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晟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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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研究隋王朝民突厥关系者，长孙晟的业绩是不应忽视的。本文拟通过对长孙晟一生活动的述论，以揭示隋与突厥关系发展进程的某些片断。

一

长孙晟，河南洛阳人，生于西魏废帝元年（552），卒于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其一生正逢中国封建社会自北朝更迭到隋文帝一统由乱至治的动荡岁月。长孙晟18岁即任北周司卫上士，后迁车骑都府。入隋之后，历任车骑将军、左骁卫车骑将军、左勋卫骠骑将军、左领军将军、武卫将军、右骁卫将军等军职，是隋文帝左右参予军机的重要人物之一。综其一生政治、军事活动的主要方面是协同隋文帝处理对突厥的关系。

长孙晟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有一整套较完整的方略，集中反映在开皇元年（581）一次他向隋文帝上书中，此上书《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最详，其文如下：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迥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

《孙子兵法》攻谋篇第三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长孙晟正是在分析了当时突厥政治军事形势是强大中蕴孕着分裂危机的现状后，提出自己著名的治突厥之策。

突厥是强大的。6世纪中叶突厥族崛起于我国北方草原[1]，西魏废帝元年（552），土门可汗摆脱了柔然汗国的统治而立国。其子木杆可汗统治期间（553-572），国势大振，“西破唳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雄据北方，其时汗国统治地域“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2]。当时中原地区北齐与北周两个王朝在互相争戎中，均间突厥“争请盟好，求结和亲”[3]，突厥统治者对二者，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等距相待，从中取利，后改为厚周薄齐，“与周合从，终亡齐国。”[4]显然，当时突厥确是强大，其政治态度的向背，足以改变中原地区力量的均衡。这种强盛之势，历木杆可汗、佗钵可汗（572-581）至摄图（即沙钵略可汗）数十载而不衰。开皇元年（581年），隋取代北周。曾与北周统治集团和亲结盟的突厥[5]，当然不会以友好态度待之，因此，隋初，隋与突厥的关系日趋紧张。史载其原由有二：一是“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二是，北周和亲突厥的“千金公主伤其宗祀复灭，日夜言于沙钵略，请为周复雠”[6]。其实，这些都是藉口而已，更内在的原因是突厥奴隶主贵族看到隋朝初创，立足未稳，想乘机侵掠以饱私利。如《隋书》所评：突厥贵族是“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7]。因此，面对咄咄逼人的突厥统治者，隋文帝不能不认真对待。

突厥在强大中又蕴含着分裂的危机。透过貌似强大的表象，看到其内部蕴含着分裂的危机，正是长孙晟高人一筹之处。时突厥虽“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8]，但其内部并不团结，即所谓“摄图，玷厥（达头可汗）、阿波（大逻便）、突利（染干）等叔侄兄弟各统强兵，俱号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外示和同”，据此，长孙晟认为对付突厥的最佳方案是：“难以力征，易可离间”[9]。长孙晟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提出治突厥策的核心是：“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这一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赞赏与支持，史载：“上省表大悦，因召与语，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上深嗟异，皆纳用焉”[10]。

二

长孙晟是隋朝对突厥政策的制定者，又是身体力行的实施者，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又适时对政策进行了调整。具体言，以与摄图关系的由战到和为界，分为侧重不同的前后二个阶段。开皇五年（585）之前重点放在远交达头，近攻摄图；之后则转变为离强（指达头）合弱（指染干）上。

开皇五年以前，在与摄图关系以战为主的阶段里，长孙晟虽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11]，参加了抵御摄图的军事行动，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政治方面。开皇元年，即在隋文帝采纳其治突厥策后不久，长孙晟和元晖即分赴罗侯，玷厥驻地。元晖“出伊吾道，使诣突厥，赐以狼头纛”[12]，“晖说以利害，申国厚礼，可汗大悦，遣其名王随献方物”[13]。长孙晟则以车骑将军身份亲“出黄龙道，斋币赐奚、霫、契丹等，遣为响导，得至处罗侯所，深布心腹，诱令内附”[14]，此系长孙晟第二次出使突厥。选择长孙晟、元晖出使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元晖早年曾出使突厥，“武帝之娉突厥也，令晖致礼焉”[15]，而长孙晟第一次（579年）出使突厥时，处罗侯曾“密托心腹，阴与晟盟”[16]。因此，他们出使均取得了预期效果。开皇二年（582），摄图率40万骑自兰州入，至于周槃，“破达奚长儒军，更欲南下”时“玷厥不从，引兵而去”[17]，削弱了摄图的实力，通使玷厥，初获成效。同年，与摄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长孙晟使说染干，让其诈告摄图：“铁勒等反，欲袭其牙”，逐使摄图惧而退兵。[18]

长孙晟没有轻视摄图的退兵，他深知摄图实力并未受到打击，故仍继续实行自己治突厥策中提出的“说合阿波”，以离间其与摄图关系的谋略。长孙晟抓住阿波与窦荣宣战而失利之机，遣使相劝阿波：当击摄图为自保。并亲对阿波来使说：“今达头与隋连和，而摄图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连结达头，相合为强，此万全之计。岂若丧兵负罪，归就摄图，受其戮辱邪？[19]”终于使阿波接受了长孙晟的建议。“说合阿波”获成功，扩大了突厥奴隶主之间的裂痕，并导致了内江。先是摄图“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20]。继而阿波联合玷厥，“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21]，由此开始了突厥历史上东西突厥分裂的历程。

摄图面临隋军和阿波、玷厥联军的打击，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开皇四年（584）九月，摄图遣使求投，在其致隋文帝的上书中曰“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征，终于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22]”在此与摄图关系面临由战转和的关键时刻，长孙晟奉命副虞庆则出使摄图牙庭（系第3次出使突厥），以灵活的外交言辞，解除了由于兵戎相见造成的感情上敌视，成功地完成了使命。隋朝对摄图的政策也由打击转而为和好。隋朝允摄图“请将部落度漠度南，寄居白道川内”[23]，并“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24]。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摄图）上表称臣”[25]，其表文曰：“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6]。隋文帝对摄图称臣之举十分重视，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27]。并封其妻周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赐姓杨氏。拜其第7子窟合真为柱国、封安国公。隋与突厥的关系进入了以和为主的和好阶段。很明显，在促成双方关系由战转和，长孙晟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开皇五年后，与摄图之间战事已息，且摄图“当时贡献不绝”[28]，情况发生了变化，对突厥的政策，也由以打击摄图转而为平衡突厥诸派势力，以保边境之安宁。长孙晟仍是这一阶段对突厥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与实施者。

当时突厥诸部可分为4支势力，即：摄图系、染干系、阿波系、玷厥系。

加强和发展与摄图的和好关系，仍是当时首图。为此，开皇七年至十三年，长孙晟5次亲至突厥牙庭（即长孙晟第4至8次使突厥），开皇七年（587）和八年，摄图与其弟处罗侯相继去世，长孙晟代表隋廷2次前往致祭，使双方已建立的和好关系不致因人亡而事废。开皇十三年（593），处罗侯的继承者雍虞闾（即都蓝可汗）听信内地流人杨钦挑唆，“不修职贡，颇为边患”[29]。为此，长孙晟一年内3次出使突厥，先是“微观察”[30]，也就是进行调查，继是“乃货其达官，知（杨钦）所在，夜掩获之，以示雍虞（闾），因发（大义）公主私事，国人大耻。雍虞执（安）遂迦等，并以付晟”[31]，当长孙晟回朝复命，隋文帝考虑到大义公主屡次挑唆，旋命长孙晟再返雍虞闾处，终于完成“莅杀大义公主”之命。[32]

由杨钦勾结安遂迦、大义公主挑唆雍虞闾破坏隋与突厥和好关系的风波虽得以平息，但长孙晟从中似乎看得更深远一些。不久之后针对雍虞闾请婚之议，长孙晟说：“臣观雍闾，反覆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徒，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闾，以为边焊”[33]。这是一则调整对突厥政策的重要奏议，之后，隋将全力扶持染干系的势力，如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时所评：此议“为隋破都蓝（即雍虞闾），树立染干张本”[34]。长孙晟扶染干抑雍虞闾的政策得到了隋文帝的全力支持，并在日后的实施中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对染干势力的扶持，主持人仍是长孙晟，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结和亲。开皇“十七年，染干遣五百骑随晟来逆女，以宗女封安义公主以妻之”[35]，并“特厚其礼，遣大常卿牛弘、纳言苏威、民部尚书解律孝卿相继为使”[36]。开皇十九年（599），安义公“分遣使者，往北方铁勒等部招携取之”，从而使“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37]。其次，长孙晟率军奋战，以善战著称，时有突厥贵族来降，“说言突厥之内，大畏长孙总管，闻其弓声，谓为霹雳，见其走马，称为闪电”[38]，透过史籍溢美过誉之间，长孙晟当时的声威可见一斑。玷厥在内叛外击的困境中，“众大溃，西奔吐谷浑”[39]，启民“遂有其众”。

到大业初，突厥诸部各派势力中，唯有与隋和好的启民可汗力量硕果仅存。大业三年（607），长孙晟第10次出使突厥，到启民可汗牙账，为炀帝北巡作准备。炀帝北巡南游，劳民伤财已有定论。但一国之君亲往少数民族牙账，也是前所未有之举。同年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40]。经长孙晟的苦心经营，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之间的和好关系确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长孙晟治突厥策的提出及其实施中取得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两晋南北朝以来300余年间，华夏大地战乱频仍，骨肉相残，人民不堪其苦。因此，人心思安、人心思定是大势所趋。长孙晟治突厥策的出发点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符合了时代潮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来如此，长孙晟的政策不仅得到中原地区人民的的支持，也得到久经内乱之苦的突厥部众的倾心。隋初以来，突厥诸部内附、内徒史载不绝，即是明证[41]。

长孙晟还得到隋文帝的全力支持，这在封建社会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隋文帝对长孙晟是熟悉并器重的，早在杨坚仕北周之相时，对当时还是“初未知名，人弗之识”的长孙晟，即赞其“武艺超群，适与其言，又多奇略，后子名将，非此子邪？”[42]。当长孙晟第一次出使突厥返回后，“以状白高祖，高祖大喜，迁奉车骑都尉”[43]。隋文帝作为开创新朝的雄主能审时度势，在处理与突厥关系上是冷静、清醒的，即在与突厥战云风涌的开皇三年，隋文帝还是提出“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的对突厥基本方针[44]。显然其出发点与长孙晟的治突厥策是一致的。后者则是隋文帝处理北方防务战略意图的具体化而已。因此，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每一项建议无不以“善”对之[45]，并委以重任，授以全权，使长孙晟得以充分施展个人的才能。

如果说上述两端是长孙晟成功的客观因素，那么，长孙晟确实也具备了完成改善和发展隋与突厥关系历史使命的主观条件。

长孙晟出身汉化了的鲜卑名门，是所谓北朝宗族十姓之一拓拔氏之后[46]，其先祖长孙稚官至魏太师，祖父长孙裕、父亲长职兕、兄长孙炽先后入仕魏、周、隋诸朝、历任要职。他的家系血统，使他对其他少数民族较少地带有民族偏见。长孙晟在“周室尚武”的环境中度过了青少年时代，造就其“胜通敏，略涉书记，善弹工射，矫捷过人”的气质与能力，在当时贵胄子弟中，“每共驰射，时辈皆出其下”，可谓是佼佼者[47]。早在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时年28岁的长孙晟即随同汝南公宇文神庆出使突厥，护送千金公主和亲摄图——沙钵略可汗。长孙晟首次出使突厥为他日后政治生涯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出使期间，长孙晟以自己精湛的弹射之术，颇得摄图的尊重，既“每共游猎”，又“命诸子弟贵人皆相亲友，冀昵近之，以学弹射”[48]。长孙晟还广交突厥贵胄，时摄图之弟处罗侯虽然得到部众拥戴，但为摄图所忌，心怀不满，想取得长孙晟的支持，主动与之接近。而长孙晟却借“与之游猎”之机，广察“山川形势，部众强弱”[49]。所有这一切为长孙晟适时和合理地提出治突厥策，并先后10次出使突厥，成功地周旋于各派突厥贵胄之间，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评述长孙晟的历史活动，还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自北周大象二年至隋开皇三年（580-607）近30年间，长孙晟10次出使突厥，并无数次接待突厥来使，与4任突厥汗王多有交往。在其政治实践中，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使用权术有之，斥诸武力有之。但应看到，由于长孙晟出身鲜卑族，对同样是少数族的突厥，从心里、感情上相对言就少有偏见，故在与突厥首领交往中，能够待之以宽容，行之以诱导，不以势压人，不损伤对方的自尊。试举二例。

其一，开皇四年（584），长孙晟副虞庆则出使摄图，时摄图与隋兵戎方息，戒备、敌视的心理尚未消除，摄图对虞庆则一行的接待颇冷淡，而是“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50]千金公主推波助澜，私下对虞庆则说：“可汗豺狼性，遇与争，净啮人”，而虞庆则却一味“责而喻之”[51]，一时陷于僵局。若意气用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关系再次破裂。此时长孙晟确比虞庆则高明，他不以胜者之势压人，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对摄图说：“突厥与隋俱是大国天子，可汗不起，安敢违意。但可贺敦为帝女，则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无礼，不敬如公乎？”显然，长孙晟先尊摄图是与隋主平列的大国天子，从心理上消除了对方的敌对情绪，导致了“摄图乃笑谓其达官曰：‘须拜妇公，我从之耳’，于是乃拜诏书”[52]，使这次出使完满地完成了任务。摄图归附于隋，确是当时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

其二，大业三年（607），启民可汗染干在隋朝支持下已雄主突厥诸部，为炀帝北巡将至其牙庭，长孙晟奉旨先行前往。《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记述这么一段小插曲。“晟以牙中草秽，欲令染干亲自除之，示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账前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降幸所在，诸侯躬亲洒扫，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芜秽，谓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过。奴之骨肉，皆天子赐也，得效筋力，岂敢有辞？特以边人不知法耳，赖将军恩泽而教导之，将军之惠，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亲自芟草，其贵人及诸部争放效之。”[53]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长孙晟在染干处，不以功臣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循循诱导，终染干一世，突厥与隋的和好关系得以继续发展，长孙晟功不能没。

第二，长孙晟的政治才能与同代人相比也是稍胜一筹。长孙晟对染干的扶持政策，亦曾遭到一些权臣的非议与反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业三年发生的“高、贺、宇文事件”。宰相高颖、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弜等人，不同意对启民可汗执行扶持、封赏的政策，“以为大侈”、“私议得失”[54]，终遭杀身之祸，评价高颖、贺若弼、宇文弜私议之得失和炀帝诛死权臣之是非，不属本文推讨范围。但在对突厥的政策上，贺若弼等人不及长孙晟之深谋远虑，已为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证实。

再以既与长孙晟同一时代、又有相似经历的裴矩对突厥政治活动看，更可看出长孙晟的历史作用。裴矩（？—607），历仕北齐、北周。隋文帝时即参予对突厥事务，政绩平平，无大建树。后因在张掖主持与西城诸胡互市，并撰《西域图记》进呈，遂得炀帝欢心。隋炀帝对周边诸族的态度，全凭个人好恶待之，好大喜功，骄横肆行，“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55]，裴矩投炀帝之所好，“谄庾有宠”[56]，不顾大局，不择对象，滥施离间之计。大业十年（614），裴矩先以染干子始毕可汗“众渐咸，献策分其势”，又谎言告始毕宠臣史蜀胡悉“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矣”，史蜀胡悉信以为真，“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裴矩却“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57]。从而导致大业十一年（615）始毕重兵围困炀帝于雁门的所谓雁门事件。当炀帝身处危境时才想起“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58]，此时离长孙晟去世才不过6年时间。但由隋文帝、长孙晟制定的对突厥政策已被逆转，他们所开创的与突厥和好局面也毁于一旦。炀帝与裴矩责不可卸。自此之后和好交往又为兵戎相见所取代，历史的这一曲折，经过近30年，才由唐太宗重新拨乱反正。

第三，活动于6世纪下半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长孙晟，他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制约。“迄今为止，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59]。长孙晟在自己政治生涯中深深地留下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在政治斗争中，长孙晟老谋深算，精于权术，为了隋朝统治集团的利益，挑拨离间，尔虞我诈；在军事行动中，长孙晟虽不主张滥施武力，但在战进程中也出过“突厥饮泉，易可行毒”的主意，从而造成“达头（即玷厥）人畜饮之多死”的惨剧[60]。两军交战，民众何罪之有，长孙晟的水源施毒计充分暴露其为一族一姓私利而不择手段的剥削阶级本性。

人无完人，今人尚且如此，古人更不必苛求。综上所述，有隋一代突厥与隋关系由敌对到和好，关系日益密切，长孙晟是有功，他将作为我国古代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家而载入史册。

[1]突厥一词最早见于西魏文帝大统八年（542年），见《周书》卷二十七，《宇文测传》。

[2]《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二八七页。

[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八，一八八页。

[4]北周与突厥的和亲，保定五年（565年），木杆可汗之女嫁北周武帝宇文邕，史称阿史那皇后，见《周书》，卷九，《阿史那皇后传》；大象三年，（580年）北周宣帝以赵王招之女为千金公主嫁摄图，见《周书》，卷七，本纪。

[5]《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精）册六，页五四五○。

[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五。

[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

[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八四。

[11]《资治通鉴》，卷一七五，（精）册六，页五四六五。

[1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3]《隋书》，卷四十六，《元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4]《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5]《隋书》，卷四十六，《长晖传》，册五，页一二五六。

[16]《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1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2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22]《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五，页一八六八。

[23]《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

[25]《隋书》，卷一，高祖上，册一，页二十三。

[26]《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九一一八七○。

[27]《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按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册第66页，《文馆词林》卷六六四所载之《隋文帝颁下突厥称臣诏》，其意大同，词有小异。

[28]《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

[29]《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二。

[30]《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1]《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一三三三，一三三三。

[3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4]《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四三。

[35]《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三。

[36]《资政通鉴》，卷一七八，（精），册六，页五五五八。

[3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3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五。

[4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七六。

[41]《隋书》，卷二，高祖下，册一，页四十七，载仁寿元年五月巳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一次即若此，可见当时内附，内徒突厥部众数字颇可观。

[4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二九。

[4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六，页一三三一。

[44]《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45]仅《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载，隋文帝对长孙晟的所言“善”、“大悦”、“纳用”、“从之”，“许之”者，即达6处之多。

[46]据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2页载，宗族十姓名；托拓氏、纥骨氏、普氏，拓跋氏、达奚氏，伊娄氏、丘敦氏、侯氏、乙旃氏、车焜氏。拓跋氏后改为长孙氏。

[47]《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二九。

[4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49]《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一。

[50]《隋书》，卷八十四，《北狄传》，册六，页一八六七。

[51]《北史》，卷九十九，《突厥传》，册十，页三二九三——三二九四。

[52]《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二。

[53]《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54]《隋书》，卷五十二，《贺若弼传》，册五，页一三四六。

[55]《隋书》，卷四，炀帝下，册一，页九十四。

[56]《资治通鉴》，卷一八一，（精）册六，页五六四九。

[57]《隋书》，卷六十七，《裴矩传》，册六，页一五八二。

[58]《隋书》，卷五十一，《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六。

[59]恩格斯：《德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4页。

[60]《隋书》，五十一卷，《长孙晟传》，册五，页一三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