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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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国中古时期曾多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起点城市。10世纪后，西安没有再成为古代王朝的都城。21世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有关“一带一路”历史、考古、文学、教育、文化产业等多方面问题受到学界关注，“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西安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活跃态势，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教育与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宏伟战略构想，旨在沟通世界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原型来自中国古代与世界友好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号角吹响，这座古老的城市正焕发出崭新的青春活力，对“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1月8日至10日，2018年“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宾馆隆重召开。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由西安市教育局、西安文理学院主办，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古都学会、《唐都学刊》编辑部承办。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古都西安，研究西安在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展示古丝路起点城市西安的考古成果，寻找现代教育、文化交流途径，商讨加强西安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雷英杰，副校长耿占军，西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安广浩，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王炜林，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萧正洪，巴基斯坦学者阿里•格尔扎尔(AliGulzar)等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分别致辞。西安文理学院副校长王晓萍主持了开幕式。会议围绕丝路历史与考古、丝路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丝路教育交流与文化产业研究等议题，通过大会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学术考察等方式，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理性而热烈的交流，深化了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一带一路”研究的理性思考

“一带一路”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学术界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关于“一带一路”研究论著以几何级数增长，呈现井喷态势，随着具体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着力于理论探索。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黄留珠先生主张加强长安学研究，他认为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强盛王朝的故都，是西汉与大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还是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长安学的研究;同时认为，周秦汉唐治理国家的经验，汉唐帝国对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管理，都可以给大西安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长安学研究的某些内容，可直接供大西安建设参考。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朝合著的《碎片化研究的整合:丝绸之路研究的立足点》关注丝绸之路研究的整体性，认为作为历史现象的丝绸之路，其本身是由诸多“碎片”构成的，与此相应，目前丝绸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的倾向，应对丝绸之路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从而实现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认识。西北大学袁勘省教授和研究生祝明英等也关注到了丝绸之路整合研究问题，他们在《基于GIS丝绸之路遗址群区域合作发展的空间布局》一文中，首先从申遗的丝绸之路中国段22处遗址点出发，以县域为单位，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县的遗址、交通、经济、人口数据进行采集和整理，分别计算各县的遗址资源优势度、交通优势度、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构建出遗址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预测了丝路中国段遗址群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趋势，并据之将丝路沿线地区划分为若干合作区，按照每个合作区的中心城市类型划分为口岸经济依托型、区域经济依托型、政治经济依托型、旅游经济依托型、交通经济依托型和旅游交通依托型，为丝绸之路沿线遗址资源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西北政法大学李清霞教授在《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理念、新视角》一文中，主张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丝绸之路，把西域作为独立的主体性存在，以新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关注由于商贸、战争、自然灾难、文化交流等原因而导致的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关注生存、活动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土著和移民人群，不但关注他们所起到的联通、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还应关注他们创造的丝路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裴孟斐和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管理体制现状研究》一文，根据SWOT分析法和汉长安城特区的实际情况，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现状展开研究，本质上是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全方位展示了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优势、机遇及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历史文化考察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研究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在《汉代河西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丝绸之路史视角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秦汉时期，长城既是军事防御体系，也是重要交通体系。自霍去病击败匈奴，汉武帝在河西置四郡，长城防务体系延伸到连接西域的地方，河西走廊在外交史、军事史和边疆行政史上的意义益显突出。这一地方的交通格局与民族关系，关系到汉王朝西北经营的得失成败，也影响着东亚与中亚的文化交往，影响着世界文化史进步的历程。西北师范大学徐桂彬关注陇右地区，在《张骞初次西使时的陇西郡境探析》一文中，他指出张骞西使第一站的陇西郡地处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接地带，其郡境在战国秦汉之际时有变动，张骞初次西使时陇西郡辖29县，秦陇西郡所领21县中至少16县属张骞初次西使时的陇西郡境。韩国学者琴载元对汉长安城展开研究，其论文《西汉时期渭水桥梁与首都区域管理》从渭水桥梁遗址发掘所见汉长安围绕渭水两岸设计之特点出发，认为尽管汉长安城位于渭河南岸地区，但实际上是为总括渭北地区而设计的，这种“渭水贯都”的特点继承自秦咸阳，并延续到到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陕西师范大学李宗俊教授关注丝路南路，其《唐蕃道部分地名疏证》一文由《唐王待封墓志》出发，结合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印证了唐与吐蕃殊死争夺的石堡城在黄河以南，遗址为今甘南卓尼县羊巴古城。并确定了尉迟川与苦拔海、王孝杰米栅与素罗汗山、莫离驿、墨离川、墨离海、公主佛堂与大非川等关涉唐与吐蕃关系的重要地名之所在。陕西理工大学梁中效教授《唐代的褒城和褒城驿初探》一文认为唐代的褒城是褒斜道的咽喉和枢纽，是长安与成都千里秦蜀古道上的战略节点，褒城驿在褒斜大道南端褒谷口的褒河西岸，与褒城县相互依存。商洛学院李雪峰《北宋时期西夏与辽朝的交通干线“直路”的开辟与作用初探》一文指出:“直路”是西夏李继迁至李元昊时期开辟的一条联通夏辽首都的驿道，是西夏、吐蕃、回鹘与辽往来的干道，草原丝绸之路西南路，西夏东部道路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还尝试打通历史朝代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与交通路线展开研究，如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教授在《西安古城墙的功能演变及科学定位》一文中指出，西安城墙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唐长安皇城基础上拓展重建的，是中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历史最悠久的古代城垣建筑，应把城墙围成的古城区———隋唐时代的皇城与部分宫城作为一个整体来建设，规划建成古城西安的文化核心区。扬州大学韩春鲜教授在其《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变迁》一文中认为历史时期丝路交通线随气候变化曾发生空间变化，形成随交通线路变化的文化遗存时空格局，如天山南坡东段的交通线路在汉唐时期曾发生过从南向北的空间变化，现代丝路文化遗址研究与文化旅游线路开发应注意这一特点。本次会议论文对丝路经济的研究涉及中国古代多个历史时期，西安文理学院李小成教授《从汉代史书的“西域传”看古丝绸之路诸国之物产》一文依据史书记载，辅以近年来的新疆考古发现，考察了西域植物、农作物及瓜果蔬菜品种，并认为天山以南各个民族群落多以沙漠边缘的绿洲地区为聚居地，过着农耕定居生活。西安交通大学申超在《论西域长史对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战略意义》中谈到两汉先后设立了西域都护和长史管理西域，保护丝路畅通，对稳定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客观上也便利了汉代丝绸之路上物产的流通。日本学者市来弘志则关注丝绸之路上的畜牧业生产，其论文《画像砖上描绘的魏晋时期河西走廊的畜牧业》考察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画像砖，指出嘉峪关新城古墓群的画像砖大多描绘家畜以及畜牧和狩猎的场景，但张掖高台县的画像砖反映畜牧业的比重较低，二者虽同处河西走廊地区，但产业等呈现出地域差别。穆渭生教授在《隋唐时期长安“陆上丝路”对外贸易述论》一文中向我们展示了隋唐帝国的对外贸易制度、丝路概况、诸蕃商队、当时陕西“陆上丝路贸易景观”基本特征及唐与回纥“绢马互市”概况。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的《辽代东北亚丝路及其贸易考实》和内蒙古大学张宪功、白振江的《试论草原丝绸之路与辽王朝经济发展的联系》，均将目光投向了辽代丝绸之路贸易，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东北亚方向，指出辽与东北亚各国展开朝贡、榷场及互市贸易，促进了辽朝与东北亚诸地经济文化联系，其中，辽朝与高丽之间的来往最为频繁;后者侧重草原丝绸之路与西方的贸易交流，认为辽王朝充分发挥了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中亚乃至西方诸国的经济联系的功能，促进了辽王朝经济的繁荣发展。商洛学院王秀绒、李雪峰的《清代商於古道上的官方物资运输研究》，以清代关中通往荆襄、岭南地区的商於古道为研究对象，指出清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年间，以济荒为目的，此路出现以粮食为主的官物运输，亦有少量的铜铅运输。杨学军等在《邯郸古都与“一带一路”》一文对古代邯郸丝绸、瓷器生产及与“一带一路”的联系进行了细致研究。民族研究方面，甘肃政法学院昆波拉提•宋哈提等在《关于乌孙研究中的几个错误观点的分析》一文中指出，乌孙民族是开拓古丝路的草原民族，已融入今天的哈萨克族。新疆学者加•奥其尔巴特、吐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卫拉特蒙古研究》对卫拉特蒙古与关联国家情况有所阐发。思想文化方面，陕西师范大学胡耀飞《从金统到金山:启运与德运视角下的唐末敦煌政局》一文以敦煌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唐末五代敦煌地方政权的合法性构建问题。还有学者注意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众多、思想信仰复杂的特点，安顺学院杨清虎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的中国信仰构建与冲突》一文中指出:中国信仰主要源于佛教道教文化资源，具有极大的包容能力，面对沿线国家，具有信仰调节优势。但这些国家与中国之间也存在信仰文化差异，因此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需尊重包容他国信仰，适时调节，必要引导和反制，以管控风险，应对危机，避免不良影响。

三、“一带一路”考古与文物保护

“一带一路”概念涉及的时间长、地域广，相关考古新发现不断涌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吴迪、朱海燕在《洛阳两汉考古发现体现出的丝路关系》一文中以洛阳考古所发现的两汉时期文物资料为依据，指出自两汉至隋唐，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古都一直都是开放的国际城市，在丝绸之路为背景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大同大学马志强、张玲《北魏平城5世纪中国丝绸之路的端点———以大同地区出土文物为中心》认为北魏时期是古代丝绸之路最具活力和生机的时期，为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走向辉煌和繁荣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物资料可以证明北魏首都平城是当时中国北方著名的国际大都市，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张月琴、王志芳在《丝绸之路视域下的石窟形象》中指出中亚、西域诸国的文化影响了佛教造像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图像真实地记录了丝绸之路上东亚、西域诸国与中国内地的交往，从丝绸之路视域研究石窟文化史是一条可行的思路。西北大学王维坤教授《西安发现的北周粟特人墓和罽宾人墓的重大意义及其学术价值》一文对西安发现的北周时期旅居长安的外来人墓葬的葬制和葬俗差异进行了研究，发现具有不同程度的“汉化”特点，这一发现对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丝绸之路文化的综合研究而言，都具有重要的考古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张全民研究员《隋张夫妇墓志考释》考证，该墓发现的驼囊，与近年在西安附近出土的其他两件及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地的藏品，画面大致相同，可能为同模所制，是反映中西交流的重要文物。法门寺博物馆张高举《花团锦簇———浅析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丝织品的时代特色》一文从法门寺出土的唐宫廷丝织品入手，真实地再现了大唐皇室热衷于供奉佛骨舍利的历史事实和文化内涵，还原出法门寺在中外文化交流历史进程曾谱写过的华彩篇章。内蒙古大学高建新教授《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正仓院藏唐琵琶面板上的丝路骆驼图案解读》一文，以正仓院密藏的两把饰有骆驼形象的唐代琵琶为研究介质，展现了西亚、中亚文化元素对唐王朝的影响及其通过大唐向东亚的传播。与此研究立意相似，陕西师范大学冯立君《长安之东:唐代丝绸之路的延伸———从撒马尔罕壁画“鸟羽冠使者”说起》从地跨辽海的高句丽与内陆欧亚的文化交流的一项个案着手，探讨了以长安为中心的中西交流问题，特别是东方诸国对中原、草原、西域等多元文明的受容与独特贡献，有助于丝绸之路文明整体研究的推进。西安博物院王乐庆《小雁塔未刊史料二三则》以反映长安与丝绸之路密切关系的大、小雁塔为研究对象，指出近代日本人的游记、日记所录在中国的闻见以及所考察内容，成为今人研究中日两国文化的重要史料，为我们提供了稀缺的参考资料。

四、“一带一路”文学景观

西安文理学院高萍教授的《论两汉赋的西域书写及其文化意义》从汉赋书写的人物、动植物及山川地理、杂技百戏等众多西域事象出发，客观评价了汉赋中的西域书写，认为它反映了汉人以华夏为中心的域中观念，也反映了汉人对西域的认知由模糊神秘到逐渐真实。宝鸡文理学院王渭清倡导以文学视角关注丝路沿线自然人文景观，他在《“丝绸之路”文学景观的生成机制———以麦积山文学景观为中心》一文中探讨了麦积山文学景观的生成机制，并指出“丝路”文学景观得益于文学作品的增值，而这些文学作品的生产也随景观自身的兴衰而增减。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王永莉从唐代岑参诗歌入手，其论文《试论岑参边塞诗中的西域意象》以“瑰丽雄奇”概括岑参边塞诗风，揭示出其诗歌以“热海”“火山”与“优钵罗花”等意象为典型代表，启迪了唐代中原士人对西域的认知与想象，并认为岑参独特的经历遭际、不同诗歌主题与诗人的创作风格以及社会背景影响下的诗人特殊心境等，造成其边塞诗西域意象主观性与客观性并存。西安文理学院荣小措则以杜牧长安诗为研究对象，展现了诗人对长安的感情，其《论杜牧长安诗中的家国之思》指出:杜牧诗中，既有对长安故园的深长思念，还有对帝京景象的全方位展示。唐都长安既是杜牧的故乡，也是他实现政治抱负最需要的精神家园，因此成为杜牧一生最长久的牵挂。陕西学前师范学院赵录旺《〈敦煌曲子词〉的历史价值探微》指出敦煌曲子词的发现，给传统词体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产生了新影响，从某种程度上重构了我们对词的起源问题和词的写作现象的历史。同时，对这一文学资料的研究在跨国界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特别在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展开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汉中职业技术学院李瑛《唐代长安与成都的文化交流———立足于唐诗的考察》通过唐诗来考察唐代长安与成都两大都市的文化交流，认为此二城不仅是唐代诗歌文化的天幕上南北呼应的双子星座，更是大唐文明从西北与西南丝绸之路辐射到世界的文化灯塔。学者全博《“西域之襟喉”———清代哈密城市意象解读》力图解读哈密的城市意象，认为清代哈密的城市景观具有政治化、军事化、商业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是战争、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结果。西北师范大学僧海霞关注到现代丝路城市意象，其《从“荒滩废垒”至“丝路明珠”:建国后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变迁》一文认为:嘉峪关及其区域空间意象，在国家西北经济战略中，随着这一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整体推进而不断变迁，从1949年初的“荒滩废垒”，变成欣欣向荣的“钢城”，继而又变成举世瞩目的“丝路明珠”。这是国家空间选择和区域空间多维构建的空间效应，也是人们对区域空间认知的文化表征和意指实践。王钰《第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中的城市品牌效应研究》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指出西安作为丝路重要节点城市，举办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可彰显丝路文化，展示城市风貌，有利于西安城市形象的传播。山西大学教授李翔德《伦理美学视野中的丝路与思路———长安与敦煌》与中国文联出版社编审朱辉军合作的《“一带一路”，中华文艺复兴之路》一文，则从美学与文化战略的角度展现了丝路文化之美，呼吁文艺家们行动起来，谱写中华文化艺术的新篇章。

五、“一带一路”教育与文化产业

宁夏大学王锋教授及来自伊朗的ElhamSadatMirzania(孟娜)等学者关注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发展问题，他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传统和现代探索拓进中的伊朗高等教育》一文中介绍了伊朗古代教育传统，梳理分析了该国古代著名教育中心攻地•沙普尔和其他学校以及伊斯兰时期的教育状况，并侧重就当代伊朗高等教育现状和高校的种类、形式与特点等情况进行了客观分析和介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黄彦震《中国百年学前教育思潮研究》与陕西省社科院曾文芳教授《学前阶段推广普及国学经典教育的思考》均聚焦于丝路东段中国的学前教育问题，他们或回顾过去总结经验，或立足当前身体力行。陕西省社科院范玉婷则将注意力落在中国境内的高等教育问题上，其《“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省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探析》指出陕西省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是一个高校林立的大省，在推进一带一路快速发展的重要倡议中，对于人才的需求愈加显现，陕西省应该勇立时代潮头，服务发展新战略，加强创新教育，促进陕西新时期教育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文化产业开发问题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靳潇飞、朱先洋《基于SWOT分析下的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与袁曦、李文龙《探求“一带一路”倡议下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两篇论文，对陕西文化产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反思，提出了发展思路。陕西省社科院赵东在《陕西“一带一路”历史文化数字化示范区建设战略研究》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以新技术为依托，用好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对策。安康市委党校的廖世阳、赵瑜则分别对安康文化产业发展问题展开研究，他们在《安康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研究———以“十三五”规划为研究视阈》和《在休闲城市建设中实现发展与民生的双重超越———以安康市为例》等文章中，提出要在城市规划时设计安康文化创意城市发展空间，发展休闲城市文化。兰州理工大学吴萍《“一带一路”倡议下甘肃省发展机遇研究》一文中指出:甘肃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重镇，具有丰厚的文化历史遗产，众多可供挖掘的丝路文化资源，可推动与其相关的文化、旅游和考古领域的交流发展。李红艳《“一带一路”沿线中小城市文化发展途径探析———以四川省泸州市为例》主张泸州市将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城市文化发展结合，实现泸州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在文化交流中的互联互通、互利共赢。温州大学硕士生曹瑞冬《“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三国旅游业发展现状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东南亚三国旅游业发展现状，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该地区发展的影响，从而总结出各国在此倡议下应秉承的态度。今后，随着“一带一路”重要性的日益凸显，研究者的队伍将会逐渐壮大，相关学术研究亦将更加深入，“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的研究必将产生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作用。

作者:王兰兰 梁瑜霞 单位:西安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