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发展模式比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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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香港经济体系以外向型及服务业为主，香港目前不仅是全球重要的货物贸易中心，更是重要的服务贸易中心。本文从沪港两地区经济特征、城市产业发展定位、产业结构形成轨迹、服务贸易发展的制约因素和驱动机制四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沪港服务贸易比较

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国际经验表明，发展服务贸易对优化产业结构尤其是贸易结构并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增加城市综合竞争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服务贸易的发展实质就是一国或者一个城市服务业国际化过程，也是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现代服务贸易的发展以一国或城市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为基础，其核心是信息、金融、电信等高附加值行业领域。服务贸易的发展情况逐渐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因此，国际发达地区以及城市越来越重视服务贸易的发展，以此提升其综合竞争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上海和香港的服务贸易发展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服务贸易从无到有，由小到大，行业领域不断拓展，经济总量有所提高。面临国际服务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与挑战，上海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和优化为指导方针，在加快货物贸易发展的同时，提升服务贸易的质量和效益水平，不断提升上海的竞争力和辐射力。香港作为国际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不仅货物贸易发达，而且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总量较大。CEPA的实施也将为上海发展服务贸易带来巨大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趋势下，很多人提出要借鉴香港的发展经验。其实比较分析沪港两地的发展模式之后，上海与香港在服务贸易的延展上各有千秋，产业布局上也是既有梯度，又能互补。本文通过比较沪港两地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以香港有益的经验为借鉴，提出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发展的战略构思。

区位经济特征及城市定位比较

（一）港——对外依附，非独立的经济结构

香港土地总面积1098平方公里，总人口接近700万。香港位于太平洋地区海、空交通要冲，北依内地珠江三角洲，是个典型的港口城市。香港是亚太航运枢纽，地理位置得天独厚。香港交通发达，京九铁路、广九铁路直达九龙车站，将香港和内地直接连通；区内地铁、轻铁贯穿南北，将香港岛与九龙半岛连成一片。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港构成香港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是我国通向世界的重要枢纽。但由于自然资源缺乏，香港一直以来都以服务业作为经济的支柱。而良好的区位优势则使香港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的集聚地。

从近几年香港服务贸易的发展来看，主要是离岸贸易发展增值商贸服务模式。在香港服务输出各主要服务组别当中，“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组别最为重要。2003年，该组别中的89.5%是与离岸贸易(即“商贸服务”及“与离岸交易有关的商品服务”)有关。香港这种以离岸买卖货品的形式对外输出服务的方式，将各类商贸支持服务进行整合，促使提供高增值服务的贸易商发展。基于香港地理位置优越，基础设施完善，强大的服务业与低税率自由贸易政策，加上法律制度健全，熟悉内地和海外市场的香港贸易商可以在服务贸易中提供包括授权、、认证、设计、技术支持、融资等一系列商贸活动。这种转变单纯的以货物运输传统的港口服务贸易模式，为基于离岸贸易提供更具增值性商贸服务的服务贸易模式，使香港成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国际采购中心。

（二）沪——对外辐射，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我国最大的经贸中心，也是国际著名的港口城市。上海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近代上海开埠后，凭借其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和我国举足轻重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是我国的工业重镇，门类最齐全，工业总产值最高；而且一些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上海，目前，上海正处在建设“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关键的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越来越快，对加快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只处于起步阶段。

但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区位优势仍是明显的，具体体现在：地理位置优越，上海是当前我国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位于长江入海口、我国海岸线中部，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龙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支撑腹地广阔，上海拥有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广阔支撑腹地，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也可视作其腹地，这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国际区位优势突出，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亚太地区正在形成一条由东北向西南倾斜的经济长廊，上海正好位于其中心部位，而且在该经济长廊的诸大城市之中，上海拥有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发达的科技教育，市场容量最大，商业机会最多。

产业结构形成轨迹比较

（一）港——顺势而为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香港产业结构的演进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不但产业发展的总体战略不明确，各个时期各类产业各个行业调整的主线也不清晰，处于自发的变动状态中。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掀起了发展高科技的浪潮，但香港却显得“漫不经心”或“力不从心”。香港政府仍然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无论对于主导产业或发展产业，还是衰退产业，都一律实行平等的财税政策，对那些急需扶植的高技术行业，也仍然以“量入为出”的原则行事，乃至于1997年之前，香港政府甚至从没有动用财政拨款去支持科技开发。

（二）沪——政府作用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制定了“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最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在经济份额中的比重像很多国际大都市一样提到70％以上。但在10多年的实践之后，上海发觉自己还要考虑很多因素。于是，上海决定将产业重心向第二产业回归。过去“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已转变为目前的“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

2004年，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公布《2004年上海产业发展报告》，将上海市委、市政府关于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战略观点、战略重点、战略决策和战略部署公布于众，目的为引导投资和企业决策。其中“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装备制造业升级。以电气行业和船舶行业重组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投资主体多元化、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新型装备集团”的发展思路赫然列在其中。上海的十一五规划中，社会投资总量为1.5万亿至2万亿，而投资的三个重点之一就是制造业基地。“先进制造业”被定位为上海新经济增长点。

进入2005年以来，上海服务业的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变化：上半年服务业增长率上升到9.6%；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制造业利用外资，说明经济驱动发生变化，服务业迎来发展机遇；上海经济亮点之一的高新技术产业中，很大一块可归入生产者服务业；从服务业产业结构来看，出现了多个新亮点，如信息服务业、专业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等，服务业也开始形成特色产业、支柱产业；服务业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出现了产业聚集区、聚集带，一些市郊的经济开发区也开始向服务业转变；服务贸易势头不错，上海的服务贸易占全国服务贸易的18.2%。这些变化清晰地表明上海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的产业架构、新增长点和发展趋势，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战略选择。

从一系列上海政府官方文件可以看出，上海在不断调整发展方向，从一开始的“三二一”产业发展的排序一度转变为“二三产业共同推进”发展战略，再转变为目前的“大力并且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长期以来政府实施政策导向，而非企业自主、自发的要求推进二、三产业的发展，所以上海在发展了一圈之后，又重新提出了对现代服务业的重视来拉动上海经济的发展，同时还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因此，上海在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上，还有一个认识、摸索和调整的过程。

共

服务贸易发展制约因素比较

（一）港——基础薄弱

香港服务业相对膨胀，其它产业相对萎缩，使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了某些失衡状态。1997年金融危机后，香港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暴露出来，导致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和经济的衰退，使香港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滑，由1998年的综合竞争力排名全球第3位下降为2004年的14位。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经济陷入衰退和通货紧缩的原因可归结为：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开始转移到中国内地南部以降低成本和开拓国内市场，在香港重点发展服务业，结果使当时在香港的制造业工人，由90万人减少到25万人，而香港企业在内地雇用人员则多达500万。

制造业的北移，虽然使企业获得更多利润，却造成两种负面结果：一是使香港经济在90年代出现了产业空洞化，不仅损害了过度依赖金融服务业和地产业的经济增长潜力，也因香港产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缺乏根基而危害了服务业本身。二是内地制造业丰厚的经营利润使企业从事科技创新的动力不足。同时香港又奉行对经济的“不干涉”政策以及不重视对科技研发的投入，使香港制造业升级和经济调整缓慢，整个经济更加依赖服务业，尤其是地产业和金融业。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应以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和前提，一旦服务业失去了服务对象，就会变成无本之末，表现出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而以提供境外服务为主的服务业更易受到外部的冲击和影响。

（二）沪——体制、人才制约

上海部分服务贸易产品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虽有一定浮动但基本在国家行政管理控制之下。部分行业的准入限制较多，通信、铁路和航空运输等，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提升自身竞争力。另外，相对制造业而言，上海服务贸易的开放时间较晚，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不足。但随着我国相继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各项承诺的实施，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服务贸易部门逐渐开放，将有助于我国的服务贸易企业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打破部分行业垄断局面，提高服务贸易发展潜能，增强国际竞争力。

法律法规不尽完善也制约上海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中国大陆没有制定涉及服务贸易的一般性法律，部分领域的法律法规仍是空白，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规章和文件来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进行规范。这些规章和文件立法层次低，而且缺乏协调，影响服务贸易立法的统一性和透明度，制约了服务贸易的规范化发展。近年来，随着《海商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我国在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有所改观，但总体来看仍有待完善，需做进一步的努力。

专业人才缺乏是上海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瓶颈。近年来，沪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较快，但会计师、精算师、律师等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仍然比较缺乏，这也直接导致上海在金融、保险、咨询、计算机信息服务、广告宣传和电影音像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贸易行业发展相对滞后，而这些行业是当今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领域。上海要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出口附加值，首先要加快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

服务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比较

对于一个城市服务贸易的发展，战略定位和比较优势都具有相当的外部性，而产业驱动机制则具有内生性，这其实也是沪港两个城市服务贸易发展的核心动力。研究表明，如果要寻求上海和香港服务贸易发展最根本的不同点，研究驱动机制的不同点是最主要的。

（一）港——知识驱动

知识型服务业是香港竞争力的核心。知识型服务业是指主要依赖于专门知识和技能的公司和组织，为社会提供以知识为基础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产业。主要由生产型知识服务业和消费型知识服务业所构成。其中生产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会计服务、金融服务、保险服务、法律服务、咨询服务、研发服务、通信服务、建筑设计服务、技术工程服务、物流服务等；消费型知识服务业主要包括房地产服务、教育培训服务、出版和媒体服务、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环境服务等。

香港近期以来走的就是知识经济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的兴起对香港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几年，香港的主要功能已开始转到“知识引进”和“知识传播”上来，而知识型服务业正是实现这些功能的载体。香港早就明确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建立“知识型城市”城市发展战略。截止2002年，香港服务业已占GDP的86%，并同时提出了要把发展知识型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的构想。可以说，知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是当前衡量香港经济活力和竞争力高低的主要指标。

（二）沪——生产驱动

上海具备生产性服务业驱动型的服务贸易体系。上海城市定位和发展目标中，本身就蕴含着对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要求。上海确立的建设国际四个中心的城市发展目标，其中金融、贸易、航运三个中心均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领域，主体是为生产发展服务的。与香港相比，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驱动模式，是由上海特有的产业基础所决定的，国际产业的全球转移又为上海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这些优势和机遇在前文所述整合效应的作用下，共同形成了上海区别于香港服务贸易战略发展模式。

沪港服务贸易合作的动力和意义

通过对沪港各自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两地在服务贸易发展上各具特点、优劣并存。总体而言，香港服务贸易更发达、服务水平更高、市场制度更健全、更符合国际标准，在金融、银行、保险、法律、会展、影视、广告、物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水平；但是香港目前却面临着服务市场窄小、发展空间有限、且营运成本高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看，服务贸易的发展必须依附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较大的经济规模。上海经济已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具有区域性金融、贸易、制造中心的功能，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重要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而这些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乘数效应将带动现代服务业中许多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为香港服务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通过提供一系列的配套服务可带动香港经济发展。上海服务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虽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2002年已达到50.95％，但其服务层次、服务范围以及服务品种都处于较低水平，所以，上海可借助香港在现代金融、商业、物流以及服务中心的优势，加快整体软件建设，以促进发展。

由此可见，沪港合作的动力和意义很大。由于两地经济特征具有互补性，可通过合作达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的作用；两地在某些优势领域的合作（如金融、贸易），有助于两地优势领域总体水平的提高，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巩固和提高其作为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龙头城市的核心地位，成为两大三角洲和全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开放程度的加深，上海与香港要想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摒弃传统的“零和”竞争模式，吸收新的“双赢”模式，通过加强合作，取彼之长，补己之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通常，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下，任何一个地区的服务贸易都不可能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都有优势，也不可能都处于劣势。服务贸易要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权衡考虑价值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保留和控制自己处于优势的环节，对处于劣势的环节则可以通过联合、合作等形式发散出去，这样有利于利润最大化和经营目标的实现。按照上述观点来看，沪港两地可以充分发挥各自在服务价值链不同环节中具有的优势，并通过合作取长补短，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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