那么即使进口需求扩大，也不会导致价格在短期内猛烈上升。因此，只要中国能给世界一个合理而稳定的进口需求预期，出口国能根据预期安排自己的生产，并且双方都采用有效而合理的交易手段，如期货、政府间协议等等，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进口需求的增加，不但不会引起国际市场上价格的上扬，反而会加速科技进步，并通过技术进步的扩散造福于全人类。因此，中国以“大国”的身份进入国际谷物市场并不必然导致谷物价格的或大或小的上涨，其结果全看各国的应答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以来国际市场上谷物价格的持续下降是在世界谷物进口量增加了5倍多的情况下发生的。谷物进口需求的持续扩张并没有引起价格的飞涨，相反，由于出口供给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谷物的实际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今天，全球的粮食产量远未达到地球生态系统设定的极限产量，粮食供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国际市场具有完备的调节能力，主要生产国也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而且出口的价格弹性远大于国内生产的价格弹性，因此只要进口需求扩大，那么出口供给的增长速度就会超过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可以说，只要有进口需求，就会有相应的出口供给。这意味着，只要中国买得起粮食，中国就能买得到粮食。我们的理论分析和1950—1995年之间的实际资料都表明，国际市场上粮食价格不会出现趋势性的上升，相反很可能会继续下降。布朗预言的因粮价飞涨而引致的全球混乱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在市场上，商品只能分配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而供给和生产由它的价格决定。现今的粮食产业和成本的关系决定了，无论需求如何减少，粮食的市场价格都不会下跌到让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人买得起的程度。价格下降只能导致产量减少，而不会导致贫困和饥饿的缓解或消除。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发达国家少吃或不吃畜产品，节省下来的饲料粮也不会转变为穷人的口粮，而只能表现为粮食减产。这是由目前穷人的购买能力和粮食生产的产出—成本曲线决定的。因此，无论中国进入还是退出粮食市场，都不会对穷人的食品权利造成太大的影响。

实际上，消除或缓解贫困和饥饿从来就不能依靠市场，而必须靠市场以外的机制，如建立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国际粮食援助等等。一个富裕的中国只会有助于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而不是加重世界的负担。这是因为一个富国较多的世界总比一个富国较少的世界有更大的救济穷国的能力;而且占人类总数1/5的中国由穷变富本身就是在缓解世界的贫困和饥饿;更何况一个富裕的中国将有能力承担更多的国际人道主义责任，对国际粮食援助行动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中，贫困和饥饿既是生产问题，又是分配问题。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一直压在人类的头上，成为一种可怕的宿命。人类历史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贫困和饥饿就不再是生产问题，而变成了分配问题。按今天人类所拥有的食物生产能力，人类完全可以彻底地消除贫困和饥饿，让每一个人吃饱肚子。但现实却是仍有10亿人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过去和今天，中国并没有进口大量的粮食，反而还出口粮食，但世界上的穷人并未消失，反而有增无减。即使明天仍有人挨饿，那也不是因为中国人吃多了，而只是向我们证明我们这个世界还有大量有待改善的东西。实际上，就在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妇女、老人和儿童挨饿的同时，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却在花钱让本国的农民少种地，而且不惜巨资储存粮食，待价而沽。它们何曾关心过穷人的饭碗和生存权利。如果它们真的关心第三世界穷人的温饱，那么地球上早就没有吃不饱饭的人了。

3中国粮食进口的全球环境影响

贸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人类的生产和贸易活动之所以会对环境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是因为产品的生产依赖于各种各样的投入。有的是有形的，如资本设备、劳动力、原材料、动力能源和生态环境等等;有的是无形的，如市场组织、企业管理方式和各种法规等等。它们都是生产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生态系统不仅要为人类的生产过程提供必不可少的自然资源作为“投入物”，还要为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提供“垃圾场”和“垃圾处理服务”。当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取资源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再生能力，而排放废物的强度超过它的自然净化能力之时，生态系统就受到了破坏，它的持续生存能力受到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产品的“环境成本”概念。

粗略地说，所谓“产品的环境成本”，就是指在该产品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全部影响的总和。由它出发，环境经济学家们指出，如果在产品的价格中准确地计入了环境成本，而且用消费者支付的这部分价格去消除产品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效应，那么就可以解决或消除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而现实的情况是，市场组织不能很好地处理环境成本的核算问题，即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对产品实行“完全成本定价”，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不用支付“环境成本”而享受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带来的效用。这就是所谓“市场失灵”。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其根源在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不完整，而所有权不完整的原因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具有非专有性、消费不可分性、可拥挤性和产权保护交易成本太高的属性。

目前，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矛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消费者付费原则”，而这一原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的关键就在于政府的环境管理能力是否是足够强大以及市场的所有权结构是否足够完善。政府的管理能力越强、市场的所有权结构越完善，则消费者付费原则得到的保障就越大;反之，则这一原则得到有效实施的保障就越小。粮食贸易的环境影响特征：目前，世界上主要的粮食或谷物出口国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它们都有足够的能力保证让进口国负担粮食生产的环境成本，并且利用进口国支付的环境保护费用消除粮食生产中的环境负效应，而且对于今天的环保技术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环境问题，关键是能否得到足够的投资。粮食生产中产生的环境问题更是如此。

因此，对于今日世界上的主要粮食出口国来说，只要进口国按完全成本支付价格，它们就能获得足够的环保资金，从而能有效地消除粮食生产过程中的负效应。幸运的是，这些发达的主要粮食出口国由于有较强的政府管理能力和较完善的市场组织，所以能够确保“消费者付费原则”的有效实施。这说明，中国谷物进口的扩大，只会给粮食出口国带来巨大的贸易利益，而不会损害它们的生态环境。中国在进口谷物的同时，不会向其它国家出口生态压力和环境危机。所以布朗的分析和预言是不科学的。环境与贸易问题中的帝国主义逻辑：布朗在指责中国进口谷物会向国外转移或输出生态压力的同时，对美国大量进口石油的问题却不置一词。要知道谷物生产使用的主要是可更新的自然资源、土地和灌水;而石油却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更新资源。中国进口谷物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而美国进口石油是为了支撑自己的奢侈生活。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世界上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也是石油生产能力最强的国家，但它同时也是石油进口最多的国家。它把自己的油井封起来，号称“战略储备”，以备其他国家的石油储量耗尽之后自己使用。与此同时，却从中东地区大量进口石油。而那些出口石油的国家除了地下有限的石油，就是寸草不生的炎炎沙漠。请问布朗：你自己的国家是不是在通过国际贸易损害别国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呢?你自己的国家在大量进口石油的时候是不是也抬高了国际市场石油的价格，从而剥夺了穷国——包括中国——的发展机会了呢?你为什么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不省下一点时间用来扪心自问?你真的是一位关心全人类、关心我们这颗星球的公正的学者吗?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你就不要以穷人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以地球的名义、以未来的名义来谴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