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籍革命家团体形成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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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物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都是一定时代的人。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也是时代的产物。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1]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正是这样一群响应历史召唤,从而使自己成为历史所需要的伟大人物群体。

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的开辟是其形成的国际条件

1917年11月7日(俄历十月),俄国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而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新时代。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革命以及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首先,它鼓舞了中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曙光。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了《和平法令》,宣布废除沙皇政府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后,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放弃沙皇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非法特权,并援助中华民族的独立运动。这一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全国各界舆论的欢呼,正如所说:“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2]蔡和森甚至预言,中国三五年必定有个俄国的二月革命出现,并提醒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3]。其次,它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机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1918~1923年的革命高潮。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为中国革命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十月革命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航向,此后,中国革命就不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正如后来所指出的:“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4]再次,它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苏俄(后来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譬如,帮助中国建党,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步伐;帮助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干部,仅中山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上千名留学生,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的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许光达等都曾在那里学习过。此外,还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技术指导和经费支持。

二、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是其形成的时代背景

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便成为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这两大矛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都没有得到解决。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将中华民族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因此,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拯救民族危亡,一直是时代的主要潮流。湖南虽地处内陆,但物产丰富,因而也是帝国主义重点侵略的省份之一。帝国主义对湖南的侵略是全方位、多领域的,主要是经济侵略。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分别于1899年和1904年先后将岳阳、长沙开为商埠,接着,又将常德、湘潭辟为“寄港地”。随后,帝国主义便组成了以长沙为据点,岳阳、常德、湘潭为支点的经济侵略网,进一步加深了对湖南的经济掠夺。一是倾销商品,霸占市场。自长沙、岳阳开埠以后,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涌入湖南。连湖南最具优势的稻谷、水产都受到外国剩余农产品的严重威胁。二是操纵湖南的财政金融。他们在湖南开设银行、掌管湖南海关、控制借贷,进一步控制了湖南的经济命脉。三是掠夺湖南的资源。湖南是有色金属之乡,其品种多样,含藏丰富,是帝国主义重点掠夺的对象。四是控制湖南的工业和交通。帝国主义从资金、技术、市场几个方面控制了湖南的工业。同时,操纵着湖南的交通运输业。1919年长沙、岳阳两关进出的帝国主义船只共4000余艘37•3万吨,而湘省轮船吨数仅为外商的十分之一。[5]五是直接掠夺。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湖南沦陷区的经济侵略就是一种赤裸裸的直接掠夺。此外,还有政治侵略、文化侵略和军事侵略。在政治上,帝国主义干预和控制湖南行政和司法。在文化上,帝国主义通过传教等活动奴役湖南人民。在军事上,1938年11月,日军侵入湖南,随后全省有56%的县市沦陷,另有十多个县部分沦陷。这种亡国灭种的危险深深地刺激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湖南人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无产阶级,便成为了救亡的先锋。

三、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是其形成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形成的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需要适宜的气候环境。湖南当时处在两种文化的交汇和冲突点上。19世纪的中国广东,曾是西方思想与中华古老文明激烈碰撞之地。进入20世纪之后,广东、上海等处的殖民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日占优势,地处广州、武汉之间的湖南则在新旧文化、东西思想的冲突中成为主要交汇点。这一地理环境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经历了一个由译介到向往、研究、传播,由先进知识分子到工农群众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真正传播开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时,载有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晨报》等陆续输入湖南。同时,湖南的《大公报》等报刊也登载过介绍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人物及其观点的文章。1920年8月,俄罗斯研究会和文化书社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迅速扩大。俄罗斯研究会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提供了咨询和指导。文化书社则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提供了基本读物。书社通过长沙本部及在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地设立的分社,将《马格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动界》、《新青年》和《晨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全省各地。除了从本土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外,湖南人还到外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北京、上海是湖南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场所。在国外,湖南青年主要通过赴法勤工俭学和到俄罗斯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思想理论基础。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

四、湖南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是其形成的阶级基础

任何一个政治群体的出现都有其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湖南由于地处内陆,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缓慢。直到辛亥革命时期,湖南近代产业工人还不足万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客观上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同时,湖南具有特有的、可充作军火原料的锑、铅、锌等矿,战争使得这些矿砂价格猛涨,从而刺激了这些矿业的迅速发展。如当时新化锡矿山一带采矿公司林立,工厂人骤增至10万人。全省采矿的厂家,截至1916年已高达8000家以上。伴随着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湖南工阶级的队伍迅速成长。至时期,湖南产业工人已接近22万人。湖南工阶级除具有无产阶级的一般属性外,还有四个特点:第一,工资低,受剥削深重。以矿工为例,20世纪初,湖南著名的铅锌、锑矿,采炼成本之低为世界之冠。据水口山的调查,矿工工资仅占每吨矿砂价值的0•75%,洋行所得是矿工劳动所得的82倍,矿局对工人的剥削率达119•64%。因此,工人们渴望翻身解放,渴望革命斗争。第二,队伍不稳定,失业人数多。湖南工业受世界市场的影响巨大,因而工人时聚时散,工作毫无保障。以新化锡矿山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曾多达10万之众,可是,战争一结束,急剧下降至2万人。第三,工人人数虽少,但非常集中。从行业来看,湖南产业工人集中于矿业,占了全省产业工人的九成;而在矿山工人中,锡矿山工人又占了一半左右。第四,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由于湖南近代产业工人处于近代社会矛盾的交汇点,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比其他民众有更深的感受,从而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识。上述特点表明,湖南工人阶级一旦觉悟起来,并得到有效的组织,就能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这是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的阶级基础。

五、湖南经济社会的深刻危机是其形成的现实

根据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国进入最黑暗也最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同时,各地军阀蜂起,双方长期进行争夺和混战。湖南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湖南成了南北军阀长期拉锯的战场。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的湖南政权,依然是一种反革命军阀统治。新旧军阀对湖南的反动统治,造成湖南的全面危机。

首先是经济危机。湖南军阀推行的落后的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湖南近代工业的发展。譬如,张敬尧统治时期,滥发纸币,盗卖公产,滥征厘金,制约了湖南工业的发展。何键统治时期,将大量的资金用于“剿匪”,工业发展资金严重不足,1932年用于经济建设的支出仅占全年财政总支山的1•3%。同时造成湖南农村经济的倒退。所有统治湖南的军阀都不关心农业,而且不断地搜刮农民,从而造成农村经济败坏。譬如,赵恒惕统治时期,军阀、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湖南农村75%的耕地掌握在地主手中。

其次是政治黑暗。军阀对湖南的统治,导致湖南的政治黑暗和社会腐败。张敬尧对湖南实行极为暴虐的统治,湖南人民称之为“张毒”。赵恒惕上台不久,就丢弃“省宪法”的外衣,在湖南实行白色恐怖,通缉爱国人士,镇压工农运动,杀害工人领袖,逮捕学生代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为了围剿工农红军和镇压革命群众,在全省各地组织清乡队,举办团防,实行“清乡铲共”。同时推行保甲制度,强化反动统治。人民连生命财产的起码权利都无法得到保障。

再次是文化倒退。汤芗铭一到湖南,就把学校视为“乱党策源之地”,对各地学校滥行封闭搜查,省城长沙被封闭或搜查的中小学就不下百所。张敬尧进入长沙,即强占学校作兵营,将教育经费提作军费。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止”罗织罪名,查封湖南自修大学。何键一上台,就提倡尊孔读经,大肆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实行愚民政策。并设立新闻检查所,压制社会舆论,取缔进步报刊。正是这种难以生存的环境,为湖南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兴起创造了机遇。

六、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是其形成的历史基础

大凡个人也好,群体也好,其世界观的形成,总离不开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其生长的根基。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与湖湘文化的熏陶关系密切。湖湘文化的要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不尚空谈。重笃实践履,不尚性理空谈;提倡通经致用,以其所学服务于社会。二是忧国忧民,自强不息。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使得一大批湖南人前赴后继,百折不挠,并铸就了湖湘人士卓厉敢死、英勇无畏的品格。三是批判继承,兼容并包。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包容的,它不偏一说,合众家之长,博采群秀,扬长避短,具有时代的适应性和开放性,“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7]四是关注政治,勇承使命。湖湘人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关心政治与改造社会的责任感。近代以来,特别是从曾国藩组织湘军开始,湖南人就认定“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更自豪地宣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五是重视教育,培养人才。在历史上,湖南的经济虽不甚出色,但教育却丝毫不比经济发达的省份逊色。创建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社会造就了一种重教精神。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也与湖南教育的兴盛不无关系。湘乡东山小学堂就走出了、萧子升、陈赓、谭政、毛泽覃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

湖湘文化的这些特性,使得湖湘子弟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关头都能挺身而出,成为各个时期的革命中坚。等组织革命团体时,就充分利用了湖南的这一优势,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的信中强调:“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8]七、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一个群体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活动作支撑,没有活动就没有吸引力,因而也难以持久。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蓬勃发展的革命事业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基础。

首先,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湖南工人阶级由于所受压迫特别深重,因此,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特别坚决和彻底。湖南工人运动的开展及其胜利,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李立三、郭亮、蒋先云、任树德、夏曦、陈子博、李六如、罗学瓒、谢怀德、毛泽民、谭震林、王震等就是突出代表。除湖南本土外,全国其他地方的工运舞台上,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湘籍革命者。李启汉、邓中夏、罗亦农就是代表。李立三、刘少奇则是从湖南走向全国的工运领袖。

其次,农民运动锻炼了一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湖南党组织即开始关注农民问题。1923年上半年,中共湘区委员会派水口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开展农民运动。1925年2月,在韶山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并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北伐军进入湖南后,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并成为北伐战争时期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夏曦、郭亮、彭公达、周以栗、王则鸣、柳直荀就是在农民运动中培养起来的。

再次,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战争与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时代主题。为了实现革命目标,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些革命战争写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也造就了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辉煌。通过革命战争走进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队伍的人数最多,、、3位元帅,粟裕、黄克诚、陈赓等6位大将,以及王震等十几位上将、张震等四十几位中将,都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养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他如学生运动、妇女运动也培养了一批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前者如周小舟,后者如向警予、缪伯英、蔡畅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9]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的形成和发展正是那个历史时代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