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里坊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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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我国古代里坊制由鼎盛走向崩溃。这一崩溃过程，萌芽于唐代中晚期的长安城。北宋东京开封城内，里坊的崩溃，以“侵街”为突破口。由于宋廷极力制止，使得崩溃过程出现了复杂性与反复性，直至北宋末年，里坊制才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宋东京城内街市、楼阁遍布，官民混合而居，呈现出崭新的城市景观。

关键词：宋东京／里坊崩溃／侵街／夜禁

唐宋时期，中国在城市形态、市民生活等方面均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而里坊制的崩溃，就是这次变革的重要标志。对于里坊制崩溃的进程及时间，中外史学界曾从经济史或城市发展的角度进行过探讨，产生了北宋初年、末年、仁宗庆历、景祐年间诸说。如中国学者贺业钜认为，“东京坊制约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废除了”①；还有学者认为具体是在仁宗景祐年间，东京“市坊制度彻底崩溃”②。而日本学者梅原郁却指出，“唐代的坊制，至少其社会风气在五代初期就已经不存在了，宋代的开封，当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这种框子的城市”③；另一位日本学者加藤繁则认为，“唐代的坊制至宋初时也仍在沿用，可以证实在真宗天禧年间还存在，到神宗熙宁年间才开始衰落，直到北宋末年最后崩溃了”④。这些观点，由于缺乏对里坊制整个崩溃过程的系统揭示及考证，往往流于简单化，易导致片面性。并且，上述诸说多忽视“侵街”在里坊崩溃过程中的作用及崩溃的表现。为此，笔者依据大量文献记载，对中国里坊制的崩溃过程、影响因素及表现内容等方面予以探讨，力求揭示这一重大历史变革的真相。

一、里坊制崩溃萌芽于唐中后期的长安城

里坊，或称里、坊，是我国古代城市的基层居住单位。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存在。《诗·郑风·将仲子》有“将仲子兮，无逾我里”之句，毛传曰“里，居也”。西汉长安城，则划分为160里，且“室居栉比，门巷修直”⑤。此后，里坊制度日益完备，至隋唐长安城达到鼎盛。这时，在城市结构上，里坊整齐划一，“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⑥，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⑦。在市民生活上，实行严格的“夜禁”制度，即“昏而闭，五更而启”⑧。对于“诸犯夜者，笞二十”⑨，甚至曾出现“中使郭里曼酒醉犯夜，杖杀之”⑩的现象。这样，唐长安城夜间坊门紧闭，坊外空无人行，呈现出“六街鼓绝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⑾的寂静夜色。朱熹对唐代的里坊制度甚为赞赏，说：“唐宫殿制度正当甚好，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⑿。这种严格的里坊制度以强化城市管理、防范盗贼为目的，却给市民生活、生产及人际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于是，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中期以后，长安城内侵街建房、坊内开店、开设夜市等破坏里坊制的行为不断出现。

本来，里坊制下，城市街道严禁侵占，早在唐高宗永徽年间(650—655)颁布的《唐律疏议》中即有“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的规定。后来，随着“侵街”现象的增多，唐代宗大历二年(767)五月，又下了“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⒀的诏令。唐德宗贞元四年(788)二月，再次下诏：“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⒁。但是，这些均未能阻止“侵街”的浪潮。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七月，左街使上奏：“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杂人及百姓、诸军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⒂。又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义成军节度使韦让“于怀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间”⒃。

与“侵街”行为相伴的，还有对“夜禁”的破坏。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⒄。至文宗太和五年(831)y．有左右巡使卜奏说，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⒅。唐末的长安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⒆。

在交易地点上，出现了坊内开店的现象。本来，唐长安城内设有东、西二市，作为交易的集中场所。与坊一样，市亦为市墙围合的封闭场所，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⒇。中唐以后，工商店铺冲破“市”的樊篱，渗入坊内。如长安内延坊有造玉器和出售珠宝的[21]，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毕罗店[22]，宣阳坊有綵缬铺[23]，永昌坊有茶肆[24]，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5]。1999年在礼泉坊还发现了唐三彩作坊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三彩砖、高足盘、水盂、粉盒及各种三彩俑等[26]。

二、北宋东京的“侵街”与里坊制崩溃

如果将里坊崩溃视作一粒种子，那么它在唐中晚期的长安城即已萌芽，并有破土而出之势。但随着唐朝走向灭亡，长安城亦退出都城之舞台。伴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五代，尤其是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即成为这颗种子破土生长并开花、结果的沃土。

说起宋东京里坊制的崩溃，早在隋唐汴州城(宋东京前身)已见端倪。隋开皇年间，文帝东封泰山后返回长安，路过汴州，“恶其殷盛，多有奸侠”，乃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27]。可见当时汴州已出现商业繁荣、向街开门的现象。至唐代，随着汴河漕运的发达，汴州商业更为发达，“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28]，“四面诸侯瞻节制，八方通货溢河渠”[29]。并且“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30]，竟然出现了通宵夜市。

五代梁、晋、汉、周皆定都开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后周时期，“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31]，“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悉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却招致一片“怨谤之语”[32]。于是，官方作出让步，“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33]。相比之下，在唐长安城大街上，连植树也是禁止的，因为代宗广德元年(763)曾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34]。这是官方对突破坊墙，进行营造活动的认可，为以后北宋开封的“侵街”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进入北宋时期，东京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35]，商业繁盛，客观上要求拆除坊墙，建立新的街市制度。但是，宋廷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力图维护与恢复昔日的里坊制，于是官私双方展开了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以“侵街”为标志。

北宋伊始，即已出现“侵街”浪潮。如早在宋太祖时期，据《宋史·魏丕传》记载，曾任作坊使的魏丕，“撤本坊旧屋，为舍衢中，收僦直及鬻死马骨，岁得钱七千余缗，工匠有丧者均给之”。开宝九年(976]五月，宋太祖“宴从臣于会节园，还经通利坊，以道狭，撤侵街民舍益之”[36]。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七月，“八作使段仁诲部修天驷监，筑垣墙侵景阳门街，上怒令毁之，仁诲决杖，责授崇仪副使”[37]。

面对“侵街”浪潮，真宗时期，宋廷曾动真格予以制止。如咸平五年(1002)二月，“京城衢巷狭隘，诏右侍禁閤门祗侯谢德权广之。德权即受诏，则先毁贵要邸舍，群议纷然。有诏止之，德权面请曰：‘今沮事者，皆权豪辈，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上不得已，从之。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38]。看来，在谢德权的以死相争下，宋廷这次可谓是痛下决心：拆除权贵的侵街邸舍，竖立表木，作为道路“红线”，并重建禁鼓昏晓制度。

当然，现实是复杂的，表木的竖立并非意味着“侵街”现象的终结，这场斗争还在继续。据《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39]。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也”[40]。《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庐侵官道者使撤之”[41]，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42]，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43]。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44]。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45]。《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46]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47]，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裸役”[48]，又规定：“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处徒刑二年”[49]。而宋代的坊正，为了适应里坊新的内容，其职能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所修的《两朝国史志》记载：“州县郭内旧置坊正，主科税。”宋神宗时，又进一步“废户长、坊正，其州县坊郭税赋、苗役钱，以邻近主户三、二十家排成甲次，轮置甲头催纳，一税一替”[50]。在夜禁方面，北宋初年颁布有与《唐律疏议》相同的条文：“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51]。但是，并未认真执行。如早在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四月，下诏“令京城夜漏，未及三鼓不得禁止行人”[52]。《宋会要辑稿·食货》亦记载：“(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宵禁至三更，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夜生活时间。

另外，许多学者，还往往将街鼓在仁宗年间的废除，视作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依据。据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记载，宋太宗年间所设的街鼓，“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53]。但是，仁宗时期尚有夜禁。如天道二年(1033)，据《宋史·张观传》记载，开封尚有“民犯夜禁”者。刘随在《上仁宗乞禁夜聚晓散及造仪仗祀神》还请求宋廷将禁夜聚晓散和造仪仗祀神二事“散下诸道，令乡村要路粉壁书写，重新晓谕，使民知禁，不陷刑章”[54]。即使是在街鼓废除后，夜禁并未取消。据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记载，权知开封府许将二更以后，租一匹马回家，“驭者惧逼夜禁，急鞭马跃”，致使许将坠地摔伤。而据《开封府题名记》记载，许将权知开封府的时间是神宗熙宁九年，即1077年[55]。也只是到了北宋末年，随着侵街建筑的合法化，夜禁与坊墙一样，失去了存在价值，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东京城内普遍出现了“夜市”与“早市”。如州桥夜市“直至三更”[56]。马行街一带，“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处，通晓不绝”[57]。东京大街上，“至三更还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荣干，夜深方归也”[58]。

并且，里坊作为基层住居单位，在街鼓废除一段时间内仍旧存在。如仁宗皇祐五年二月，宋廷赐枢使狄青敦教坊第一区；政和六年十一月，诏赐宣和学士王黼昭德坊第宅一区[59]。徽宗政和六年(1116)，宋廷在重建军巡铺时，仍然“冠以坊名”[60]。另外，北宋末年，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61]，从而取代了昔日街鼓的报时职能。

四、宋东京里坊崩溃的表现：街市、楼阁及官民混居

坊墙与夜禁的废除，标志了里坊制的崩溃，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除此之外，由于宋东京商品经济的繁盛，人口的猛增，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城市景观。

首先是繁华街市的出现。对此，北宋末南宋初年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有详尽记载，如朱雀门外街巷、东角楼街巷、潘楼东街巷、州桥东街巷、相国寺东街巷等。其中以“南河北市”[62]的街市最为繁盛。这里的“南河”，主要是指沿汴河一带的街市，计有果子行、肉行、米行、面行、菜行、蟹行、炭行等160多行[63]。所谓的“北市”，其范围大致从皇城东至马市街一带。这里西靠皇城，主要是皇室消费所。正如孟元老所说：“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鰕*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64]潘楼一带，更是富商云集之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65]。皇城东华门外的白矾楼酒店，自宋真宗以来，即是东京最大的一家正店，每年用官曲五万斤，“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千余人”[66]。还有马行街，作为皇城东面的南北大道，商业活动更是繁盛。宋人蔡绦说：“马行(街)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67]。

街市的繁盛，使原来集中的“市”，失去了作用，而转变成了刑场。如开宝六年(973)二月丙戌，“斩廷翰于西市”[68]。景德二年(1005)四月，“斩布衣宗古于西市”[69]。直到北宋末年，东京梁门外，“西去瓮市子，乃开封府刑人之所也”[70]。

其次，东京城中，尤其是街市中，楼阁普遍出现，也是里坊崩溃的表现。在唐长安城，为了维护里坊的严密性与整齐性，代宗大历十四年(780)六月一日，即下诏：“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71]。唐文宗太和六年(832)，又敕：“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I临视人家”[72]。尽管唐代末年有显贵违禁营建楼阁的现象，但毕竟是少数，且一直被视为“违章建筑”。但是，至五代后周世宗时，开始“许京城(开封)民居起楼阁”[73]，公开取消了这条禁令。为此，大将军周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人数万计”[74]。北宋东京城更是大建高楼，其中有酒店、邸店、民居等。如宋仁宗景佑三年八月三日诏日：“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75]。此诏令表明当时临街市处普遍存在着邸店楼阁。就酒店而言，史籍中酒店亦多以楼相称，如孟元老所说：“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旆相招，掩翳天日”[76]。更有甚者，将酒楼建在皇城根下。如皇城东华门外有座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只是“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77]。而唐长安城“登高临视宫中者，徒一年”[78]。显贵之家，也大建高楼。如“李文和居永宁坊，有园亭之胜，筑高楼临道边，呼为看楼李家”[79]。

另外，宋东京城与隋唐长安还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即“官民混居”的形成。在里坊制度下，早在隋文帝时，即在长安“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住，公私有便，风俗齐肃”[80]。于是，唐中央五省、九寺、一台、四监及十八卫，皆分布于皇城内[81]。不但如此，官民居住也是分开的，唐人苏鄂说：“方，类也。易日：方以类聚，居必求其类”[82]。唐长安皇宫东诸坊多为王公贵族集中区。对此，宋人吕大防甚为赞赏，认为“(隋)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致也”[83]。而北宋东京城，除了中书省、都堂及枢密院保留在皇城内之外，其他众多的中央机关则安排在皇城前南北御街两侧的街巷中。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予以介绍，计有两府八位、尚书省、御史台、门下省、秘书省、大晟府、太常寺、五寺三监等。这种状况，发展至清代，形成了皇城天安门前的千步廊，按照“左文右武”的原则，安置文职六部、武职五府等中央机构。同时，北宋官员也散居于民间。有住内城者，还有移于外城者。为了这些官僚上朝之需，内城门要开得早一些，“朝时自四鼓，旧城诸门启关放入，都下人谓之四更时”[84]。甚至还有住于新城外的，如梅圣俞之第，即在外城东之汴阳坊[85]。另外，《宋会要·方域四》记载有宋廷历次赏赐给官僚的第宅，所分布的坊有：信陵、永丰、积珍、清平、泰宁、崇仁、宝积、昭庆、道德、定坊、安远、敦教等，遍布城区内外。

五、小结

我国古代里坊制度，是一种落后的城市管理手段。那坚固的坊墙，严格的夜禁，截然分离的坊市，像一幅沉重的枷锁，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自由。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打碎这个枷锁。唐中晚期长安城内房屋侵街、坊内开店、开设夜市，即说明了这一点。至北宋时期，私人掀起的“侵街”浪潮，终于将里坊制送入坟墓。但是，由于宋廷的竭力遏制，使得这一过程呈现出复杂性、反复性，甚至有点扑朔迷离，于是在史学界出现了诸多观点。但是，通过上述考察，人们仍可以看出里坊崩溃的脉络，排出宋东京里坊崩溃的“时间表”：后周世宗时允许街道两侧种树、掘井、修盖凉棚，为以后的“侵街”打开方便之门；宋太祖时的三鼓以来不得禁止行人，是对夜禁的放宽；宋徽时收取侵街房廊钱及废除夜禁，至此，实行千余年的里坊制度，彻底走进坟墓。从此，城区街市充斥、楼阁遍布、官民混居，呈现出与唐长安城截然不同的城市面貌，从而掀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

注释：

①贺业钜：《唐宋市坊规划制度演变探讨》，载《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亦力主此说。

②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页。

③[日]梅原郁：《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载《鹰陵史学》三、四合刊，1977年版。

④[日]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1卷，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页。

⑤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06页。

⑥(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041页。

⑦(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

⑧(五代)王溥：《唐会要》卷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⑨但“有故者不坐”。(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6《杂律》，中华书局1993年版。

⑩(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5，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⑾(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第979页。

⑿(宋)黎靖德：《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83页。

⒀⒁⒂⒃⒅(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

⒄(宋)王谠：《唐语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⒆(宋)宋敏求：《长安志》卷8“崇仁坊”条。

⒇(唐)张九龄：《唐六典》卷20，中华书局，1992出版。

[21](唐)高彦林：《唐阙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2](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3](明)陶宗仪：《说郛》卷100，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2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169。

[25](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5。

[26]张国柱、李力：《西安发现唐三彩窑址》，《文博》1999年第3期。

[27](唐)魏征：《隋书》卷56《令狐熙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28][29][30](清)曹寅等编纂：《全唐诗》卷299《汴路即事》，卷360《令狐相公见示河中杨少尹赠答兼命继之》，卷300《寄汴州令狐相公》。

[31](五代)王溥：《五代会要》卷26《城郭》，中华书局1998年版。

[3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56年版。

[3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中华书局1960年版。

[34](五代)王溥：《唐会要》卷8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5](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序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

[36][37][3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81、430页。

[39][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41](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42](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页。

[43][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44](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2005年版。

[4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46](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47](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48](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

[49](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50][5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6。

[51](宋)窦仪：《宋刑统》卷26《犯夜》，中华书局1977年版。

[53](宋)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成书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上推二纪即24年，约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

[54](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55]《开封府题名记碑》在今开封市博物馆。

[56](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

[57][58](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

[5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第宅》。

[60](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

[61](宋)盂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人市》。

[62](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

[6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

[64][65](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

[66](宋)周密：《齐东野语》卷11，中华书局1983年版。

[67](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

[68](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

[6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

[70](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大内西角楼街巷》。

[71](五代)王溥：《唐会要》卷59《工部尚书》。

[72](五代)王溥：《唐会要》卷31《杂录》。

[73](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0页。

[74](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3，《丛书集成·初编》第2747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

[75](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舆服·臣庶服》。

[76][7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

[78](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79](宋)王明清：《挥麈前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8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皇城》。

[81](唐)张九龄：《唐六典》卷7《唐长安》，中华书局1992年版。

[82](唐)苏鹗：《苏氏演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83](宋)吕大防：《隋都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