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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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的历史与现状

1.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投资合作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5年，祖国内地与香港经贸投资合作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国家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从兴建4个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继而扩大到3个沿海开发地区；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为港商到祖国内地投资及扩大贸易创造了条件。

在贸易方面，按香港海关统计，两地贸易额由1979年的170.48亿港元，增至1985年的1201.75亿港元，增长6.05倍。祖国内地与香港贸易在香港对外贸易总值中的排名，由第3位升为第1位。其中，香港自祖国内地转口由第6位升至第1位；香港产品对祖国内地出口由第15位升至第2位，香港自祖国内地进口，由第2位升至第1位。

港商对祖国内地的投资，首先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少数地区投资兴建旅游宾馆、酒楼餐厅、建筑装修、路桥建设和经营出租小汽车等业务。同时陆续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加工贸易项目。投资者以中小资本为主。1979-1985年，祖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217.90亿美元，其中我国港商对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很大的比例。广东是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这段时期，广东实际利用外资28.46亿美元，港资比重超过80%。

第二阶段：1986-1992年，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奠定了“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合作逐步向多元化发展。1986年，香港制造业工厂为4.86万家，雇佣劳工186.97万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6%，至1992年分别降为4.2万家，57.12万人，和占本地生产总值13.6%。可见，自8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制造业面对经营成本提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来自邻近国家、地区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发两地生产要素与资源重新配置，奠定了“前店后厂”的格局。两地优势互补，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市场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与祖国内地低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和政策优势相结合，从而使香港产品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也促进了祖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增加了劳动就业。

1986-1992年，祖国内地与香港贸易由1450.49亿港元增长为6284.12亿港元（香港统计）。其间祖国内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额321.15亿美元，较第一阶段的60.61亿美元增长4.30倍。根据对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推算，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全国实际利用外资381.76亿美元，其中港资为203.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3.3%。港商的投资不仅在加工生产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开始向其他行业全面渗透，发展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经贸合作关系。

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两地经贸投资合作进入新时期。其中1993-1997年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港商增强了对内地的投资信心和热情，投资趋势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范围广、进展快的特点。投资主体从中小企业到大公司、大财团；投资领域从加工生产扩大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显著增大，投资额以千万美元和亿美元计的单个项目已非罕见。

1993-1999年间，港商对祖国内地的投资总额达1366.57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8.11%，其中1993-1995年3个年份分别占到62.82%、58.40%和53.59%。1997年后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香港到祖国内地的投资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40%以上，是祖国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

截止到1999年底，香港在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总计6206亿港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24.8%，1999年一年香港对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就达786亿港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2.4%，祖国内地是香港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

祖国内地自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一直保持着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00年，内地与香港贸易总值已从1993年的7400.89亿港元增长到12579.68亿港元，增长70%。虽然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1998年贸易总值有所下降，但在1999年开始回升，并在2000年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

2.台湾与祖国大陆经贸投资往来的历史与现状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祖国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经贸往来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双方才有极少量的贸易，主要是台湾“物资局”在香港采购一些大陆中药材。尽管两岸贸易起步较晚，至今仍主要采取经香港转口的间接贸易方式，但自9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令人瞩目。

1992年两岸间接贸易仅为65.5亿美元，2000年已达323.6亿美元。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商品进口大幅度增长，2000年增长幅度达到37%，对祖国大陆的出口也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达到261.4亿美元，增幅达到23.2%，是近1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001年1-6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40.37亿美元，同比增长31.7%。其中，祖国大陆对台出口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36.4%；由台进口116.24亿美元，同比增长30.8%。由于祖国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宽松，大陆广阔的市场为台商所看好，并且台湾输往祖国大陆的主要是工业原料、半成品及机器设备，适销性强，祖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市场。相反，台湾对祖国大陆的产品进口进行种种限制，因此长期以来，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依存度较高，但进口依存度有限。

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早在80年代初已有涉足，但由于两岸政策限制，投资规模小、期限短、形态单一，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以“台湾接单、内地加工、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运作。随着两岸相关政策的出台及1991年台湾当局正式实施祖国大陆投资审核报备制度，使部分台商对大陆的间接投资“合法化”，台商迅速掀起祖国大陆投资热。产业形态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土地利用型投资大幅度扩张，房地产开发、园区建设等成为投资热点，并且通过在上海等地设立据点，占领祖国大陆市场。

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项目有48837个，累计合同投资506亿美元，实际投资276亿美元。2000年，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额为50.77亿美元，是1991年4.72亿美元的10倍多。

目前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投资规模大型化、投资主体集团化。1992年台商投资平均金额只有73.4万美元，1994年突破百万美元，1995年跃进到223万美元，1997年达到320万美元。目前，不仅数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普遍化，而且上亿美元的大项目明显增多。台湾大中型企业已成为赴祖国大陆投资的主力，包括台塑、和信、远东、统一、长荣、力霸等在内的大型上市公司，已有70%在祖国大陆投资。

第二，投资领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特别突出的是以IT产品制造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商投资的主流。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56%为电子电器业。台湾的鼠标器、电源供应器厂家已有九成转移至祖国大陆生产；扫描器、显示器、机壳、监视器等，有六至八成在祖国大陆生产；笔记本电脑和主机板等也有五成在祖国大陆生产。除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件生产投资加快外，台湾核心高科技产业半导体厂商突破台湾当局的限制正式到祖国大陆投资。其中台湾宏仁集团董事长王文洋与祖国大陆合作在上海张江科学园区投资16亿美元兴建8英寸芯片厂，开创了台湾半导体产业投资祖国大陆的先河。另外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与光电、信息、家电等产业也开始向祖国大陆转移，软件、网络与电子商务等投资与合作发展迅速。据统计，2000年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中投资电子业金额所占比重高达64%，而此项比重在1991年仅为18.13%，1997年升为20.19%，1999年再升到43%，显示出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已向电子业集中的趋势。

第三，投资行为长期化，由最初的“跑、带”战略转变为“生根”战略，签约年限一般都在40年以上。

第四，投资重心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最集中的广东占有34.6%的份额，其次是江苏（含上海），占31.99%。但近来江苏（含上海）所占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0年江苏（含上海）占48.01%，超过广东所占的份额39.11%，已跃居台商投资祖国大陆首位。

第五，开始伴随投资进行技术转移。自2000年以来，许多台商在投资祖国大陆的同时也将研发基地转移至祖国大陆，如神达、明基、仁宝、大众、华邦、广达等台湾知名科技企业纷纷在祖国大陆筹设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并形成一种趋势与风潮。

第六，由“外销”向“内销”转变，强势出击祖国大陆市场。随着全球经济出现萎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台湾企业意欲凭借其地域和文化优势，抢先占领祖国大陆市场，便纷纷增加对祖国大陆的投资，积极开拓祖国大陆内部市场，内销导向十分明显。

第七，房地产投资热再起。面对岛内房市低迷、祖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兴旺及台商投资建厂热的出现，再度出现台湾房地产企业的祖国大陆考察热与投资热，甚至出现许多民众移居祖国大陆的现象。

3.两岸三地经贸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0-2000年的11年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2%，而我国香港为4.4%，台湾为6.3%，祖国大陆则达9.6%，与香港、台湾经贸投资关系密切的上海和深圳更达11.4%和23.6%，都高于或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虽然祖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发展，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关系的快速发展对三地的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祖国大陆入世对香港、台湾经济的影响

1.中国入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影响

内地入世将使香港直接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大门的地位会减弱。长期以来，香港凭借其自由的体制、丰富的资讯、高效完善的服务体系、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随着中国入世，更多的外国公司将绕过香港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香港作为中国内地桥梁的作用必将减弱。

第二，竞争环境更加激烈。中国市场的开放必将迎来更多更具实力的外国公司的进入，因而香港公司在整个祖国内地市场上将要与更多财力雄厚、管理完善的外国公司竞争。而在国际市场上，香港产品又要面临来自祖国内地产品的竞争。

第三，转口贸易受到冲击。中国入世后，内地许多政策和法规都在按照国际惯例重新修订。随着祖国内地港口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海关手续的简化，必将有更多的货物从祖国内地港口直接付运海外，不再经香港转口。另外，如果台湾和祖国大陆达成一致协议实现“三通”，原来经香港转口进行的两岸贸易也将无需经香港而在两岸开放的港口间直接进行。这些都将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影响。

中国入世也使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内地入世后，将牵动香港贸易进一步增长。中国内地入世后会带动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香港将会得益不少。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局于2001年3月27日了最新的报告预测，香港港口吞吐量将由2000年的1800万箱增至2010年的3000万箱，20年后更会增至4000万箱，成为全球单一超级大集装箱港。未来20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将平均每年增长4%，至2020年，达到3.863亿吨。报告说，在未来20年，华南地区包括香港的整体货运量每年平均增幅将达到8.6%。这一预测正是基于对中国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会普遍增加、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制造业进一步扩大、同时广东的外贸进出口额不断增长等方面的预期。第二，香港也是祖国内地最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占其累积流入资金的52%。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内地经济将更趋自由和透明，投资祖国内地的香港公司将得以从交易成本降低中获益。

就整体来说，尽管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系的直接交往日增，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的桥梁作用可能会稍微减弱，但中国入世所带来的重大商机应可确保香港与祖国内地商贸有更大增长。

2.祖国大陆入世对台湾经济产生的影响

台湾在祖国大陆加入WTO后以发达经济体成员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其向WTO进行的承诺与祖国大陆相比更进一步，加上台湾本土市场狭小，因此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经济在入世后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冲击，尤其是祖国大陆入世可能会对它造成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祖国大陆市场开放，台资企业发展空间增大；二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将在WTO统一的经济规则下运行，以往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的行政干预和阻挠将无法继续，贸易更趋自由化。这两方面的影响将给台湾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

1.台湾本土将直接受到祖国大陆产品的冲击

目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间接进行，使双方贸易成本大大增加。并且台湾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实行歧视性的限制政策。现在两岸已经先后加入WTO，台湾必须对其经贸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祖国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从而对台湾本土产业带来冲击。

2.台资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港资企业相似，在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中多以中小资本为主。祖国大陆入世后，这些企业将直接与进驻祖国大陆的外资企业进行竞争。而这些公司大多规模大，资金实力强，管理经验丰富，各方面的竞争条件都优于中小规模的台湾企业。他们凭借品牌优势和资金实力，可以全力建立和拓展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运用其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生产基地，对台湾企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3.台湾企业加速向祖国大陆转移

虽然台湾当局对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限制较严，甚至对投资祖国大陆的台湾企业施加政治压力，但台湾企业还是冒着风险通过各种渠道来祖国大陆投资。台湾高科技产业转移祖国大陆的趋势不断加剧。一方面，台湾岛内投资环境恶化，这反映在台湾经济发展趋缓，产业政策恶化，劳动力成本高昂等方面。另一方面，祖国大陆对高科技企业陆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在祖国大陆的生产成本也相当低廉，土地成本相当于台湾的1/5，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台湾的1/10。与台湾相比，祖国大陆还拥有10多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这些对台湾高科技企业无疑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据统计，从1995-2000年，资讯业在岛外生产的比重由28%增加到52%，而其中70%以上又是在祖国大陆生产的。2000年台湾的资讯硬件在祖国大陆的产值为185亿美元，占岛外产值的74.4%。

三、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1.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两岸三地应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许多国家纷纷彼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降低关税，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目前全球已经有240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早已与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也积极谋求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

WTO在倡导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的同时，规范区域合作但并不反对和限制区域经济合作，允许成员以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形式组成区域经贸集团。集团成员对外共同遵守WTO原则，对非集团成员实行统一关税，集团内部成员间则实行特别优惠安排，使贸易、投资更加自由。

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相继加入WTO后，中国形成了在WTO框架下“一国四席”的独特现象，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的单独关税区。这是以前WTO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四个经济体在主权上虽都属于中国，但各自之间的经贸关系，遵循一般国际经贸规则，受WTO原则的共同约束，形成了“体制接近、规则统一、多边保障”的局面。两岸四个经济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贸交流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然而合作主要是靠市场力量的推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下，人们对此感到不满足，希望寻求一条更合理、有效的合作方式，特别是在祖国大陆华南地区与港澳的合作问题上，大家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在四个经济体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呼声为最高。现在“一国四席”的形势，无疑为探求新的合作方式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尽管港澳台在内地的投资近年来有大型化的趋势，但中小企业仍占较大比重。祖国大陆加入WTO后，这些中小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外大公司的竞争，并且以往享受的优惠政策也随着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而失去。如果祖国大陆给予港澳台更优惠的政策，按照WTO的规定，这些优惠政策同样也要给予WTO其他组织成员，否则就会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违背。港澳台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已达到相当规模，相互依赖加深，有实行某种优惠措施的需要，如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减少区域内经贸交流障碍。香港、澳门、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不违背WTO的相关原则，而且能够使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祖国大陆可以对港澳台的投资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从而保护和促进港澳台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同时，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港澳台依托祖国大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走出经济困境。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其WTO框架下“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在两岸四席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产业分工和互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如祖国大陆提供广阔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发挥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提供完善高效的金融、贸易服务；台湾是全球重要的IT设计中心，在资讯科技、金融等领域发挥优势；澳门在博彩、旅游业方面继续保持特色。

2.两岸三地在WTO框架下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港澳方面来看，港澳是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一般不与其他经济体结盟，单从关税方面来看也没有必要结盟，因为香港进出口自由，除极少数商品外，几乎没有关税。这样，“自由贸易区”这种契约式的经济合作形式操作起来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但作为自由港的新加坡已经与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港澳与祖国内地结盟也应该能够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由于港澳对传统产品几乎没有关税，因此港澳与祖国内地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所区别，应侧重于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展港澳的金融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促进祖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同时还有利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从台湾方面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结盟的前提是台湾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取决于两岸能否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以及随后是否顺利实现两岸“三通”。不过，目前中国已与东盟达成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目标，而东盟在1999年已经向中国、日本、韩国提出了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台湾地区如果孤立于这样的经济体系之外，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3.香港面对祖国内地入世应重新定位

第一，提高贸易、金融等服务水平。面对中国及世界的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内地贸易枢纽的角色毫无疑问将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贸易商是否仍然需要香港这个中介角色，而是当祖国内地更趋开放时，香港所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祖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需要。

面对国外贸易公司进入祖国内地市场的直接竞争，香港公司不单需要提供优良的交易、仓储和分销服务，而且还需要有能力提高、整合和协调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包括在祖国内地和其他低成本地区进行生产活动。它们必须改变以往“左手转右手”的贸易方式，在生产及分销过程的前端及后端，提供设计、市场推广和贸易服务等增值服务措施。

第二，提升香港与祖国内地合作的层次。在过去的20年间，港商在祖国内地的投资构筑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并且初步形成了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雏形。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移已经完成，而祖国内地的市场开发功能，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未有实质性突破，因此，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合作在制度性障碍的制约下，因缺乏新的投资动力而陷入基本停顿状态。香港在自身经济转型中也面临缺乏新一轮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科技、人才与市场的问题。

中国加入WTO后，祖国内地与香港将在统一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运作，香港在祖国内地的投资将更加自由和开放。面临这样的机遇，香港应改变过去“前店后厂”的简单加工贸易合作格局，而与祖国内地进行广泛的合作，积极开拓祖国内地市场，充分利用内地科技人才资源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改变过去港商向祖国内地扩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积极与祖国内地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

4.强化与祖国大陆的合作是台湾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达体加入WTO，与祖国大陆相比其内部产业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由于近年来台湾岛内经济萎缩、产业环境恶化，面对祖国大陆繁荣的市场，许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加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出现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外移，岛内产业空洞化趋势。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两岸没有实现“三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相当比例以经香港中转、转运的形式进行。其中1997年以前经香港转运的间接贸易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这样两岸每年达300亿美元的贸易额，220万旅客人次的运输收入，由于两岸不能直航，货物、商旅的运输均由第三地转运，其中部分利润由香港甚至其他地区所获得，台湾失去亚太营运中心的地位也就在所难免了。

面临这样困境，台湾惟一的出路就是加强与祖国大陆的合作。台湾当局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2002年的新年贺词中已流露出一些意向，并且也正积极拟订加入WTO后两岸三通的有关措施。如果实现“大三通”，不仅会促进台湾的港口运输业发展，维持其亚太转运中心的地位，而且还会带动台湾岛内的经济复苏。

因为对两岸“三通”的预期，许多台商已逐渐将投资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因此可以预见未来长江三角洲的进出口贸易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果两岸实现三通，长江三角洲和福建一带的货物将不再绕道香港而是通过台湾港口或由祖国大陆的一些港口直接付运海外，这将大大增加台湾港口的货源。台湾的船运公司也可以直接参与两岸货运经营。台湾运输研究所分析，预计两岸在2010年全面直航后，届时每年将有224多万个TEU运往台湾转运，比目前境外航运中心每年50多万TEU的转运货柜量要多出几倍。这将与香港港口形成直接竞争，因此，高雄港必须提高配套的服务设施，如设立物流中心来吸引更多祖国大陆货柜和海外货柜。台湾基隆港目前的软硬件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台湾北部地区的运输要求。又因其地理位置接近祖国大陆港口，两岸直航后，运量还有可能增加，因此现有设施必须尽早改善。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以接受海外委托加工尤其是以硬件产品加工为主，这是台湾的优势，同样也是约束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瓶颈。因为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要远远高于周边地区，生产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非常高，这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已经支撑不住制造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硬件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软件产品将逐渐成为未来资讯市场的主流产品。据世界一些研究机构估计，在2001年全球5.87亿美元的资讯产品产值中，软件产值占59%，硬件产值占41%。台湾目前的软、硬件产值比率为1∶10，而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软硬件产值比率为6∶4。这一趋势对以硬件产品为主的台湾电子资讯产业非常不利。台湾必须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制造业向周边地区如祖国内地进行转移，同时下决心改善产业环境，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发展软件产品，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两岸加入WTO为台湾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和可能。两岸可在WTO的经贸规则下，有效地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间的产业转移，推进两岸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对带动台湾经济回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5.祖国大陆应率先采取措施，积极推动两岸四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在四席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祖国大陆要率先作出响应，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与港澳的合作，承诺对WTO开放的领域可以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

如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影响整个国计民生的金融保险、电讯与通信行业，原来在大陆属于垄断行业，只有近几年来才进行市场化改革，其与国际发展水平及市场化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香港是自由港，在某些领域尤其是金融领域已达到国际水平，祖国内地完全可以对港澳地区先行开放，即首先放宽对港澳企业在祖国内地开展业务的限制。这样祖国内地企业可以通过与香港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借鉴香港的做法和经验，大大提高其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适应能力及与外国同行的竞争能力，并顺利平稳地实现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过程，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动荡。另外，祖国内地还可以率先向港澳开放会计、律师、审计、咨询、旅游等专业性较强的服务业，放宽港澳台到祖国大陆投资服务领域的限制。港澳台尤其是香港的服务业在全球都具有竞争优势，如果祖国内地率先对香港开放服务领域，香港企业的加入必将加剧祖国内地服务业的竞争，促使内地服务机构提升其经营管理水平，以有利于减轻日后全面开放服务领域带来的冲击。

如果短期内对港澳台全面开放仍存在障碍，那么更保守的办法是可以选择祖国大陆较为开放、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如广东沿海地区先进行试点。通过在这些地区的试验可以积累经验，进而在全国推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地区一直是全国吸引港澳台投资最多的地区，与祖国大陆其他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因此可以进一步加强粤港、粤澳、粤台合作，为以后两岸四席贸易自由化以及祖国大陆向WTO全面开放积累经验。祖国大陆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采取相关措施，为这些地区加强合作创造条件，解决有关硬件设备和技术问题，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延长通关时间，简化通关手续等等，为日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探索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