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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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指人类社会的各个构成部分、要素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而又共生共长、共同发展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文明的社会状态。具体说来,和谐社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自身发展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系统内部诸种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和谐。

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人类文明观的一种飞跃,表明了人类向更高层面上寻求和创建新文明,它是人类文明观的重大进步,是建立新文明的出发点。社会和谐是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和谐的认识不断深化,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1],明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作为一种战略———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内国际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从研究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深刻思考,是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人发现的规律性的认识,研究探索它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时代背景、思想源泉、理论基础、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等方面对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一点简单的探讨。

一、当今世界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第一,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20世纪末随着东欧剧变前苏联解体,二战后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被彻底打破,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的时代潮流要求建立多极格局,世界由两极格局正在走向多极格局,国际形势总体上进一步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借助其强大的实力谋求霸权,构建单极世界的图谋不会改变;世界上冷战思维的继续、南北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民族分裂和宗教纠纷等都会对多极化趋势产生各种干扰和冲击。世界走向多极化的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将会经历一个较长的曲折的发展历程[2]。世界格局的这种新变化对我国在矛盾错综复杂的世界中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我国的作用,积极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平、公正与合理的方向改进从而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经济全球化趋势放缓。二战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加强了地区之间的联系,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巨大压力,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2]。近年来,美国、西欧面临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增长缓慢,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超过10%,美欧不从其内部找原因,反而认为全球化与对外经济交往抢夺了本国工人的饭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水准[4],这样一来,欧盟区域内保护主义兴起,美国国内排外思想和孤立主义盛行。正是由于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市场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着力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及多边贸易体系遭遇严重挫折,多哈回合谈判受阻,国际自由贸易受到严重威胁,相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前景也将受到冲击。据统计,目前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为54%,科技对经济的贡献率为39%;而美国、日本、芬兰等20多个全球公认的创新型国家,其对外技术依存度低于30%,但科技经济的贡献则高于70%[4]。中国对外技术的高度依存以及发达国家经济对科技的高依赖,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转让上的摩擦更加突出。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对外经济往来的持续扩大,因知识产权而产生的双边经贸摩擦必将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这迫切的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应对策略。

第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是世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新特征,也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必然结果。有利于各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学习、交流和借鉴。但与此同时,一切错误的、落后的甚至腐朽的思想文化也严重冲击我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消极影响。他们采取各种手段,恶意放大我国民族传统文化中封建落后的一面,极力曲解、丑化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企图逐渐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早已绝迹的社会腐朽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比如,、色情陪侍现象屡禁不止,阴阳风水、卜卦算命等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吸食、赌博活动不断蔓延等等。上述这些现象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极其相悖,非常值得我们警觉。如何在多元文化并存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用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社会成员使他们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对中共的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严峻考验,要求我们提出相应的对策。

第四,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集中体现在: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非法移民、交易、恐怖主义等跨国犯罪活动猖獗;地区和国际(尤其是周边)安全形势不容乐观。9.11事件与伦敦地铁爆炸等重大恐怖袭击、东亚与拉美等地的金融危机、“非典”与禽流感等疫情传播等,已引起各国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高度重视。从我国来看,由于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战略格局的变迁,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显著降低,但“台独”势力的各种分裂活动以及南海钓鱼岛等地的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不容忽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加大。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来自境外的金融风险传递、重大国防与商业机密窃取、环境污染、国际资源争夺、流行疾病传播、非法移民、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跨国生产和交易等诸多非传统安全因素,成为威胁我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的新变化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应对各种挑战。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和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主张“和而不同”,承认矛盾,承认差异,强调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万事万物在差异中,在矛盾中共生共长,不断发展,实现和谐统一,指出和谐是万事万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认为,和谐是一种美好的社会状态,如《左传》讲“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描述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礼的作用,和睦是最为重要的;他还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深刻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儒家看来,“同”并非“和”的先决条件,能在“不同”中求“和”才是最高的境界。孟子也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也就是说,要办成任何事情,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合作。《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在相对的状态下,天地万物能各得其所,万物能并生共长而不相为害,也就是说,各种事物只有在和谐中才能得到它应有的位置。中国道家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秦汉以后,和谐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我国领导人曾多次在国际交往中阐发“和而不同”的思想,引起了世界的共鸣,可见,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思想源泉。

三、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书中,一再“提倡社会和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社会的主要思想观点是:第一,实现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文明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是,资本主义文明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只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社会和谐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前提条件。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能达到真正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三,未来和谐社会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适应,其矛盾通过自身的调整来解决。第四,“自由人联合体”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到了这种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的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实现了三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导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社会和谐的道路上阔步前进。在《论十大关系》中主要阐述了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则,强调要处理好矛盾的各个方面以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这是关于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理论来源之一。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中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及对当今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等理论贯穿着和谐思想,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来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反映了执政的共产党人必须在执政过程中处理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之间的关系,是对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科学认识,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得失成败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提出的历史依据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一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阶段往往是这个国家是继续发展还是夭折的关键阶段。这既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黄金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5]。一个执政党和政府如果采取妥当的政策,就可以带领人民平稳度过这一关键期;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头脑发热,政策失误,则会激化矛盾,不但会造成社会动荡,而且还会阻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经济起飞后进入这个时期,但后来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些发展顺利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就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今人均GDP已达到1万到2万美元;而另一些没有解决好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的国家和地区,至今人均GDP还停留在不足4000美元左右的水平,并且社会矛盾非常突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经济学界常说的“拉美陷阱”。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过程中,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们党在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形成了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及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前,集中表现在在这一时期的两篇重要著作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这些观点和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成熟和比较成熟的,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共产党同派的关系、科学文化工作以及经济工作中的一系列方针;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等。在改革开放后,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理论和十六大报告所列举的十条实践经验中。这些都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1957年后,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党内“左”的思想抬头,并逐渐占了上风,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上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频繁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了“”的爆发,这些错误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沉痛的教训。总之,从国内国际经验来看,要促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观点思考问题,要求我们要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五、国情与党情的新变化是和谐社会战略思想形成的现实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连年高速增长,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台阶,经济总量已超过英国、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经济实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综合国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财政收入超过了3万亿元。这是可喜的成就。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6],主要有:第一,部分行业由于过去过度投资出现生产能力过剩,使许多行业出现亏损,且亏损企业的亏损额有增加趋势[6]。第二,资源消耗过度,特别是能源消耗过度,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从资源投入与产出看,2004年,我国GDP按当时汇率计算占全世界GDP的4%,但消耗了当年全球消耗的8%的原油、10%的电力、19%的铝、20%的铜、30%的钢铁和31%的煤炭[6]。第三,加大了收入差距。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目前已达到0.45,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比美国还高。

其次,相比较而言,我国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很好地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些年来有的地方血吸虫病等疫病死灰复燃,艾滋病、吸毒等现象呈现蔓延之势,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事件,2004年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水荒,最近这些年社会反响比较大的就业问题、腐败问题、分配不公问题、教育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已经给了我们许多深刻的教训。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物质利益的多样化日趋明显,群众的不同利益要求也越来越多,社会不同利益主体涌现,利益多元化的格局逐步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也大量涌现。

再次,从总体上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要看到,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党内确实存在着一些同党的性质、宗旨不相符的突出问题,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危及我们党的执政地位。

此外,我们还要看到,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的渗透和破坏活动危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的稳定。在上述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合理的协调好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是对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治国能力的新考验。面对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和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态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这是我们党首次提出“社会和谐”的理念。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重要讲话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地阐述,并把和谐社会建设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起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战略任务。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并进一步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和谐社会战略思想是以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国际复杂的形势,深思熟虑,开拓创新的结果,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长期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