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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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论文

摘要：明代福建与江浙之间区域贸易相当发达。江浙向福建输出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商品，福建向江浙输出荔枝、龙眼、柑桔、木材、夏布、纸张及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白银。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和资本。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

关键词：晚明；福建；江浙；区域贸易

晚明的江浙区域已经成为中国的市场中心及经济中心，福建则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也是海外白银输入中国的主要过道。就此而论，江浙与福建的贸易应是晚明区域贸易中最发达的。但以往对闽浙贸易的研究一向是详于清代而略于明代，其原因在于明代的史料较缺。近年笔者从晚明的笔记小说、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搜集了一些稀见史料，在此试图较深入地探讨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品贸易。

一、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与商人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道。晚明福建通往江浙有两条陆上通道，其一，从崇安分水关通往江西，然后从赣东北的玉山进入浙江的常山，再顺着钱塘江上游通往杭州；其二，从浦城的仙霞岭通往浙江的江山县，从而接通钱塘江上游的河流。关于明代这两条商道的详细情况，可看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此书作于隆庆年间，记载了分布于全国的主要商道，以下摘录有关闽浙商道的记录：

从浙江衢州经江西玉山到福州。“衢州府西安县上杭埠驿，……西八十里广济驿，常山县；十五里，草平驿．江浙界，今革；三十五里怀玉驿，玉山县；九十里广信府上饶县葛阳马驿；八十里鹅湖驿．六十里车盘驿。并属铅山县；四十里至大安驿，三十里崇安县长平水驿；下水三十里，武夷山；四十里兴田驿，并属崇安；五十里建溪驿，建阳县；七十里叶坊驿，属于瓯宁县；五十里建宁府(瓯宁县、建安县)城西驿，属瓯宁；四十里太平驿。属建安；四十里大横驿．属南平；四十里延平府南平县剑浦驿，西北去邵武府；东六十里茶阳驿，属南平；九十里黄田驿。五十里水口驿，并属古田；四十里小箬驿；八十五里白沙驿，并属侯官。六十五里芋源驿，属怀安县；二十里至福建布司福州府三山驿。……自常山县至水口驿(属古田县)，水马并应。崇安至福州府水路滩洪缓急"[1]。

若将以上驿道所经城市罗列，就可较为简明地看出浙江通往福建的商道走向：衢州、常山(以上屆浙江)、上饶、玉山、铅山(以上属江西)、崇安、建阳、瓯宁、建安、南干、古田、侯官、怀安、福州(以上属福建)。由此可知，这一条商道主要是通过铅山与崇安之间的分水关而进入福建。除了隶属于福建的城市外。外地城市中，最为重要的是铅山县河口镇。该镇是赣东北的交通咽喉与商业中心，由这里发出的商船可以沿信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然后从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从而联通长江流域诸地；从鄱阳湖也可进入江西省的赣江水系，赣江水系的上源又可通向广州，此外，如前所述，在铅山还可以翻越玉山进入浙江，在常山县上船，进入下游的钱塘江流域。因此，明末的铅山河口镇，是东南区域运输的枢纽之一，对福建省来说。只要进入了河口镇，就可进入陆上的东南区域商业网络，由于这一原因，由崇安经分水关到铅山的商道，成为福建最重要的出省商道。实际上，由这条道路通往江浙，要比仙霞岭路稍远一些，但因这条商路的重要地位，仍然成为福建通往江浙的主要商道。明人称这条商道为分水关大路，有时也简称为“大关”。

入闽的第二条商道是从衢州府的江山县经仙霞岭到建宁府浦城县，黄汴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也有记载：

上杭埠，水。九十里江山县；十五里清湖；路，十五里石门街．十五里江郎山；十里峡口渡；十里观音阁；十五里保安桥；十里仙霞岭，巡司。十里，杨姑岭，十里龙溪口；十里下溪口；十里南楼，闽浙界；十五里大竿岭；十里五显庙；五里梨园岭，十里鱼梁街；十里仙阳街；三十里浦城县，下舡；八十里水吉，巡司；七十里叶坊驿，五十里建宁府”[2]。

这条道路虽然中途没有河口镇之类的大镇，但它也因此不要绕道江西，“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3]。不过，其间道路也十分艰险。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4]。“三里一亭，五里一聚”，尽管山道修得较好，但因山道陡峭，“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5]。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到仙霞岭，“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6]。明代仙霞岭没有设驿道，所以，人们有时称之为仙霞岭小关。在明代人的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关”与“小关”之名。

由于仙霞岭山道既险且长，屡有意外事件发生，运输不够安全。因此，在这一条商道上有商品运输保险制度实行。明代的《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介绍客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凡泊舟先寻主家行主，照数主家遣人搬挑商量，一百斤工银一钱，凡雇夫各有票照数挑至清湖县某家留歇。与清湖主人验收明白交卸。有自浦城至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雇夫已定，次日起程，至十八里有店，作午饭，每人半筒米与店主”[7]。由此可见．商人从福州到浦城后。可以和货物分道而行。货物交给浦城的行主，他保证将其运到浙江江山县境内的清湖镇，而商人空手过山，到清湖领货。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人工价钱十分便宜，从浦城到清湖的五天山路，一百斤货物的运费仅值银两一钱；此外还看到一条从福州城西驿运到南平建溪水口运费价钱：“城西驿上至建溪陆路一百二十里，常轿价只一钱六分；或路少行客。则下减一钱四分或一钱二分．亦抬”[8]如此低廉的运费，是闽浙之间商品运输的重要条件。

总的来说，当时的商道主要沿着河流走。闽浙之间，钱塘江与闽江两条大江自然成为联络两省的主要商道。而两江上游之间的商道，则由崇山之间的山路构成。福建通往浙江的山路主要有两条，其一绕道江西铅山河口镇，是为当时主要的出闽大路；其二翻越仙霞岭，从浦城到浙江的江山县。

福建与江浙之间的海路交通。福建与江浙二地面临东海，拥有众多的港口，较为著名的大港有今属江苏的上海、乍浦，今属浙江的宁波、温州，以及属于福建的福州、泉州、厦门等港口。东海位于太平洋西北部，秋冬盛行东北风，春夏盛行东南风，帆船顺风而行，一年至少可以往返一趟。不过，明代由于倭寇入侵东南海疆，闽浙二省都实行严厉的海禁，虽然沿海运输不在禁止之列，但也受到多方面的限制。例如，嘉靖年间闽浙巡抚朱纨即规定了当时的海运船不可太大：“其福州等处原编民间卖谷船只，一面行查奉何事例，一面行各寨澳巡司，定以三百石为率，长不过四丈，阔不过一丈二尺，深不过六尺者，许其自便。惟不许假借乡官名目，亦不许官与编号。如丈尺过此式者，俱限文到半月内报官，一体免罪．估价官买，充战哨公用。俱要编立字号．大书深刻桅下横木，以防那换”[9]。后来，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一书也说：“所谓寸板不许下海者，乃下大洋人倭境也，非绝民采捕于内海，贩籴于邻省也。严其保甲，令民沿海运粜，则广浙有无相通，而福民不患于无食矣”[lO]。可见．官府虽然允许闽浙沿海港口之间进行贸易，但对船只的大小有相当的限制，船只过小，不能进远海，只能在沿海港口贸易。于是，官府可以通过控制港口来限制海上贸易：

照闽船不入浙，浙船不入闽，俱限温福分界沙埕地方换船，此向来通行之禁也。五月六月，正发船通番之候，有违禁越界之船，即将其船入官，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闽船不入，浙船不出，茫茫大汇，岂一苇之可航?而华夷之路绝矣[11]。

这条史料告诉我们，当时闽浙边界的沙埕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按照官方的规定，闽浙之间的货物贸易，都应通过这一港换，分别由各省的货船将其运回。应当说，在嘉靖年间倭寇频频入侵的时代，闽浙官方仍能批准这一条例，对保护当时的沿海运输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倭寇大举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官府对海运的禁令也有所放松，尤其是福建方面，民众从官方获得船引是较为容易的：“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二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或假给东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17]。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8]。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8]。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江南一带的商人也常到福建境内经商：“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徽州人是江南诸府中最有名的商人，不论什么城市，几乎都少不了徽州商人。他们经营对福建贸易是经常的。又如“徽州人丁达，为人好善喜舍。一日，与友林泽往海澄买椒木，到临清等处发卖，货已卖讫”[8]。

他们之中不乏大商人，“张沛，徽州休宁人。大贾也。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歙县刘兴，乃孤苦茕民，一向出外肩挑买卖，十馀载未归家，苦积财本七十馀两，亦到此店买棉花。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为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焉。棉花各买毕，同在福建省城陈四店卖．房舍与沛内外”[8]。

其他外省人也每每经营江浙与福建的贸易：“罗四维，南京凤阳府临淮县人。同仆程三郎，带银一百馀两往松江买梭布，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8]。这位商人往来于福建与松江之间，在福建出售江南的梭布，而在江南出售福建的笋干。再如“陆梦麟，江西进贤人。往福建海澄县买胡椒十馀担，复往芜湖发卖。有一客伙，将硼砂一担对换，馀者以银伐之。次日．叫店家写舵公陈涯四船，直到建宁”[8]。

总之，在当时的闽浙商道上，有不少商人往来，他们将福建的货物运到江南，也将江南的货物运到福建。这些商人，不仅有福建商人，也有江南的徽州商人。并且不断有其他各地商人加入这条贸易线路，他们的共同努力，使两地间的贸易兴盛起来：“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19]。这一段文字反映了当时福建与江浙之间陆海商道贸易的繁荣。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晚明江南城市的风气奢华，并对全国各地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福建也不例外。李世熊的(宁化县志)说：“往承平时，白下、阊门之贾，岁再往还，里巷衣冠。必曰京式，器御酒果，非吴下不珍-[20]。江浙习俗的影响，大大改变了闽人的习俗，泰宁县人说：“泰之产只苎布耳，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之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志淫，可为太息-[21]。漳州“中人家才自存，伶俜环堵，亦自强自修饰，为乡里颜面焉。人无贵贱，多衣绮绣”[22]。这就造成了社会消费水平普遍的上升，而江南的商品在福建极为流行。粤高州，闽省福州、及苏杭买货文引，载货物出外海”[12]。浙江方面的海禁也不像隆庆年间那么严厉，有一些官员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福建商船：“闽故仰哺外地，締苎蔗浆诸物，方舟而出，米谷菽麦之利，连帆而人。商于吴粤者无禁也”[13]。当然，在以人为政的明代，随着官员的更换．政策也会发生变化，万历后期任江浙督抚的王在晋说：“夫闽商人浙，浙货人闽，此商途贸易之常，势不能遏。然入闽自有大关、小关正路。舍严衢而由宁绍台温，其为海贩明矣……不如责令杭城沿江一带船埠，凡闽商载货，路由严衢者，方许迳发，若渡江而东，必报官稽核北新关税票。当风汛之月，闽商贩段百匹，丝绵数百斤，及有毡条布疋等件有似通番货物者，即着本关，委官报府，查其去向"[14]。按，王在晋之所以对闽商严查，主要是由于当时的闽商中，有人从海路购取杭州丝绸运到日本出售，所以，当时浙江方面力主严查闽商以防通倭。从王在晋的奏疏来看，他更希望来往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走陆路的商道而少走海道，以免发生有人乘机去日本贸易的案例。可见，当时福建与浙江之间的海道并不十分通畅，而是有很多禁忌。浙江方面，由于官府严禁民间造大船，因此，明末的浙江几乎没有大商船。而福建方面，并没有这一禁例，因此，当时往来于闽浙之间的商人多雇佣福建大商船运输。这些大商船可以走远海航路，也可以到日本，从而成为浙江官府严查的对象。在官府管得严的时候，福建大商船不得航行于两地之间。例如，明末因东南海盗再起，浙江巡抚张延登重申不许福建大船直接人浙，“闽浙海运交界之处，名曰沙堤(即沙埕)，以限南北。勒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必易闽船以出”[15]。总之，当时闽浙间的海运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过，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往来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商人。晚明的福建与江浙商业气氛颇浓，福建商人，一向将江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领域。何乔远说，“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余万，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泉一郡人"[16]。从其话中，我们可知道安平商人活动范围相当广，而南京与吴越是其重要活动区域。例如安平王氏商人，三代人贸易吴中，前二代人有得有失，至第三代“贾大进，廓增溢羡，为安平钜家”L1”。再如“泉州府客人孙滔，为人诚实，有长者风。带银百馀两，往南京买布"LSJ。除了泉州商人之外，各地福建人都到江南城市贸易．连城人谢超，“商于潮……又商于吴，时告逋不下千余缗，超取券焚之，卒无所责”[18]，他如“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馀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其店兼卖白酒"LSJ。复如“富人左东溪，止生一子少山，常带千金财本，往南京买卖”[8]。

二、由江浙运往福建的主要商品

丝绸。明代中叶的<八闽通志)说：“此地蚕桑差薄．所产者多颣，民间所须织纱帛，皆资于吴航所至”[23]。同样的记载亦见于《兴化府志》：“本地蚕叶差薄，丝多颣，民间所织纱帛，皆资于吴中”[24]。又如安海志所说：“俗尚游商，富家挟财本置绵葛等布，胡椒、木香、牙、明珠、翡翠等货，以往两京、苏杭、临清、川陕、江广等处发卖。仍置其地所出如丝绵、锦绮、羶布、靴袜等物”[Z5]。可见，当时的福建输出各种海外商品及土产，进口江南的丝绸。明代福建向海外输出大量的丝绸，其中江南绸缎获取的利润尤大。在利润的刺激下，漳州、泉州等城市都仿织江南丝绸，如漳州：

漳纱，旧为海内所推，今俱学吴中机杼织成者，工巧足，复相当，且更耐久。绮罗，漳制亦学步吴中，第不如纱为精。

光素缎绢，漳绢与他处不同，亦有最佳者[26]。

泉州丝织业的原料都来自江南：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出郡城；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线纱，出郡城；

丝布，用湖丝，今织者少．出郡城；

罗，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27]。

漳泉等城市丝织业的发达，更促进了湖州生丝向福建的出口。《闽大记》云：“帛，蚕丝所经纬，有土绢、改机、丝布、线绢、草缎、帽缎之属，皆出于会城。漳绢、莆绢间有之。欲如吴纨、蜀锦之美好，无有也。以丝出湖蜀．此地所产，尽不佳矣”[28]。据其所载，明代福建出产多种丝织品，不过，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与四川二地。《闽部疏》论福建：“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19]。这也说明福建丝织业的原料主要来自湖州。福建丝织品的进口量很大，唐甄回忆明代：“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29]。这样看来，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丝绸可达数百万两银子。当然，其中多数商品又被闽人售至海外国家，换回美洲及日本的白银。

江南对福建的棉类商品输出。王应山《闽大记》说：“此中多麻杗，罕种木绵……若绵布，悉自外至”[28]。明代前期，闽人大多以苎布为衣，自产自用，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奢华．棉布消费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满足当地人的消费需要，便要从外地输入各种纺织品。如位置较为偏僻的龙岩县：“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杂物次之，磁器又次之"[30]。王胜时说：“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31]。这话当然讲得过于绝对，实际上，福建省内也有一些地方有棉纺织业与丝织业，不过，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地方形成自给自足似的纺织品消费，如泉州“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32]。大致说来，明代福建诸府，福州、福宁、汀州等府都要从江浙输入棉布，而另一些地区则是进口棉花纺织，安海商人“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州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闲，则人安溪、永春、德化贩卖”，[25]。这些棉花主要供各地妇女纺纱织布，“端淑买绵，昼夜纺衙中，逮归，积纱一损”[33]。泉州沿海逐渐成为主要棉布产地之一，“棉布为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经斜纬，织文方斗”。织成的商品每每输出海外，“安海商人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25]。

闽南棉布加工业的发展造成棉类商品大量输入福建。据史料的记载，福建东南沿海与江南的棉花贸易极盛。褚华的《木棉谱》云：“闽粤人于二三月载糖霜来卖，秋则不买布，而止买花衣以归。楼船千百，皆装布囊累累，盖彼中自能纺织也”[34]。吴梅村的《木棉吟》说，明代隆庆、万历年间，闽商至镇洋一带采购棉花，“州赖以饶”[35]。在前引有关商人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两位徽州商人到福建做棉花生意，其中如张沛．“财本数千两，在瓜州买棉花三百馀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江浙粮食对福建的输出。福建山多地少，是国内著名的缺粮区：“全闽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满，诸海邦食地浅，人溢于土，虽大穰，仅足当他省下岁”[36]。因此．在一般情况之下，福建都要从邻省输入粮食。

海路北道米人闽。据<福宁州志)载，明代成化年间，福宁州大饥，“斗米百钱．民艰食”，未见有当地人从浙江运人粮食的记载。迄至嘉靖六年，福宁州又一次发生灾荒，“谷价翔踊，民艰食，富者贸赀产转籴温州米以济，贫者掘蕨根充饥”[37]。福安县志也有同样的记载：“嘉靖六年、十四年，并以四月谷贵，中户鬻产转籴温州米得活”[38]。浙江的温州在明代是一个粮产区，它与福建省比邻而居，与福建的海上交通十分方便，王士性写道：“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39]。“福、兴、漳、泉四郡皆滨于海，……在北资于浙，而温州之米为多”[40]。以上几条史料都说福建从浙江输入之米取之温州，实际上，来自台州的也不少，明末董应举在“米禁”一文中将温州与台州并列，并说福建之米，“北仰温台"[41]。

运来福建的北道米有两个来源，除了浙江外，又一路来自江南，万历三十六年，福州大饥，巡抚徐学聚组织商人去江南运米，福州人说：“江、淮、苏、松之米浮海人闽，自徐公始也，民受其赐大矣"[42]。除了福州之外，万历年间的泉州：“稻、米、菽、麦，……由来皆仰资吴、浙”[32]。何乔远的《闽书》亦云：“仰粟于外，上吴越而下东广"[43]。这都说明泉州也从江浙购人大量的粮食。

以上统计江浙输往福建的商品有生丝、绸缎、棉花、棉布、粮食等项，这些商品中大多是民众的日用商品，消费量巨大。闽人为了购买这些商品，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于是，从海外流人福建港口的白银便通过这一渠道流向江浙。繁荣了江南，也繁荣了中国多数地区。三、由福建运往江浙的主要商品

明代的福建在与江南贸易中支付了大量的白银，不过，白银流出过多，闽人也要考虑以输出商品来平衡江南贸易。于是，许多商人将福建各种土产运人江南销售，如<闽大记)的作者王应山说：“即有土利，轻赍贸易，尽入江浙要津"[28]。除此之外，外地商人人闽，如果只带白银回去，他们只能获得商业买卖中一趟的利润，倘若在福建采购各种商品，他们便能获得二趟的利润，因此，入闽商人多愿采购各种土产，这也造成福建商品的北流。如前述商罗四维，在松江买梭布一百两往福建建宁府贩卖，“复往崇安买笋，其年笋少价贵，即将银在此处买走乌铜物，并三夹杯盘诸项铜器，用竹箱盛贮，并行李装作三担。崇安发夫．直到水口陈四店写船”[8]。在这一背景下，福建输出江南的商品日益增多。

福建输往江浙的商品有水果、木材、纸张、蓝靛等项。

水果。福建输出的水果以荔枝、龙眼最为著名，其时，有不少外地商人人闽购荔枝，“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人赀，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樸’．有樸花者、樸孕者，樸青者。树主与樸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日：某树得干几许。某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一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樸家嘱少"[44]。明代的安海，“乡人以荔枝、龙眼焙作干，谓之桂林、桂元，运往温、台、苏、杭、南京等处发卖牟利”[25]。

龙眼生吃的口感虽不如荔枝，将其炮制之后，其价值远胜于荔枝，释如一说：“福清处处有之，广州所出，核大而肉烂，不及吾闽，商贩流布，以此别之。或生食，或浸蜜食，或曝干煎炀食，健脾、益智、延寿"[45]。自明代开始，龙眼干已是福建出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何乔远所说：泉州“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143]。在荔枝、龙眼二果中，焙干行销的主要是龙眼。在中国人看来，龙眼干是温补的食品，冬天食用龙眼干，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福建龙眼干在国内销路极好。它也是福建销往江南的主要商品之一。

柑桔的输出量也不少，清代初年的王胜时说：“柑桔一类，俗以黄者为柑，丹者为桔，闽产为天下最，清漳尤称佳。先朝盛时，闽桔之美，达于京师。岁时传柑，非此不乐"t31J。这都反映了漳州乳柑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安海志》说：柑桔“耐搬动、可久藏，乡人远商苏杭、临清、两京，或异域番国，必置此为货，多获厚利”[25]。而福州的红桔，因“福桔(吉)”之名，成为江南人家迎春节必备的食品，畅销江南。

明代福建是国内主要的糖产区之一，宋应星说：“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U40J。这说明了闽粤制糖业在中国的地位。王应山说：“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种蔗皆漳南人，遍满山谷”[28]蔗榨制的白糖与红糖，是福建主要输出商品之一，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L47J。明代漳泉一带缺粮，即与农民以稻田种蔗有关。由此可知，闽南的甘蔗种植相当广泛。

福建的木材也向邻省输出。明代人说，“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48J。文中提到的洪塘与南台，是福建省会福州临江的市镇，它也是闽江上游商人与外省商人交易的地方，江面上停满了来自上游的小船、木排及沿海来的海船。从这段记载中我们知道。兴化商人经常驾驶大海船走江南与福建之间的港口，许多木材商人便租赁他们的海船将木材运到浙江的宁波出售。浙江人说：“商船惟闽有之……间有载木之船，亦不甚高大”[49]。浙江海禁时，常提到闽船，“凡系闽中载木货大船，尽行收入定海，不许出洋"[14]。又如，王在晋的<越镌)记载：浙江人“先往福建收买杉木．在定海交卸”[11]。可见，江南一带不产杉木，所需建材多从福建输入。

以上的木材输出主要走海路，其时，福建木材还有从陆路输入外省的。李世熊说：“吾土杉植最盛。……此材为栋梁、棺椁、舟车、百器之需，利用最博。先时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南京附近)．其价不赀[SOJ。据此，闽西的杉木翻山越岭，被运至江西河流，然后顺流而下，转运江南的瓜州等地。福建木材输出之多，可以想见。杉木是古代中国主要建筑材料，使用量很大，江浙所用建材，一向来自福建，木材因而成为福建重要输出商品之一。

蓝靛。明代江南纺织业盛行，而其染料主要是来自福建的靛青。王世懋认为“泉之蓝”，是福建主要输出品之一”[19]同安人林希元说：“靛．此货甚于吾同(安)，转贩人浙者获大利，永春只自给”[51]。叶梦珠记载：他的家乡上海一带消费的青靛，“初出闽中”，后来因战争隔断了航路，有人因市场上缺乏福建靛青，便在江南试种，一度获利。不过，当福建青再度出现于江南市场上时，江南土靛失利，“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所以，最终当地人不种靛青．还是从福建进口[52]。

纸张。福建造纸业历来闻名东南。胡应麟说：“凡印书，永丰(江西)绵纸为上，常山(浙江)柬纸次之，顺昌(福建)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按，当时人造的纸主要有楮纸与竹纸二种，楮纸质量好，但价格贵；竹纸质量较次，但价格便宜，因此，藏书家多赞美楮纸而批评福建竹纸。“顺昌(纸)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胡应麟不知顺昌纸也是福建产品，所以将它另人一类。应当说，竹纸在制造之初，其质量比不上楮皮纸是正常的。从其以“价廉取胜”这一点而言．它是一种相当受欢迎的纸，因而，它的市场十分广阔。到了万历年间，福建各地的竹纸制造技术普遍提高．胡应轔说：“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帙轻省，海内利之”[53]。从“海内利之”这句话中我们知道，当时福建竹纸的销售十分广泛。再如王应山《闽大记》云：“楮，有竹纸数色，白出顺昌，黑出建邵诸邑，……其用普于四方”[28]。何乔远《闽书》沦顺昌：“煮竹为纸，纸曰界首、曰牌，行天下。”这些材料都说明顺昌之纸在国内市场上非常畅销[43]。

江南是纸张的主要消费市场。晚明福建纸在江南市场上十分走俏，价格节节上升，叶梦珠说：“竹纸如荆川、太史连、古筐、将乐纸，予幼时七十五张一刀，价银不过二分，后渐增长。至崇祯之季，顺治之初，每刀止七十张，价银一钱五分”[54]。在这一背景下，福建土纸生产日益兴盛。邵武的方志记载：“纸……俱出邵武县，四方商贾多结贩往湖广、南直隶诸处变卖。本郡诸货，惟此颇为得利”[35]。这里所说的“南直隶”就是江南区域。

在江南市场上福建纸商随处可见，“施守训，福建大安(即崇安)人。家资殷富，常造纸卖客。一日，自装千馀篓，价值八百馀两，往苏州卖，寓牙人翁滨二店。滨乃宿牙。叠积前客债甚多，见施雏商，将其纸尽还前客，误施坐候半年。家中又发纸五百馀篓等到苏州，滨代现卖。付银讫，托言系取旧账者，复候半年”lsj。这一段文字是说一个崇安商人在苏州受牙人欺骗的故事。但从故事中，我们也可看到这位崇安商人的经营颇有规模，他先后运了1500余篓纸张到苏州出卖，约价值1200两银子。

明代的福建是国内主要铁器产地之一，“铁产上府尤溪为盛，贡课之外，转市他省，以利器用。甚伙-[281。明代福建铁器是相当有名的，卢若腾<岛居随录)记录了明代福建铁器的制造：“冬月收取地溲。以柔铁烧赤投之二三次，刚可切玉。”徐渤的<笔精)说：“吾闽产铜铁，铸刀剑甲天下”[56]。许多外地商人到福建购铁。“游天生，黴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馀两，往建宁府买铁”[8]。

夏布。明代福建的夏布是相当有名的，尤溪县的苎布“最佳者价值两余”[57]，外来商人往往购买福建夏布运到北方。“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入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馀两，复往长埂买布”[8]。福建商人也将夏布运销外地，如前述宁城人李英，即以采购夏布为主。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58]。不过，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43]。北镇布之外，永春县“白苎之布，比弱吴纨”[43]。王应山<闽大记)述及福建夏布的生产时说：“长乐、建阳、邵武、将乐俱细”。说明这些地方的夏布生产是较好的[28]。四、晚明福建与江浙经济的互动及其意义

从闽浙贸易的结构来看，晚明福建与江浙之间的贸易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对江浙方面来说，与福建的贸易的意义在于：其一，福建是江浙商品输出海外的中转站。晚明江浙二地实行海禁政策，江浙的港口没有对外贸易的权利，整个东南沿海，只有福建的月港在隆庆年间获得了对外贸易的合法权力。在这一背景下，江浙输出的商品只有经过福建商人之手才能运销海外，因此，对江浙而言，福建是江浙沟通海外的重要桥梁之一。其二，福建是江浙白银的主要来源地。福建本地所产白银数量有限，但在这一时代，中国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由于福建商人在这一时代对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福建因而成为海外白银流人中国的主要渠道，江浙对福建的贸易可以为其换得大量的白银；其三，福建是江浙商品的重要市场之一。晚明白银的大量注入，使福建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对江浙商品的消费欲望也大为增长。来自江浙的丝绸、棉布、稻米，在福建获得广泛的市场。江浙也从这些商品的输出中。换取大量的白银；其四，福建是江浙的原料来源地之一。从福建输出江浙的商品结构来看，最大量的是木材、蓝靛等原料。江浙的房子多为土木结构，对木材的使用量很大，东南诸省中，唯有福建能够输出大量的杉木，倘若没有来自福建的木材，江浙只有依赖来自四川等省的建材，因此，福建木材对江浙的建筑业是有重要意义的。蓝靛是江浙染布业的主要原料。在染布业内，有“金染缸”的说法。这是因为，一匹白坯布经染色以后，其价格可以增加一倍至几倍!古代的中国人大多是着白布衣服，但在明代，白衣已被看作是丧服，民众平日所着衣服，多为经过染色的蓝布。这一习惯使江浙一带生产的蓝布畅销天下。仅从这一点来看，福建以蓝靛为主的染料生产，对江浙是有重要意义的。此外，福建生产的竹纸，也是重要印刷原料。其五，与福建的贸易繁荣了江南的城市。江浙与北方的城市一向将杂货店称之为“南货店”，这是因为：江南与北方的杂货主要来自闽粤，如浙江的“普陀一无所产，……自闽广来者皆杂货，恰勾岁用"L59J。杂货店的开设，显然是江浙城市繁荣的一个原因。其次，福建富商云集江南城市，是江南城市繁华的一个原因，江南名城苏州最繁华之地是阊门外的一段街道，而此地恰为是闽粤商人聚集之地；再如：浙江的宁波港有来自闽粤的大商，“闽广之地，富商远贾，帆檣如栉，物货浩繁”[60]。可见，福建的商船使当地经济日益兴盛。

对福建而言，与江浙贸易也有重大的意义。其一，江浙是福建粮食的主要供应地之一。福建是一个多山的省份，自古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这一自然条件制约了福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事实上，自南宋以来，福建就是一个缺粮的省份。沿海区域消费的粮食主要来自外地。明末福建粮食主要有二个来源：南路的广东米与北路江浙米。刮南风的季节，是广东米来福建的日子，而刮北风的季节，只有江浙米可以到福建。对福建而言，不论是江浙米还是广东米，都是不可缺的。明末的福建灾荒频频，在大多数年份，福建都是靠外省之米度过饥荒的岁月，可以说，明末的江浙航线已经成为福建沿海民众的生命线；其二，江浙成为福建重要的原料来源地之一。明末福建沿海的丝织业与织布业都很发达，它所生产的商品主要用于输出海外的美洲、欧洲、日本等地，福建自身消费的棉布也很可观。为了保证丝织业及棉布业的原料供应，福建商人每年都要从江浙运来大量的生丝与棉花。没有来自江浙的生丝与棉花，福建不可能有较大规模的丝织业与棉织业；其三．江浙也是福建商品的重要市场；如上所述，福建生产的木材、纸张、蓝靛、糖品都以江浙为最大市场。明代的江南，由于长江及运河航道的畅通，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的中心市场，福建的商品只要进入江南城市，便可以通过江南进入全国各地的商业网络。尤其是福建与北方市场的联系，由于明代的海禁，福建商船不可能直接航行到北方港口，因此，福建商品的北运，大都要经过江南市场的中转，然后通过运河运向北方。可见，江南与浙江市场对福建的意义非同凡响。其四．江浙还是福建对外贸易中主要商品的来源地之一。明末是中国商品畅销世界的时代，最畅销的商品有三类：江浙的丝绸、江西的陶瓷、福建的红白糖，其中尤以江浙的丝绸能给中国带来最大的利润。福建虽有丝织业，但所产生丝质量比不上杭嘉湖区域的湖丝，所以，闽人外贸的丝绸。或是以湖丝为原料，或是直接购取江浙丝织品出售，又或直接向海外市场出售湖丝，也能获得巨额利润。因此，福建对外贸易的发展，绝对离不开对江浙的贸易，换句话说，没有对江浙的贸易，福建商人将失去大半利润；其五，对福建来说，江南还是销售海外商品的主要市场。明代的中国主要从海外输入香料、胡椒、犀角、象牙等奢侈品，这些奢侈品远非福建的富人所能消费。闽商要将这些商品全部出售，只能依赖于江南市场及与其联系的全国各地市场。闽商若能将外贸商品出售，就能回笼银子，从而采购大量江南商品，获得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条件。

由此可见，明末的福建与江浙二地已经结成深厚的贸易关系，双方经济的发展，都有赖于对方的市场、原料、资本。在正常的经济条件下，闽浙之间的贸易促进了双方的繁荣，换句话说。明末江浙与福建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双方的贸易。而其依赖程度之深，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传统理论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自然经济社会，商业贸易对这一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我们切实考察明末福建与江浙的经济互动，就可知道这一理论的荒谬。事实上，我们必须将其放置于中国近代化的整个大趋势的潮流中去考察，尽管中国近代化的趋势要比西方国家发展缓慢，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化趋势的发生也比西方迟，在对晚明福建与江浙区域互动的考察中，我们已可看到中国近代化的一些端倪——双方经济的发展都依赖于对方区域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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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gionalTradebetweenFujianandtheTwoProvinces

Jiangsu&ZhejianginLateMingDynasty

Subject:TheregionaltradebetweenFujianandthetwoprovincesof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wasquitedevelopedintheMingDynasty.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exportedsomeitemsofgoodstoFujian,suchasrawsilk,silksandsatins,cotton,cottoncloth,grain.Meanwhile,Fujianexportedlitchi,longan,mandarinorange,timber,grasscloth,paperandthesilvergotintheoverseastradetoJiangsuandZhejiangProvinces.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yofbothsides,dependsontheotherside''''smarket,rawmaterialsandcapital.Anditsdegreeofdependenceoneachotherisnotonlydeepbutalsoessential.FromtheobservationofinteractionbetweenFujianandandthetwoprovincesofJiangsuandZhejiang,wealreadycanseesomecluesofChina''''smoderntimes.

Keywords:LateMingDynasty;Fujian;Jiangsu&Zhejiang;RegionalTrade

古时福建与江浙的区域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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