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转变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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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性转折:由中世纪封建社会进入了近代社会。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与传统伦理道德不同的新的理论体系。笔者把这一变化称之为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转型”。近代伦理道德以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取代传统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以功利主义价值观念取代传统伦理道德的德性主义思想,是与传统伦理道德有着本质不同的思想体系。这一历史性转型并非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自然生长,而是吸收了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和观念,但是,它又不是西方近代伦理道德的简单移植,而有着传统伦理道德自身变化的内在机制。它既适应着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变化,又以其理论上的不成熟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不成熟。研究这一历史性转型,揭示这一转型的深层原因,对于认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发展变化,实现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创造性超越,无疑会有一些重要的启迪。

一众所周知,中国是在外力的逼迫下匆忙走入近代的。因为本土的近代经济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近代思想和观念的自我生成尚未成熟,所以,近代学者接受西方传入的自由、民主、博爱的新观念作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批判和代替传统伦理道德。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近代道德是对西方近代道德的简单移植,不等于说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不存在自我转型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是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在近代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突变和爆发,西方文化在其中起了催化剂和思想养料的作用。这一内在矛盾的展开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就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前奏。中国传统道德在理学中定型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走向僵化。传统的“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演化为天理对人的绝对规定,道德蜕变为僵死的强制。王守仁提倡“致良知”,企图重新启迪主体的道德自觉,但他把道德的标准由外在的天理改易为主体的良知,又导致了相对主义,并衍生出传统道德的叛逆。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唐甄、戴震等学者在明朝覆亡的惨痛刺激下,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文化,他们既不满于朱学的僵化,又不赞同王学的任意,而力图客观地确定天与人的合理关系,从而对传统道德的天人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和批判。在这一批判中,下述几方面的内容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具有最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一,在肯定天道本体的前提下高扬人的主体性。王夫之指出,天作为本体本身并不具有道德的价值,因为有了人,天才有了全新的意义。所以,他把天分为“人之天”和“天之天”:“人之所有者,人之天也。晶然之清,然之虚,沦然之一,穹然之大,人不得而用之也。虽然,果且有异乎哉?昔之为天之天者,今之为人之天也。他日为人之天者,今尚为天之天也。”(《诗广传》卷四)所谓“天之天”乃指本体自然之天,而“人之天”则指属人之自然,或者说是人所创造的自然。人的主体能动性就在于他能够把天道之自然转化为人道之自然。人并非绝对的被规定者,他还能够规定自然和自身。人循理宪天,但不盲从自然。“人之道,天之道也;天之道,人不可以之为道也。”(《续春秋左氏传搏议》下)人道属于天道的范畴,而天道则不完全等同于人道。他把人之道概括为“相天造命”,“作对于天而有功”(《诗广传》卷四)即通过对自然天道的认识,掌握客观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积极运用这些规律改造自然,为人类自身服务,作自己命运的主宰。

第二,在肯定德性本质的前提下,对人的感性存在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论证。明清之际的学者基本上坚持传统性善论的立场,承认人的本性为天赋之理。但他们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的感性存在的意义,反对在天理的名义下扼杀人的感性欲望,不同意“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说教,而主张以天理对人欲进行积极的引导。所以,从王夫之到戴震,都把宋明理学的人性二元论改造为“理欲合性”,坚持“理在欲中”,离欲即无所谓理,以理制欲并非要消灭人欲,而是使人欲的满足合乎理的要求。王夫之高唱“理与欲皆自然而非由人为”,下愚不能灭理,上智也不能废欲,“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正德、厚生、利用(尽物之利而为人所用)乃三达德,仁也者,厚人之生也。正德是为了厚生,而厚生则必须利用。因此人的完善并不仅仅是德性的完善,而是“成身”“成性”(《张子正蒙注》卷三)存天理灭人欲的学说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实际上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否定:“夫欲无色,则无如无目;欲无声,则无如无耳;欲无味,则无如无口。”(《尚书引义》卷六)戴震则把理规定为“情之不爽失”,欲是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和基础,理则是行为应当遵循的原则,有欲斯有为,有为斯有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欲不可穷,非不可有。他甚至认为道德的理想就是“达情遂欲”(《孟子字义疏证》下),使每一个人的欲望都得到彻底的、合理的满足。这些观点虽然与近代资产阶级倡导的自然人性论有所不同,但与传统伦理道德相比较,却显然包含着不少近代的色彩。第三,对纲常名教的绝对性表示了大胆的怀疑。

当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被上升到天道本体的高度之后,反映封建等级制度基本精神的纲常名教就具有了绝对的意义。元典儒学讲的君仁臣忠,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为路人、君视臣为草芥臣视君为寇仇的相对道德义务,就变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绝对的片面道德义务,君主一己的利益成了最高之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人都对这种蒙昧主义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黄宗羲认为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当为天下而非为一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臣之间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人身隶属关系(《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把道德的标准划分为几个层次,以民族存亡兴衰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之义,而把君国的利益视为第二个层次,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把绝对化了的君为臣纲指斥为蒙昧主义道德:“‘天下无不是的君’,则于理一分殊者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之嚆矢。……‘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唐甄则不仅公开宣称“君臣之伦不达于我”(《潜书•守贱》),而且满怀无比的义愤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言辞之激烈,与近代道德对君主专制的批判不相上下。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政治纲领和政治道德,但他们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纲常名教已出现严重危机。

虽然从总体上说,明清之际的学者的思想并未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范畴,无论在道德本原、价值本位、道德原则还是道德思维方法上都固守着传统的立场,但毕竟尖锐地暴露了传统道德发展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反映出传统道德自我批判、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思想倾向。近代学者在批判传统伦理道德时,从明清之际的学者那里吸收了不少思想养料,就充分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曾对这一思潮予以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其动机和内容,皆与欧洲‘文艺复兴’绝相类”,并称赞戴震“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当代学者萧父先生也把它期许为“早期启蒙”,并在考察了这一启蒙的坎坷道路之后指出:“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哲学的思想成果几乎被掩埋了一百多年,而到19世纪末才在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和排满革命运动中重新复活,起着一种思想酵母的作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当然,由于新的生产方式尚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尚未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明清之际学者还不可能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类型,而这一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近代学者的肩上。

二从根本上说,道德是现实生活的理论反映。任何一种道德类型,都反映着由特定经济生活所引申出的利益关系,代表着某一集团特殊的利益和要求。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世纪血缘家庭和小农自然经济生活的产物,在后者的基础之上不可能萌生出新的道德体系。只有当传统社会发生了激变,分崩离析,旧的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发展之时,传统伦理道德才可能从根本上瓦解,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道德体系才可能建立起来。这就是传统伦理道德转型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盲目尊大的清王朝在“夷狄”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丧权辱国。民族存亡的危机,一下子严重地提到全中国人的面前。传统社会显然不能再照老样子发展了,否则必将沦为他人的附庸。社会必须变革,才能在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免遭覆亡的命运;民族必须自强,才能实现中华的独立。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在社会激变的惨痛教训中,先进的中国人深深地认识到:天理再也救不了中国,要自强,需要人的奋发努力。中国落后与西方先进的差距,使中国人达成了向西方学习的共识。社会变革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而不再是理论的问题。但学什么、怎么变,在近代中国人中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成为社会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核心和焦点。

旧势力的代表力图维护过去的传统,仍以天朝大国自居,反对向西方学习,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惨败并未使他们的头脑稍微清醒一点,面对西方的侵略,仍然空弹“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老调,咬着牙根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上清帝书,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这批人是时代变革的阻力。而旧势力中比较开明的人士在维护旧传统的同时也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坚持作为根本的传统纲常名教不能变,可变的只是工艺技术,固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新生势力的代表则认为天已经发生了巨变,传统道德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只变工艺技术之器而不变纲常名教之道,根本不可能挽救覆亡的命运。道为器之道,器变了,道必须也必然会变,若只变器而不变道,则新器与旧道不相协调,无法使器尽其利。随着社会的衰败,西方列强的入侵,作为传统社会的天已经无可挽回的崩溃了。西方资本和商品的输入,破坏了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近代民族工业也在这一刺激之下逐渐产生。在这方面,洋务派首开其端。他们首先筹建了一批官办军工企业。其著者如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南京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崇厚在天津创办的天津机器局,1894年以后张之洞在汉阳创办的湖北枪炮厂等等。这些军工企业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方式,必然促进民用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产生和发展。自7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20多个以官督商办为主要形式的近代民用企业,其著者如1872年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8年创办的开平矿务局,1880年创办的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在此近代生产方式兴起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批民营企业,据统计,自1869年至1894年,民营企业约有50多个,业主多半是官僚、地主和商人。这些企业虽然实力还十分有限,但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方式却对旧的社会生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它与传统的纲常名教之间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旧的社会秩序,重建新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它所赖以生存的不再是只须服从的天理,而是科学技术所揭示的公理;它依靠的不再是自然之天,而是作为独立主体的人。正是这种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因素,加速了传统伦理道德的崩溃,促进了它向近代伦理道德的转型。

三明清之际的批判总结思潮之所以未能产生一个新的道德体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上还没有出现与中世纪社会制度根本冲突的利益集团。自明代中叶渐次发达的市民阶层,虽然与农耕经济有着不同的利益和需要,但是,其生产方式的手工劳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活动仍然属于封建自然经济范畴。因而,他们一方面与传统的纲常名教有冲突,另一方面又能够与之在一定范围内共存。这就决定了明清之际的学者至多只能从事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自我批判,而不可能进行道德形态的转换。近代机器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新的伦理道德形态的诞生提供了现实的基础。然而,如上所述,到1895年以前,中国的民族工业并不发达,远没有形成能够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独立力量,而且对后者有着严重的依赖。它们的利益和要求,还没有自觉上升到理论的形态。因此,中国近代伦理道德的产生,反映了新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利益,但并非本土工业生产方式自发的产物,在这方面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学说、新观念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

自从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国便打开了与西方文化的交通之路。唐代时,已有“景教”(即基督教)传入。但明代以前“景教”在社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自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等来华,中土文士信从者渐众。此后,便在禁弛交替中传播。西方传教士们在传播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理论与学术思想。柳诒徵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开列了明清之际传教士所著书的目录,其内容除基督教教义外,还包括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以及部分社会科学。中国学者译书,明代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科学理论。清代译书,盛于同治年间。同治建元,总理衙门设同文馆,上海设广方言馆教以西文西学,并以译书为事。八年(1869年)广方言馆并于江南制造局,专事译述。《西学书目表序例》曰当时二十年间各方所译之书约三百余种,“译出各书,都为三类:一曰学,二曰政,三曰教。今除教类之书不录外,自余诸书,分为三卷:上卷为西学诸书,其目曰算学、曰重学、曰电学、曰化学、曰声学、曰光学、曰气学、曰天学、曰地学、曰全体学、曰动植物学、曰医学、曰图学。……中卷为西政诸学,其目曰史志、曰官制、曰学制、曰法律、曰农政、曰矿政、曰工政、曰商政、曰兵政、曰船政。下卷为杂类之书,其目曰游记、曰报章、曰格致、曰西人议论之书、曰无可归类之书。”(转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第796页)译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西学所有的内容,但侧重面仍在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甲午以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以严复的译著为最。他虽然是研究自然科学出身,但在近代中国风云激荡的社会变迁中,深感变法强国之要不在工艺,而在国人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于是,他矢志介绍西方社会科学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肆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斯的《社会通诠》等等,把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哲学、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社会学等较为全面地介绍给中国人。这些思想极大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在一代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尤其是《天演论》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其“物竞天择”的观念使中国学者认识到,要抵御列强的入侵,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要改变旧的社会制度,更要改变旧的传统观念,否则将被人类的进化所淘汰。

西方文化的传播,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参照系统,成为近代学者批判传统社会和传统道德的强大思想武器。虽然没有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传入,中国也将缓慢地进入近代社会。但毫无疑义的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加速了传统社会的解体,加速了传统道德的崩溃。这一历史现象直接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型的主体觉悟与其说是本土近代生产方式在道德上的自我觉悟,不如说是在中西文化先进与落后的铁血事实刺激下,民族自救精神的警醒。本土伦理道德近代因素资源的缺乏,使得他们把西方近代伦理道德作为先进的标准的模式,向西方学习成为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的必然道路;二是传统的包袱十分沉重,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集中了学者们的主要精力,没有来得及对西方文化作认真的咀嚼和全面的消化,没有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实践中进行创造性转化,就导致了在建构近代伦理道德体系时中西文化的匆忙结合,存在着以中国传统道德观念解释西方近代思想的现象。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的转型,从根本上说,并非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偶然现象,而是反映了中国历史和传统道德发展的必然。近代学者在批判传统纲常名教时援明清之际学者为同调,就说明他们在思想上有着某种传承性,即传统道德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近代社会的巨变充分暴露了传统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和自身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社会的发展必然突破传统的局限,西方文化的传入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导致了传统社会转型的惨烈,导致了传统伦理道德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中国伦理道德的发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极为深厚的道德文化传统。它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积淀、凝聚为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它在近代的转型,是中国传统道德第一次直面世界先进文化,或者说是中国传统道德的第一次现代化,它与当今道德建设所面临的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任务,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考察传统伦理道德在近代转型的过程,总结其规律和经验教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建设新型的道德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