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高丽贸易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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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在我国古代海外贸易发展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唐末五代，泉州港已不时有蕃舶往来。进入北宋时期，泉州港在海外贸易中的重要性明显提高，来到这里的外国商船不断增多，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商人，由这里驾船驶向海外各国。到了南宋时期，泉州港的地位日益上升，逐渐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在元代，它已成为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贸易港之一。

历来论述泉州历史者，大都侧重于南宋和元代，对于北宋时期这个海港城市的贸易状况，则语焉不详。本文拟就这一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问题作一些叙述，目的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当时泉州港的海外贸易提供一些情况。

一

关于我国宋、元时期与高丽之间通过海道进行贸易的情况，在朝鲜李朝史学家郑麟趾编纂的《高丽史》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弥补我国史籍在这方面的不足。从《高丽史》的记载来看，北宋商人水手到高丽者，几乎五年无之，最多时一年达数百人。其中有若干次，可以确定为泉州商人。现在我们根据《高丽史》和我国的一些记载，将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列举如下：

1．高丽显宗六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宋泉州人欧阳征来投”①。

2．高丽显宗八年(北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七月，“宋泉州人林仁福等四十人来献方物”②。

3．高丽显宗十年(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七月，“宋泉州陈文轨等一百人来献方物”③。

4．高丽显宗十一年(北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二月，“宋泉州人怀贽等献方物”④。

5．高丽显宗十四年(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宋泉州人陈亿来投”⑤。

6．高丽显宗十九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九月，“宋泉州人李颠等三十余人来献方物”⑥。

7．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七月，“宋泉州人卢遵来献方物”⑦。

8．高丽德宗二年(北宋仁宗明道二年，1033)八月，“宋泉州商都纲林蔼等五十五人来献土物”⑧。

9．高丽端宗十一年(北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五月，“大宋泉州商林禧等来献土物”⑨。

10．高丽文宗三年(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八月，“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来献珍宝”⑩。

11．高丽文宗十二年(北宋英宗嘉祐五年，1060)八月，“宋商黄文景等来献土物”⑾。

按，据《高丽史》“文宗十三年八月戊辰”条记载，这个黄文景是“宋泉州商”。

12．高丽文宗十七年(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十月，“宋商林宁、黄文景来献方物”⑿。

按，林宁与黄文景同行，疑亦是泉州商人。此人在文宗十八年(1064)八月、二十二年(1068)七月和二十九年(1075)六月曾三度重来高丽。

13．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北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宋人黄慎来见，……[宋发运使罗拯]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⒀。

按，黄慎又作黄谨，一作黄真。《宋史》卷三百三十一《罗拯传》云：“拯使闽时(任转运使——引者)，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据此可知黄谨(慎)是泉州商人，他前往高丽时，有宋朝政府的文书。黄慎等于次年回国，“熙宁二年，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⒁

14．高丽文宗二十四年(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湖南荆湖两浙发运使罗拯复遣黄慎来”⒂。

15．北宋神宗熙宁八年(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三月，“江淮发运司罗拯言：泉州商人傅旋持高丽礼宾省帖，乞借乐艺等人”⒃。

按，傅旋事亦见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五。他在熙宁八年三月持高丽礼宾省帖还，则去高丽贸易应在熙宁七年(高丽文宗二十八年，1074)，但此人未见《高丽史》、《宋史》记载。

16．高丽宣宗四年(北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三月，“宋商徐戬等来献《新注华严经》板”⒄。

按，徐戬为“泉州百姓”，苏轼说他“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板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⒅。可知徐戬是泉州商人，他一定在此以前已来过高丽，才能受高丽政府委托，在杭州雕刻经板。但此前他到高丽的贸易活动，未见记载。经板共二千九百余片，徐戬“受酬答银三千两”⒆。又，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颍流、院子金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⒇。义天是高丽国王的兄弟，出家为僧，曾由海道来宋朝求经学法，对于两国文化交流有所贡献。他在中国杭州期间，从当地惠因院僧净源学法，此时闻净源亡故，特遣专人致祭。去高丽商船一般当年回还，也有隔年回还，由此事可知，徐戬很可能在元祐三年(1088)或四年(1089)又曾去高丽贸易，但《高丽史》未见记载。

17．高丽宣宗五年(北宋哲宗元祐三年，1088)，“[刘载]，大宋泉州温陵人也。……慨然拂衣至于海东，时宣宗大安五年也”[21]。

18．高丽宣宗六年(北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月，“宋商徐成等五十九人来献土物”[22]。

19．高丽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宋商徐成等一百五十人来献土物”[23]。

按，苏轼在元祐五年八月写的《乞禁商旅过外国状》[24]中说：“至今年七月十七日，杭州市舶司准密州关报，据临海军状申准高丽国礼宾院牒：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可知徐成是泉州海商。

以上共十九起。需要说明的是，其中三起“来投”，与其余十六起“来献方物(或土物)”是有所不同的。“来献方物(或土物)”者必为商人，“来投”者往往是在国内不得志想另找出路的儒生。但其“来投”，必然搭乘商舶。北宋后期，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25]。因此，由这两个泉州人投奔，可以推知当时定有泉州商人的舶船前往高丽，大致是不会错的。

二

我们由中外史籍钩稽所得，可以确定为北宋时期前往高丽的泉州商人的情况，已见上述。但这远远不是全部。《高丽史》所记北宋时期前往高丽贸易的中国商人不下百起，其中多数泛称“宋商”，只有少数标明籍贯，计有福州(两起)、广南(三起)、台州(三起)、明州(浙江宁波，三起)，此外还有闽人(一起)、江南(两起)。而标明泉州的，则如上所述，有十余起，超过了其他各地。由此可以断定，在《高丽史》所记载的其余六七十起“宋人”(宋朝海商)中，泉州商人一定占有很大比例。但是，我们根据中国文献记载，只能确定黄慎、徐戬、徐成等少数几个，其他只好存疑。特别是在北宋哲宗以后，北宋和高丽之间关系密切，常有使节经海道往来，而泉州又正式建立了市舶司，按理必然会有更多的泉州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而据《高丽史》记载，自宣宗七年(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泉州商人徐成“献土物”之后，至北宋灭亡，有关中国商人的记载不下二十起，但都泛称“宋商”，我们尽管推断其中必有泉州商人，但也难以作进一步探究。

中国方面的一些记载也可以看出当时泉州商人赴高丽贸易的盛况。著名文学家苏轼曾说：“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26]“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27]这些话可以和《高丽史》的记载相互印证。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明州也是重要海外贸易港，其建立市舶司在泉州之前。从地理位置上看，明州距高丽较近，与泉、广相比，应该与高丽往来更多。但在北宋时期，明州与高丽的交往，显然不及泉州。《高丽史》明确记载的明州商人不过三起。哲宗元祐四年(1089)泉商徐戬载高丽僧寿介等来中国杭州，宋朝杭州地方官苏轼将他们送到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归国”；在发遣寿介等动身去明州后，他“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于是便通知明州，如果没有“因便舶舡”，便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28]。这个例子和《高丽史》的记载相印证，似乎可以说，当时泉州是对高丽的主要贸易港。

有一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北宋皇朝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禁止商舶去高丽，这是因为北宋与辽朝之间存在矛盾，而高丽与辽政权毗邻；北宋政府害怕商人乘去高丽之便，前往辽朝统治区贸易，泄露内部情况。有关市舶的条法《庆历编敕》和《嘉祐编敕》，都明文规定：“客旅于海路商贩者，不得往高丽、新罗及登、莱州界。”“庆历”(1041—1048)和“嘉枯”(1056—1063)是宋仁宗的年号。稍后，宋神宗《熙宁编敕》(1068—1077)仍规定：“往北界高丽、新罗并登、莱界商贩者各徒二年。”到元丰二年(1079)才取消了禁令：“元丰二年，贾人入高丽，赀及五千缗者，明州籍其名，岁责保给引发船，无引者如盗贩法。先是，禁人私贩，然不能绝。至是复通中国，故明立是法。”[29]这就是说，元丰二年(1079)以前，北宋政府是禁止商人由海道到高丽贸易的；在此以后，才取消了禁令。但从我们在第一部分列举的十八起泉州商人看来，属于元丰八年以前的占了十五起，说明北宋政府的禁令不过是一纸具文，并没有发生实际效力。值得注意的是，神宗熙宁元年(1068)泉商黄慎去高丽，事先是得到福建地方政府同意并担负有传递政府意旨任务的。熙宁八年(1075)，泉商傅旋向福建地方官转达高丽政府的文书，可见他前去高丽显然也是得到官府同意的。这就是说，宋朝政府至少是地方政府在相当多的场合不仅不执行禁令，而且还支持、鼓励商人去高丽贸易的。如果北宋政府真正严格执行禁令的话，很难想像，能有大批商人经由海道去高丽贸易。

另一方面，高丽政府的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去高丽贸易也有很大影响。总的来说，高丽政府对于中国商人是欢迎的。“贾人之至境。遣官迎劳，舍馆定，然后于长令[殿]受其献，计其直以方物数倍偿之。”[30]王城“南门之外及两廊有馆，有四，曰：清州；曰：忠州；曰：四店；曰：利宾。皆所以待中国之商旅”[31]。高丽政府举行重大典礼时，“宋商客”得以“赐坐观礼，后以为常”[32]。高丽政府还通过这些商人与宋朝政府发生联系。高丽政府通过中国商人雕造经板，已见上述，可以想见，它一定也会通过商人购买其他物品。高丽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中国商人前往高丽贸易，起了明显的鼓励作用。许多泉州商人前往高丽，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文介绍的是前往高丽贸易的泉州舶商的情况，但泉州舶商的贸易活动不仅限于高丽。日本也是他们常去的地方。日本记载关于北宋时期中国商人的资料亦复不少，但多数也泛称“宋商”，只有少数可以确定是泉州商人。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日僧成寻入中国求法，乘坐中国商船，船头三人，一为南雄州人(今广东南雄)，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33]。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泉州商客李充到日本贸易。三年(1104)归国。四年(1105)又到日本贸易。李充舶船的公凭，在日本史籍中保存了下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宋代市舶制度的珍贵资料[34]。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诸国也是不乏记载的，如仁宗庆历二年(1042)，“以私财募人之占城”的邵保，就是一个“泉州商人”[35]。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勃泥国(今加里曼丹岛)派遣使节来中国，“其使乞从泉州乘海舶归国”[36]。当时泉州与南海地区一定已有相当频繁的贸易交往，这位外国使者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进入南宋以后，关于泉州商人前往南海地区贸易的记载很多，正是在北宋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

三

泉州舶商大量前往高丽的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时期泉州的海外贸易是很兴盛的。北宋政府继广、明、杭等地之后，在泉州设立市舶，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情况。

至少从唐代后期起，泉州已有海舶往来。五代时，割据福建的地方政权把开展海外贸易作为增加收入扩大实力的手段，泉州港日趋繁荣。北宋初，太宗太平兴国(976—983)初曾下诏：“诸蕃国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泉州、两浙，非出于官库者，不得私相市易。”[37]可见运载外国货物的船舶至泉州者已不在少数。此时许多泉州商人经营舶船，到海外贸易，我们上面列举的这些去高丽贸易的泉州商人，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泉州商人的一部分。由于进入北宋以后泉州的海外贸易迅速得到发展，因而到神宗熙宁五年(1072)，就有人“请置司泉州”，宋朝政府下令：“其创法讲求之。”[38]但当时并未实行。熙宁九年(1076)，有人建议“罢杭州、明州市舶司，只就广州市舶一处抽解”，宋朝政府为此修订“广州市舶条”，此事与泉州海外贸易关系甚大。据陈瓘《先君行述》记[39]：

泉人贾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风便。熙宁中，始变市舶法，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至是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子京为尽利之说以请，拘其货止其舟以俟报。公(陈偁——引者)以货不可失时，而舟行当乘风便，方听其贸易而籍名数以待。子京欲止不可，于是踪迹连蔓起数狱，移牒谯公沮国法，取民誉。朝廷所疾，且将并案会公。得旨再任，诏辞温渥。子京意沮，而搜捕益急。民骇惧，虽药物燔弃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请曰：“自泉之海外，率岁一往复。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又道有礁石浅沙之险，费重利薄，舟之南日少而广之课岁亏。重以拘拦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于泉，可以息弊止烦。”未报。而子京倚法笈没以巨万计。上即位，子京始惧，而遽以所籍者还民。

按：陈偁建议立泉州市舶，以前的研究者只见到《[乾隆]泉州府志》中的一段记载。既极简略，又有错误[40]。陈瓘是陈偁的儿子，《宋史》有传，但他的文集已散佚，这篇《行述》幸好在《永乐大典》中保存下来，过去没有人利用过，弥足珍贵。关于“王子京拘拦市舶”一事，见元丰三年(1080)八月诏令，当时“中书言：‘广州市舶条已修订，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逊迥，广西以转运使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拦，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41]。《行述》中所说“命转运判官王子京拘拦市舶”即此事。根据这一次修订的市舶法，舶船“往复必诣广”，也就是说，前往海外贸易的舶船，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取得公验，经过检查，才得出海。回国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否则就要“没其货”。所谓“觉察拘拦”，就是检查监督之意。经过这一次修改之后，泉州舶船必须到广州。方许出海，这样对泉州海商极为不利。以到高丽贸易而言，由泉州发船，利用季节风，一般当年可以来回，现在先得南下广州，再由广州北上，就耽误了许多时间。以到南海贸易而言，由泉州一般冬天利用北风发船，第二年夏天利用东南风即可返航。现在先得在冬天乘北风到广州，在广州过冬，第二年冬天才能去南海，第三年才能回国。这就是陈偁上书中所说的“今远诣广，必两驻冬，阅三年而后返”。再加上泉、广之间海道多有“礁石浅沙”，艰险难行。北宋政府修改市舶法的结果，使泉州的海外贸易急剧下降，从而影响到政府的收入，“舟之南日少(去广州的舶船愈来愈少——引者)而广之课岁亏”(广州的市舶收入不能满额——引者)。因此陈僻建议在泉州设立市舶，使泉州海商可以直接由泉州开航。北宋政府当时虽然没有予以答复，但肯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几年之后，宋哲宗即位，负责财政的户部尚书李常再一次提出建议，便正式在泉州设置舶司[42]。

可以看出，泉州市舶司的设立决非偶然。宋朝政府“变市舶法”，只保存广州市舶一处，规定舶船“往复必使东诣广”，显然是为了加强对市舶的控制。但当时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对于政府的市舶收入有很大影响，新的市舶法不利于泉州海商的贸易活动，也就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市舶收入，以至于宋朝政府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对新市舶法再作修改，在泉州增设市舶司．这也就是说，泉州市舶司的建立，实际上反映了泉州海商经济力量的强大。注释：

①②③④《高丽史》卷四，《显宗世家一》。

⑤⑥⑦⑧《高丽史》卷五，《显宗世家二》。

⑨《高丽史》卷六，《靖宗世家》。

⑩《高丽史》卷七，《文宗世家一》。

⑾⑿⒀《高丽史》卷八，《文宗世家二》。

⒁《高丽史》卷五，《显宗世家二》。

⒂《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一。

⒄《高丽史》卷一○，《宣宗世家》。

⒅《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编》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⒆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东坡奏议》卷八。

⒇苏轼：《论高丽进奉状》，《东坡奏议》卷六。

[21]尹伊锡：《刘载墓铭》，《海东金石录补遗》卷二。按，《高丽史》卷九七，《刘载传》说他“宣宗时随商舶来”。

[22][23]《高丽史》卷一○，《宣宗世家》。

[24]《东坡奏议》卷八。

[25]《宋史》卷四八七，《高丽传》。

[26]《论高丽进奉状》，《东坡奏议》卷六。

[27]《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东坡奏议》卷六。

[28]《论高丽进奉状》、《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均见《东坡奏议》卷六。

[29]《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互市舶法》；《续通鉴长编》卷二八六略同。

[30]徐兢：《宫殿二·长令殿》，《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六。

[31]《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七，《馆舍·客馆》。

[32]《高丽史》卷六，《靖宗世家》。

[33]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

[34]原载《朝野群载》卷二○。森克己《日宋贸易的研究》第36—41页曾予转载，并指出桑原骘藏《蒲寿庚考》中没有加以利用。

[35]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二。

[36]《宋史》卷四八九，《勃泥传》。

[37]《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

[38]《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八·互市舶法》。

[39]《永乐大典》卷三一四一“陈”字门。

[40]“陈偁，字君举，沙县人。……元丰五年，复知泉州。旧法：番商至，必使诣广州，否则没其货。偁请立市舶于泉州，诏从其议。”(《[乾隆]泉州府志》卷二九《名宦》)。此文错讹甚多，(一)不是“旧法”，而是新法。(二)不仅“番商至，必使诣广州”，出海也是如此，即“往复必使东诣广”。(三)陈偶请立市舶，“未报”。当时并未“从其”议．又过了几年，才有泉州市舶之设。

[41]《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六。

[4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