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兰支亡降甸奴事件历史文学价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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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敦煌汉简西域史民族史

论文摘要:本文对敦煌马圈湾出土编号分别为敦85,敦86和软127的三枚汉简进行了新的考证。初步认为简文所反映的史事很可能与始建国二年车师贵族孤兰支亡降甸奴和戊己校尉史陈良反叛等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而不是天凤三年王莽征伐西域战争中的一些细枝末节。

197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隧遗址掘获简犊共1200余枚，其中与汉代西域地区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等问题有关的材料约有300枚，为西域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涉及车师贵族狐兰支、戊己校尉史陈良、西域都护李崇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三枚汉简进行新的探讨。不妥之处，祈望专家批评指正。

为讨论方便起见，先照录与狐兰支有关的两枚简释文如下:

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将诸亡国千余人(敦85)故车师后亡侯弟虏布将兵二千余人(敦86)以上两枚简出于该遗址第五号探方，木质，敦85号简长24.3厘米，宽0,9厘米，敦86号简长23.9厘米，宽0.9厘米，二者字体相同、形制相近，出土前当属于同一简册。

简文中“车师后”即车师后国。《汉书·西域传》(以下所引诸“传”皆出自《汉书》，不再注出书名)载:“车师后，治务涂谷，去长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户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五十四，胜兵千八百九十人。击胡侯、左右将、左右都尉、道民君、译长各一人。西南至都护所千八百七里。

从下文来看，“故车师后亡侯虏支”应该是车师后国一重要人物。胡平生、裘锡圭二先生都曾指出此人可能就是《西域传》所提到的“狐兰支”，但未及详细考证。

《西域传》云:

“至莽墓位，建国二年，以广新公甄丰为右伯，当出西域。车师后王须置离闻之，与其右将股鞋、左将尸泥支谋曰:‘闻甄公为西域太伯.当出，故事给使者牛、羊、谷、当艾，导译，前五威将过，所给使尚未能备。今太伯复出，国益贫，恐不能称。欲亡入句奴。戊己校尉刁护闻之，召置离验问，辞服，乃械致都护但钦所垮姿城。置离人民知其不还，皆哭而送之。至，钦则斩置离。置离兄辅国侯孤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句奴。是时，莽易单于玺，单于恨怒，遂受孤兰支降，遣兵与共寇击车师，杀后城长，伤都护司马，及孤兰兵复还入句奴。”阎案:简文中“故车师后亡侯虏支”一语含义颇为复杂，其中心词为“支”，显然是人名，修饰词“故车师后亡侯虏”在“支”之前，用以说明“支”的身份，如果我们再去掉其中“亡”、“虏”等表示感情色彩的文字，“支”的身份就比较明显了，即“故车师后侯”。检索《史记》、《汉书》所记，“车师后侯”只有上引文所提及的“辅国侯狐兰支”，别无他人。

少数民族人名较长，古人往往取其中一二字代替全名，如上引《西域传》中以“置离”代“须置离”即是一例。此种情况在汉简中十分多见，如与上引二简同时出土的敦89简:“尉与车师前侯诩、车师伯、卑爱索诸子俱求，度以己巳到。如律令”，此处“卑爱索”用全名，但在敦90简中“卑爱索”就省写为“索”了:“五校吏妻子，议遣乌孙归义侯索诸子女到大煎都侯郭”。兹不一一列举。

因此，笔者认为简文既称“车师后侯”又名“支”，其活动恰好又可以与《西域传》互相印证，则此人非车师后国“辅国侯狐兰支”莫属。

前引两简都在“车师后”前冠一“故”字，说明当时车师后王须置离已死，狐兰支又带领国人逃亡匈奴，车师后国已不复存在。

关于简文中“亡”字的含义，吴扔骤先生认为是“王莽诅咒西域诸王为‘亡”’，『司恐怕不太合适。首先，“王”与“侯”是不同的爵位，此处“亡”、“侯”二字连用，若“亡”释作“王”，则于情理上讲不通，因为狐兰支不可能既称“王”又称“侯”;其次，当时车师后国已亡，狐兰支已逃亡匈奴，再没有称“王”的机会;再次，始建国元年王莽已在西域“改王为侯”，而狐兰支“亡降匈奴”之事在始建国二年，即使狐兰支真称过“王”，作为官方文书的这批简犊材料中也不可能再称其为“王”。其实，简文中的“亡”作为“侯”的修饰词，就是“逃亡”的意思，“亡侯”就是“逃亡之侯”，其含义非常明了，无需我们做出过多的猜测。

“虏”字在本批简犊材料中一般指敌对少数民族，表示轻蔑、仇恨等意思。有时单独使用，如敦74简“自东西即虏取”、敦98简“珍灭逆虏”;有时和族名及人名连用，如敦159简“共(匈)奴虏”、敦65简“故焉首虏”、敦149简“焉曹虏逻且”等，本文所讨论的敦85,86两简中“虏”字的用法同于后者。

从这两枚简中“故”、“亡”、“虏”等一些特殊用词来看，简文所反映的事件当发生在始建国二年须置离被杀之后，这与前文判断是一致的。敦86简中“布”当即狐兰支之弟，可补史缺。

由于与此二简同一探方同时所出大批简犊所反映的史实多与天凤三年王莽征伐西域的战争有关，过去有些研究者认为此二简所反映的史实补充了这一战争中的一些细节。笔者认为此观点还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首先，与此二简出于同一探方的纪年简既有天凤三年、四年的，也有居摄三年、始建国元年、始建国二年、天凤元年等年代的，因此我们把所有第五号探方所出简犊仅与天凤三年或四年联系起来是不恰当的。

其次，《西域传》明言狐兰支“亡降匈奴”，但《汉书》与其它史籍都无匈奴或狐兰支参与天凤三年西域战争的记载。《王莽传》、《西域传》对天凤三年西域战争的记载是较为详备的，《西域传》细致罗列了卷人这次战争的西域小国，有焉首、莎车、龟兹、姑墨、尉犁、危须等，而不提匈奴、车师后或狐兰支。

第三，上引简文所反映的情况似乎不像是一次军事行动。简文中是把“将兵”与“将诸亡国”分开记载的，可见“兵”与“亡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亡国”即“亡国之人”，也就是普通民众。既然兵民有别，那么“支”“将诸亡国千余人”肯定不是去打仗。反观前引《西域传》“置离兄辅国侯狐兰支将置离众二千余人，驱畜产，举国亡降匈奴”的一段记载与简文所述是基本吻合的，只是人数略有差异，可见简文所述的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次逃亡行动。

若此判不误，则上引二简很可能是始建国二年狐兰支逃亡匈奴事件发生之后西域都护但钦等人向朝廷汇报情况的上奏文书或其副本在马圈湾一带的遗留，而不是戊己校尉郭钦等将领对天凤三年王莽征伐西域战争的记述。《王莽传》载: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立国将军建奏:‘西域将钦上言，九月辛巳，戊己校尉史陈良、终带共贼杀校尉刁护，劫略吏士，自称废汉大将军，亡人匈奴。”或可为佐证。

另有一简，可能与陈良、李崇两个历史人物有关:公务员之家

必蒙天右，期珍灭良等为故，崇叩头死罪死罪，唯(敦127)此简亦出于第五号探方。简长23.7厘米，宽1厘米，形制完整。简文从顶端写起，不留天头地脚，字间距较为宽松，字体为隶草，与前引两简不同。

简文中“崇”，学界多认为就是王莽时期担任西域都护一职的李崇，似无疑问。“右”，原释作“有”，裘锡圭先生改释为“右”，通“佑”;“珍”，《尔雅·释话》:“珍，尽也”。“良”，原释作“臣”，裘先生改释为“良”，笔者十分赞同。案:此批西域史料中共出现“臣”字25个，其中字迹清晰可辨者14字，皆写作“臣"(9个)或“巨"(5个)。“臣”、“巨”二字右上部及中部为一“巨”字，中间以一竖贯通或半通，左下部分笔画为横折，为连笔;而本简所见“良”字右上部分作英文大写字母“形，连笔，左下半部分为横折，右下半部分为一长点，两笔，断开，与“臣”、“巨”二字的区别十分明显。裘先生怀疑简文中的“良”就是陈良。

陈良，王莽时期任戊己校尉史，后与终带等发动叛乱，杀死戊己校尉刁护，逃往匈奴。《西域传》对此有详细记载:

“建国二年……时戊己校尉刁护病，遣史陈良屯桓且谷备句奴寇。史终带取粮食，司马垂韩玄领诸壁，右曲候任尚领诸垒，相与谋曰:西域诸国颇背叛，句奴欲大侵，要死。可杀校尉，将人众降句奴。’即将数千骑至校尉府，胁诸亭令潘积薪，分告诸壁曰:‘句奴十万骑来入，吏士皆持兵，后者斩!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数里止，晨火燃。校尉开门击鼓收余士，良等随入，遂杀校尉刁护及子男四人、诸昆弟子男，独遗妇女小儿。止留戊己校尉城，遣人与句奴南将军相闻，南将军以三千骑迎良等。良等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句奴。单于以良、带为乌贪都尉。公务员之家

那么，简文中的“良”是否真的就是戊己校尉史陈良呢?从行文口气来看似无太大问题。案:此简当为西域都护李崇上奏朝廷的文书之底稿或副本中的一枚零简，文中他用非常愤恨的口气祈求上天保佑，急切地想把“良”等人一网打尽，无不显示这些人是一个令他十分恼火，必欲先除之而后快的团伙。那么这个团伙除了陈良、终带、韩玄、任尚这些人之外，不会有别人。这伙人叛逃后，王莽政府一直在设法缉拿或消灭，现李崇专就“珍灭”陈良等人一事上奏朝廷，说明此时陈良等人尚未被王莽所烧杀。

陈良之死的时间，《匈奴传》、《王莽传》、皆作天凤元年(公元14年)。

《匈奴传》:

“天凤元年，……莽遣救、救弟骑都尉展德侯飒使甸奴，贺单于初立，踢黄金衣被增帛，给言侍子登在，因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刁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车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救、飒。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

以《西域传》推之，则在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

“始建国二年，……后三岁，单于死，弟乌累单于咸立，复与莽和亲。莽遣使者多务金币赂单于，购求陈良、终带等，单于尽收四人及手杀刁护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槛车付使者。到长安，莽皆烧杀之。”

汉简不见戊己校尉以下西域官员有奏事之权，由此观之李崇至迟在公元14年就已经担任西域大都护一职了。《王莽传》载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西域都护但钦为焉奢所杀，二者在时间上正好衔接。可见新莽一朝的行政效率颇高，也说明新莽政权对西域地方十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