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的历史溯源及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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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文化作为人文文化的“子集”，是对理性和真理的皈依和追求。理性源于古希腊哲学，虽植根于宗教，但追求至真和至善。理性文化融入伊斯兰宗教系统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雏形，随后在天主教中确立了双重真理论，为宗教服务。人类现代化进程开启后，科学文化的轮廓逐步清晰，开始影响政治经济并重塑了人类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当代的科学文化面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我们需要在科学与人文一体化的视角下探讨人类价值问题，强调科学文化求真和求善的价值观，推动科技及人类文明向前迈进。

关键词：科学文化;理性;人文文化

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越来越离不开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向前推进也要求所有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广泛而合理地应用。从科学的社会化和国家化进程开启之时，科学价值就与社会价值和国家意志捆绑在一起，并长期或始终被后者主导。现在，唯科学主义、反科学主义、科学工具论、技术价值中立等诸如此类的观点针锋相对，如何客观、全面看待科学技术在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有效引导科学研究，合理解决科学技术负面效应带来的争议，是审度当代科学技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科学文化是反映与引导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具体特征的文化形态，本文基于科学文化的历史性研究，以揭示理性与科学文化的时代特征，并阐明科学文化的当代价值。

一、早期希腊理性文化

凡人之思想、行动及后果、产物，皆为人文。科学通过理性实现人对自然的理解，包含理论研究、改造世界的方法与目的等内容。在此意义上，科学即人文。科学文化作为人文文化的“子集”，根本特征在于对理性和真理的皈依和追求。古希腊是理性的发源地。古希腊时期，人类对于自然界的理性思考便已开始，尽管受制于宗教，往往带有粗糙的神学猜想、玄学臆测的性质。希腊宗教带有“理性和伦理”的双重底色，荷马等人创作的神话传说既有试图讲述伦理道德的“诗意的想象”内容，也有简单解释世界起源，蕴含着理性文化的成分。“希腊哲学从神话开始到衰亡，再到通神论思想和狂热的崇拜，最后注重伦理和神学的讨论，诸如人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人对上帝和世界的关系、以及人的堕落和赎罪。”[1]在宗教的浓厚土壤中，探索世界、研究自然的哲学思考出现萌芽，这种哲学思考在形成之初便带有丰富的理性意蕴。这一时期，热衷于学习研究自然知识的通常有两类人：制造工具的工匠和对探索自然感兴趣的哲学家。前者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关注技术实际应用，后者试图借助理智了解大自然的本质规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概括，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等）、“应用科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创制的科学”（有关机械生产和艺术创作的知识）。（[1]，pp.82-83）但即便是数学、物理学等学科，都不可避免地披着宗教的外衣，例如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成立了宗教、政治、学术合一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团体相信数是众神之母，依靠数学可以使灵魂升华，与上帝融为一体，上帝通过数来统治宇宙。概言之，古希腊哲学家们身上，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可以辨认出理性的发展轨迹和大体轮廓。自泰勒斯（Thalês）提出世界本原问题之后，一方面，赫拉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分别提出“逻各斯”和“奴斯”，推动古希腊哲学走向以流变领悟不变之路，使理性跳出感性世界束缚，赋予世界以秩序和规律，两者的结合形成了古希腊最初的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巴门尼德（Parmenides）为代表的哲学家则否认了前者，提供了探索理性的另一条进路，认定人只能凭理性来把握存在以此求取真知，以理性能否思想作为哲学真实性的判断标准，把泰勒斯开创的探索世界本原的思想转化为获取真知的理性主义哲学。亚里士多德作为理性之集大成者，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古希腊哲学的巅峰。他在深化了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后，把理念转化为实体，最高实体是“纯形式”，即最高真理、最终目的，“确定分离的纯形式的存在方式及其本质，是第一哲学的任务”。[2]由此，希腊自然哲学家开启了通过经验观察建立知识体系的道路。但亚里士多德铺设的这条探究宇宙本体、求取知识真理之路中并没有把实验纳入其中，对归纳法亦缺乏系统思考。在古希腊探索认知领域的求真之时，道德领域的求善也在同时发展，两者往往是相互融合的。自苏格拉底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学派、伊比鸠鲁学派均高度关怀道德伦理问题。苏格拉底提出“美德即知识”，探讨了道德观念与真知之间的关系，后来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为代表的德性伦理学是古希腊人文文化的明晰展现，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种德性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斯多葛主义、伊比鸠鲁主义、怀疑主义、折衷主义代表不同的人生处事方法论。这种以德性为基底的人文文化启发古希腊的理性文化达到了至真和至善的统一。由上观之，理性文化在古希腊的人文文化中萌芽，同时又隐含或依附于宗教神话等其他文化之中（如图1）。此时对理性的探索，在公元前6世纪和5世纪还只是混乱的自然哲学传统，在公元前4世纪开始系统化、逻辑化，到公元前3世纪开始专门化，但很快便衰落了，也很难把这一时期对理性的探索与宗教截然区分开来。

二、信仰时代的科学文化

从公元39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和唯一合法宗教起，人类文明进入了长达10个世纪的有组织的宗教信仰时代。在这一千年时空中，古希腊世界的理性文化经历了短暂的衰败后，随之在世界更大范围内传播、恢复，并与各地的宗教信仰交流与融合。尤其在伊斯兰文明中，古希腊理性文化融入伊斯兰宗教系统形成了工具理性的雏形和处理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独特理念（如图2），成为后世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天主教信徒们汲取智慧的泉源。虽然佛教、拜火教、伊斯兰教相继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但不同的文明均构建了宗教信仰体系。有文化的知识阶层作为这些宗教信仰中的重要成员，充当了古希腊文化的继承者和推动者，根源于埃及、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随之广为传播，在9-11世纪的伊斯兰教文化中汇聚并达到巅峰，伊斯兰文明迎来了科学的“黄金时代”。伊斯兰文明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并不仅仅是代数学、光学、天文学、化学、地理学等具体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理性主义、双重真理论等思想，伊斯兰教穆尔太齐赖派（AL-Mu'tazilah）把柏拉图提倡的人性之理性与阿拉伯文明中的宗教传统相结合，开启了伊斯兰理性主义之先河。由于《古兰经》中有许多含混不清的表述，穆尔太齐赖派面对如何理解《古兰经》以及如何依据《古兰经》的精神解决新问题时，驳斥了一切试图将“真主”人格化的宗教解释，而将其置于纯精神的理性神地位，[3]诉诸理性给出问题的答案，这一学说后来被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钦定为官方学说在伊斯兰世界广为传播。在处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时，穆尔太齐赖派提出了颂扬理性的双重真理论，认为“哲学通过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得到的真理和宗教通过天启和经传得到的真理‘都是真理’”，两者矛盾时应相信哲学的判断。[4]双重真理论明显是对希腊哲学家的理性神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将原始的自然崇拜引向了开启了后世欧洲基督教的“自然神学”。遗憾的是，穆尔太齐赖派学者最终无法调和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最终被回归信仰、拒斥理性的新罕百里派（AL-Hanbaliyyah）替代。理性主义和双重真理论虽然在伊斯兰文明中衰落，却随着大翻译运动在12世纪流传到欧洲，改变了欧洲人对待信仰和科学的态度。在此之前，宗教的阴霾笼罩着欧洲大地，教会是上帝在世俗世界的“代言人”，是天启真理的掌握者与阐说者，“信仰贯彻始终，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王冠，是至高无上的科学。”（[1]，p.175）理性在如此这般的教义中被宗教人士工具化的运用，圣人奥古斯丁（SaintAugustinus）把科学定性为神学的婢女，科学的价值和合法性在于研究自然现象希望可以服务于更高的目标，理性成为注解圣经的工具。“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是正确的东西，并且很适合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不应当害怕他们；我们应当把他们当成不正当的拥有者，把他们说的话取来为我们所用。”[5]当大翻译运动使古希腊经典在欧洲重见天日，科学用来解释神学真理的功能日益强大，一些近代科学知识开始有所显现，如罗伯特•格罗斯泰斯特（RobertGrosseteste）对透镜折射光的研究、让•布里丹（JeanBuridan）和尼克尔•奥里斯姆（NicoleOresme）关于冲力的研究等等，神父们认为这些卓越的理性思考可以更好地为上帝服务。科学的婢女的地位一步步提升，双重真理论在欧洲也逐步流行开来。

三、科学与技术和资本的结合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培根在他的著作《新工具》和未完成的小册子《新大西岛》中构想了一个科学乌托邦，其中描述的知识社会和科学的运作模式与当代世界的科技强国和大科学时代来临后的科学共同体极其相似。相比于亚里士多德，培根的突破之处在于极大地提升了实验的作用，并提出了较为完备的归纳法，在《新工具》中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在更深层面上，培根为科学赋予了价值蕴意：道德哲学问题的解决须要建立在自然哲学问题的解决之上，科学技术要共同携手为世俗生活中的“人类生活增添财富和新发明。”[6]后世的科学家们，如波义耳、牛顿等人，在培根思想的指引下，创立了“为造福于人类之安逸”的皇家学会、引发了科学革命，英国的工业家们开启了工业革命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走向了现代化。但是，培根梦想的实现在现实中并非是连续的、不间断的进步，事实上是颇为复杂、迂回和坎坷的过程。1.科学文化与宗教文化的分裂。这个过程的第一步，始于认识论层面科学与宗教的逐步决裂，水晶天球宇宙模型的彻底破灭。科学革命时期的先锋人物，从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到波义耳和牛顿等人，如同中世纪的思想家，均是虔诚的教徒。哥白尼本人是当地教区的教士长，波义耳等人致力于把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便于向居于文化基层的普通信徒传播。然而，同样是集教徒和科学家于一体的科学巨匠，何以伽利略、布莱士•帕斯卡（BlaisePascal）等人如伊斯兰教和中世纪后期欧洲杰出的思想家一般遭遇理性和信仰的冲突，而波义耳和牛顿却可以跨越这一心灵障碍一往无前地推进科学探索？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天主教在处理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时依然延续着中世纪的双重真理论。然而，当理性探索的成果超出了信仰可以提供庇护的范围，两者之间的冲突必将爆发。伽利略，这位虔诚的天主教信徒，面对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艰难地选择了相信理性，从唯理智论的角度理解上帝，最终导致了被宗教审判的悲剧。而在17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后的英国，波义耳、牛顿、威尔金斯等人却另辟蹊径，以唯意志论构建起的新的神学世界观为基础开启了科学革命。唯意志论神学基石之上的自然哲学把自然和《圣经》当作上帝留给人类的两本大书，对于上帝已经有明确的启示或暗示之处，要么听从上帝的安排，要么通过实验和观察来明确上帝的“暗示”，实验哲学由此得名；而对于缺乏明确的启示或暗示之处，就“以理智衡度真理”，“构想一个假说，……然后通过检验以察看种种现象是能还是不能由此假说来澄清”。尽管这样做常常出错，但利用经验来进行纠偏，却可以促使人类理智在错误中前进。[7]由此开始，英国近代科学的先驱们以唯意志论的方式巧妙化解了理性与信仰之间无法调和的冲突，实验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得以确立，实验哲学的价值取向在英国新教信徒中创造出科学革命的奇迹，科学文化终于以清晰的轮廓、独立的姿态出现在人类文明中（如图3）。科学革命赋予的荣光从英国迅速向欧洲大陆蔓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并以这场革命的缔造者始料未及之势给予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念致命一击。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伏尔泰、休谟、埃蒂耶那•孔狄亚克（EtienneCondillac）率先扛起了理性的大旗，以自己的哲学、科学方法论或形而上学替代了波义耳-牛顿思想体系中的自然神学，抹去了唯意志论神学底色，促使科学真正着陆于世俗世界并嬗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7]，p.74）此时的科学文化正以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发展壮大，虽然还有一定宗教文化的成分，但与后者的交集越来越少（如图3）。科学家们围绕牛顿的研究范式开展工作取得了卓越成果，实验哲学的科学传统获得科学共同体的广泛认可并逐步渗透到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化学、生物学等各类自然学科纷纷迈出自然哲学的大门自立门户、确立各自的学科纲领完成学科的独立，科学走向了职业化和专业化发展道路。2.科学文化作为世俗世界的力量。理性带来了科学领域的革命之时并未止步不前，而是锚定在世俗世界开疆破土。在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宗教这一人类文明舞台上昔日的主角沦落为配角，科学伴随着工具理性的盛行成为当红明星，政治、经济等其他配角也登上了这一舞台与科学相互作用创造出了令人振奋的新文明，我们所谓的现代世界应运而生。培根强调的科学具备巨大的功利价值、伴随着技术带来对世俗社会的颠覆力量，在工业革命、军事战争和海外贸易中化为现实。清教在宗教改革中成为英格兰国教导致宗教信仰的剧烈分化，资产阶级革命、王政复辟和光荣革命为英格兰塑造了独有的政治包容，这些都为科学的生长保留了生存空间。英格兰的工业领袖狂热地追求技术革新，积极把科学运用于工农业生产，获得了巨额利润，并以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当科学在现实生活中被视为比宗教更有用的提升生活质量的工具时，更多的人接受科学思想和方法并愿意投身科学研究，普通老百姓更愿意把子女送去能接受科学教育的新式学堂，工具理性获得广泛认可并空前繁荣，民族理性由此提升。战争也是决定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17世纪英格兰的战争频繁导致火器首次超过佩剑成为主要的战争武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中就尝试计算空气阻力对弹道轨迹的影响，杰出科学家的研究带动了整个科学共同体乃至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大众对类似问题的关注，沙维里（Savilian）的天文学教授约翰•格里弗斯（JohnGreaves）及鲁伯特亲王（PrinceRupertoftheRhine）都在持续研究火药和枪械，皇家学会在17世纪所做的研究大约有10%与军事相关。[8]此外，英格兰的殖民扩张也极大地影响了科学家们的研究旨趣，18世纪皇家学会关注的领域从天文学和物理学向博物学转移，时任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Banks）的全球博物学采集网络中，采集者的分布和构成情况背后暗含着帝国战略，采集者作为帝国的人运用博物学在新发现的世界中构建欧洲主导的秩序。[9]3.科学文化对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重塑18世纪末期，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就敏锐地注意到了西方智识价值体系正在发生改变，这一改变体现为：物理学与数学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已经取代了纯文学作为一个杰出的学术形式的地位。[10]在理性的世纪，自然科学、道德伦理、价值喜好等等世间的一切实存都需要在理性的法庭自证其合理性，科学文化亦随之取代宗教文化，上升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范畴（如图4）。科学文化植根于欧洲社会的核心文化价值理念后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拓展疆土，实现了对人文文化的制度化重塑。自19世纪起，近代科学的理性和实证主义研究传统催生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通过科学来确立自身独立的学科地位。被尊称为“社会学之父”的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坚持统一的科学观，认为社会同自然并无本质的不同，主张用观察、实验、比较这些自然探索采用的普遍方法来研究社会学，从而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这一研究纲领成为此后100多年来西方社会学发展的主流。[11]众多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兰克史学传统）亦前仆后继，效仿社会学，在学科体系中容纳了科学思想，最终完成了人文学科的现代化。至此以后，神秘主义、玄学、神学逐渐被放逐到彼岸世界，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不断趋于完善，对于具体事物的试验、归纳方法以及对于抽象事物的数量分析、逻辑演绎已形成科学研究的规范性“范式”。一言以蔽之，科学技术的作用、地位在不断上升。当代的科学文化在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两个维度已形成了不同科学共同体之间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1.科学文化在工具理性维度的冲突。二战后，科学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学科分割，科学家个体研究也越来越不具可能，而是逐步形成了基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专业需求的团体化研究形式，自然科学研究也大致呈现出实证归纳和逻辑推理两大主要特征。以实证归纳为特征的科学通过各种仪器，观测试验结果，进行数据分析，验证科学家提出的种种假说，揭示世界中的因果规律，如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Rutherford）开创的原子核物理学。以逻辑推理为特征的研究大都基于已有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重要成果，进行“思想实验”、推理、论证，提出一些假说，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霍金的黑洞理论等理论物理学成果。这些现代科学研究持续推进了人类更深入地理解自然界，甚至颠覆了近代科学使人类对世界和宇宙有了全新的认知。从物理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中，不难发现科学求得的“真”实际上是相对的“真”，是对于客观世界存在规律的近似正确的反映。在如何理解自然界、揭示自然规律的层面，一方面当代科学更加强调实验的重要性，追求实验精确度的提升，先进仪器设备的竞争日益凸显，科学文化由此表现出明显的“量化”趋势；[12]另一方面是灵感、天才的设想式的“大胆假设”以及经验理性的“小心求证”，理性的科学文化由此一定意义上包含了非理性因素的偶然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结论总是基于有限的数据统计的合理分析基础之上，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例如经济学提供的假设模型用来解释某个经济现象，以及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流派根据处于“流变”中的社会现实理性地归纳出观点各异的理论体系，孰是孰非只能在人类不断变化的实践活动中进行验证了。幸运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争论是复数的工具理性之争，已不再是理性与信仰之争。2.科学文化在价值理性维度的冲突。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本不断高昂化，科学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寻求各种资助，或是国家的有力支持，或是私人企业的强势投资，由此导致了科学容易受资本、意识形态等外在因素影响的可能。当代的科学文化的伦理维度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科学文化的实用性愈来愈突出。企业家会考虑科学技术成果大批量生产后能否获得利润。基础研究的风险越来越高，以至于科学家个人难以承担，只有政府才能负担得起。[15]但是基础研究相比之下进展缓慢，导致政府会更青睐能够满足国家安全、经济腾飞之类需求的科学研究，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每况愈下。美国对基础研究的资助自1967年达到峰值后就在持续下降，科学文化的实用导向逐渐加剧。二是基于不同的价值理性试图规范科学的未来走向。随着人看似“理性”地改造自然进程的激烈推进，对科技不同角度的价值思考也引发了种种热议。原子核核裂变技术演变为杀伤力举世无双的原子弹，爱因斯坦联合众多科学家发出禁用这一战争武器的倡议，有些当代科学家则认为原子弹的庞大威力也制止了后来的冷战上升到热战；时下备受争议的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犹如刚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乐观者认为人类的春天已至，悲观者看到了未来人类受机器奴役的潜在威胁。当代的著名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J.Sandel）基于宗教与伦理的理由，也对基因技术进行了深度反思。[14]科学的未来需要重新强调理性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位置，并与伦理学、政治学等其他规范力量携手向前，这已是普遍性共识。在可预期的未来，科学文化的作用决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如何更为精确地理解世界、如何合理地洞察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科学文化以“追求真理、追求至善”为最高价值，恢复科学理性对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基本地位，[15]在科学与人文一体化的视角下探讨人类价值问题，思考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方是人类文明向前迈进、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高洁 单位: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