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结构需要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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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Governance),是指一组联结并规范所有者(股东)、支配者(董事会)、管理者(经理)、使用者(工人)相互权利和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这样一组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通过一定的相互制衡机制,使得资产诸方面权利在分离的状态中,能够保持有效的约束与监督,使诸方面资产权利的掌握及运用严格受到相应资产责任的制约,从而达到诸方面利益均衡的目的,以保证效率的提高。假如公司(企业)仍是古典式的由出资者(所有者)个人直接监督、支配并管理其资产,同时直接承担剩余风险,那么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司治理结构,不需要以一组特别的制度安排来规范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使用者之间的相互权利利益,以求解决不同权利主体的监督、激励、风险分配等问题。

因此,公司治理结构命题的提出,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公司法人产权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关于资产的委托—制。既然是一种委托—制,便有了权利的分离和相应权利主体的多元化,从而相互间的监督、约束和激励便需要一组制度安排来解决。现代公司中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导致了关系的形成,但关系并不天然伴有问题。如果人的目标与委托人完全一致,就不会有问题的产生,但这种情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绝少存在,可以认为它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由于人与委托人都同样是拥有独立利益的“经济人”,他的行为目标与委托人往往是不一致的,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人则追求个人最可能多的货币与非货币收入,在委托人与人目标函数不一致的情况下,在过程中就可能存在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而损害委托人资产利益的各种问题。因此,在现代公司法人财产制度这种典型的委托—制下,由于资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资产权利诸方面的权能主体相应出现了多元化,出现了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之间在目标、动因、利益、权利、责任上的差异,相应地产生了所有权、法人产权、管理权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就要求有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衔接并规范诸方面的利益关系。

既然现代公司法人产权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关于资产的委托—制度,那么要使这一制度能有效地得以运行,就需要一系列社会历史条件,以保证所有者一方面能普遍地进行资产委托,另一方面在资产权利实现分离之后依然能够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实现必要的监督。笔者认为,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资产的委托—过程中尽量减少因问题所带来的成本,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风险责任在资产制度上要能够保证伴随资产权利的分离而发生相应的剩余风险分配,保证权利与责任的对称,使权利无法摆脱责任的约束。这里的重要问题有三点。首先,社会上必须存在一批真正的资产受托者,所有者把资产委托出去,必须寻找能够具有承担资产责任能力的者。者获得对他人资产支配权的重要前提在于,能够对他人资产承担法律规定的资产责任。其次,存在这样一种机制,它使得谁最终承担剩余风险谁就对公司拥有控制权,如果公司法人作为受托者,有资产能力对委托者承担法定的资产责任,如果受托者在制度上也的确是剩余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那么在权利分配上,受托者便应当拥有对公司资产的控制权。但如果剩余风险主要由所有者来承担,那么所有者便需拥有对公司的有效控制权。第三,所有者作为委托者能够在市场交易中将其凭借所有权而获得的剩余索取权及相应的风险责任实行自由转让,这是所有者对其资产进行有效的重要条件。

很显然,我国当前在资产制度上尚未具备上述三个方面的社会历史条件。在国有资产的委托—环节中,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的代表将国有资产给企业,但国有企业却并非具有承担资产责任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者,其经营者对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拥有实际控制、支配权,但能保证其权利与责任相对称的资产经营机制尚未形成,剩余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仍是作为所有者的国家,而国家一方面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运营状况无法实行有效的监控,另一方面,国家为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也无法将其凭借所有权而获得的剩余索取权及相应的风险责任在市场上进行转让,因此便造成了我国国有资产的“低效”现状,反映到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上,便是内部制衡机制严重失效,形成国有企业当前所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二、要存在一种能保障所有者在进行资产委托后能对者进行有效监督的机制。这种监督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外部监督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两种方式。采用外部监督机制来实现所有者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在英美等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较为典型。它主要是指大多数所有者不是内在于公司,而是外在于公司,通过资本市场的交易来对公司进行评估、投票的过程,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所有者的监督转化为市场选择行为,即所有者通过在股市上“用脚投票”的方式来不断地转移风险并选择者,以此形成对公司决策者和管理者的约束。要使得这种外部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其约束作用,至少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其一是股权的高度分散化,以保证大部分所有者只能外在于公司而通过股市交易来约束公司行为,而不是直接进入公司对公司行为实施监督;其二是要有发育较完善、运行较规范的股票市场,使所有者能够通过市场有效地转移风险并选择其者,并据此对公司业绩作出市场评价。采用内部监督机制实行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在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较为典型。它是指在大部分股权集中在相对少数所有者手中的条件下(其中主要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相互持股的公司法人),少数大股东直接内在于企业实施对企业运营的监督和控制。以内部监督机制作为监控公司行为的主要手段,通常是在以下两方面约束条件下作出的选择:一是股权分散化程度低,使得大部分股权能够相对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二是股市交易不发达,尤其是大股东要实现股权交易比较困难。既然大股东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转移风险,那么大股东最合乎理性的行为便是采取直接的内部控制,以使权利与责任相对称。当然,作为大股东主要角色的金融机构和相互持股的公司法人,要能够有效地实施这种内部监督,其自身的发育程度及监督能力必须达到相应的水平,并且有足够的动因去实施这种监督。

在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上述两方面的监督机制都未能建立健全并发挥其有效作用。在实施外部监督方面,政府作为国有企业最大的股东使股权分散化不可能实现,同时我国股票市场发育的不完善及股市交易行为的不规范使得政府通过市场交易来转移风险并选择者同样成为不可能,这就使得我国长期以来无法建立起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规范的所有者外部监督机制,只能代之以行政干预方式来实现对企业行为的监督和约束;而来自信息非对称性的约束以及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的能上不能下的干部人事制度、能进不能出的劳动用工制度,又使得政府的行政干预式监督对企业经理和内部职工无法发挥其真正有效的约束作用,从而形成所有者监督职能严重失效和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相并存的局面。在内部监督机制方面,尽管以国有专业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作为企业外部资金来源的主要供给者,在企业融资结构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但一方面由于有关的法律规定(如《商业银行法》中禁止商业银行持有企业股权)所形成的制度约束条件,另一方面再加上专业银行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和动因,使得专业银行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所能起的作用与其作为企业主要融资者的地位极不相称,无法建立起像德国、日本公司治理结构中以银行为主导的、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

三、资产权利必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权利,而且资产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区。这既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结构的前提,也是市场经济对企业产权制度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关资产的各项权利必须是纯粹经济性质的权利,而不是传统计划体制下那种超经济强制。超经济强制的核心是特权,它是对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关系的根本排斥和否定。只有作为纯粹经济性质的资产权利才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要求的公司治理结构。超经济强制的特权,一方面使得有关资产的各项权利无法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实现市场交易,从而使得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机制无法通过市场发挥其应有作用,另一方面超经济性质的权利若进入市场交易,便为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温床”。因此,一切以超经济性质为特征的财产制度安排的社会,都不可能存在普遍的市场交换关系。资产权利在不同主体之间存在明确界区,其目的在于保证资产权利的排他性,使得有关资产的权利与责任相对称,这是市场交易存在的制度基础,也是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建立有效市场制衡机制的重要前提之一。在资产权利界区含混的领域,市场机制便会失灵,权利与责任便无法界定,这既会增大交易成本,也为超经济强制在经济领域内的泛滥提供了借口。因此,纯粹经济性质的界区明确的资产权利的存在,对于在任何经济(无论是发达市场经济还是转轨经济)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前提。很明显,这一基本前提对尚处于转轨过程之中的我国经济来说仍未完全建立。一方面,有关国有资产的各项权利(包括国家资产的所有权、控制权、剩余索取权、处置权等等)都远远谈不上是纯粹经济性质的权利,超经济强制依然在发挥其相当大的作用,这使得很多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行政干预之下形同虚设,那种“生产靠计划(而不是依据市场需求)、效益靠财政(依靠减税让利,而不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发展靠政府(靠批项目给贷款,而不是自身积累或市场融资)”的“三靠”型企业在国有企业中仍占很大比重,企业董事会、经理人员与上级主管部门仍旧是行政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各项权利之间的界区十分模糊,使得各权利主体所拥有的权利与其所承担的责任极不相称,这突出表现在企业经理人员在拥有对公司资产实际控制权的同时,却对资产经营的结果并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而使得国有资产在这种不受责任约束的经理人员实际控制支配之下造成大量流失。正是基于国有企业在资产权利方面所存在的这种不良状况,所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其首要的两项基本要求便是“产权清晰、责权明确”,应该说,这既为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建立我国国有企业规范、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有力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