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村镇空间特征及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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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空间格局及特征

（一）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空间格局特征

绿洲是新疆传统村镇的依托，历史文化村镇与绿洲呈现“共轭分布”特征，在空间分布上二者具有一致性、均质性。按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所属区域绿洲群分析，其空间布局以3个集中区为中心单向扩散，环状延伸为相对集中区和过渡扩散区。通过对109座样本数据分析，昌吉州、吐哈盆地绿洲群分布24座，占样本总数22%，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占4座，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7座；北疆天山北麓伊犁河谷绿洲群分布15座，占样本总数13%，因面积较其他区域小，历史文化村镇最为集中，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2座；北疆额敏河及布尔津河绿洲群分布11座，占样本总数10%，所占区域较大，分布相对松散，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1座，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2座；南疆喀什噶尔绿洲群与叶尔羌河绿洲群所分布22座，占样本总数20%，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1座；和田河绿洲群所分布24座，占样本总数22%，国家级传统文化村镇1座；焉耆冲积洪积扇平原绿洲等其他区域占11%。

（二）新疆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空间形态特征

通过地理信息处理系统分析得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在地理空间单元上整体呈现4个特点。第一，空间分布上“大分散、小集聚、低密度”；第二，区域位置，“环天山两麓、沿山前及平原水区”呈点状、斑块或片状分布；“沿河流、顺川道”呈串珠状、群带状分布；第三，绿洲型传统村镇与水的空间分布规律，“逐水草而居、随渠井而扩散”形态。从历史文化村镇分布格局和数量现状分析得出，新疆各地区的各级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工作基础薄弱、申报积极性整体较弱且不平衡，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申报积极性高，数量多；而在经济水平相对滞后的南疆等地区则相反，但特色历史文化村镇总量最多，国家级项目立项少。基于以上分析，新疆历史文化村镇的申报、定级、研究及保护等工作开展的广度和深度与以下因素有着直接关系，即所处区域的绿洲资源禀赋优劣、依托所属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申报主体政策导向积极性、各级评定标准的局限等。

二、地域资源约束下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类型研究

（一）区域地貌条件约束与支持下的类型

1.环山前溢水型。聚落选址在两山之间的水系溢水口区，地势局部相对平坦，农业用地分布在较为利于耕作的平坦地带，农耕地是农耕聚落之本，在土地利用安排上具有优先选择权，通常土地与村镇垂直形态特征表现为“宅高田低，上居下耕”的特点[1]。2.荒漠腹地镶嵌型。该类型的绿洲文化村镇发育于深入沙漠腹地的高山融水而形成的河流两岸一级阶地、河流尾闾区冲积三角洲的绿洲上。经济生产方式以荒漠—绿洲农牧结合为主，文化类型相对单一。水系形成的绿洲呈狭长走向，零散小绿洲聚落彼此相对分散，但方向性明确，各聚落空间沿水系呈带状、梳状特征。3.河谷平原绿洲型。“山川形势，甲于诸部……，人民殷庶，物产饶裕，西陲一大都会也”[2]。在昌吉州、伊犁地区受高山区的中等河流影响，在山前形成洪积扇，河流进入平原后，形成广阔的河谷冲积平原，河谷平原分为多级阶地，通常土层深厚，土壤肥沃，是发展农牧较为理想之地，也是聚落集聚较高的区域[3]。4.山区草原绿洲型。该类型分布山地区，中山区为春夏草场最佳区，中山区一般海拔在2000-3000米，雨量充沛，水系特别发育，土层深厚，适宜草场生产，是天然的游牧场。跨季节性、跨区域的草场资源现状，为山地游牧民的生活生产的形成提供天然的物质基础。

（二）水资源约束下的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类型

水资源作为绿洲聚落发展和维系的重要资源决定着绿洲聚落的发展规模。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具有“唯水性”特征，水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绿洲的状况[4]。在新疆生态极其脆弱的条件下，水资源对绿洲传统聚落的约束极为明显，从水资源约束维度上考虑，水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决定了绿洲传统聚落的选址、生产方式以及生活习俗等的差异，为便于提炼样本与水资源的关系，定量设置以核心居民居住地为圆心，到达水源地的时间门槛值和里程门槛值为评价指标探讨[5]，第一，以农耕方式为主的村落可达性指标为40分钟或2.5km半径，牧业为主的村落可达性为1小时或3.5km半径，满足该指标的为邻水型、沿水型绿洲型；第二，低于该指标值的两种类型，贯穿绿洲型和水源尽端绿洲型。从水资源对绿洲传统聚落的选址和生产生活方面的制约及支持视角看，突出水资源在绿洲历史文化村镇中的“唯水性”特征。

（三）文化资源约束下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类型

通过对109个样本在ArcGIS10.2的空间信息分析，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多数沿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文化中心、交通关隘、宗教文化盛行地或周边辐射区域而建设。结合其所在绿洲地理文化空间单元、生产方式、核心文化特征的时空界定，凝聚3大核心绿洲文化集聚区：一是东天山吐哈盆地农耕文化区；二是天山南麓环塔里木盆地农耕文化区；三是天山北麓山地、平原农牧文化及交错区，各类具有独特文化特征的绿洲村镇在此产生。根据地理文化单元内的文化资源类型对绿洲型历史文化村村镇提炼为3类聚落类型，即民族文艺与竞技型、特色民族手工技艺型、民族建筑与宗教艺术型。它们具有共同的特征，第一，时空的延续性、地域的边缘性、多元文化积淀的复合型、尺度的圈层性；第二，沿新疆古代丝绸之路沿线聚集、扩散，空间上呈串珠状、集聚型梳状的分布，特色文化景观遗产的古丝路文化的当下绿洲村镇中的具体生衍。

三、新疆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成因机制

（一）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双重维度下“适度交换机制”的影响因子

1.区域自然资源影响因子第一，绿洲资源决定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物质交换的基础。绿洲作为生产与生活的必要条件，山前盆地边缘绿洲、戈壁荒漠腹地平原绿洲、山地草原绿洲等三种绿洲类型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异质性发展提供可能。因地域自然资源因子不同，决定了绿洲聚落的形成和发展的轨迹差异。由于受到沙漠、戈壁、山脉的分割，绿洲资源分布呈现出各自独立且距离相对遥远的分散特征，绿洲传统村镇在绿洲范围内完成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聚落与聚落相对分散，内部交换距离相对集中。第二，水资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适度交换机制。水资源在绿洲历史文化村镇中分布决定物质和精神交换的空间结构、职能、规模、水利用方式、可持续发展程度。水资源是绿洲聚落的发展动力，是人与绿洲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共同依赖的基础，同时也为绿洲农牧业文明及其他文明类型的形成奠定了配置资源基础。例如，东天山吐哈盆地区水资源稀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沿水分布，通过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实现人与水资源的物质、能量等交换，适宜采用低耗水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种植棉花、葡萄等，以求集约利用；而北天山伊犁山地草原型历史文化村镇有着充沛的水量，依靠天然优质草原适宜发展畜牧业。水资源的能量交换方式也体现了地域景观特色。地处吐哈盆地边缘的绿洲历史文化村镇除依靠天山融雪和山前泉水维系绿洲内的生活生产外，适宜的地势条件开凿坎儿井水利工程，也是独有的水利工程文化景观遗产，成为区别于其他历史文化村镇的文化特征；“新疆随处可见水磨之设施，也有利用水力榨油、碾米、压棉者，……，可见水力利用已渐成规模”[6]，丰泽水源条件，推动水利应用方式的多选择性，形成景观的多样性。2.区域交通因子古代丝绸之路作为主宰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贸易之道、文化之道，是沿线及辐射周边的绿洲传统聚落获取物质和精神交换的核心场所，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是西域文明当下时空中的投射。通过不同时空中的交通网络叠合比对，得出大部分绿洲历史文化名村距离当下主要交通干线较远，不够便利，但是在历史上多是交通枢纽和咽喉部位，只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交通要道逐渐偏移，大多已经被其他交通方式所替代[7]。在古代交通较好的条件下，贸易发达，绿洲传统村落发展为手工技艺型、商贸型等历史文化村镇。在交通可达性差的区域，形成文化遗产类型相对单一、纯度高、经济因素影响表现出惰性状态的传统村落，典型案例为戈壁沙漠腹地型的于田县达里雅布依村，深处荒漠腹地，受交通条件极其落后的影响，聚落形态以自组织发展。3.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因子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在历史文化村镇“全生命周期”内物质与精神交换过程中经历2个过程。第一，“原型期”。历史文化村镇的形成、成熟阶段是历史文化资源积淀的过程，高速社会经济发展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形成提供保障。第二，“破碎与重构期”。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活价值观导向、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类型和层次提升，导致历史文化村镇出现3种生命轨迹的可能：一是因自身“经济价值”不突出，导致历史文化特质逐步“破碎”，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解体”；二是以经济利益驱动为导向，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的过度开发导致“完整性、原真性”文化遗产变向的消失，被取代是“涂脂抹粉的表皮工程”；三是社会经济条件为绿洲型历史文化村镇提供科学保护和合理开发建设基础，促进其健康永续发展。以上3种发展境况也正是当下新疆历史文化村镇等级评估制度的真实反映。

（二）物质交换和精神交换双重维度下“时间门槛机制”的时空延迟影响因子

1.从聚落外部的物质、能量、精神等要素的交换空间，在系统的时间控制轴初期发生部位，属交换结果的输入侧，交换的规模、难易程度、产生效应受外界因子影响。2.聚落内部之间的人与绿洲、人与人、人与神等3类“物质、精神的交换空间”。在系统的时间控制轴的核心部位，属交换结果的输出侧，具体反映在各类特色空间上（物质空间、精神空间、文化空间）。以农耕为基础的麻扎村和畜牧为基础的琼库什台村为例，生产时间门槛约束的时空间特征是“上居下耕”空间布局、居住点与水源的三种关系（邻水、贯穿、贯穿等）、资源限制下的游牧民族的“冬牧场、夏牧场”转场式生产方式；生活空间的时间门槛约束下时空特征是穆斯林一天中“五功”时空序列、信仰空间“围寺而居”的便捷性交往、吐鲁番地区“冬夏居所”季向性时空选择、一年中的民俗节日的时空序列安排、多元宗教文化更迭与融合的时空遗存等。3.聚落与社会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换空间。绿洲历史文化村镇经历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决定了其后期发展的轨迹。当下人们对历史文化村镇价值的判断往往取决于人们自身的需求，即绿洲聚落内部人的高品质物质和精神的空间需求，外部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政府地域名片打造、开发商经济利益为主的“特色村落文化工程”等。面对此类外部干涉因素对系统的反馈作用，时空延迟因子反映的是刚性交换反馈，经过长期时空积淀中形成的历史文化村镇，会在以利用为导向的“时空压缩”做出剧烈的反应，表现出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历史文化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载体破坏，被“新价值观”的物质和精神空间所取代。

作者:孟福利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岳邦瑞，王庆庆，等.人地关系视角下的吐鲁番麻扎村绿洲聚落形态研究[J].长沙：经济地理，2011，（8）：78.

[2]钟兴麒，王豪，韩慧.西域图志校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09.

[3]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新疆地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56-59.

[4]李玥宏，岳邦瑞，等.浅谈水资源对干旱区聚落乡土景观形成的影响———以吐鲁番麻扎村为例[J].长沙：经济地理，2011，(13)：36.

[5]多纳•C罗珀.论遗址区域分析的方法与理论[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239-257.

[6]倪超.新疆之水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6：42.

[7]李亚娟，陈田，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成因[J].北京：地理研究，2013，(8)：1477-1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