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想法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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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中国面临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状,迅速地发展壮大自己,以民富国强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成为中国国家、民族和人民一致的强烈要求和热切企盼。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作为特色理论核心的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国情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的产物。它已经和必将成为指引我国人民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跨世纪的行动纲领。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

对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和敏锐把握,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正确地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而时代主题是客观的、发展的,这种客观发展只有正确地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我们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和把握出现了某些偏差,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们国内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围绕着“要准备打仗”和立足于战争“早打”、“大打”来进行的。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决策上的失误,不可避免地挤占了国内经济建设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思考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同时,开始了对时代主题的重新审视。到70年代中期,他在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延缓世界大战是可能的观点。从80年代初开始,他在分析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现为和平问题(东西问题)、发展问题(南北问题)的新变化后,又提出了争取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进而从中概括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1〕据此,我们党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对内方针和对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化,人们一度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再次陷入迷惑,邓小平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3〕也就是说,虽然世界依旧很不安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二战以后,由于出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发展。有人计算,单是战后头30年,世界工业总产值累计额就是人类历史全部工业总产值累计额的两倍左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头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就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从1950年到1980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4.7%。就目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看,不仅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势。更令人担忧的还不仅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当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较高水平的工业、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组织与经验以及众多的优秀人才,新技术革命成果将更容易被经济发达国家所利用,使他们得以更快地发展,由此将使南北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工业化的进展速度也日益显示出明显的差距。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国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为此,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4〕“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5〕正是这种强烈的时代紧迫感和历史责任感促使邓小平从改革开放以来,一再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化剑为犁”是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经济为主导的综合国力竞争,使得各国日益重视本国的经济改革、调整与发展,推动国际社会的军事角逐和政治对抗让位于经济竞争。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进的交通、通讯手段,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体系与价值观念将在频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纳、磨合与交融,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将日益被各国所认同,从而使和平与发展成为维系人类社会共同命运的纽带。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回应

1840年鸦片战争,既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主权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又是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被动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点。随后中国的发展问题就被突出地提了出来,无数仁人志士围绕着发展问题设计过诸种方案,但最终都没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发展社会主义的艰辛开拓,对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比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更为陌生和更为艰巨的事业,因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观察、亲身体验和研究而形成的,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性质、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的认识,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成熟的战略思考,而前者仅仅停留在从当时苏联传播进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去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确是一个在思想上无法也来不及仔细思考的问题,于是中国首先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经验,其实苏联模式也并不是一个真正成功的模式。虽然在50年代中期,已经察觉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在当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尚不明晰和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加之晚年背弃了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得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现偏差与失误,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带来了难以挽回的损失。几乎与此同时,随着二战以后殖民帝国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现代化成了亚、非、拉美大批独立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发展的主题受到了极大关注,一大批关于现代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相继形成。例如“现代化理论”学派,“依附论”学派和“世界体系论”学派等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战略指南或可以被某个国家完全接受和运用,特别是关于兼有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双重身份的中国如何发展,更不可能在上述发展理论中查寻到现成的答案,这个空白留待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来填充。发展的中国呼唤发展的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发展的理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将实现现代化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着眼点,同时将中国现代化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阐述,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发展理论。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思想是对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相继发生,表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进入“低潮”。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战争威胁、武装入侵、联合围剿下,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但未被压垮屈服,反而越战越强并扩展了胜利;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攻势下,与美国抗衡几十年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和已有四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历史的东欧六国竟不打自垮了呢?这不能不激起人们的深刻思考。就发展角度而言,前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至少犯了三个“可以避免的错误”。

1、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凝固化

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建设模式,它是在列宁逝世以后,于本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立起来的。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一定的适用范围和历史条件下是有效的,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建设规模较小,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发展目标比较单纯集中(如对付战争、危机、灾害、解决温饱等)的条件下,以及在封闭、半封闭的情况下如此,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但随着经济发展规模扩大,经济结构复杂化,发展目标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以及对外开放使经济越来越国际化的情况下,这种模式的优势就转化成劣势,随之出现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下降,物质匮乏和消费品不足等问题。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也是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另一方面,实践也向人们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苏联东欧各国长期以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2、社会主义发展偏离了方向

苏东各国的改革姗姗来迟,本已是一大失误。然而当进入80年代改革全面启动后,又显得操之过急。为了揭露旧体制的种种弊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兴师问罪,甚至对历史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全面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最后当把自己的历史全部否定后,也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传统价值和科学原则。于是这种“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就不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抛弃社会主义,走向了以“民主社会主义”或“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为旗号的西方改良主义。

3、社会主义发展失却了重点

农业问题一直是苏联经济建设中的致命的弱点。但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都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是军事工业)的方针,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和“党的总路线”。勃列日涅夫时期曾想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但在对外扩张争霸天下的大背景下,他不可能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有任何改变。直到苏联宣布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之后,仍然宣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是适用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的比例,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的比例,长期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如1965年,苏联农、轻、重产值的比例约为226,到了1980年,这个比例改变为1.526.5。又如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间,工业产值中生产资料所占的比重一直为74%左右,到1982年涨至75•1%,比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还高,达到卫国战争时期的水平。优先发展军事工业使苏联60%的优秀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精良的技术设备被集中在军事部门,为了实行对外扩张、争霸天下,苏联自己给自己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按1970年价格估算,苏联在1980年的军费开支高达610~660亿卢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4%。优先发展重工业还使苏联长期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按照苏联官方的统计,苏联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通常占有1/4左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占1/2左右。高积累必然同低消费、低工资并存,使得苏联人民的生活和福利处于过低的水平。〔6〕基于同样的理论认识和指导思想,东欧各国国民经济发展也严重畸形化,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殷鉴不远,邓小平在遵循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重点论,使中国成功地捍卫住了社会主义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