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分布格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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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西在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各个阶段都演绎过精彩的过往，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数量多、类型丰富，广泛分布于全省各地。在梳理省域山川地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类型特点的基础上，从行政建制、战争军事、交通商贸、重要资源四个角度分别分析其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形成发展、空间分布所产生的影响，从而更清晰地建立全省历史文化遗产体系，明确各类遗产独有特质之下的内在逻辑和区域之间的历史关联，为生态文明理念下魅力国土的建立做好理论研究基础。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体系；行政建制；战争军事；交通商贸

1概述

山西省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是古代民族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发生地、是世界重大贸易往来的重要连通地，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全面而深入地观察这些文化遗产，从其文化特点、所处空间、产生时间、变化轨迹等方面综合分析，会发现省域范围内同一遗产类型常常表达着不同文化内涵，而其空间分布又与其他遗产类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数量众多、种类繁多的文化遗产中，拨开遗产本身厚重历史信息量的迷雾，从遗产的空间分布中追寻历史的轨迹，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山西省历史文化遗产的成因和相互关联，也有利于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建立中魅力国土的营造，在即将广泛开展的山西省各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充分体现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本文从行政建制、战争军事、交通商贸、重要资源四个方面解析其对全省文化遗产体系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和遗产空间分布特点。

2行政建制主导下的功能型遗产空间分布特点

2．1城镇建设南起北扩逐步完善空间结构

山西因东界太行、西南黄河、北部长城的阻隔而自成一域，行政区划范围一向变动较小，也因山河天险易守难攻，是不管朝代如何更替都极其重要的地域。春秋战国时期，山西省域范围内的部落都邑，主要集中在距离周王朝政治中心较近的晋南地区。其选址除考虑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最主要的建设因素则是行政建制设置的需求，同时考虑战略防御和生活生产资源对政权中心城市的供给。秦汉时期，与匈奴对峙冲突的频发和戍边需求的增加促使晋北地区大量筑城，白登之围后，汉朝对匈奴防守为主，在晋北修筑了大量防御城市，如平城、武州（今左云存有汉城遗址）、崞县（今浑源存有汉古崞县遗址）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大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政权频繁更替和国家分裂也导致筑城活动增多，这一时期建设的城池保留至今的仍有长治古城、平定古城、朔州古城3处。隋唐时期国力强盛，行政建制逐渐稳定。唐太宗时期实行道、州（府）、县三级等级体系［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大量聚集，加之防卫需求，城市多有扩大，出现城套城的城池形态。今天仍可在新绛、长治城中寻得双城痕迹。明代山西既是朝廷抗击北方元政权残余势力的战场，又是汉蒙民族之间进行互市的场所。许多历史城市在这一时期定型，城市体系更为完善。晋北形成了防御型城镇群，晋中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商贸型城市，晋南出现了新的中心城市运城。从先秦王城遗址，到魏晋都城、隋唐州城，再到明清商贸城镇，不同时期统治政权在山西省域范围内的行政建制设置，都对当时的城镇结构和现在的文化遗存产生着深远影响，由南向北，全省城镇空间结构逐步完善。2．2城镇发展功能基础衍生不同文化类型晋南地区土地肥沃，耕作条件好，诞生了最早的农耕文明和众多聚邑，也由于农耕文明对民众精神寄托的影响产生了独特的文化遗存类型。晋南地区普遍留存供奉后土、稷王、东岳等山川土地农田神灵的庙宇，体现出区域民众对主导原始农业、自然山水的神灵崇拜的传统思想。摘录运城市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中此类型建筑如表1所示。秦汉时期北方城邑的设置大多赋予了军事防御的职能，南北城邑职能的分化，也伴随着精神信仰不同的发展方向。东汉末年，张陵创立道教、佛教兴盛于中国，儒学、佛教、道教一直在融合与冲突中发展。十六国时期，入主山西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推崇儒学和佛教的结合，以取得汉族士人的支持和百姓的合作。北魏中后期，孝文帝提倡佛教义理之学，是儒学和佛教在政治层面上的一次结合，大致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重佛南重道。摘录运城市和大同市省级以上文保单位中信仰类建筑如表2所示。

3战争军事需求下的专有型遗产空间分布特点

3．1全域城乡建设贯彻战争思维

秦汉至隋唐，国家政治中心在西安、洛阳等地，五代以后各朝首都主要在开封、北京等地，除少数政权南移，山西始终位于首都的临近地区，是国家中枢的重要屏障；同时也是匈奴以降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民族的交汇交融地，历代都有着频繁的政治冲突和经济交往，所以历代王朝都特别重视山西地区，屯兵储粮、强化管理，作为其军事防御的前沿要地，平城第一锁钥、晋阳第二，皆失，则中原危。故而，省域范围内城镇村堡建设都深受军事防御思想的影响，在其选址的防御考虑、空间的闭合性，以及区域配合等方面均有体现。

3．2晋北集中产生军事文化遗产

明代防御西北部元朝草原旧势力以及后起鞑靼、瓦剌部成为了北方战争的主要任务。明太祖时期，设山西都指挥使司，驻太原，领九卫；设山西行都指挥使司，驻大同，领十二卫。明成祖时期，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一线上先后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九个军镇，称“九边”［2］，山西地区，以大同为核心，修内外两重长城，设内外三关，将整个晋北地区变为一个巨大的战略防御区，这一时期的晋北地区，卫、所、堡、寨林立，成网状军事战略结构防御着山西以外的游牧民族。国土安全建立的可靠防御，也为贸易交流安全提供了一定保障，所以防御功能最重要的关口往往也是商贸流通最重要的出入口，晋北、冀北地区成为北出长城最便捷的区域，以杀虎口为例，清代人口最多时居民5000户，加上外地商人、驻军，一度超过5万人。

3．3小结

山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山川优势使之成为天然的战场，遍布全省的各种物资资源又使之成为一个后天的便利战场，在历代朝政开疆拓土的博弈中占有重要地位，无数战争一遍遍抹平前人留下的军事智慧，又构筑新的攻防体系，虽然留存物质遗产不及其他类型数量多，但在山西社会文明、文化经济发展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战争军事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影响可概括为：地位突出、毁建频繁、自成体系。

4交通商贸推动下的线网型遗产空间分布特点

4．1陆路商贸交通产生线性遗产城镇

山西比较成规模的战道体系有两处，长城战道和太行八陉。长城最初的功能是为了阻断交通，建起人为的分界线，然而，伴随着长城的建成和使用，新的交通体系也诞生了，战争时服务战区需要，和平时服务长城内外的商贸互通。太行八陉是在南北绵延400余千米的太行山脉中形成的八条东西向孔道，如此难得的天险之隙，自然会成为军事防御的重要节点和资源流动的重要交通。经过历代经营，各陉的险要位置都设置了关隘，便于攻守防御。每条陉道都因在不同时期承担过重要军事职能而留下丰富的军事文化遗产，也因在和平时期承担着山西与华北平原物资互贸的职能而留下丰富的商业文化遗产。战道交通体系上历史文化遗产，兼具战争与商贸双重特征，也因战事未知，遗产类型大多规模偏小。山西省域范围内，因地理位置重要，很早就形成完备的官道交通体系，其中京陕驿道和晋豫驿道对省域历史文化遗产的线型带动最为突出。京陕驿道的雏形最初形成与春秋时期，到唐代，太原和长安之间联系频繁，京陕驿道成为贯通山西南北的重要通道。这条道路连通山西东部、从中部贯穿晋中盆地和临汾运城盆地，沿线众多政治、军事、商贸重城镇，至今都是山西省重要的文化经济线路。晋豫驿道成熟于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因官员冬居洛阳、夏居平城，频繁往来于两京之间，形成当时重要的官用驿道，沿途留下众多同时期的石窟及摩崖造像。万里茶道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对国内国际产生重要商贸影响的一条商道。万里茶道始于福建崇安，穿太行陉从河南进入山西境内，经泽州、高平、长子、屯留、沁县、祁县、太谷、徐沟、太原、阳曲、忻州、崞县、代州，出雁门关、过山阴，与怀仁黄花梁分东西两路，东路经大同、天镇到达张家口，西路经左云、右玉出杀虎口至归化城。伴随着茶路的成熟，票号业应运而生，清代中后期形成了太谷、平遥、祁县、介休等全国性的商贸重镇。

4．2水路商贸交通发育点状遗产城镇

山西可用做交通的水系主要是黄河和汾河，漕运、商运、或百姓出行。历代都沿黄河设置码头，有防御型的军事渡口、有商业运输型的商业渡口、也有大型枢纽型渡口，依托渡口，大多有商贸型城镇产生，如巡检司渡繁荣了河曲，并与合河关共同组成晋西重要军事防御地；碛口渡繁荣了碛口镇；蒲津渡繁荣了蒲州。汾河上发展起来的城镇，代表则属新绛。

4．3小结

交通传递行为，行为带来变革，变革促进发展，山西交通，尤其因商贸流通兴起的交通，多从民间自发形成，相关文化遗产类型历经漫长岁月逐渐形成，并与社会生活高度融合，传承状态相对稳固，且常出现同一线路上距离虽远类型相关的文化现象。交通商贸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影响可概括为：自下而上、线性相关、文化融合。

5重要资源支持下的稳固型遗产空间分布特点

5．1生活资源是遗产丰富化的基底

晋南地区由于农田水利发达，自古就是王朝重要的粮食供应区；晋北地区从明代开始屯田供应军需，逐渐发展了稳定的农业，从而支持了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公元前2700年，山西地区的森林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3％，大面积的森林起到了涵养水源、减缓黄土风化和水土流失的作用，使土壤中保留了大量矿物质和有机质，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同时，也为古代建筑业发展、城市扩张提供了建筑材料。西汉中叶，龙门—碣石农牧分界线正式提出，山西农牧经济“南农北猎、南农北牧”的格局形成并持续保持。农田、林地、草场等生活资源的分布决定了社会经济生活的上演地，生产生活方式又奠定了区域文化基底的差异和表现形式的不同，是至今山西南北各类文化差异的原初动因之一。

5．2生产资源是遗产特色化的支撑

盐、煤、铁是山西蕴含丰富的生产型资源，在不同时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产生了众多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从新石器时代始，山西的第一大资源就是“解盐”。运城盐池，古属解州，盛产池盐，历代都是皇家特贡。盐池的兴衰也一直是带动晋南地区城镇建设、商路通衢的重要因素。蒲津渡的扩建与消亡、蒲州故城的衰败、运城市的兴建都与盐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山西蕴藏煤矿丰富，汉代，煤炭就被广泛用于冶炼［3］；明清，晋煤开始运销至陕西、河南和内蒙古一带。煤炭还作为一种主要燃料助推了其他手工业的发展，其中就有历史悠久的冶铁业。山西省博物院藏太原市义井出土的春秋时期的铁凿、铁斧、铁刀各一把，说明山西冶铁业生产至少开始于此。唐代蒲津渡铁牛、北宋晋祠铁人代表了当时冶铁工艺之高超。铁资源的运用，支持了兵器需求，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诞生了铁器制作的手工工业，对山西历史诸多方面的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

5．3小结

自然资源的演变相对于人类社会是漫长的，一代人或者几代人对资源的依赖性变化不大，生活资源、生产资源都会缓慢地塑造一域社会形态和文化遗存的类型，并通过对自然变化的适应和对资源的延续利用实现文化的传承。重要资源对山西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影响可概括为：屯田减林、沧海桑田、资源延续。

6结语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街区、历史建筑、各级各类文物、工业遗产、各级各类非遗，以及没有列入任何名录的相关文化遗产，都是组成历史文化遗产体系的内容。通过提炼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山西省历史文化遗产体系，可以建立全省文化发展在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上立体展开的图景和脉络，可以清晰梳理全省文化现象形成的内在动因和外在影响力作用，找出省内不同区域文化遗产的差异和关联，更扎实地做好基础研究工作。

参考文献：

［1］杨茂林．山西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65，719．

［2］李海林．明代大同镇边防体系研究［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24－28．

［3］柴国生．中原地区汉代煤炭利用的新发展［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5（5）：70.

作者：温俊卿 单位：山西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