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想法形成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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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术界从事对外开放思想的研究人员不少，且不乏颇有见解的专著或论文。学者们在研究对外开放思想时，大多从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过程、着眼点、内容、原则、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等方面着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不是保守封闭主义者和以国家主权的独立为基本前提进行对外开放等方面，学术界已达成共识。但笔者视野所及，目前鲜有对对外开放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进行专门的探讨。笔者认为，研究对外开放思想，强调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历史地位、特征和局限性以及某一方面的对外开放思想（如对外经济交往思想）和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对对外开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方面，能够在一定层面反映出对外开放思想，具有十分典型的代表意义。然而，要全面准确地理解对外开放思想，只局限于研究对外开放思想本身是不够的。因为任何思想观念的形成都应具备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条件，虽然对外开放思想不是个人的对外开放思想，但是主要的创立者，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因此，把握和研究对外开放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既是构建对外开放思想研究体系并使之进一步完善的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如何科学地进行对外开放、寻求历史借鉴的客观需要。

一、对外开放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时代背景①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2]。对外开放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遭受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封锁以及1957年后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对外开放思想不可避免地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深深地影响着对外开放的决心。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勒索大量战争赔款，割占中国大片领土，直接向中国政府发号施令，操纵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并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历次战争的失败，在死水一潭的中国封建社会激起轩然大波。鸦片不但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到了警醒的作用。[3]严酷的现实，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省，认为社会制度的腐败和经济技术的落后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一个逐步演进和深化的过程，首先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先驱者，然后经历了由物质层面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艰辛探求和艰难跋涉历程。说：“中国人向西方学得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4]所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形成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恨之入骨，妄图把我们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美国不仅公开宣布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不同我们进行贸易来往，并使出浑身解数来对付新中国。1949年11月，美国等14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组织———“巴黎统筹委员会”，尤其将中国作为封锁的重点，并使封锁逐步升级，从开始对输入中国的物资和驶往中国的船只控制，到了取消所有已经核准出口驶往中国的特种许可证，受管制的物资达2100余种。[5]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1951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臭名昭著的“巴特尔法案”，要求各受“美援”的国家严格执行“禁运”政策。在美国的拉拢和压服下，到1953年3月，参加对中国禁运的国家达45个之多。[6]在“封锁”“、禁运”下，其实“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7]尽管美国的盟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断突破禁运管制，有200多种受控的产品和技术出口到了社会主义国家。[8]但“‘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英美的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4]由此看来，此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对东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开放，也不可能有新的对外开放思想产生。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始进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对外开放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开放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五”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中国着重建设了一大批基础性的重点工程，为国家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坚实基础。但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恶化，两党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两国关系的严重对立。苏联政府撕毁合同600多个，撤走全部专家2万多人。同时，苏联、东欧断绝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联系与合作。[9]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2]当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还完苏联的外债之后，就坚决表示，我们“再也不借外债了”。[10]

不久，、、“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随后爆发的影响全局的“”等一个接一个的社会运动，乃至对外有抗美援朝，抗法抗美援越，中印、中越边境冲突等，对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出了严重错误的估计，致使党内“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思想也日益向左，他曾试图改变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以狠抓阶级斗争来消弭日益突出的国际、国内矛盾。由此，高度集权就作为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体制和背景下被肯定下来。相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加上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0]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盛的重要标志之一，以及在“反修防修”口号下，盲目地批判资产阶级，一个劲地批判“崇洋眉外”，把一切外国的东西都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予以否定排斥等。于是，最终导致了在当时既不愿意，也无精力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国际背境下，为了错中复杂的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开放并没有停止过。

二、对外开放思想产生和形成的理论基础

对外开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发现“：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11]1847年，马克思又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指出“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巨大的进步……由于有了机器，现在纺织工人可以住在英国，而织布工人却在印度。在机器发明之前，一个国家的工业主要是用本地原料来加工……由于机器和蒸汽机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大机器生产使“古老的民族工业被取消了，把一系列的国家投入到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来。”[11]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生产社会化的高度发展、经济越出国界和走向世界以及形成经济体系的历史趋势已有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在其后的《共产党宜言》中，再次明确指出：“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国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日益成为不可能。”[11]在此，马克思、恩格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各国、各地区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经济被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经济所代替；世界经济打破国界走向一体的趋势等重要思想的论述，为对外开放思想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条件。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人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巩固和壮大在经济等方面的胜利成果，其思想主要集中地体现在“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个著名公式中。[12]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就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1“3]因为我国的经济危机十分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帮助，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就无法恢复破坏了的经济。”[14]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外国的装备和技术帮助呢？列宁曾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利用资本家对利润的贪婪和托拉斯与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生存创造条件。”[14]就“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4]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和技术的过程中，“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可能会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我可以十分有把握地说，苏维埃共和国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一定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5]在对外开放的形式和途径方面，列宁提出了“向德国人学习，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的口号。并主张无产阶级应当“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12]对列宁上述对外开放理论进行了批判继承，指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这是错误的想法。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巩固，就是这样的，列宁和斯大林早已告诉我们了。”[4]甚至“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质还不足。”[16]因此“，为了使我国变为工业国，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2]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理论的系统阐述和初步探索为对外开放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又一重要的理论条件。

三、对外开放思想产生和形成的思想渊源

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4]这部分人中，孙中山是他们杰出的代表，他是举起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旗子的第一人，但他和那时所有的仁人志士一样，对清政府仍抱有幻想①。诚如说“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4]，“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4]孙中山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住他的话，不要再上当。”[“4]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4]。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4]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孙中山的言论和思想，不仅明确地打破了鸦片战争以后长期阻碍中外关系发展的“中体西用”的文化价值观，而且高高擎起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子。“孙中山先生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思想，对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的中国人民，对一切有志于实现祖国富强、完成祖国统一的海内外同胞，仍然有着巨大的启迪、教育和鼓舞作用”[17]。

总之，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外开放思想的同时，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对外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也必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特别在文化渊源和理论形态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先进人物的对外开放思想和初步实践探索，对对外开放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思想活跃，善于思考，做事从不因循守旧，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1918年8月，为组织新民学会部分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来到北京。

在北京期间，经老师引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这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不久，我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和其他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经过审慎观察和思考，在众多思想中，确认马克思主义就是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从而如饥似渴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深刻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各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激励，是极其巨大的。”[40]因此，他认定中国是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取得国际的援助，同时又要对世界事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既是判断世界形势的战略眼光，同时也是思想活跃、放眼世界、发扬传统又不拘泥于传统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