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形成的历史条件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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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一颗璀灿明珠,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积淀与结晶。它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气质、品格和特征。医学文化是一种综合文化现象,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劳动方式、科学技术状况、政治活动方式都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变量,而作为文化同步与互补,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也深深地影响到其表征与发展。

1农业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文化首先是由社会经济活动所决定。从本质和起源来看,中医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早在七八千年以前,中国人开始从事种植经济,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遗址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后数千年间中国的农耕、丝织、金属冶炼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传统农业劳动是生物型生产劳动。农业生产的胚种与成体都是生物有机体,它不能机械分割;胚种的生长是发育的过程;农业生产需要和谐的自然环境,是按生物生长的规律进行的;农业生产者是多面手,分工协作尚处在萌芽状态,所以农业文化本质上是有机性的文化,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合乎规律的变化过程,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这种文化泛化到看人,人体也是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同自然保持和谐的关系。建立在这种有机论、朴素系统论基础上的传统中医把人体看作不能机械分割的有机整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人的生理和病理,对人的生命功能作出生物学、甚至哲学本体论的解说,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把人体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在诊治疾病时注重辨证施治,用药注重多味药并服,注重整体调养,药物大多是生物药材或靠采集或耕种获得,注重顺应自然、养生保健。其思维方法较多采用取类比象,注重悟性思维,强调整体观念,具有浓重的辨证色彩。从而同建立在还原论、机械论基础上,尤其是作为工业文明反映的近代西医注重分析、实证、工具、技术的作用,注重用物理学、化学解释人体功能,重视单药独进、有针对性局部治疗(即强调溯因分析认识论、微观实体本质论、浅性因果决定论的向后、向下、向外的认知方向)疾病的医疗观有根本区别。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当时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汉书•艺文志》载,农学名著有9种之多,金属冶炼、造纸、煮盐、制帛等手工业亦有重要成就。这些都深深影响了当时的医学。如构筑物质世界和人体系统的“五行”学说,直接源自现实的生产和生活。《尚书大传》曰:“水火者,百姓之求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是为人用。”其值得注意的两点,一是“金”,不同于单质的天然物,是由于冶炼技术发展从矿石中提炼出来的合金。二是点出“土”在五行中的重要地位。《国语•郑语》曰:“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表明“土”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比其他四行重要,这是农业生产以土为本思想的体现。这一点反映到医学中,《黄帝内经》把运化水谷精气谓之“后天之本”的脾归于土,认为“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足以略见其影响之一斑。农业生产对于中医药学的最显著影响和作用之一,是规定所用药物以草木为主,动物及矿物类药物只占很小比例。据统计,《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类药物252种,占69.04%;动物药67种,占18.35%;矿物药占46种,占12.6%。此后的历代本草著作中,植物药始终占大多数,动物药也多是农业的副产品与渔猎产物,矿物药则与农业或手工业有关。总之,以农为主,兼营(手)工、林、渔、猎的农业经济,规定了中药的种类及其获取途径。

除此之外,农业文化还规定了中医的基本理论特征:第一,法于自然。农业生产高度依赖自然界,必须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逆行。中医据此提出防治疾病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劳作。”《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亦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生长之门。……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第二,重治未病。效法自然,并非无所作为。在农业生产中,既要遵循自然规律,又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预防自然灾害发生。农业中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疾病。中医提出“治未病”的原则,即在疾病未曾发作之时,就积极预防,使之不发生,或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如果等疾病已经产生再行医治,就难免造成伤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故强调重视养生保健,重视疾病预防。这也是中医有别于西医的重要特点。

2科学技术与中医学的关系

科学技术历来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科技史上,中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它不仅拥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而且拥有当时较为发达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建筑学、农学、金属冶炼学、生物学、金丹化学。医学的形成不仅需要大量的医疗经验,而且有赖于人们对自身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达到一定的科学认识水平。中医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古代科技发展的支持分不开的。

天文学为中医提供了宇宙观背景。远在夏朝,天文学已编制出“夏历”;西周时提出28星宿概念,战国时提出24节气。至秦汉时出现更具系统性的天文学假说“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同时代的《黄帝内经》不仅蕴含大量的天文学知识,而且接受了当时最具科学性的“宣夜说”。如“地为人之下,太虚之中者也。”“冯乎?”“大气举之也”。(《素问•五运行大论》)认为人们所居住的大地在“大气”的作用下悬浮于宇宙之中。中医注重天文学,其目的在于弄清天人之间的关系,结合人的生存大环境来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防治疾病的规律。人不仅源于自然,而且随着自然的变化而变化。“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天地日月的运行对人体生理、病理都有影响。“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湿燥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不能积极适应天时及节气的变化就会发生疾病,因而防治疾病的原则自然可以从中推导出来。在中医理论体系中,阴阳与五行构成了其基础,它们与古代天文学更是直接相关。中医认为,人之阴阳本于天之阴阳。“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以应天之阴阳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五行更是与五方、五气相联系。“东方生风,风生木”;“南方生热,热生火”;“中央生湿,湿生土”;“西方生燥,燥生金”;“北方生寒,寒生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素问•天元纪大论》)。揭示出天人相应,天、地、人统一的观点。人体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生物有机体,受到生物界一般规律和自身特殊规律的支配。因此,以防治人体疾病,维护和恢复人体健康为宗旨的医学,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物学基础之上。中医经典涉及许多生物学知识,对生命的起源和生存条件、人体的结构和功能等方面的问题作了科学的探讨。

《黄帝内经》把生命现象当做一种自然现象,揭示出生命现象的总根源在于阴阳。“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然而,阴阳并不是空洞的抽象概念,它们“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成,而化生万物”(《素问•天元纪大论》)。在维系生命活动过程中,则是“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化气以成形为基础,成形以化气为统帅,二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生物体的新陈代谢,成为生命活动的支柱。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发现了生物节律,从而大大发展了生物学。它以自然界周期性变化为背景,发现人体的阴阳、气血、脏腑、脉象、色泽等皆有相应的变化。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素问•生气通天论》)。人体的变化节律,在发生疾病时表现尤为明显,“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多数疾病早晨减轻,夜晚则加重。中医对生物节律探索的最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子午流注”学说,并把它运用于针灸学,形成其理论基础,这在临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其他科学技术也都深深影响着古代中医。如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纲辨证,子午流注针法,方剂配伍中,蕴含着古代数学知识,其中大量使用着模糊化方法。诸如“气”的范畴,五行学说,病机学说,针灸及磁疗中,则显露出其物理学背景。而中医药学中的化学知识则直接得益于古代金丹化学以及手工业生产实践。因而中医学的发展繁荣,是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古代科学技术的结果。

3政治与中医学的关系

中国自进入阶级社会后,王权就成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至秦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开始了延绵数千年的皇权统治。这种皇权制度与逐渐强化的大一统思想对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封建统治者为延年益寿、延续子嗣,保证皇权世代相袭,都十分重视医药,并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利用。历代王朝专设御用“食医”、“太医”,建立并不断完善医事制度、重视医药典籍,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延传和发展。西汉开始,为强化皇权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皇权至上的政治思想氛围对医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无形中渗透到医药学中。其突出表现就是把人体生理组织与政权系统相类比,以心神喻君主,从而表明心神是全身的主宰,君主是国家的中枢。《素问•灵兰秘典论》认为:人体12脏各有分职,且有“相使”、“贵贱”之分。肺、肝、胆等脏器分别是“相傅之官”、“将军之官”、“中正之官”、“臣使之官”、“仓廪之官”、“传道之官”、“受盛之官”、“作强之官”、“伎巧之官”、“决渎之官”、“州都之官”。在此之上矗立着心君之位:“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宫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昌,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这里,既是指心神的主宰地位,也是论证君主的重要性、合理性。这是医学理论,也是皇权思想。《内经》之后,以心为体之君,以君为国之心,成为思想家、医家的常规类比。医官制度的设立,皇权思想的强化及在医理中的泛化,也深深影响到医家的价值观念。既然身与心犹如国与君,所以治身如同治国,治身者亦可治国。医和说:“上医医国,其次医人”(《国语•晋语》),突出治国的重要,其价值判断为:治国者为上医,医疗者为下医。后世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是这一价值观念的影响。这里当然不乏有医家欲抬高自己身价的心态,但已足见封建制度、皇权思想的巨大影响。

4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

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传统中医药学,不仅受到当时经济状况、政治上层建筑的作用,而且还受到整个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先秦时期曾经出现诸子竞出、百家争呜,是中国学术发展最繁荣的时期之一。不同学科和观点体系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特别是医学与其他各门学科的关系尤为密切。因为医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它在临床中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决定了它自身及与其他学科的可通约性,需要各种学科的理论、观点和技能、技巧的支持和转移。因而中医药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势必尽可能地汲取和综合利用其他学科的成果,以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从而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融摄性。对医学理论形成影响最大的当属哲学思想。

哲学从其本意来说是智慧之学,作为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医学有效地解决人的生理、病理问题的理论根据。先秦时期出现的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倾向的哲学观点,特别如五行学说、阴阳学说、气一元论、天人合一说等,对中医理论体系及思维方式的形成与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内经》把人的生命的本原归结为气,把人的生死归结为气的聚与散,把生命过程中内在、外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归结为阴与阳的互根、对立和转化,把人体内在器官之间以及与外在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归结为五行之间的生、克、乘、侮,从而把人体看成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把人体与天地自然看作合而为一、相互关联的整体,并由此引申出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其最重要的特征是整体观为主的朴素系统论与辨证施治的矛盾统一观。例如整体观念,坚持机体自身整体性、内外环境的统一性。从人体整体观来看,人体是由若干脏器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脏器、组织,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又都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因而生理上相互联系,以维持其生理活动的协调平衡。病理上则相互影响。五脏一体观、气血津液理论和形神统一学说,具体反映了这种观点。在人与外环境关系中,坚持人与自然界及社会环境的统一性。一方面肯定自然对人的决定性和制约性,另一方面也肯定人对自然界的适应性和能动性,提出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治疗学原则。故中医学的医学观是“究天人之际,通健病之变,循生生之道,谋天人之德”的关于人的生命健康的实践智慧学。它强调在天人之际中以人为本,健病之变中以健康为本,医患关系中以病人为本,正邪相争中以正气为本,从而其认识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是去发现和发展以“病人正气”的自我痊愈能力和“人体正气”的自我健康能力为主旨的动员医学。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之中,尽管它存在一些缺陷,但作为一种“有机体文化”,重视阴阳平衡,注重从整体上观察和解决问题,属于宏观层次的医学理论。它的特点顺应了当代科学从机械论向现代有机论和系统论的转化,越来越多的得到全世界的普遍重视。正如普利高津所说:“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2]。萨顿也指出:“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为什么这不会再次发生?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双臂欢迎它。[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