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互市演变及贸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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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贸易，又称茶马互市，是古代中国政府在边境区域同治外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茶易马的贸易政策或制度。茶马贸易虽然始于唐朝，但真正形成完善的制度却是在宋朝。茶马贸易兴起需具备两个基础：一是少数民族对茶有着很大的需求，茶已成为生活必需品，本民族地区又欠缺茶叶，需从中原输入，而拥有马匹又是优势所在；二是中原盛产茶叶，茶叶产量丰富，制造极精，可以满足周边少数民族的需求。宋朝几乎一直处于少数民族政权威胁之下，战争的频繁，必定对战马需求量极大，而采用钱币贸易，对自身来说也是一大威胁。《宋史》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销铸为器，乃以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宋史•食货志》云：“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熙宁间，又置场于熙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岁一至焉，挑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鸳，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远之恩，亦以是羁糜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西碧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一、茶马互市的演变

迄至宋代，汉藏茶马贸易才有了空前的发展，宋廷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控制茶马互市。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茶叶已成为藏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物品。自唐茶叶传人吐蕃以后，至宋已然“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31。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有饮茶习惯。同时，中原地区种茶区域扩大，种植技艺不断提高，茶叶产量达到空前水平。第二，宋代定都中原战马紧缺问题相当严重，制约着人民的生产与宋朝的边疆防御。与唐朝相比，宋朝的疆域大为缩小，其控制区主要是农耕地带，而且，在北方相继出现了以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夏政权。他们长期与宋对立、挑衅争战，威胁着宋的安全。同时，产马之地的契丹、西夏政权为了自身利益，绝不轻易将马匹输入宋朝，因为此举只会加强对手的实力而威胁自身安全。史载契丹就一直拒绝往宋输马。于是宋朝加强了对茶马互市的控制，以便一方面从茶叶等生活必需品的输出上制约对方；另一方面，借以取得足够数量的马匹以加强抗击对方的军事实力。据记载，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诏岁于边郡市马，偿以善价。内属戎人驰马诣阙下者，悉令县次续食以优之”H。至此，沿宋朝疆域边境的“州郡市马”始有政策。而且，形势所迫，宋朝疆域西北的藏族地区划为马源的主要基地。北宋前期先在成都、秦州甘肃天水)各置榷茶、买马司，派官“入蜀经划买茶，于秦(水)、凤(今陕西凤翔)、熙(今甘肃临洮)、河甘肃临夏)博马”[51。不久，再“置群牧行司，以往来督察市马者”。其后又在成都设都大提举茶马司，专门掌管以川茶与少数民族进行贸易马匹。出于防御需求，在茶马互市中，贸易量一般都十分可观。南宋时，朝廷偏安江南，为稳固政局、抗击金兵，对马政格外重视。而此时，宋朝的马源更主要依靠阶州、文州、西和州、黎州等吐蕃地，并与大理政权之间进行互市。

史载，“蛮马”出西南诸蕃，大理“地连西戎，马生尤蕃。大理马，为西南之最”。从两宋政府参与控制茶马互市的情况看，宋代汉藏茶贸易异常繁荣嘲；但从宋代茶马互市的发展历程看，宋前期，并非是完全意义上的茶马互市。至宋太宗之前，宋政府易吐蕃马，主要还是以绢帛和铜钱支付马价，茶叶居其次。此种局面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汉藏茶马贸易的发展。实际上，就当时的现实而言，藏族地区饮茶之风很盛，几至“一日不可无茶以生”。由此决定了汉藏经济交往中，藏族人民更为急需的是汉地之茶。就宋朝而言，虽需马甚急，但如果大量使用铸造的钱币，至少会给宋朝带来两方面不利：一是加大财政负担。当时茶马交易中，马价优于茶价。据贾大全先生统计，是时“平均马价为30贯，以每年购马3万匹计，则需铜钱9O万贯，这一数字几乎相当宋朝年铸钱量。”删显然，长期如此贸易下去对宋政府十分不利；--是“大量金属制品流入边疆地区，若边疆民族以之铸为兵器，无疑将使本已十分严峻的宋朝边防形势雪上加霜，这也是宋最高统治者极不情愿见到的事情。”【q鉴于上述事实，宋太宗下令禁止以铜钱易马。自此，宋代汉藏茶马互市才真正名副其实的开始。宋代茶马互市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一种制度，政府以强制力参与其中。这一事实说明，藏区游牧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决定其十分需要中原农业经济区的茶；宋朝边疆形势决定其迫切希望有不断的马源，而自身经济实力又使宋朝在易马活动中不可能无限制地支付钱币。因而，在汉藏经济交往中，最终确立各自所急需，且是对方有代表性的产品，乃大势所趋。当然，宋王朝也曾采取“羁縻马”制，但主要局限于西南藏区[1l】，其目的是使藏民族通过茶马贸易，增加经济收入，不致生计困难而滋生事端。总的看来，宋代汉藏茶马互市虽因宋王朝急需战马而采取过垄断措施，茶马互市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民族间互通有无的纯经济轨道，但宋时吐蕃之地尚未归人中原王朝治下，宋朝只专茶马之务，便不具备“驭藏”的政治目的。同时，就宋王朝控制汉藏互市的力度看，亦同样未达到经济手段为政治军事服务的目的。经济功能的政治化茶马贸易发展到了宋代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唐代开始的汉藏民族间茶马交易基本上是一种自愿互利的经济行为，强制成分很少。到了宋代，王室需马整兵，早期以钱钞、绢帛易马，给政府增加了极大的财政负担，而用茶易马“以草木之叶，易边场之用，利之最大者也”。因而，两宋与藏民族易马均提高茶值。可见，唐政府多重茶利、宋政府极缺战马是推动两朝重视“茶马互市”的内在动力。

二、茶马贸易优势

《宋史食货志•马政》中反映的茶和马的比价是不断处于变化之中的。根据多种变化因素，茶马互市实际上是相当复杂的商业交易，有优势自然就有劣势，不仅涉及经济问题，还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贸易，其影响与作用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政府税收

“以茶易马”的贸易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农业区与牧业区的经济交流。首先，在经济方面，对于宋朝来说，因贸易而设立的榷场所得的商税是国家财政中一项重要的收入。由于茶叶赢利丰厚，“乾德三年(965年)，苏晓为淮南转运使，晓建议榷蕲、黄、舒、庐、寿五州茶，置十四场，笼其利，岁入百余万缗。”因此，茶叶由官府专卖，实行榷茶制。通过茶叶贸易，每年所收税息在宋朝的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例。

2、榷场贸易：促进沿途交通驿站发展

茶叶在民族贸易中的突出地位及其丰厚利润，无疑促进了宋代南方各省的茶叶种植。茶叶种植很快得到推广，茶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茶叶贸易的开展，使一些产茶地区的区域经济繁荣起来，主要的茶区及沿茶叶运销路线兴起了一批市镇。“榷场互市贸易是宋代茶叶边疆市场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因南北方经济结构不同，出产物品各异，故宋政府与当时的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在经济上有较强的互补性，在便利地点实行互市贸易成为必需。”[14l与普通商品贸易不同的是，榷场贸易由双方官府出面组织，能进行贸易的商品种类、数量都受官府的严格控制，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而茶叶正是受宋政府输出控制的主要商品之一。榷场中的茶马贸易，使包括马匹在内的大量牲畜进入内地，一方面繁荣了边境汉族地区的畜牧业，更重要的是大量牲畜的输入，对汉族农业区的生产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援和推动作用。通过设立榷场，双方互通有无，满足了双方的生活需要。建立并发展了宋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另一方面，长期的大宗贸易必然刺激商业性农业及畜牧业经济的进步。辽宋双方的茶马贸易促进了游牧民族畜牧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丰富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有利于边疆地区的开发，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对加速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社会进步、民族融合以及封建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政府通过茶叶的互市贸易，将茶叶赏赐给少数民族的首领，换取少数民族首领的欢心。麦尼尔曾指出：“宋朝的政策就以外交为基础，向强大的野蛮邻邦赠送‘礼品’以免遭攻击。从游牧部落首领的观点来看，通过外交交往接受奢侈的礼品，似乎往往比通过随意掠夺得来的各色物品更合意。”f此番言论虽然不一定合适，但从中可以看出，茶叶及其他各种物品在调节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民族友好的一大媒介。再次，由于用于榷场贸易的茶叶多来源于盛产茶叶的南方，大批茶叶从产茶地长途跋涉运至各个榷场及京师，这就需要有畅通的交通运输环境。因此，宋政府十分重视陆路交通的发展，同时也注意河道的整治和改善，大力发展内陆水路交通。天圣三年(1025年)，发运使方仲苟、副使张纶奏请废真、楚州堰为水闸。『l句天圣四年(1026年)，“楚州北神闸、真州江口堰修水闸成。”㈣由于交通环境的通畅，自天圣中起，东南的茶帛等物资可直达京师以至辽朝。此外，辽宋两国为了接待外国使节，都在本国设立了许多馆驿。辽代为了给使辽的宋朝使者提供方便住宿，在沿途设立多处驿馆供宋朝使者休息。例如，王曾使辽时，“从白沟到中京所经过的驿馆有：白沟一新城县一涿州一良乡县一幽州(永平馆)—孙侯馆—顺州—檀州—金沟馆一古北口馆—新馆一卧如来馆一柳河馆一打造部落馆一牛山馆一鹿儿峡馆—铁匠馆一富谷馆—通天馆一中京(大同馆)。”陈襄使辽时，“从白沟到神恩泊途经的驿馆有：白沟一新城县一涿州一良乡县一幽州(永平馆)—孙侯馆-JI颐州—檀州—金沟馆—古北口馆一新馆一卧如来馆—柳河馆一打造部落馆一牛山馆一鹿儿峡馆—铁匠馆一富谷馆—通天馆一中京(大同馆)一临都馆—镐窑馆一松山馆—崇信馆—广宁馆—会星馆—咸熙馆一黑崖馆一三山馆一赤崖馆—柏石馆一中路馆一顿馆一神恩泊。”[181与此同时，宋朝也建立了一整套的使节接待制度。在京都建立了都亭驿栈、班荆馆等许多大型的馆驿专门接待契丹使臣，并赐宴文武百官；每当有契丹等外国使臣入朝，宋朝皆缘路修建馆舍，修茸道路。

3、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

茶叶贸易加深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契丹族人主中原后与汉人接触频繁，茶叶逐渐走进他们的生活。茶叶的传人改变了契丹人的饮食习惯，他们不再仅仅钟情于浓烈的酒水，而是把饮茶作为一种时尚。茶叶具有止渴生津、芬芳馥郁的特性，既可解除疲劳、帮助消化，又可提神镇静，因此，逐渐得到人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中原博大精深的茶风逐渐为契丹民族所汲取，并广泛渗入其文化之中，成为其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宋朝的饮茶通常与礼仪紧密结合，历史悠久的中原茶文化也使辽人饮茶礼仪有了很大变化。例如，辽人在饮茶前，要先点汤；在饮茶之际要配上新鲜的果品。随着茶和茶具输入辽朝，中原的“茶道”，即沏茶和饮茶的礼仪也传入契丹等等。可以说，在辽代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可以找到中原文化的影子，许多关于宋辽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中均可发现大量优美的颂茶的诗歌、散文、戏剧。《辽宫词》日：“解渴不须调乳酪，冰甄刚进小团茶。”茶叶的传人使辽代文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事物具有两面性，宋朝与少数民族茶叶贸易所产生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与影响是主流。历史上的茶马贸易不仅互通有无，在政府鼓励下的边贸还带动了其它商品的互相流通，繁荣了边界经济，增强了各少数民族民族与汉族之间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对推动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宋朝茶业的兴盛，为“换马”提供充足的“粮草”。它沿袭唐朝茶业兴旺的态势，开创出更加辉煌的茶业时代，并为中国茶业在明清时期走向市民化、国际化的繁荣局面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