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史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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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六典》、《史通》等史籍都曾言及唐史馆与监修源出北齐，至于北齐史馆的称谓区别、建置时间、馆址方位、建筑情况以及组织机构、工作条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诸书均无明文。兹钩稽零星散籍，排比事类，略作考辨。

一

中国古代史馆始于北齐。《初学记》卷三冬第四载有《北齐邢子才（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北史》、《北齐书》也曾言及史馆，不过名称不一，或称“史馆”或称“史阁”。

《北史》称五十六《魏收传》：“（天保）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卷四十四《刁柔传》：“柔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

《北齐书》卷八《后主高纬纪》：武平三年（572）八月，“《圣寿堂御览》成，敕付史阁，后改为《修文殿御览》。”

《唐六典》卷九《中书省》“史馆史官”注云：“后魏并置著作，隶秘书省。北齐因之，代亦谓之史阁，亦谓之史馆。史阁、史馆之名自此有也。故北齐邢子才作诗酬魏收冬夜直史馆是也。”

但史馆与史阁还是有区别的，从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推测，魏收曾作《冬夜直史馆诗》，否则邢劭也不会作诗酬对。两首诗均称“史馆”，而不称史阁，这说明“史馆”是正式的官方机构名称。此外，北齐还置有东馆、文林馆，均以馆命名。

史馆又称史阁，馆、阁均为楼［1］，二者互通。东汉洛阳宫中有秘阁，收藏图籍。秘阁又称秘馆。《后汉书》卷三十六《贾逵传》云逵为《左传》、《国语》作《解诂》五十一篇献上朝廷，“显宗重其书，写藏秘馆”。同书卷六十下《蔡邕传》载邕上书曰：“臣得以学问特蒙褒异，执事秘馆。”北齐置史馆，且馆中有阁，为收藏图书之所，故又名史阁。

“史阁”似是一种口头称谓，当沿袭北魏。北魏平城宫秘书省有史阁。《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允领秘书典著作，选（刘模）为校书郎。允修撰《国记》，与（模）具辑著，常令模持管钥，每日同入史阁，接膝对筵，属述时事。”这里的“史阁”实即著作局。

北齐史馆置于何年呢？东魏置著作郎，由别职兼任。查诸史籍，未见任何关于史馆的材料。盖因魏齐禅代非常时期，高氏集团同元氏帝室集团政治斗争激烈。在这样的背景下，魏史撰著难能开展，也不可能置史馆。北齐禅代东魏，情况发生了变化，高洋想在文治武功方面有所建树，倡导修史，于天保元年八月庚寅下诏征集国史资料。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2］天保二年（551），高洋又“诏撰魏史”［3］。到天保四年魏收“专在史阁”，这是史籍记载北齐史馆有年可稽的最早年份。从高洋“诏撰魏史”到魏收“专在史阁”看，史馆之置当在二年以后、四年之前。

又据《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云：“初，帝（高洋）令群臣各言志，（魏）收曰：‘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故帝使收专其任。又诏平原王高隆之总监之，置名而已。”《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云：“齐受禅，进爵为王。寻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从这两条史料还可进一步推测北齐史馆建置年代。高隆之封平原王时在天保元年六月，七月“录尚书事”［4］。领大宗正卿、监国史当也在此时或此后不久。而且从《魏收传》反映的情况看，高洋诏隆之监国史与使收专史任的时间大致相当，都在天保四年之前，史馆建置的时间可由此前推，很可能在天保二年或三年。史馆自建置后，一直不废，直至北齐灭亡。

北齐史馆地址在何处？史无明文，如仔细辨析史料，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最值得注意的是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中的两句语：“寄语东山道，高驾且盘桓”。“东山道”是全诗提到的唯一地名，当是通往史馆的道路，这里代指史馆；“高驾”当指负责史馆著作的魏收。东山道是由邺城通往东山宫的一条道路，在邺城东。北齐史馆很可能在东山宫中。明嘉靖《彰德府志》卷二《地理志》云：东山宫“东西四百步，南北二百步，基高二丈。《魏记》：‘高澄积土为山，斩地为池，引万金（渠）水为行乐之所。’在邺城东，因名东崮。”高澄、高洋经常在这里招引文士讨论学术，邢劭与杜弼关于佛学形神问题的争论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天保八年以后，魏收监国史，还尝在东山宫中陪高洋歌乐胡舞［5］。再者，魏收曾向高洋表示：“臣愿得直笔东观，早成《魏书》。”称史馆为“东观”，魏收的意思有两种可能，一是沿袭东汉的称谓：一是即指东山宫中的史馆。无论哪种可能，魏收所说的“东观”与邢劭诗中提到的“东山道”在方位上是一致的。第三，高洋称帝后，将东魏孝静帝元善见软禁在邺北城，此处成为禁锢元氏宗室及可疑分子的地方，高洋自然不会把史馆设在北城。齐受禅，高洋入居邺南城皇宫，百官公卿署省及鲜卑权贵私宅都搬迁至南城，新旧交替，这样的环境也不适宜置史馆。因此，将史馆置于城东的东山宫是比较合适的。至晚在武成以后，北齐史馆有变动。由于邺南城成为政治权力中心，皇帝的活动主要在南城。魏收宅、李德林宅也都迁至此。武成帝在南城西南开玄洲苑［6］，并招引文士在这里编撰《玄洲苑御览》，后改名为《圣寿堂御览》，敕付史阁，又改为《修文殿御览》。明嘉靖《彰德府志·邺都宫室志》引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曰：“武成帝高湛，河清中，……拓破东宫，更造修文、偃武二殿及圣寿堂。”又引《邺中记》［7］曰：圣寿堂“在修文、偃武殿后”，是北齐后主日常理政、阅读《御览》的地方，他常“令中要数人扶侍出入，著纱帽直至永巷，出万春门，向圣寿堂、……论决政事”［8］。《圣寿堂御览》平时存放在史阁。由此推测，史阁当在南城省禁之中，或许距圣寿堂、修文殿不远。

皇建以后，北齐皇帝很少去东山宫，东山宫逐渐衰落。周灭齐，裁毁东山宫，夷山填池，并将宫禁中史阁所藏典籍运往长安。一大批史官文士也被迁往关中，北齐史馆不复存在。

北齐史馆建筑情况如何？由于有关史料严重缺乏，难以详考。但从“史馆”、“史阁”称谓看，史馆内有楼阁建筑，为收藏图籍史料的地方，《圣寿堂御览》就存放在这里。阁楼下为史官办公修史的场所。此外，还当有缮写抄录的工作室。另据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史馆还有宿直处。

北齐史馆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

1．监修大臣。天保初，高洋就建立了大臣监修国史的制度，第一任监修大臣为平原王高隆之，“以本官录尚书事，领大宗正卿，监国史”［9］。天保八年（557）夏，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10］。“皇建元年（560），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11］。皇建中，崔jié＠①“入为秘书监、齐州大中正，转鸿胪卿，迁并省度支尚书，俄受京省，寻转五兵尚书，监国史”［12］。“河清元年（562），（赵彦深）进爵安乐公，累迁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监国史”［13］。“天统初，（阳休之）征为光禄卿，监国史”［14］。武平四年（573），崔季舒“加特进，监国史”［15］。以后，祖qiān＠②“拜尚书左仆射，监国史”［16］。后主时，胡人何洪珍“奏（张）雕监国史”［17］，似未实行。有齐一朝，监修大臣的品秩、身份、职责等前后都有变化。在监修大臣中，高隆之官品最高，为一品；崔季舒为正二品；赵彦深、祖qiān＠②为从二品；魏收、崔jié＠①、阳休之为正三品。从他们的身份看，高隆之为宗室。魏收、崔jié＠①、崔季舒、阳休之、祖qiān＠②出身著姓，赵彦深为忠谨老臣，都是才学名士。高隆之监国史，仅是虚衔。魏收以后诸监修大臣却负有实责，尤其是国史的体例断限。《北齐书·阳休之传》云：“魏收监史之日，立《高祖本纪》，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收在齐州，恐史官改夺其意，上表论之。武平中，收还朝，敕集朝贤议其事。休之立议从天保为断限。魏收存日，犹两议未决。收死后，便讽动内外，发诏从其议。”

2．著作郎。高氏修史始于东魏武定初。《北史·魏收传》曰：“收本以文才必望颖脱见知，位即不遂，求修国史。崔暹为言文襄曰：‘国史事重！公家父子霸王功业，皆须具载，非收不可。’文襄乃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544），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国史。”到了武定四年，复置著作郎。“（武定）四年，神武（高欢）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曾饷不？’因共大笑。乃谓魏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功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寻加兼著作郎。”［18］这是所见材料中有关高氏置著作郎的最早记载。

齐受禅，仍置著作郎，编制为二人。《隋书·百官志》：北齐“秘书省，……又领著作省，郎二人”。《唐六典》卷十《秘书省》、《通典》卷二十六《职官》八亦云北齐著作郎员额二人。查《北史》、《北齐书》、《隋书》，北齐著作郎仅有魏收、祖qiān＠②、杜台卿等三人，而且他们任著作郎的时间不一。魏收是高氏政权第一任著作郎，任期在东魏武定四年（546）至北齐天保五年（554）。祖qiān＠②于皇建元年（560）授著作郎，杜台卿任著作郎当在后主武平年间。魏收“加兼著作郎”，而祖qiān＠②、杜台卿则为专职。从史书反映的情况看，著作郎当有缺。

3．著作佐郎，员额八人［19］。见于史籍者有萧慨、元行如、崔镜玄等。崔镜玄任著作佐郎在武平四年（573）以前［20］。萧慨“历著作佐郎，待诏文林馆”［21］，时在武平四年以后。元行如“武平末，任著作佐郎”［22］。此外，权会“被尚书符追著作，修国史”［23］，似为佐郎。史书所载著作佐郎多为令仆之子起家官品，时间又都在武平年间或以后，这说明后主以后史馆人员有所增加。

4．修史臣。为临时抽调入馆修史的官吏，由别职充任，不属史馆固定编制，员额不限，修撰完毕，即还原职。以别职修《魏书》者有房延yòu＠③、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陆＠④、李广、綦毋怀文等。这些“修史臣”［24］由著作郎引荐和皇帝诏准，方可入史馆修史，如刁柔等人都是由魏收提名启奏文宣帝高洋诏准的［25］。天保以后，史馆的任务是撰著齐史，这些修史臣又称“修国史”。武平三年（572），李德林“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26］。魏澹在北齐任“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复与李德林俱修国史”［27］。隋别职修国史称“同修国史”［28］。北齐“修史臣”、“修国史”多是国子博士、中书侍郎、舍人、通直常侍、司空司马、尚书郎等职位卑下的文吏，他们各有才识。

5．校书郎。《隋书·百官志》云：“校书郎八人。”《唐六典》卷十《秘书省》注曰：“北齐著作省校书郎二人，正第九品。”此外还有书令史。《唐六典·秘书省》注曰：“自晋以来秘书著作皆有令史，阙其员品。”缮写正字也当有其人。

三

北齐史馆的工作条件和史官的生活待遇如何呢？邢劭《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云：“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酸。风音响北牖，月影度南端。灯光明且灭，华灯新复残。”由此看出史馆的工作条件比较差，冬天无任何取暖设备。“兼豆”、“重裘”似是史馆宿直常例衣食，但不得温饱。史官冬夜宿直只得忍耐饥寒，大概是由于这样糟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引发了魏收许多感慨，因作《冬夜直史馆诗》送邢劭。邢劭轮直史馆，有着与魏收同样的感受，故和诗酬对。而且，邢劭比魏收年长十岁，又“年病从衡至，动息不自安”，“体羸不尽带，发落强扶冠”，强作精神，勉强支撑着史馆的公务［29］。

北齐史官的品第、俸禄又较低。据《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著作郎“为从第五品”，相当于一位上等县令，岁禄为一百二十匹，三十匹为一秩。著作佐郎官秩第七品，每岁禄六十匹，十五匹为一秩。史馆校书郎为第九品，每岁禄二十八匹，七匹为一秩。禄食按季度发放，一季度一秩。禄由帛、米、钱构成，各占三分之一。忙时赠一秩，平时守常秩，闲时降一秩。这仅是条文规定，史官的禄食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还很难说。

北齐史官沿袭北魏而置，但品第低于北魏太和以前。据《魏书》卷一百一十三《官氏志》，北魏太和以前著作郎为第五品上，著作佐郎为从第五品上，校书郎为第七品上。北魏宣武帝以后，史官品第下降，品秩如北齐。从北魏到北齐都存在这样的现象：著作郎若由高品秩的官兼任，生活状况还算好些，专职著作郎则十分清贫。如崔浩、高允等都是兼职，禄食丰厚。韩显宗为专职，“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卒于官”，死后连丧葬费都没有，朝廷“加以缯帛之赙”［30］。北齐仍是如此，天保四年（553），魏收任魏尹，兼著作郎，“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他之所以受到优待，原因在于担任魏尹要职，并不在于史任。而对于祖qiān＠②、杜台卿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他们专任著作郎时，看不出他们的生活状况有多好。杜台卿虽是高才名士，却一生清贫。著作郎竟如此，著作佐郎、校书郎的生活状况就更糟糕了。

由于生活水平太低，一些史官不得不接受点贿赂以弥补温饱不足。早在东魏建邦前夕，高欢北伐尔朱氏时，史官衣食无着，鲜卑权贵常饷史官饮食［31］，企图贿得一个好名声。东魏武定年间，魏收以太常卿修国史，生活困难，尝“得阳休之助”［32］。北齐天保以后，权贵饷食史官的现象在史书中很少反映，这可能是史馆的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史馆的任务主要是修撰齐史帝纪，又是编年体，难能为权贵立好传。再者，统治者对修史的控制更加严格，加强了史书的保密性。这样，史官不能为权贵树碑立传，权贵自然不会白白贿赂史官，北齐史官就更清贫了。

［1］见《玉海》卷五十六《宫室·馆》引《周礼》注及《说文》。

［2］《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3］《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5］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6］参见明嘉靖《彰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

［7］《邺中记》作者陆＠④为东晋人，其书不可能记北齐事。所引当为北齐杨楞伽《邺都故事》。

［8］《北齐书》卷三十九《祖qiān＠②传》。

［9］《北齐书》卷十八《高隆之传》。

［10］《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1］《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2］《北齐书》卷四十二《崔jié＠①传》。

［13］《北齐书》卷三十八《赵彦深传》。

［14］《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

［15］《北齐书》卷三十六《崔季舒传》。

［16］《北齐书》卷三十九《祖qiān＠②传》。

［17］《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

［18］《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19］见《隋书》卷二十七《百官志》。《通典》卷二十六《职官》

八曰：“北齐有著作郎、佐郎各二人。”从《北齐书》所载佐郎看，不止二人，应为八人。

［20］见《北齐书》卷三十九《崔季舒传》。

［21］《北史》卷二十九《萧退传附萧慨传》。

［22］《北齐书》卷三十八《元文遥传》。

［23］《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传》。

［24］见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第185至186页载“魏收等《前上十志启》”文后署名落款，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5］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北齐书》卷四十四《儒林·刁柔传》。

［26］《隋书》卷四十二《李德林传》。

［27］《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

［28］见《隋书》卷五十八《辛德源传》、卷七十五《儒林·刘焯、刘炫传》。

［29］正史不载邢劭参与修《魏书》事，从其酬魏收诗看，他确参与了北齐史馆撰史工作。魏收撰《魏书》时，邢劭任太常卿兼中书监，摄国子祭酒，参加修史的有国子博士刁柔等，而邢劭作为国子祭酒，不能不过问修史事。再者，他在北魏宣武帝时曾任著作佐郎，熟悉史事。高洋诏征魏史资料，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30］《魏故著作郎韩君（显宗）墓志》，载于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6月版。

［31］见《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32］《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吉加力

＠②原字王加迁

＠④原字衣加右

＠⑤原字昂去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