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和毛姆会见历史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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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辜鸿铭和毛姆的会见，为辜鸿铭宣传用儒家思想拯救战后欧洲社会提供了机会。因为文化个性不同，会见对两人的影响和作用不同。两个保守主义者不同的命运，是由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民族任务的差异性造成的。

关键词：一次大战;保守主义;良民宗教;民族使命

一.两人会见的社会背景

毛姆是二十世纪初英帝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作家，他浓厚的保守主义思想体现在多个方面。他主张在全球扩张英帝国殖民地版图，维护英国国家财富和殖民利益；他怀有白人优越论的种族偏见，在作品中把中国人描写成愚昧麻木、邪恶神秘的劣等怪人，民族歧视倾向十分明显；在人性论上他相信人性恶，作品中充满对人性恶和恶的惩罚的描写偏向；在对基督教的信仰上，作为一个标准的清教徒，毛姆对传统宗教基本价值观深信不疑。此外，毛姆还拥护传统权威和私有财产制度，对贫富悬殊和穷人的困境毫不同情，认为等级制度和社会分层是自然而然的事。毛姆在1921年的东方之行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传统文化冲击很大，战后科学主义信念幻灭，传统社会道德滑坡，“唯物论被打碎，唯心论再次复兴，物质主义一转而为精神主义”，[1]西方社会到处弥漫着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许多人对现实产生了悲观的幻灭感。战争对毛姆信念的冲击同样是颠覆性的，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神话破灭了，白人优越论幻觉消散了，对人性恶的偏爱被憎恨所取代，新教传统价值观也失去了神性光环，在他心目中摇摇欲坠。毛姆精神上极度苦闷，产生了浓厚的虚无主义思想，创作上也陷入低谷当中。正是在这种信仰危机、创作艰难的人生困境中，风靡欧洲的东方文化热激起了他认识东方、了解中国的愿望，希望通过东方之行摆脱虚无思想的纠缠，走出创作的低谷和人生的困境，获得新的人生意义和生活信念。辜鸿铭是中国近代史上固守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他虽然年少求学西洋，精通欧洲多国语言和古典文化，但归国后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推崇君主专制和五伦五德的封建伦常，倡导克己恕人、义礼并重的君子法作为治世之法，认为尊重权威、服从秩序的良民宗教是东方社会的精髓所在。作为具有彻头彻尾的保守思想体系的醇儒，他甚至为中国的小脚、辫子、纳妾、酷刑以及贵族暴君作辩护，他对西方近代启蒙文化非常嫉恨，认为近代西学的输入严重破坏了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把新文化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宣传科学至上和物质文明的西方自由主义，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思潮的主旋律。相反在当时一战后的欧洲，却是科学物质主义破产，悲观怀疑主义兴起，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政治动荡不安，这种国际形势逐渐传入并影响中国，引起传统文化的回归和保守主义抬头，很多学者退回到传统文化的基点上，重新思考未来文化建设问题，甚至于设想输出中国传统文化，去拯救西方的社会困境和精神危机。作为忠于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代表，辜鸿铭就认为一战起源于商业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是德英列强以“残暴不仁之武力”扩张私欲、疯狂竞力的结果，它标志欧洲文化已经没落，只有吸取义礼并重的中国儒家思想才是出路，对于制止战争挽救西方文明的欧洲人来说，“爱人以礼的良民宗教是一种受益无穷的新宗教”。[2]正值国内保守主义回潮之机，毛姆的约见无疑为辜鸿铭提供了宣传自己主张的好机会，也更加坚定了他儒教救世的保守主义文化观念。

二.两人会见的内容和状况

在两人会见中，辜鸿铭始终以主人身份驾御着谈话的内容与氛围，整个会见几乎成为他的独白式演讲。谈话主要涉及五个话题。第一，辜鸿铭批评了欧洲殖民者傲慢无礼的蛮横态度。他认为白人仅从物质的贫困、黄色的皮肤和环境的破败，就断言黄种人是落后民族，完全是一种肤浅的观察，白人更应看到在贫困衰落的外表下，中国人有着高尚的内心修养、伦理道德和良民宗教，这种内在生活是高贵美满的，是傲慢无礼的欧洲人难以理解的。其次，辜鸿铭以一串凌厉的反问句，提出了东方文明比西方文明更高更强的论断。他认为中国人以智力德行统治四方，几千年来是成功的，中国人有远比西方人古老发达的文字文化，有更繁丽精细的哲学艺术，“当你们茹毛饮血的是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3]近代白种人对黄种人的征服，靠的是武力和机关枪，而不是以德服人的高贵形式，因此这种野蛮落后的统治方式不会持久，最终会被觉醒的黄种人推翻。第三，辜鸿铭批评了英美的实用主义、重商主义哲学。他指出英国人不适合搞哲学研究，因为英美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商业扩张文化，它只能使人人作恶、寡廉鲜耻，为放纵私欲而各自为战，导致文明的堕落、人性的退化，“实用主义，只是信仰不可信东西的无奈逃避”[4]。真正的智慧哲学和人文信念,只有在中国儒家典籍中才能找到，它对道德心性、伦理秩序的重视是英美物质主义不能比的，它克己节欲、想人所想的同情心,尊崇权威、服从秩序的良民宗教，是帮助战后欧洲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第四，辜鸿铭通过对历史上儒家思想兴盛状况的回忆，含蓄地表现了对今日传统文化衰颓状况的惋惜。第五，辜鸿铭以传统文人不羁的方式，向毛姆生动展示了东方文化的悠闲雅趣。他临别题赠毛姆一首风情诗，当毛姆要求翻译解释时，辜鸿铭认为“给它翻译就是给它伤残”，[5]说出来的东西往往遗失了东方文化最精髓的特征，只有以敬仰的情感、无功利的心态亲身体验,才能感受到它婉约隐晦的整体美。与辜鸿铭酣畅淋漓的宣教气势相比，毛姆在会见中只是个被动的聆听者。他始终不动声色的观察着，偶尔提出几个问题，或者略表异议，立刻会引起辜鸿铭辛辣的嘲讽和反问。所以他把辜鸿铭看成能言善辩的斗士，是个固执己见的哲学家。作为擅于观察人性的小说家，毛姆对辜鸿铭的独特个性非常着迷，同时他认为辜氏从东方文化的角度入手,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批判切中了要害，用儒家文化作为疗救欧洲病症的药方，也让人兴趣十足、很受启发。

三.两人会见的影响和作用

辜鸿铭与毛姆的会见对双方的影响是不同的。辜鸿铭由于始终坚守着保守主义信念，坚持用五德五伦的良民宗教和儒家君子法，作为医治一战后西方道德滑坡、社会衰颓的方剂，所以在同毛姆的会见中，他始终以输出观念的拯救者自居，没给毛姆任何表达观念的机会，更谈不上向毛姆请教西方人的中国观及改进策略，所以会见只为他提供了展示保守主义的机会，丝毫未撼动他的任何旧观念，更谈不上思想的更新改造与提高了。这种固执己见的封闭心态，使他不能适应后的新形势，很快被社会潮流边缘化，成为新时代的障碍和封建传统守护者。他晚年倍受舆论的漠视冷落，自称是时代落伍老朽的人物，“是神经有毛病的不受重用的人”，[6]过着清苦落寞的生活。相反毛姆的东方之行收获巨大，同辜鸿铭的会面思想上更受震动。首先他修正了白人优越论偏见，减弱了对东方人的冷漠和傲慢习气，在他的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中，对下层人民的困苦表现出善良的同情心，对贪婪邪恶、残民害民的官员给予贬抑嘲讽，对批判欧洲文化的辜鸿铭十分佩服，承认他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辜鸿铭的机智博学、自尊自重和民族气节，赢得了他真诚的尊敬。其次，他受东方思想启发，出现了创作上的第二次高潮，发表了散文集《在中国屏风上》，创作出长篇小说《彩色面纱》和剧本《苏伊士之东》。他的后期创作几乎都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描写了融入群体、克己助人、反省体验、崇尚灵魂的新生活，摆脱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的困扰，找到了新的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信念。因小说迎合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使作品在欧洲成为热卖的畅销书，毛姆也跻身于畅销作家行列，成为欧洲社会名人和获利丰厚的富翁。第三，毛姆还改变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与辜鸿铭的会见改变了他人性恶的成见，他接受东方人性善的观念，在后期作品中减弱了对人性恶及其惩罚主题的描写，更多转向对人性弱点的同情和人性善的期盼。作为同时代倾心于东方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两人在东西方却遭到相反的社会对待和人生命运，这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社会形势和民族使命造成的。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处在推翻封建专制和帝国主义的革命大潮中，面临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民族使命是彻底清除群众思想上封建意识形态的残留，树立起科学与民主的新观念，近代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反倡导三纲五常、心性道德和王权主义的儒家思想，成为革命的主要对象遭到各界猛烈批判，在这种激进的社会革命背景下，辜鸿铭的命运遭际就不难料想了。与之相反，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经济萧条，基督教信仰失落，科学主义和物质主义遭到冷落，虚无主义和民族仇恨蔓延滋长，人们反思这场由资本主义文明和竞争带来的战争灾难，迫切需要新的信念来填补心灵的空虚，安抚精神的创伤，毛姆由东方借鉴的新思想，迎合了欧洲人的精神需要，满足了大众对新观念的渴求，从而顺利跻身名作家行列，积累了丰厚的家底与财富。同样的保守主义却遭受不同的命运与对待，这是由中西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和民族任务的差异造成的。

参考文献

[1]胡逢祥.社会变革与文化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8.

[2]辜鸿铭.辜鸿铭文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5.

[3][5]黄兴涛.闲话辜鸿铭【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71.112.

[4][6]高令印.辜鸿铭与中西文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205.209.

作者:王文明 何超平 单位: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