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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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而言，在抗日战争中所有的遗址、遗迹都是抗战历史的深刻体现，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武汉在抗战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这些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尚存在问题和不足。我们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对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现状进行总结，对资源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进一步保护和利用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对策

历史文化资源是记载着人类历史活动痕迹的古迹、文物、纪念设施等，是一种宝贵的社会公共财富，既体现着历史的痕迹而又不失文化的传承，也是现今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是抗日战争时期遗留在以当今武汉行政区域为中心的、被赋予了教育及纪念意义的固态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的总称。武汉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抗战由此开始。同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党政军重要领导机关及其领导人、工作人员均迁至武汉办公，英、美、法等国外交使节也随之驻留武汉；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中共中央代表和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各党派领导人，文化界名人等汇集武汉。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战时首都和当时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1]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在武汉及其外围区域，中国人民仍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直到抗战胜利。1945年8月，国民政府在武汉主持了华中日军的受降仪式。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战期间所积淀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得以形成和固化。但是长期以来，除少数抗战资源外，大部分资源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此，我们根据实地调研情况，对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现状进行总结，对资源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如何保护和利用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提出对策建议。

一、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现状

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众多，种类丰富，既涵盖抗战遗址、遗迹，抗战文物，抗战纪念设施等物质资源，又涵盖在抗日战争中体现出的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国际友好与合作、抗战人物英雄事迹等精神资源。各式各样的文化资源散落在武汉市各个城区及郊野，共同构筑了武汉这座城市的抗战文化基因，它们本质上都见证了武汉作为历史名城的文化软实力。在整个抗战时期，武汉所沉淀下来的各种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现存的共有86处。就总体布局而言，这些类别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主要分布在武汉市区及郊外，呈条带状沿长江两岸分布，并逐步向长江两侧的内陆腹地辐射，有的比较集中，有的相对分散；平原地区和山地地区均有分布。在总共86处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中，武昌26处，汉口41处，汉阳3处，远郊城区16处。按照资源的原有属性、用途及现存价值划分，这些资源大致可划分为：会议、机构旧址类，名人故居类，纪念设施类，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类，战斗战役遗址类以及其它类型。资源种类和数量分布如图1所示。图1中会议、机构旧址类和纪念设施类历史文化资源占到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57%，构成了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主体。这其中既包含国共两党所留下的历史文化资源，它们是国共再次合作、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也包含日军侵略武汉时所留下的侵略痕迹，它们是国人铭记民族耻辱、发奋图强的物质载体。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类和战斗战役遗址类占到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10%。而名人故居类和其它类占到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33%，它们丰富和拓展了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呈现形态。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数量丰富、类型多样、分布广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与扩张，再加上许多遗址遗迹属于泥砖建筑，有着不易保存、保护的特点，许多资源损毁严重甚至灭失。目前武汉市仅有34%的历史文化资源分别得到国家级、省级、市级及县区级的保护，仍有66%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未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实际上，通过申报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等级，既可以提高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又可以争取到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从而更好地保护既有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通过调研和统计分析，当前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情况如图2所示。在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中，有22%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存良好并充分利用，如汉口新四军军部旧址、中山舰博物馆、大智门车站旧址等，已经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有45%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存较好、但未被充分利用，其资源本身的红色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旧址、史沫特莱旧居、王家河抗日惨案公墓等。有9%的历史文化资源保存利用情况较差，如中共保福祠支部委员会旧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旧址、法国领事馆旧址等。这些历史文化资源虽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但是其保护措施不到位，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利用，而有可能逐渐走向消失。有24%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亟待保护或已灭失，如战时书报供应所旧址，董必武旧居，日军侵华罪证、汉口积庆里日军慰安所旧址等。值得注意的是，战斗战役遗址、日军侵华罪证、遗迹等历史文化资源由于其自身载体的功能原因，在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

二、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中的问题

（一）资源分散且存在不同程度的破坏

从资源分布上来看，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区域广且非常分散，呈点状遍布于武汉三镇。不仅在距市区较远的黄陂、新洲等地有相当数量的资源存在，而且即便是分布在市区的资源，也有很大一部分处于市区较为偏僻的地方或者隐蔽在某个角落。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其认知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资源综合开发利用的难度。而且，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然或人为的损坏。抗日战争结束至今已有70年，这些资源不仅历经了曾经的战火侵袭和不同时期人为破坏，而且自然损坏也较为严重。有的抗战资源在城区改建、扩建和城市发展中遭到破坏甚至灭失。如为给三环线工程让路，岱家山抗战碉堡群已经成为一堆瓦砾。也有些资源因成为民用住宅而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和利用，如汉口六渡桥附近的董必武故居。

（二）缺乏对资源的系统性调查研究和规划

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需要依托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和切实可行的规划。迄今为止，武汉市还没有一个相对全面的保护和利用专题规划，这不仅是一个遗憾，也是导致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武汉市并未建立系统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信息库，缺乏科学有效的资源监控体系，文物、旅游、民政及其属地部门、相关民间文物保护组织缺乏信息沟通，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处于被动地位。由于缺乏资源保护和利用的总体规划，很多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就连基本的保护也难以实施。大批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在自然或人为的因素影响下逐渐遭到破坏甚至灭失。

（三）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宣传教育问题

通过实地调研和资料查阅，我们发现与武汉抗战及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地方性的宣传教材缺乏。宣传教材是学校教育教材的有益补充，由于其所涉及的知识是本土的历史，直观性较强，因而更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目前，与武汉抗战及其历史文化资源相关的著作主要有：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历史》，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武汉抗战史料》以及武汉市社科院、省社科院等单位学者编纂的10卷本的《武汉通史》等。但是，这些著作专业性较强，理论深度较高，通俗性、趣味性不足，很难在中小学生及广大市民中推广。现有的保护利用文化资源宣传、展示形式和内容较为单一，感染力、体验性不强。大多数文化资源采取了一些文物展或者文字加图片的静态宣传，展示方式单调、僵硬。旅游者在游览这类景区(点)时均以参观为主，缺少参与性的互动，难以取得好的宣传、展示效果。一些为了眼前的便利和利益而随意拆除或破坏文化资源，或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毁坏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

（四）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资金投入问题

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工作面临缺乏足够的文保经费的难题。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经费来源渠道狭窄，主要是依靠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民间资本投入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并未形成规模，也缺少吸引民间资本积极投入保护和利用机制。而仅靠政府有限的保护和利用经费，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工作处于被动的状态。武汉市文物维修专项经费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但随着被确认和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的逐年增加，有限的资金难以对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有效的维护。就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来说，由于维修资金的不足，文物残破、毁坏但却无力维修的现象比较严重。例如《新华日报》社大陆里旧址，1983年就被公布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现今却仍居住着多户居民，其建筑年久失修，而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相关对策建议

我们认为，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方针，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2]的文物工作方针，并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作用，为武汉城市文化的提升作贡献。

（一）建立武汉抗战纪念馆，加强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针对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分布不集中且存在不同程度损坏的问题，可以采取“整体呈现”的方式，修建一座综合性的武汉抗战纪念馆。通过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集中展示、复制、还原等途径，将武汉伟大的抗日斗争史真实、全面地展现和纪念。武汉抗战纪念馆的兴建是迫切和必要的，需要提上日程。我们建议，武汉可以采取建设实体性抗战纪念馆和网上抗战纪念馆两种形式。其中，实体性纪念馆可以根据文化资源特点，将八年抗战期间，分散在武汉各个地区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采取缩小复制、还原展示、文献资料呈现等形式，综合利用声、光、电等技术手段，分不同的展厅陈列出来。要在展厅内集中展出抗战图书、抗战文化资源分布的介绍、导游地图册等，方便有兴趣的参观者到原始资源点进行考察、参观。对于网上抗战纪念馆，可以与实体性纪念馆相结合，通过3D虚拟展馆，综合各种多媒体手段，设置人工智能导游，建立一座集便捷性、综合性、体验性为一体的网上抗战纪念馆。网上抗战纪念馆可以用于学校教学、社区集体展播等，以更好地服务于爱国主义教育。

（二）加强调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和利用规划

全面调研，整合资源，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规划是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得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的前提。鉴于武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有必要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比较权威的、全面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专题普查，摸清武汉抗战文化资源的实况，包括资源的总体数量、分布情况和保护利用的基本状况，进一步梳理总结各地保护利用的做法和经验。应该由市政府立项，由文物档案部门、方志部门、党史研究部门等单位在原有基础上再做专项调查。另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加快抗战资源的申报和公布，尽早将未纳入的、有价值的抗战资源纳入保护范畴，使其免遭破坏。文物部门在做好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上要逐步提升其保护级别。相关部门也要丰富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理论研究，积极借鉴各地保护和利用经验，创新保护和利用方式。

（三）普及宣传与教育，强化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意识

广泛的宣传和教育有利于增强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影响力，提高人民群众对资源的保护意识，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对于中小学生的教育，教育部门、各学校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有计划地组织在校学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活动。要编写宣传教材、开展以武汉本土资源为内容的特色教学，在教学中适当穿插地方抗战史的内容。如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纪念活动、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夏令营活动、参观抗战纪念馆、与资源景点联系培养红色小导游等；对于高校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也必须真正落实起来。例如可以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宣传抗战历史和红色历史。也可以利用党支部活动平台，定期组织党员参观抗战文化资源，分享感触。另外，还可以组织学生观看《武汉?1938》、《喋血侏儒山》、《解放大武汉》等电视文献专题片、抗战历史剧等，以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感染力。要努力丰富宣传、教育的形式。相关管理部门或文化资源点可以通过编写宣传册，真实展现武汉抗战历史、惊险的战斗场景和崇高的革命精神等，提高民众对于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认知和主动探寻的兴趣。可充分利用媒体和网络（微博、微信）等传播资源，采用声、光、电相结合的技术手段，增强抗战资源的生动性和可参与性，提高对于游客的感染力。对于抗战资源的宣传工作必须贴近人民生活，增强即视感，保持长期性，而不仅仅是注重于单纯的周年纪念热。

（四）以政府投入为主体，构建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

加大政府对抗战资源保护与利用的经费投入，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武汉市各级政府必须在资金投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鉴于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特殊性，应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五纳入”[3]精神，将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经费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一定比例拨出专款并确定经费基数和增长比例，从而保证市、区两级财政都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用于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政府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经费切实到位和专款专用；各抗战资源单位应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严格进行预算和决算，严格管理各项经费，并接受文物主管部门的财务监督、财务审计；针对抗战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与利用过程中可能用到的基础设施，譬如交通、餐饮、住宿等其它必备的基础的配套设施，也要进行一定投资和建设。武汉抗战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光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必须多渠道筹措资金，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体，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资金投入机制。例如可以整合旅游部门、旅游公司等相关单位、企业的资金，动员社会各界捐赠，亦可采取逐级申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省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方式来争取专项资金等等来参与保护和开发。抗日战争给武汉这座城市留下了丰富的抗战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将这些分散的抗战资源予以保护和利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当今政府与社会各界亟待思考的问题。正如历史学者周天游指出“，包括抗战遗址等在内的大量抗战实物是珍贵的历史符号，在进行历史教育、增强公民的历史意识方面，因其经常化、具体化而能起到更大的效用。”[4]对中华民族来说，所有的抗战遗址、遗迹都是抗战历史的深刻体现，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

作者:文道贵 赵美蓉 邓军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注释：

[1]刘彩木《:弘扬武汉抗战精神谱写时代崭新篇章———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刘家真、廖茹：《我国古籍、纸质文物与档案保护比较研究》，《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第4期。

[3]国务院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国发〔1997〕13号），要求各地、各部门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

[4]《我们怎样纪念抗战》，《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