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东亚贸易网络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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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勾勒了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与东亚贸易的大致情况。作者认为，随着海洋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相互间的贸易往来，打破了原来洲际阻隔的局面。这一时期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同时，葡萄牙和日本倭寇的海洋势力也相继进入中国东南海区，一向由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出现了动荡的局面。作者认为，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东南海区的贸易出现了重重风险，但至16世纪，还未形成现实的危机。可以说，在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16世纪/中国东南海区/贸易网络

【正文】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

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台湾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

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影响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处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孕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

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l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5页。）。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fěi＠②：《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lì＠①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

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号称“小苏杭”（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屿→lǎo＠⑤维；往东洋针路3条，即太武→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浯屿→麻里吕（今菲律宾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另有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即五虎门→太武山、浯屿→交趾鸡唱门（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五虎门→太武山→暹罗港（今泰国曼谷港）。这几条直接航线和中转的东亚东南亚局部短途航线相连接，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注：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页。）

在葡萄牙人东进亚洲海域之前，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和诏安湾地区的海商重新取得东亚贸易网络的主导地位。诚如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所言，中国东南区域进入漳州发展周期。闽浙沿海中葡互市的兴亡

弘治七年(1494)，达伽马(VascodoGarna)首次航抵印度古里(Galicut)，标志葡萄牙海洋势力东进亚洲的开始。历史学家指出，达伽马的船队在古里可能已与来自中国的海商相遇。在此后几年，可能有葡萄牙商人以附舶形式随中国船队前往中国。现存葡萄牙史料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正德四年(1509)，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满刺加（马六甲）时，在马六甲港一旁的海岛泊有三艘中国船，“我们一到这里，中国人的船长就乘一艘小船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体面的人……他们向司令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因为翻译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派人找来一位懂他们语言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几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才告辞，中国船长把他们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注：佚名：《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手稿）》，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第27页。）。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前，在港外和中国帆船相遇，并和中国商人谈话，中国商人还用杉板船接应葡萄牙先锋部队登岸。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马六甲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deBritoBotalha)在致马六甲总督的信中，说他接待了一位名叫cheilata的中国商人。后在致葡王的信中，又说有一只船载着一位商和一位文书首航中国。实际上，这位商乔治·阿尔瓦瑞斯(JorgeAlvares)乘坐的船是由中国船队领航和护送，才平安抵达广东外海的屯门。（注：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资助委员会，1988年，第196～202、271～272页。）

葡萄牙人没有也无法弄清这些首次接触的中国海商的身份。当时在马六甲商站任职员的托梅·皮里士(TomePires)说：“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他们接待帆船船长，并管辖他们……（其中）一个管理中国、琉球、chincheo（漳州）和占婆的商人。”（注：考太苏(ArmandCortesao)编译：《东方诸国论》第一卷，伦敦，1944，第265页。）据日本学者小叶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在葡萄牙人未来满刺加之前，每年有从漳州来的商船四艘，运载金银生丝，换回印度的产物（注：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相信他们就是漳州海商。

正德十三年(1518)，乔治·马斯卡尼亚斯(JorgeMascanrenhas)在屯门雇佣中国舵手和译员（注：熟悉往琉球航路和语言的舵手和译员都是福建人，特别是漳州人。参见杨国桢《明展中琉友好关系的漳州人》，《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日本冲绳：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版，第149～161页。），驾船跟随返回的琉球船首次进入中国东南海洋区域，来到漳州(chincheo)。由于错过了季风，无法前往琉球，在那里停留到9月才返回屯门，了解到当地物产丰富，人民友善，而他们携带的胡椒等物适合交易又值钱（注：《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转引自［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5页。）。

正德十六年(1521)，明军驱逐葡萄牙人出广东屯门，并阻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注：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二。），“诸番舶皆潜泊漳州，私与为市”（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皆往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驻扎”（注：黄佐：《泰泉集》卷二十，《代巡抚通市舶疏》。）。

明人所指的漳州、漳州府海面的地方，和葡萄牙人所说的chincheo（漳州），就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到这里私市贸易的番舶，一般先在南澳云盖寺、诏安、走马溪（在今东山岛）停靠，再到浯屿泊船，等候海沧、月港出货，以及金门料罗、乌沙等处的接济，避风则入围头、峰上。它地处漳州府与泉州府海域的结合部，自浯屿水寨内迁厦门中左所以后，漳、泉共有的水道呈无人管理状态，浯屿是海商走私贸易的“巢穴”。万历《泉州府志》说：“旧浯屿在同安极南，孤悬大海中……水道四通，乃漳州、海澄、同安门户。”“料罗在金门极东，突出海外……其澳宽大，可容千艘。凡接济萑符之徒，皆以其地以为标准。”葡萄牙人到此贸易，是利用九龙江口海商的私市网络，而不是自辟新的贸易地点。乔治·马斯卡尼亚斯在此逗留，曾经到过chincheo城，西方史家长期为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争论不休，实际上从他们所描述的城市景观看，所指的是月港，而不是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据博克舍(C.R.Boxer)在其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SouthChinainthesixteenthcentury)一书附录中介绍那一时代三位葡萄牙史家引述这一事件的报道（注：《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转引自［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4～225页。）：

“我们的人通称该省为chincheo，因为那里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海岸城市，他们有的人后来到那儿去进行贸易。”（注：若望·德·巴洛斯(JoaodeBarros)：《亚洲十年》第三卷第2册第八章。）

“他到达一个叫做chincheo的城市，他在该地感觉到百姓比广州要富有，比广州人更有礼。”（注：费尔隆·罗帕斯·德·卡斯特涅达(FernaaLopesdeCastanheda)：《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第四、五卷，第XL章。）

“他和他们一起沿chincheo海岸行驶，那里是齐整的，散布着很多城镇、村落：这次航行中他遇到许多驶往各地的船只，同时他在一个港口停泊，他们向他谈到福建大城，他向那儿驶去，但在它接近它所在的河口时，他得到费尔隆·伯列士派人从陆路送去的信命他返回。”（注：达米奥·德·戈额斯(DamiaodeGaes)：《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第二十四章。）

可知chincheo是一个“海岸城市”，百姓富有，后来葡萄牙人到那儿进行贸易，其河口外有一个港口。这明显不是指漳州府城或泉州府城，因为它们都不具备全部条件。反观月港，地当九龙江出海处，港湾开阔，外通海潮，淡咸相接，潮汐吐吞。（注：嘉靖：《龙溪县志》卷一，地理。）附近海域，“一名圭海，盖以圭屿而闻名见录”（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九。）。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已是人烟辐辏、商贾咸聚的闽南一大都会，具有县城的规模，是一个海岸城市。“富商远贾，帆樯如栉，物货浩瀚，应无虚日”（注：《明经世文编》卷一四七，张邦奇：《西亭饯别诗序》。），“趁舶风转，宝货塞途，家家歌舞赛神，钟鼓管弦，风飚响答”（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百姓富有。其附属港口浯屿，在河口外洋（注：博克舍说：“所谓一个港口，显为厦门港”，误。当年厦门中左所是海防要塞，改设于此的浯屿水寨盘验出入船只，不是走私港口。）。大担、烈屿、浯州屿（金门岛）也有可供走私贸易的港湾，如料罗湾。后来的中葡私市贸易就是在浯屿及附近岛屿进行的。正德十四年(1519)画成的一张葡萄牙航海图，在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标有Lalo或Lalei（料罗）的字（注：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40页。）。可见，硬把chincheo城套用在府城，正是史家自己制造的陷阱。

葡萄牙人改泊漳州(chincheo)后，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成为国际走私贸易的中心，并暗中维持长达30年之久。由于嘉靖十二年(1533)马六甲葡萄牙人与彭亨(Pahang)、北大年(Patani)达成协议，“私舶杂诸夷中，为交易首领”（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九。），明朝官府没有察觉到走私贸易形式的这一转变，关注的仍是滨海居民下海通番的老问题，而屡申禁令：

嘉靖四年(1525)八月，兵部以浙江巡按御史潘fǎng＠⑥言“漳泉府黠滑军民，私造双桅大舡下海，名为商贩，时出剽劫”，议行浙福二省巡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虽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调发烟瘴。”（注：《明世宗实录》卷五四，嘉靖四年八月甲辰。）八年(1529)十月，兵部以提督两广侍郎林富疏言“广东设市舶司而漳州无之，是广东不当阻而阻，漳州当禁而不禁”，请令“广东番舶例许通市者，毋得禁绝，漳州则驱之，毋得停舶”（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己巳。）。九年(1530)，巡视浙江兼制福建沿海地方、右副都御史胡琏以福建漳州遥制不便，奏请在漳州置巡海副使，并在海沧置安边馆。十一年(1532)“海寇冲突围头”（注：《同安县志》卷一，大事记。）。十二年(1533)九月，兵部以“先行漳民私造双桅大船，擅用军器火药，违禁商贩，因而寇劫，屡奉明旨严禁，第所司玩kài＠⑦，日久法弛”，请申其禁，遂令檄浙、福、两广各官督兵防剿，“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自后沿海军民私与市贼，其邻居不举者连坐”（注：《明世宗实录》卷一五四，嘉靖十二年九月辛亥。）。十五年(1536)七月，兵部覆御史白贲条陈，“龙溪嵩屿等处，地险民犷，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右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请下所司，严行禁止”。“居民泛海者，皆由海门嵩屿登岸，故专设捕盗馆……民有出海货卖在百里外者，皆诣捕盗官处自实年貌贯址，以符给之，约期来销。”“海澳舟居之民，所有见丁皆令报官，折立澳长一名，小甲二名……仍禁制澳民不得下海通番。”（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壬午。）据曾任署安边馆事的都指挥黎秀的报告，“军民趋利忘害，而各处轻生之徒，攘臂向前，私通贸易。”“其船皆造于外岛而泊于内澳，或开驾以通番，或转售于贼党。而嵩屿、渐尾、长屿、海沧、石马、许林、白石等澳，乃海贼之渊薮也。”（注：道光《晋江县志》卷一，《海防志》，点校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册第97页。）这些地方都在九龙江出海口沿岸和岛屿。

漳州海商趁广州闭市之机诱引南海诸蕃和葡萄牙人开辟漳州国际走私贸易中心后不久，又北上开辟了浙江舟山群岛的双屿。

嘉靖五年(1526)，福建罪囚邓獠（佬）“越狱逋下海，诱引番夷，私市浙海双屿港，投托同澳之人卢黄四等，私通贸易”（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流逋》。）。葡萄牙舰长狄欧哥·卡尔佛在1527年1月16日给国王的信件说：“最近有一位在暹罗的亲戚告诉我，中国方面渴望得到我们的胡椒、黑木及木香等物，他们现在愿意花钱与我们交易”（注：引自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第233页。）。可能在这个时候，漳州海商开始勾引葡萄牙人到双屿贸易。九年(1530)，“福州狱变，戕大吏三人，斩关趋连江，渡海而遁。”逃逸的囚犯有闽人林汝美名碧川、李七名光头，歙人许三名栋，下海后“勾引番倭”，结巢于双屿（注：王应山：《闽都记》卷一，《建置总叙》。今人论著多引《筹海图编》系李光头等越狱事于嘉靖十九年，误。）。十七年(1538)，“闽人金子老为番舶主，据宁波之双屿港”（注：谈迁：《国榷》卷五九。）。“双屿之寇，金子老唱之，李光头以枭勇雄海上，子老引为羽翼。”（注：《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十九年(1540)“许一松、许二楠、许三栋、许四梓潜从大宜、满刺加等国勾引佛朗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市双屿、大茅等港。”（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二十一、二十二年(1524～1543)，“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往络绎于海上。”（注：张时彻：《招金山重建宁波府凤峰沈公祠碑》，见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二四二。）二十二年(1543)，“邓獠等寇闽海地方，浙海寇盗亦发。”（注：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六。）黄绾在《pì＠③余杂集序》中说：“凡浙之寇皆闽之人也。闽之人始为回易，交通岛夷，以其货挟其人来吾海上，云为贾或有为盗者，非尽为也，然而驾巨舶，运轻帆，行于无涯之浸，飞枪机铳以为利，人莫敢撄之，则皆习为盗矣……始而闽之贾舶为之，继而南畿、吴越之贾舶亦或为之，继而闽之逃亡集四方之无籍为之，又继而吾土之无籍亦或托为之。”（注：黄绾：《pì＠③余杂集序》，见朱纨《pì＠③余杂集》卷首。）这些开辟浙江双屿中葡互市的福建人，也大多是漳州人。

嘉靖二十一年(1542)，葡萄牙人在漳州人的领航下，从澳门经泊漳州，沿闽南通琉球、日本航线探航日本，于次年到达日本九州。嘉靖三十三年(1554)葡萄牙的古航海图上，出现了台湾岛为“美丽之岛”即福尔摩萨(Fermosas)的标示，应是此次漳州人领航驶过鸡笼山外洋的经历所增长的知识。从此，台湾引起西方海洋势力的注意和觊觎，但有人把它夸张渲染成葡萄牙人“发现台湾”，显然是错误的。二十三年(1544)，日本违反十年一贡的规定，超前派贡船赴宁波入贡，遭到拒绝，私商引入双屿贸易。二十四年(1545)，徽商王直载货往市日本，打通双屿→日本的走私渠道，使双屿成为东亚贸易网络内马六甲→双屿→日本大三角的中心，在国际走私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葡萄牙人在双屿和浯屿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临时居留地”，搭棚交易、存栈、过冬，进而建有房屋。据说，在双屿有1200人，浯屿有500人（注：费尔南·门德斯·平托：《远游记》，金国平译，澳门：葡萄牙大发现纪念澳门地区委员会等，1999年，下册第690、701页。）。“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东、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其价甚平，其日用饮食之资于吾民者，如米、面、猪、鸡之数，其价皆倍于常，故边民乐与为市。”（注：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其奸巧强梁者，自上番舶以取外国之利，利重十倍。”（注：茅元仪：《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六》。）

在海洋利益的驱动下，宁波外海地区、九龙江口海湾地区、诏安湾地区都出现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具有海洋社会的特征。航海贸易不是可耻下贱的，而是光明正大的，海商、海盗是人们崇拜的英雄。宁波外海地区，“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之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注：朱纨：《pì＠③余杂集》卷三，《双屿填港工完事》。）。九龙江口地区，“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注：王文禄：《策枢》卷四。）。月港“僻在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寝成化外之风”；“其俗强狠而野，故居则尚斗，出则喜劫，如佛朗机、日本诸夷。阮其宝、李大用诸贼首，苟可以利用，则窝于其家而纵之妻女不耻焉”（注：朱纨：《pì＠③余杂集》卷三，《增设县治以安地方事》。）。诏安湾地区，“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注：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二，《呈福建军门朱公揭》。）。这些并非海洋活动群体自身的记载，但我们仍可以品味到一股与传统农业社会全然不同的海洋气息。下海经商成了地方的“衣食父母”，人人争趋；市场带来繁荣，竞争引起强狠尚斗。所谓“华俗之变于夷”，“寝成化外之风”，“如佛朗机、日本诸夷”云云，是海岸带局部地域社会的海洋化，套用现代术语，就是与海洋世界接轨。这些地方的知识分子体察到社会的变化，主张为通番除罪，开放互市，化寇为良。邻近宁波外海地区的海盐县人王文禄提出：“若欲海寇悉平，必须宪臣奏请沿海凡泊船处所多设市舶司，有货税货，无货税船。船出地方，给以票证。人皆好生而嗜利，化寇而为善良，且因以裕国用矣。”（注：王文禄：《文昌旅语》。见《中华野史》明朝卷一，泰山出版社2000年，第712页。）九江海地的龙口湾区同安人林希元认为：夷狄于中国，“若以货物与吾民交易……则不在所禁也。”（注：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五，《与翁见愚别驾书》。）诏安湾地区的吴朴在《渡海方程》中更进一步主张，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还要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注：原书已佚，转引自董gǔ＠④《碧里杂存》下卷，《渡海方程》。）。这些新观念，体现闽浙沿海地区突破农业文明禁锢的海洋意识。从16世纪20～40年代的东亚海洋态势看，葡萄牙人两次尝试使用和谈与武力敲开中国大门失败，被驱逐出广东之后，“葡萄牙国王限于实力，无法再作第三次尝试了。此后30年间，葡萄牙人来中国通商居住者，已非政府所组织，而是少数冒险商人，恃其一己之力，开拓个人的经商贸易事业”（注：黄启臣：《澳门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对于平托(FernaoMendesPinto)和克路士(gaspardaCruz)叙述葡萄牙人在双屿建立殖民地政府的故事，其实并不可信。英国学者博克舍(C.R.Boxer)就指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驻地不是临时性的。葡人在贸易季节靠海滩搭起蔽身和存货的茅棚，而在他们乘船离开时就把棚子烧掉或拆掉……即使葡人开始在双屿港、浯屿及月港建立永久性的房屋，那他们在1548～1549年这些地方的原始驻地被中国人摧毁前也不可能进度得很快。”（注：C·R·博克舍编注：《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导言》，中译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葡萄牙商人在闽、浙海上交易时表现出强烈的海盗色彩，但这并不代表葡萄牙的政府行为，和外敌入侵是有区别的。东南海商招引他们前来互市，属于海利驱动的民间经济行为。因势利导，开放市舶，化寇为良，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东南沿海知识分子提出的新观念，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这种选择，遇到的是体制上的障碍。禁止下海通番是朱元璋创立的祖宗成法，互市被认为是破坏政权稳定和安全的根源，是不能网开一面的。这就注定了这种观念没有也不可能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嘉靖二十一年(1542)，“宁波知府曹诰以通番船招致海寇，故每广捕接纳通番之人，鄞乡土大夫尝为之拯拔。知府曹浩曰：今日也说通番，明日也说通番，通得血流满地方止。”（注：郑舜功：《日本一览·穷河话海》卷六。）二十六年(1547)夏，福建海寇林剪自彭亨诱引葡萄牙人到双屿与许栋合＠⑧，“纠合徒党番客”，乘夜洗劫了抑值赖帐的余姚县谢氏。官府谎报倭寇来袭，震动朝廷，遂于七月决定改巡抚南赣汀漳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地方，提督军务，掀起新一波的海禁浪潮。

嘉靖二十七年(1548)四月初七日，朱纨下命明军突袭双屿，摧毁了葡萄牙的临时居留地和中国海商的据点，引起宁波外海地域社会的强烈反弹，“平时以海为生之徒，邪议蠡起，摇惑人心，沮丧士气”。朱纨一不做，二不休，下命填塞港口，使船只不得复人。二十八年(1549)二月，又摧毁葡萄牙在九龙江口浯屿的临时居留地。至此，葡萄牙海洋势力从闽浙沿海消失。

倭乱与月港的开放

中葡互市消失后，双屿私市转移到舟山群岛的烈屿、岑屿等处，浯屿私市转移到晋江围头、安平（今安海），以日本为对象。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倭船十数只由漳州人导引，湾泊围头、白沙等澳，“各处逐利商人云集于市。”（注：《安海志》卷十二，《海港》。）漳人李华山、吴子福为“澳主”，柯老、金山老为通事，逼商人以丝货赴倭船（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五二，《泉州府部纪事》。）。安平港兴起。五月，漳人沈门（沈南山）、潮人林国显引倭万余攻破浙江黄岩县，史称“壬子之变”。于是，“西洋船回私澳，东洋船遍布海洋。”嘉靖三十二年(1553)七月，明军攻破烈屿，王直退住日本平户印山，招引闽浙私商和南蛮黑船前往贸易，并派人“哄带日本各岛贫穷倭奴”（注：范表：《海寇前议》。），“贼于大明，夺取州郡之珍宝，剽掠贵人之子孙”（注：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编卷二十三，李朝明宗八年闰三月丙辰。），掀起倭寇之乱。

延蔓十数年的倭乱，给东南社会造成严重的破坏，也促成了东亚贸易网络各种海上力量的大调整。葡萄牙人撤出闽浙沿海后，转到广东珠江口外，先在上川岛后在浪白澳建立暂时贸易基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夷舶趋濠镜（今澳门）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可登岸暂住，时仅蓬累数十间”（注：郭fěi＠②：《广东通志》卷六十九，《澳门》。）。三十六年(1557)，正式入澳门建屋居住。倭乱期间，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和日本平户等港直接贸易，是东海海域唯一不受海禁影响的航线。闽浙海道不靖，暗中走私恶化为公开武装走私，并另行开辟了日本→台湾→澎湖→福建大金、浯屿和粤东南澳的海上通道，客观上为以后台湾岛内附制造了前提。但是，武装走私与暴力抢劫混为一体，海商和海盗难以区隔；倭寇中有真倭、假倭，假倭中又杂夹着中国、朝鲜、彭亨、暹罗、葡萄牙等国的海商与海盗，是一个复杂的国际性群体，不能简单地把倭寇等同于中国海寇，把中国海寇都划入“海商集团”。“我们承认倭患时期并发的‘海贼’活动，是厉行海禁政策影响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产物。但是，‘海贼’的起事只是为生活所逼铤而走险，并没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更没有提出过要求开放海禁的口号，因而把他们活动的性质一概归于反海禁斗争，加以肯定和赞扬，是欠妥的。至于参加倭寇队伍的假倭，不是追求劫掠财物，为虎作伥，便是被胁入伙，苟且藏身，更没有开放海禁的要求。即使‘海贼’、‘假倭’中有些是名副其实的海商，他们除了接济、贩货带有某种商业性质之外，其诱引倭寇攻城略地、入伙杀人越货，则已是超越经济性质的内奸、帮凶行为，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中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注：杨国桢：《崇武城卫与明代海防》，《崇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倭寇、海寇与明朝官方海上较量的结果，是倭寇退出东海海域；闽浙海寇被消灭，或逃遁于海外；明朝的海防和海禁政策作出局部的调整。

倭乱时期，福建沿海是重灾区，官方因军需孔亟，不得不临时广募民舰，设舟师于五寨之外，分十有六澳。嘉靖四十三年(1564)，恢复五寨之制，但对于浯屿水寨的地点争议颇多。有人主张从厦门恢复到浯屿：

倭寇之入内地，惟有二道：一从大担、烈屿而入，一从金门屿而入，浯屿居其外，实为捍蔽烈屿、金门之冲，若以良将重兵固守之，则贼不待入内地而已抑制矣。（注：蔡献臣：《清白堂稿》卷八，《同安县志·防圉志·浯屿水寨》。）

有人主张移设金门料罗：

愚窃谓不若移之料罗之为便也。盖料罗、浯屿，均为贼之巢穴，其势不甚远，而据此亦可以制彼也。（注：洪受：《浯屿水寨移设料罗议》。）

但最终都未被采纳，只于隆庆四年(1570)添设浯铜游于中左所（厦门），“乌嘴尾、烈屿，其信地也，曰最冲。汛时，分兵二哨，一屯旧浯屿，一屯大担屿，与浯屿兵合哨”（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扦圉志》，点校本第一册第989页。）。并在九龙江出海处的圭屿建城。

嘉靖四十四年(1565)，漳州知府唐九德议在月港设县治，次年得到批准。隆庆元年(1567)，在月港设海澄县，割龙溪、漳浦两县地属之。同年，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议开禁例，准败东西洋，而严绝日本，得到批准。最先选择的海商发舶地点在诏安湾的梅岭，后以盗贼梗阻，改道海澄。万历二十四年(1596)，泉州府仿效漳州府在月港设海澄县之例，议割晋江、南安、同安三邑地在安平港设安平县，旋被否决。直到明末，海澄（月港）是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

月港的开放，是官府与民间海上力量激烈较量后的妥协。倭乱中沿海卫所频频失陷，意味着明朝守土防御战略的失败，也意味着严厉海禁的失败；倭乱的剿平，意味着倭寇侵犯中国国土的失败，也意味着东南航海贸易势力谋求在本土港口和外国互市的失败。“寓禁于通之中”，比一味严禁更有利于维护安全和稳定，是官府既维护祖制又求变通的最佳选择；有限制地让商民出海赴东、西洋贸易合法化，部分满足了航海贸易势力的要求，海商不尽如意但可以接受。这是海澄开港后迅速恢复经济繁荣，海寇活动减少，民间“所贸岁无虑数十万”，官府因舶税收入而佐军需，达到“公私并赖”的原因。

16世纪下半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海商以合法身份参予东亚的海洋竞争，并占有优势。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海洋势力从太平洋西进亚洲，占领吕宋（菲律宾），仰借漳泉海商由海澄（月港）→马尼拉的东洋航路贩运的商品，发展太平洋帆船贸易，形成月港→马尼拉→墨西哥阿卡普鲁多可(Acapulto)的大三角航线，使漳州人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与拉丁美洲市场产生了互动。万历十年(1582)，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兼葡萄牙国王，澳门葡萄牙人也大力开展澳门→马尼拉贸易。美洲白银不断地输往中国，中国商品则通过太平洋航路输往拉丁美洲，在正在形成中的世界市场上，影响举足轻重。（注：关于中国与吕宋贸易的状况，参见钱江《1570-1760年中国和吕宋贸易的发展及贸易额的估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与日本通商虽明令禁止，但漳泉海商还是利用赴马尼拉和台湾鸡笼（基隆）、淡水合法贸易的机会，从事与日本的走私贸易。甚至私赴日本交易，福冈市博物馆就收藏有一面万历十二年十二月（1585年1月）泉州晋江海商李进、船主蔡福立字，来年六月到博多港比号贸易的布质船旗。（注：林华东：《日本福冈珍藏的日明贸易船旗》，《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东亚贸易网络中漳、泉海商主要贸易地点的海外移民社区，也为月港的出口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经济。

16世纪70年代以后，国际贸易环境出现新的变化，中国面临西班牙和日本的海上威胁和挑战。西班牙进入东亚海域，意在取葡萄牙以代之。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菲律宾总督桑迪(Dr.franciscodeSamde)派员到中左所（厦门），转赴福州，求通贸易，遭到拒绝，万历十年(1582)，西班牙船长嘉列(FranciscoGualle)自菲律宾北上，一位曾九次到台湾贸易的漳州人“三弟”(Santy)告诉他：航行经过的岛屿是台湾(Fermosas)。万历十四年(1586)，西班牙人提出征服中国（包括攻占台湾）的计划，但未被菲力普国王接受。万历二十五年(1597)，菲律宾西班牙人还提出“航海和征服备忘录”，意在染指台湾。但由于万历十六年(1588)西班牙“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惨败，国势衰落，未付之实施。

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犯朝鲜，明朝获得有南侵鸡笼、淡水的情报，在东南沿海重申海禁，并把闽海防区扩大到澎湖一线，据险戍守。次年(1593)，原田喜左卫门出使吕宋，路过台湾，“招谕”不成，又准备派兵进攻鸡笼，占据澎湖。由于明朝有备，才未得逞。二十五年(1597)，丰臣秀吉再犯朝鲜，东南海警频传，明朝乃于澎湖“冬初韧一游一总四哨，冬鸟船二十艘，目兵八百有奇。二十六年(1598)春，又虑孤岛寡援，增设一游，总哨、舟师称是。又于海坛、南日、浯屿、浯铜、铜山、南澳六寨游，各抽哨官一人，坚船三只，汛时远哨该岛，以联声势”（注：崇祯：《漳州府志》卷十五，《兵防考·彭湖游兵》。）。

万历二十四年(1596)，荷兰海洋势力进入东南亚海域，在印尼爪哇岛漳州海商的贸易据点下港即万舟(Banten)市西唐人街内建立商馆，成为新的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

国际环境的这一新动向使月港国际贸易遍布黑云，加重了海上贸易的风险。不过，到16世纪末，还没有形成现实的危机。可以说，月港开放后的四十余年，是漳州海商主导东亚贸易网络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