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研究论文

导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研究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政治上由分裂走向空前统一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民族关系十分活跃和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增多，民族关系的变动成为影响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不论是魏晋时期的政权更迭，五胡十六国的骤兴骤亡，还是隋唐时期的“天下一家”、空前统一的政治格局，都与民族关系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可以说，从魏晋时期起，少数民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起着愈来愈重大的历史作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民族史观必然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魏晋时期华夷之辨的声浪日高，唐代“中华与夷狄同”的开阔认识，在中国民族史观发展史上都具有极特殊的意义。这些变化近年来引起史学界的重视，民族史、断代史研究领域都有各种成果问世。在史学史领域，由于民族史学研究起步较晚，这方面探讨尚有待进一步展开。而从史学史角度着眼，剖析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历程，揭示其内容与特征，分析其历史地位，无疑属于民族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前辈。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因此在立国后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而始毕在这种情况下，“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矛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会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人”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生与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目的不无关联，但这一可贵倾向对有唐一代及后世民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上述观念影响，唐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贞观年间，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⑻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影响及于当时与后来的重要政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式，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更为具体、丰富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史学全貌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魏书》及唐初所修八史是各具代表性的。

二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南齐书》与《宋书》等五部正史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由于北齐承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而来，它的统治者本身又带有浓重的鲜卑化色彩，故与其他几部史书相较，《魏书》在民族问题上着力最多，它的认识亦较鲜明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史观的特点。因此，这里着重从《魏书》入手，以窥得这一阶段史学中民族史观的概貌。

如前所述，“夷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指的是与中原（中国）相对应的地域概念，或是泛称与“诸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而在《魏书》中，所谓“夷狄”，在更大成分上是政治上“僭伪”的同义词，民族观与正闰问题的交织体现得尤为突出与具体。如在编目时，《魏书》将司马睿、萧道成、萧衍等建立的汉族政权，刘聪、石勒、桓玄、苻坚等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域、东夷等少数民族事迹，全都不加区分地列入四裔传中，以示其同一性；而在叙事过程中，魏收一方面称司马睿等为“僭盗”，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其冠以“岛夷”、“海夷”之称，并以汉族士人常用来贬低少数民族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⑼，形容、讽刺司马睿政权的衰弱与名实不符。由此可见，在魏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主要指“非正统”的僭伪政权；而鲜卑族不仅是丝毫不逊色于汉民族的先进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天明命”的拓跋氏政权还是“继圣载德”的正统所在。

受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各民族地方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对民族融合的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魏书》亦认为，“羁縻”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上策。在《高句丽列传》中，魏收提出：“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的总原则。他称道“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⑽；而“魏氏祖宗”之所以“扬威曜武”，对那些不驯服的民族“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⑾。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斗争又有融合的情况之下，《魏书》一方面高扬起民族自尊的旗帜，一方面又对周边民族提出了相当谨慎的处理意见。二者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在史学中的反映及其对史学的制约与影响。在《宋书》与《南齐书》中，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优长方面的赞许。如《南齐书》承认“中国”在统兵作战、号令严明方面不如少数民族；《宋书·氐胡列传》则明称“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民族仇杀的倾向。以《魏书》为代表的这一主张，与魏晋时期以怀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相比，是吻合的；其在史学上的意义，是为隋唐时期进一步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准备。

再来看唐初所修八史的民族史观。

唐初所修八史是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其中，除《南史》、《北史》外，都是奉旨撰修；《南史》、《北史》虽出于李延寿私修，但其借助史馆条件，又得令狐德棻审阅和推荐，并由唐高宗作序颁行，亦可视为官修性质；《晋书》因收入了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还被称为“御撰”。在这种情况下，八史的思想倾向，无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思想倾向。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达了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政权时，诏书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李渊都从大一统一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民族歧视的色彩已经几乎消失了。这篇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第一，客观记述、评价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晋书·载记》及《北史·四裔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如《晋书》记刘渊的好儒学、崇德义，称其为“人杰”；记石勒“雅好文学”，对其“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倡儒学、定制度的情况详加记载，并赞其“天资英达如此”；记慕容廆史事，则嘉其审时度势、慎于刑法、心向教化，以及其从容纳谏的风度；记苻坚，《晋书》更多着墨于其纳谏多谋、志图远略的俊杰风范；就是对颇有微词的慕容德与赫连勃勃，《晋书》也毫不吝惜地分别给予他们“禀俶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的赞词。与前代对少数民族种种诬蔑、夸大的记载相较，这不但体现出《晋书》作者在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卓越史识，更体现出他们在民族史观上的可贵的平等倾向。《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隋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的功绩大加称道，但在突厥列传中，李延寿同样直书了“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从而导致了边境战事的历史事实。虽然作者于此事未加议论，但人们同样可以明白他的褒贬倾向。从李大师以南北朝时“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立志“编年以备南北”，而最终未能如愿⑿，到李延寿撰成《南》、《北》二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史家在追求史书真实性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轨迹。《隋书·经籍志》在霸史类小序中亦提出：自晋以后，少数民族“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在唐初其他诸史中，民族歧视的称呼及思想也都非常淡薄。这从整体上反映了唐初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步性。

第二，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这与《魏书》相较，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如《晋书》采用《东观汉记》首创的“载记”体例，就不仅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魏书》民族史观的纠偏补弊。在《载记》卷首，作者即指出，“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浊，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把载记的范围明确限定于各少数民族之内；作者还列举了一百余年来各地方政权的名称，其范围大致与今天所言十六国相同，其中包括四个汉族政权。而在编次立目时，除了冯跋、冉闵因为“因鲜卑之昏虐”，已少数民族化，而被附入相关少数民族载记之下以外，前凉政权创建者张寔、西凉创建者李暠及称成都王的谯纵，均因其祖上家门显赫，曾为重臣而归入列传。这一篇目上的安排说明，《晋书》的撰者在著述过程中，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一是所谓载记，主要记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史事，汉族割据政权则作它类处理；二是不曾建立过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或其部族，采取传统的四夷传方式容纳其史事。这两点表明，在民族与正闰，史料去取与体例安排上，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这种安排仍难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作者在史识与史才方面的贡献，仍足可嘉道。

与《晋书》的表述方式不同，《北史》在《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未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詧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这段话表明，李延寿是以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他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基于这一认识，他采取《晋书》的做法，亦把民族列传与割据政权分别立目，各叙其事。这就不仅在正闰问题，即政治见识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更在史才、史识上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史学任务、作用及其客观性的重要影响。李延寿的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南》、《北》史并非仅为抄撮前史之作，至少在史识方面，它们具有高出前代史著的旨趣与识见，因此其史学地位应有更为公允的评价。综上，是否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议题，隋唐时期史家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在史书编著中妥善处理、合理说明这些问题，便成为判断其史著高下的重要标准。《晋书》、《北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个疑问，故《晋书》撰成后诸家晋史皆失，《南史》、《北史》刊行后，“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⒀。

第三，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受隋唐时代政治中民族史观的影响，唐初诸史在反映民族政策上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亡教训方面着力甚多，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对隋朝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八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⒁与此相类，《周书》在《异域列传》中表达了“见机而行”的主张：“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场苦其交侵”，因而，应采取“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这些立足于民族相安共处原则的主张，既是唐代统治者民族史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魏晋时期史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仅是对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的粗浅、概括的探讨。事实上，在唐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认识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记述历代史官制度时，对少数民族政权加以同等的考察，就在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反映出刘知几本人在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偏隅僭国”的同时，亦明确把他们“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的史迹作为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的思路。另一方面，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史学的形式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隔阂的痕迹。夷夏之辨与徙戎论始终没有消除其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们对民族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之前，它就会以不同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思维。

三民族理论的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完善之后，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不同时代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民族史观的历史与史学形式逐渐归纳为相对集中与深化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分别以江统的《徙戎论》及杜佑的《通典·边防典序》为代表，而唐初诸史的理论探索，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徙戎论》产生于魏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总结，阐发；从《徙戎论》本身所具备的理论特点讲，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区分不同民族标准的初步归纳。《徙戎论》的开篇指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点明所谓“夷狄”在地域上及语言、制度、风俗、部族上的不同。在回顾自殷周以来民族政策的得失之后，他还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事实上是指明了夷狄与诸夏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以江统所具备的这几方面理论视角，与司马迁、班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论述已经更为系统与深入了⒂。

第二，对少数民族“性气”的归纳与总结。既然夷狄志态“不与华同”，那么这种志态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统认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怀柔也。”这些都是夷狄的天性所在，是不可教化的痼疾。这一点成为江统提出“徙戎”主张的理论依据。

第三，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评价。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认识，江统对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作了梳理，认为夷夏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不可逾越的差距，本不应有种种联系。而汉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使之居于内地的方法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因而，为万代千秋的基业考虑，不应让戎狄在关中有容身之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羌、氐等边地民族返其旧土。这样，就会“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江统的认识从识见的高低来讲，逊于孔子的主张，更落后于唐代史家的卓识，在今天看来，无任何可取之处。而且，江统在理论上的这些总结与归纳，还使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的隔阂、偏见以貌似“理性”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古训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徙戎论”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但“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服其深识”⒃，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思想认识领域所起的作用。魏徵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贤智之臣。他关于封建、教化的论辩，都成为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名篇，然而在民族问题上，他亦不免受徙戎论的影响。在一次与中书令温彦博的辩论中，魏徵曾提出把突厥余部“遣发河北”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⒄。唐代其他重臣如李大亮、褚遂良等亦持相类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徙戎论的出发点、立论依据及其结论虽然都是错的，但它对后代民族观念、政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在民族理论上的成就时，才更能体会到它的可贵与不易，也更能了解它在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组合、融合的推进，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史著当中，对民族问题出现了更为理性、客观的探讨。《隋书》、《晋书》、《周书》、《北史》均提到地理形势对不同民族风俗、嗜好形成的影响。《隋书·东夷列传》后论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晋书·四夷列传》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候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并进而揭示了“气”对不同民族特性的影响；而在《周书·异域传》中，这种“地气”说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阐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州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这里，地理特点与民族优劣、风俗习惯、性格为人都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带有了从物质条件角度谈民族差异的特征。以上认识在杜佑《通典》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通典·礼典》、《边防典》中，杜佑从民族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⒅。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⒆杜佑的这些论点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说明了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同时代史家相关论述的继承与突破，而且，与江统“种类乖殊”的

见解相比，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⒇。

第二，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杜佑的观念中，“地”与“气”是造成民族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二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属于物质条件的范畴，同时，它对民族特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符合民族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所谓“气”，从杜佑的论述来看，虽然带有一些先验的与非客观的色彩，但它无疑是从属于“地”这一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的“中华与夷狄同”的结论就具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与基础，同时也使他相对客观的立论角度，对后世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的理论旨在“征诸人事”，为唐统治者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同时，作为一名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史学家，他的上述论点又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高成就。把杜佑的结论与唐初史家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有唐一代，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展与成就。

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认识的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不仅显现了人们在认识上提高的轨迹，并借助史学这一载体，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使其从编纂体例到记载内容、思想认识方面，均体现出新的特点。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的历史即是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的。

四小结

从魏晋到隋唐的六百余年间，民族史观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在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不仅使隋唐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和正确的做法，并为后世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外在客观形式被动进行的，那么，隋唐时期这一进程不但被从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受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影响，以及受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的时代主题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书的正史中的四裔传，不仅成为记载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史料，而且，其中所保留的史家及时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同样以更理论化与深入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在史学中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在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史学本身的发展上，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史观研究又是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魏晋至隋唐史著中保留了丰富的民族史观的资料，因而为今天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思想成果。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如徙戎论、地气说及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史学在历史编纂的方式、内容及认识倾向的不同特点，有些甚至成为其评价历史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准的。对这一前后相承的演变轨迹的深入考究，同样是我们今天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⑴《论语·卫灵公》。

⑵⑿《北史·序传》。

⑶《魏书·岛夷萧衍列传》。

⑷《晋书·苻坚载记》。

⑸《旧唐书·高祖本纪》。

⑹《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⑺(17)参见《贞观政要·安边》。

⑻《新唐书·突厥传上》。

⑼此言历代解释不一，魏收用于此处，当为贬意。

⑽《魏书·西域列传》。

⑾《魏书·匈奴列传》。

⒀《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

⒁《隋书·西域列传》。

⒂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⒃《晋书·江统传》。

⒅《通典·边防典》序。

⒆《通典·礼典八》后议。

⒇瞿林东《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