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化现代表达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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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知晓中牢记历史

长春地处东北亚辐辏之地，文化特征鲜明，因历史的原因也被称为“殖民遗址城”。无可否认，一旦谈及殖民文化，有些人具有一种复杂心态：有所顾忌、尽量回避。吕钦文先生认为这是一种“不分正义与丑恶、不辨胜利与失败的糊涂心理”。他指出，“基于民族的角度看，殖民遗存是耻辱的象征，但从人类整体发展来看，真正可耻的是侵略，是殖民主义者”。因此，不能因为城市殖民文化背景就缺少表达和传播的底气；相反，要对其全面揭示和大众化传播，其目的是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珍惜和平。“那些事”与“新民大街”是两部记录殖民统治之作。值得关注的是，同为展示“殖民历史”，两本书表达视角是有差异的，前者以“伪满洲国”为背景，陈述历史事件、罗列殖民侵略的罪恶勾当；而后者则以新民大街为主线，对临街两侧“一院四部一衙”伪满政权旧址进行历史钩沉。“那些事”与“新民大街”相互补充和印证，揭开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殖民往事，体现了编者的历史理性和自觉意识。殖民历史是不应被忘却的，但其前提条件是历史真相的不遮不掩、不折不扣的展现，让大众知晓。这无疑涉及历史如何表达才能实现传播效果的问题。昔日的殖民事件，倘若无人挖掘和整理，依旧尘封于历史之中，又何以让大众知晓和铭记！只有将殖民文化以通俗的方式告诉民众，才会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吕先生在编辑“那些事”与“新民大街”两部书上可谓倾注了大量心力，从确立主题、表达角度、史料考证到布局谋篇、图文搭配等都反复敲定，甚至一字一句都小心求证、斟酌再三。秉承“细节让历史板上钉钉”的理念，使每一篇章都以通俗之“文”配上可“抵万言”之“图”，彻底打通学术壁垒，通民心、接地气，让侵略细节大白于天下。如果说“那些事”全面展现伪满时期的屈辱历史，那么“新民大街”不仅是遗迹掠影、钩沉历史，还凸显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的今日风光。换言之，“那些事”全面揭开伪满政权的罪恶勾当，而“新民大街”则是基于今天文化名街的角度回望历史，以遗迹的物证诉说殖民事实，并以今昔对比的方式留给读者无限空间去品评和反思。“那些事”与“新民大街”是展现、声讨，更是警醒与呼唤，反映了编者对待殖民文化遗产的一种态度，体现了“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警示意义。这是两本展现长春殖民历史较为权威且颇具普及价值的图书，对殖民遗存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诠释，填补了长春殖民历史通俗化表达的空白，同时纠正了以往表述存在的错误、掀开被遮蔽的历史真相。“那些事”与“新民大街”的问世使伪满洲国历史的真实面目完全暴露于大众的视域下，对长春而言，彻底扭转了有“物”无“史”的尴尬局面。如今人们可以睹“物”讲“史”，这样不仅有利于铭记，还能形成有效的警示。更重要的是，这两本书集结翔实的史料，有效遏制一些曲解这段历史、道听途说，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需要强调的是，“那些事”与“新民大街”不仅是对殖民历史的诠释，也是对殖民文化的表达，揭开城市饱经风霜的历史，展露的是城市文化的厚重底蕴，向世人呈现了东北文化的特异性。

二、文化遗珠的拾掇与城市光辉映照

东北文化犹如散落一地的珍珠，有待擦亮、整理并串成串，方能彰显其价值。以当下长春为例，从文化旅游角度来看，科技文化、汽车文化、电影文化、雕塑文化、冰雪文化等都是这座城市具备的特征。作为“东北亚现代文化名城”，长春具备以诸多的文化样态展现其风姿的潜质。遗憾的是，这座城市的很多文化特征大都以概念化或结论性的语句呈现，缺少关于城市文化内涵的具体、细致和鲜明的表达，这种状况显然与长春作为东北亚地区中心城市的身份有些不协调。令人欣慰的是，吕钦文先生主持编写的“长影博览”和“长春雕塑”两本书弥补了这方面的遗憾。“长影博览”通过经典影片、长影人、长影故事生动诠释了长影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内涵。全书以大量的图文表明长影并非简单的、渐行渐远的背影，而是生动、清晰、明亮的存在；展现了民族电影文化从无到有，从壮丽发展到呼啸向前的过程。不可否认，长春这座城市的发展是由影像故事记录着，长影是城市集体记忆里不可缺少的文化元素。长影的丰碑与长影人的奋斗历程镌刻在城市历史发展的画卷。对于长影这颗文化明珠，需要有人拾起、擦拭，使其光芒四射、为城市增辉。吕先生就是长影文化这颗明珠的擦拭者，他对编写“长影博览”酝酿很久，经常奔走国内外，查阅、调研、拜访、研讨、比照……以求准确提炼和表达长影的记忆文化，追溯其流金岁月。正如吕先生在卷首语所阐述的，“对于长春来说，长影文化是一种记忆文化，寻找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积存与挖掘的历史过程，是在岁月长河里寻找交融影像与温暖情愫的激动人心的过程”。如果说电影代表长春的深厚传统与精神气质，那么雕塑则体现长春的现代气息，是城市的灵气和神韵。尽管长春缺少雕塑传统，却能在近20年的时间里汇集、收藏和展示200多个国家上千件雕塑艺术作品，实属不易。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长春世界雕塑公园，质朴、大气、深邃，是现代城市文化之创举。不言而喻，它已让艺术渗透至城市的肌理。但是，问题也随之显现：语言对符号的表达不到位，关于主题、关键词的阐释还很欠缺，对雕塑艺术的提炼和推介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吕先生编写了“长春雕塑”这本面向百姓的书，向其解读城市雕塑文化、普及雕塑知识，以提升市民的格调与素养，拉近雕塑艺术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城市雕塑不同一般意义的雕塑，它属于公共艺术，是城市大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它不能仅为少数专业人士所独享，更需要大众的知晓与应和。倘若大众对城市雕塑一知半解、有陌生感，又何以分享公共艺术的魅力！倘若公众不能亲近、解读、理解城市雕塑，何以展现城市的气质！当社会大众与城市雕塑艺术想融通、形成默契，作为“城市的眼睛”，雕塑才会“明眸善睐”，东北亚现代文化名城的光辉方能映照神州大地。

三、东北文化自信的确立与积极传播

“四本书”诠释了殖民文化遗产、长影文化、城市雕塑文化，形成东北文化的聚合表达，反映了东北文化的深度、格调和气质。从控诉、警示的殖民文化到“友谊、和平、春天”的现代雕塑艺术，展现了城市的历史变迁与其当下精神风貌。因此，“四本书”的问世澄清了人们关于东北文化的狭隘、偏执，甚至错误的认知，纠正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对东北文化的片面建构。“四本书”形成一个体系，不仅整合了东北文化，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阐明了东北文化的厚重与品位，一定意义上确立了东北文化自信。而唯有对东北文化产生足够的自信，才能对其形成传播的自觉。城市的历史文化需要挖掘与传承，城市的现代文化更需要提炼和整合。城市的历史文化内涵不能仅留存于老一辈人的记忆里，也不应仅置于档案馆或陈列室；城市的现代文化特质也不应仅出现于政府会议记录、文件之中，它们应以通俗易懂、易接受的方式向大众传递。作为城市的建设者、作为地域文化的传播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通过恰当的方式阐释东北文化的内涵并向公众积极传播，以应对一些群体对东北文化的消解刻板印象。“四本书”是对有格调的东北文化的现代表达，正是因为东北文化的底蕴和内涵被转化为大众可接受、易消化的话语和图文模式，决定其文化传播是积极和有效的。可见，“四本书”既是东北文化的积极表达，也是东北文化的有序传播。作为“东北亚现代文化名城”，长春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品位并不逊色，但还须充分展现和积极传播，以进一步增强东北文化自信。曾几何时，东北影视剧的热播使相当一部分人对东北的印象是“农村、土炕和冰天雪地大花袄”，而最近的“喊麦”又成为一些人对东北的新印象。谈及东北文化，相当一部分人马上会联想到东北二人转和小品，此外人们似乎再说不出东北文化的具体形式，将部分当整体，显然曲解了东北文化应有内涵。一些学者从学术角度对东北文化虽有一定的阐释，但这种学术表述方式仅限于学界某一隅的交流与讨论，其话语体系很难能映入普通大众的视域。客观而言，东北有品位的文化并不缺失，只是缺少对其准确概括、全面呈现、恰当表达和积极传播。从这个意义来看，“四本书”的面世可谓恰逢其时，有效弥补了东北文化表达与传播的缺憾，同时宣告，除了印象中的娱乐文化，东北不乏格调高雅的文化，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关于东北的消极刻板印象。

作者:周大勇 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