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条件下司法媒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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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新的历史条件与隐形司法媒介的演变

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言：“一次不公的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源，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P189）这是对司法不诚信、不公道所造成的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的最具震撼的启示。曾言：司法公信力是维护和巩固社会诚信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滋生于社会潜规则的隐形司法媒介依然存在，并危害着司法诚信，其中以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对司法的公信力不良影响尤为突出，对全社会的道德体系和国家的法治精神的侵蚀不容忽视。[2]（一）隐形司法媒介基本内容。所谓“隐形司法媒介”，特指那些利用隐蔽手段，沟通社会与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影响司法公正，籍以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私利的活动。其存在中介性、隐蔽性、私立性、非司法性四个特点。其中，中介性界定了隐形司法媒介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功能的关联性；隐蔽性反映了隐形司法媒介与法律公开化的对立关系；私利性映射出隐形司法媒介与司法公信力和公权性对立的本质；而非司法性是指这种行为的“司法外”属性，而且它的出现恰恰是对司法合法性和公正性的破坏。限于本文论点分析的需要，笔者对以上几个特征作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关于隐形司法媒介的主体，包括有党政机关的领导干部个人，党政机关的具体领导干部作为媒介时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法定公权力的行使者，一方面又是越权、无权行使公权力的实施者。当然，其个人作为媒介的行为必须是充盈私利和牺牲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中间环节；第二，所谓隐蔽性，不仅是一种避人耳目的状态，更是指隐形司法媒介系法律授权或者法定程序之外行为；第三，私利性即指出隐形司法媒介的本质是私人利益属性，同时必须明确这种“私利性”包括物质利益和功名扩大化的益处；第四，非司法性是指此媒介在诉讼立法中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与司法的任何特质都是背道而驰的。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思考：领导干部为了他人合法权益，或国家、集体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干预司法行为是否属隐形司法媒介行为？笔者观点是肯定的。除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诉讼活动外，皆应划归隐形司法媒介之列，对实施者当视其情节确定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对隐形司法媒介的“零容忍”态势。毋容置疑，长期以来，尤其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人们所感受到的法治环境并不乐观，盛行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说法昭示了人们对司法的极度失望和无奈。[3]同时，我国司法领域的隐形司法媒介活动非常猖獗，以至于老百姓疯传“打官司，就是打人际关系”，也出现了“律师业务能力强不如与司法人员关系深”的误解。“律师不如公民更有胜诉的把握”、“信法律不如信关系”、“信权威不如信权力”，等等，都是对隐形司法媒介盛极一时状况的写照。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关于“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律观指导下，[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司法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全部推向改革之列。在随之而来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的出台和空前的执行力度，应当说对隐形司法媒介“零容忍”的态势已然形成。为了实现司法公开化，司法机关全面推行裁判文书网络公开制度，对于弱化隐形司法媒介影响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了提高司法人员依法办案的素质和责任心，司法机关强力推行职业化改革和终身责任制度，增加了司法人员违法、违规办案的成本，进而使得不法媒介向司法领域渗透的机率迅速降低；尤其当人财物改革实行全面上移到省一级后，司法的去地方化取得初步成效，对来自于体制内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产生一定程度的遏制效果。（三）源于推进依法治国和从严治党的全面。性和民族复兴背景下构建更高起点政治文明需求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彻底性，必然把司法改革引入彻底解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问题上来如上所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去地方化和行政化方面有了长足进步，尤其各项具体司法制度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使得司法在公平正义的征途上愈来愈得民心。但是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具体制度固然可以消减落后司法体制中部分弊端的副作用，但是，由于具体制度脱离不了体制的皮囊，最后所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甚至会出现“负反馈”现象，引发更大的倒退。使得已经进行的司法改革“开倒车”。这就提醒我们，司法改革一定要抓住“牛耳”——即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布设整体性方案。在预防隐形司法媒介方面，同样要从体制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尤其当下的改革对司法的外部干预有了很大阻滞的情况下，必须旋即转向对体制内权力适用失范问题的研究，这就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到了亟待解决程度的原因所在。2015年2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会议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该规定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划出红线。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下称《规定》）限定了十二条内容。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人民法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用十条《实施办法》细化《规定》的内容，以此应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重灾区——审判领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法委要求各级政法机关要持之以恒地抓好《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和《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规定”）的贯彻落实，同时先后两次通报领导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典型案件这是“两个规定”颁布实施以来，进一步提高挤压公职人员干预司法态势的层级。以上分析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司法改革举措对潜规则下的隐形司法媒介所留空间越来越小，尤其对隐形司法媒介中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问题出了“重拳”，表达了对此“零容忍”的决心。

二、体制内隐形司法媒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类型和原因分析

（一）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类型。1.体制内“官官相护”型权力具有支配人们获取利益机会的特性，即使在当今民主和法制的大环境下，这种支配性依然存在，如果不加强监督，滋生腐败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所以官与官相互勾结、相互扶持和帮忙的本质是为了扩大个人圈子，进而掌握更大权力或者更好利用手中现有权力。因而一旦遇到甲领导委托乙领导为特定案件说情或施压时，乙领导往往不会拒绝。这种看似没有显性物质利益的现象，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甚至对此习以为常。乙领导作为中间人出面向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或者领导发出协商或者请求意愿时，或者后者接到这种信息时普遍的反应是心理上的平静如常，办案人员做出违心裁决时也缺乏深刻的悔意。湖南省益阳市委原书记马勇干预司法活动案就是此类型干预司法的典范。①2.利用主管政法的权力捞取隐形利益型这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最多的一种类型。因为领导手中的权力和由这种权力外化的地位，一般情况下使得下级司法部门及其领导形成了一种“服从不问原因”的习惯，尤其是主管政法工作的党政领导，因为司法的事权、人权和财权在握，因而假借职责职务性所需，轻易为特定案件和当事人说情，并且轻松获得利益。这种权钱交易、或者权色交易的付出和获得反差很大，而且权力越大，或者对司法机关的事权、人权和财权管辖越直接的，这种干预的投入就越小，所获更大。3.利用领导地位和身份为亲属谋取经济利益或者开脱罪责型这种类型也是较为常见的隐形媒介。其主体呈现出泛行业、泛专业和泛领域化等特征。只因为刑事、或民事案件涉及亲朋好友，接受委托后不便于推脱而出面向司法机关相关人员求情。这里除少数是因担心委托人刑罚不当或民事权益受到不公正判决而减损外，大多是为了刑事案件嫌疑人开脱罪责，违法获得罪轻、甚至无罪的判决。在民事案件中，令审判人员在证据认定方面舍重就轻，或者运用延期审理使得案件久拖不结，强迫对方当事人违心接受调解等等，从而最大化实现隐形委托人的利益。更为甚者，令办案人员利用民转刑的做法，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使得民事审判发生逆转，以实现隐形委托人不承担民事责任，相反还获取违法利益之目的。4.利用领导地位和身份抱打不平型近年来，时有出现领导干部因为正义感而主动干预司法的情况。这在再审案件中有所表现。比如有些领导接访时遇群众反映司法不公后处于义愤对司法机关领导提出质询或批评，对案件的裁判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二）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原因。1.传统文化孕育的人情社会原因由于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社会连带主义和宗法观念在人们头脑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家国天下的正统意识虽然被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个体主义所冲击，仍然能保留其精髓。具体说来，影响隐形司法媒介中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第一，道德规范。传统的道德规范是引导人一心向善的。由于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所以在现实的生活中，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尤其涉及亲情时，讲公德会往往为人唾弃，相反，讲私德，即便于公不齿，也少有微辞。许多领导干部就是因为处理不好这种私德与公德关系干预司法而落马；第二，宗法观念的传承，孝悌意识的作祟，普通老百姓的家庭观念十分强烈。有些领导干部受家族习惯势力影响，禁不住家族压力而干预司法。而且，在很多公权领域，人们对于因家庭原因实施的违法行为都有着一种天然的同情感，无论是为了案件前来说情的领导干部，还是接待的司法人员，只要是因家庭关系的原因，即使谈及的案件违纪违法，彼此之间也可能会态度缓和；第三，诚信理念。本来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是高度一致的，但是因为道德和宗法观念的关系，人们更看重的是个体间的诚信，“言必行，行必果”的誓言令很多领导干部面对前来求情的亲朋好友或上访群众无法做到“在法言法”.2.不良权力观的内在原因（1）官场的“惺惺相惜”心态。如前所述，几千年的官场文化对“官”字的解释就是权力的别名词，孟德斯鸠言称权力任性，[5]（P104）就是告诉人们谁掌权谁就是官，谁就容易任性。这种任性是建立在权力施加对象服从的基础上的，久而久之就有了优越感，就形成了任性的权力语言习惯；另一方面，官的权力有大有小，办事的能力与其成正比。基于这些原因，官与官之间是最容易互通信息的，这就造就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心理基础。具体说来就是只要委托方是官，而已经是官的被委托方就容易接受委托；而作为已经是官的被委托方与司法机关的官交换案情看法就要比一般人容易的多。（2）利益驱动的寻租意识。通览中央政法委通报的十二个案例可知，多数直接或者间接与以权谋私有关。由于这种利用权力供起来的地位增加了权力寻租的便易性，因此，更加刺激了领导干部作为隐形司法媒介的积极性。（3）人治冲击法治的陈旧观念。因为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正在由治标向治本过渡，以往的权大于法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但尚未完全根除。领导干部“只要不为私利，任何法定渠道、法定程序和方式都不重要，只看是否对发展地方经济有利，或者是否为老百姓办理好事”的思想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3.静态立法的弹性空间的缺陷是隐形中介插手司法的客观原因所谓静态立法的弹性空间，是指法律规范的不具体造成的不确定性，给隐形司法媒介留下发挥作用的余地。第一，以行政法为例，在处罚或不处罚方面行政机关有“应当”或“可以”的选择权；在处罚力度上有轻从、减轻、加重的选择权；在处罚种类和方式上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与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及执照、行政拘留等的单处、或并处的选择权；在行为性质认定方面有情节轻微、情节严重、没造成严重后果、造成严重后果等选择权；在处罚幅度上有下不保底上不封顶的罚款额度、倍数、比例的选择权；此外，还有处罚时限、是否执行选择权。例如：打麻将，性质如何认定？罚款罚多少？最高可罚2000元，治安拘留15天，取舍均由警察酌定。第二，以民事法为例，民事诉讼法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同时赋予人民法院主动收集证据的权力；民法作为私法之首，高度坚守“意思自治原则”与合法性审判的并存等。第三，刑事法规定的相对稳定性和不具体性，使得同样一个案件此时与彼时、此地与彼地判决结果不同，甚至所判刑罚差别巨大。现行法律制度规定不严谨、甚或脱离社会发展现实的现状给隐形司法媒介的干预留下了缺口。这方面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早年广州中院所判的许霆案，以及近一年内发生的天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上诉一案和王力军非法经营案等。4.刑事检察过程的所谓辩诉交易，对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因犯罪嫌疑人与受害方的交易，而不予审判和判刑。②以上分析可知，隐形司法媒介与体制挂钩是一种必然现象。因为权力腐败是无孔不入的；加之人情社会对领导干部非利益性干预的包容、甚至潜在的附和，无意间助长了这种现象。但是，领导干部干预司法就是法律所不能容忍的，尤其在十八大以后，我国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进入到不可退逆的进程中，领导干部不仅必须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提升自己的执法、守法的自觉性，而且必须意识到捍卫法治的责任心，自觉守住守法公正的基线和不得逾越司法公正的红线。

三、对于预防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基本路径和具体思考

（一）对于预防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基本思路。1.必须建立全面禁止隐形司法媒介的体制，从根本上创立一种主体全方位、内外兼防和责任结构完备的体系，真正为实现司法公信力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比如在政府法制指标体系中增加领导干部有无干预司法的内容，在完善年终考评制度中严格考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事项等等。2.必须通过司法权的重新配置调整司法各机关以及与其他国家各机关之间的权力界限，并且在重大事项上设定具体红线，以确保司法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比如，进一步以具体的禁止性制度规范人大、政协和司法主管部门不予干预具体案件办理。（二）对于预防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具体思考。结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下称《规定》）提出进一步研究的思路：1.对两办联合发文的疑问。两办联合发文固然对于解决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问题具有口径一致、步骤一致和收效快的意义，但却违背宪法关于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的表述。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依法治国中的领导地位，并且用“四个善于”为我党如何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提出了明确的路径。同时，将党内法规并入我国的法律体系。因此可见，此类事项的发文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单独发文为准，国务院和其他国家机关在此基础上另行发文贯彻执行方为妥当。2.《规定》应当明确该项规定适用于司法机关内部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内容。关于预防领导干部干预司法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各地皆纷纷发文展现出自下而上的积极性。但是通览后发现，这种预防规定皆是对外不对内的。根据前文分析，司法机关内部的干预完全符合隐形司法媒介的特征，对司法公信力的伤害较之司法外领导干部干预办案更为直接和严重。3.《规定》对该规定执行过程中失范行为的责任规定不明。首先应当肯定《规定》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行为及其惩处的依据作了详尽的列举，对打击报复坚持依法登记的行为作了禁止性规定，对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责任也有明确规定。但是，《规定》中值得注意的是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依纪依法追究主管领导责任这个规定，与《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对错误的领导决定可以说“不”的规定不一致。除了有党内法规与基本法不衔接的嫌疑之外，还容易造成具体案件承办人逃避责任的后果。同样，《规定》第七条要求司法机关应当每季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必要时，可以立即报告。然而，对知情不报的消极行为追究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笔者建议，应当比照隐瞒不报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的责任予以追究。

[参考文献]

[1][英]弗朗西斯•培根著，曹明伦译.培根论说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陈海平.论司法诚信及其制度保障[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3]许旭涛.法官角色认知误区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及纠正[J].法治研究，2008，（5）.

[4]杨绍华,申小提.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访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首法官[J].求是，2013，（16）.

[5][法]孟德斯鸠著，张雁琛译.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作者:朱玳萱 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