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探究论文

导语：丝路贸易与北宋白银货币化探究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在中国古代货币史上，举凡金银铜铁以至龟贝等等，都分别充当过货币，但是，从整个货币史发展的总趋势看，宋元以前铜是最主要的币材，而宋元以后，白银逐步成为主要货币，铜钱与白银相辅而行。宋元时期，成为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有鉴于此，学术界对宋元时期白银货币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在北方丝路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关系方面，至今尚未形成共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

一

北宋时期的北方丝路贸易，对宋朝来说，主要贸易对象有西夏、瓜、沙二州政权、西州回鹘、于阗、喀拉汗朝（黑汗朝）、大食、拂＠①等。贸易方式则有贡赐贸易、榷场贸易、民间贸易等。在宋与上述各地间各种方式的贸易中，我们都发现，有白银侧身于其间。

首先，在宋朝与各政权间的贡市贸易中，白银主要被宋王朝用于回赐。如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遣使罗面于多等入贡，宋朝"给还其值……别赐袭衣、金带、银器百两、衣著二百，罗面于多金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又如喀拉汗王朝在击败于阗后，继承于阗与北宋的贸易关系，在熙宁年间以后，"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lán＠②衣、金带、器币"。（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里的"器币"中，当包括白银。又如天圣年间1023-1032），甘州回鹘一年一贡，而天圣三年（1025）四月，"可汗王、公主及宰相撒温讹进马、乳香，赐银器、金带、衣著、晕锦旋lán＠②衣有差"。（注：《宋史》，卷490，《外国》六。）此外，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拂＠①，元yòu＠③六年（1091）"其使两至，诏别赐其王帛二百匹，白金瓶、袭衣、金束带。"（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次之，在宋政府买马及宋夏间的贸易中，白银被用于与马匹及其他商品交换。在买马方面，北宋"国初，……又有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在神宗以前，从西北买入马匹，主要使用的是银和绢，宋初在陕西设提举买马监牧司，每年以银四万两、绢七万五千匹作为买马之用。（注：《宋会要辑稿》，《兵》二四、二二之六。）至和二年（1055），北宋政府还令"陕西转运使司以银十万两市马于秦州，岁以为常"。（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即使是在神宗朝以后，西北买马主要用茶，但也不时参用银绢。元丰四年（1081）北宋政府规定："每马一匹，支茶一砣，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以银、绸、绢及现钱贴支"，（注：《宋会要》，《职官》四三之五六。）与买马相关联，宋夏间的贸易中，也有白银参与，范仲淹在总结宋夏贸易时曾指出，西夏"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胜其利，不可胜纪"。（注：范仲淹：《范文正公全集》，卷9，《答赵元昊书》。）

除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之外，在北宋与西夏及其以西的西域诸政权、大食、拂＠①等等之间，纯粹民间商人间的交换也大量存在。如于阗"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售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齐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直至绍圣（1094-1098）中，还出现了由于"于阗、大食、拂＠①等国贡奉，般次踵至"，使秦州等地官员"惮于供赉"，"限二岁一进"的情况，但宋王朝为了"来远人"，未予限制，而喀拉汗朝及其以西的政权"自是迄于宣和，朝享不绝"。（注：《宋史》，卷490，《外国》六。）这条史料说明，东来的人员中，有的是正式的贡使，他们持有官方文书，但也有大量无官方文书的民间商人同行。他们历尽艰辛，将西方商品运送到宋境后，常常于宋境内与民间商人进行贸易，有时因为"不售"，才转而卖给官方。此外，如果宋朝官方缺乏足够的银绢，或者境内香药等充斥，价格低落，宋朝政府也将不许入贡，拒绝购买。此时，东来的贡使和商人则又将所运来的商品卖给中国的商人。有的也可能暂时留居中国，将香药等存放起来待价而沽。所以出现了有的回鹘商人"间因乳香入贡散而至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的情况。（注：《宋史》，卷490，《外国》六。）

在民间的贸易活动中，白银是东来商人们主要的购买对象，有时还被宋朝商人携带西去。东来的商人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主要接受白银，或将所得钱物换成白银。他们收购宋境内的白银，甚至导致了足以震动宋朝帝王、使宋朝政府采取果断措施的白银价格大幅度上涨。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时京城金银价贵，上以问权三司使丁谓，谓言为西戎辉和尔（即回鹘）所市入番。乙亥，下诏约束之"。（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不仅如此，在宋夏间的榷场贸易之外，西夏还在境内自建场屋，吸引宋民入境贸易，这时私自入西夏贸易的宋民，"多赍轻货于夏州界擅立榷场贸易"，（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轻货"通常被宋人用来指称白银和绢帛。而由于这种贸易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便于藏匿的白银应该是他们首选的轻货。这样，不仅东来的商人大量市银西去，而且西去的商人也从宋境带去了一定量的白银。

在有关记载中，白银主要是宋朝方面付出，而西域各政权以及经由北方丝路入宋贸易的大食、拂＠①，付出白银的情况不多。东来的官员、商人向宋境支付白银有西夏一例。天圣六年（1028）西夏"遣贺正旦人到阙，以钱、银博买物色"。（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显然，西夏使臣在汴京购买货物是付出了白银。可是，据此似乎尚不足否定白银西流。一方面，这条记载未说明前来贺正旦的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来自于西夏还是宋朝，也就是说，他们的白银有可能是来贺正旦时，宋朝回赐的。如果是这样，该条史料尚不足以说明有白银从西夏流向北宋。另一方面，即使西夏人手中的白银是他们自己从西夏带来的，确有白银从西夏东流入宋，但这与宋朝方向流向西夏的白银相比，其量的差别也可想而知。

由于北宋时期北方丝路贸易保持着一定的规模，通过贡市贸易、榷场贸易以及民间贸易西流的白银当为数不少。"熙宁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从之。"（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这次北宋政府廉价买到了三万斤乳香，但同时也须付出三千贯的代价。可是，由于铜钱值低量重，如果这三千贯如数用铜钱支付的话，于阗使者势必难以接受。而如果其中百分之二十用银支付，仅仅这一次交易，宋朝就将一次性付出数百两白银。再就北宋与西域方面贸易的总体情况来说，钱伯泉先生根据熙宁三年（1070）秦凤路经略使王韶的奏文分析，认为每年"西域各国商贾在北宋秦凤路所经营的民间贸易，总额不少于7500万贯。"（注：钱伯泉：《西州回鹘国在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新疆大学学报》1991年第19卷第4期。）如果这一估计较为接近实际的话，以白银一两值铜钱1500文计算，7500万贯相当于白银500万两。即使在这500万两的贸易额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白银支付，那么每年民间交易中流出宋境的白银也居然达到50万两。这也难怪有司面对西域使者的频繁入贡竟然觉得"惮于供赉"，难怪有时宋政府也感到无力如数给价，而放弃对入贡品的垄断，拒绝接受入贡。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东来商人市银导致宋朝银价上涨的现象。

二

由于白银大量侧身于丝路贸易之中，我们看到，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对宋代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首先，尽管侧身于丝路贸易中的白银未履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职能，但白银的使用范围得到了扩大，白银的商品化进程进一步向前推进。在丝路贸易中，宋朝通常用铜钱计算商品价格，如前引熙宁年间客省报告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的例子中，履行价值尺度职能的仍旧是铜钱，与白银无涉。同时，对北宋方面来说，也不是出售商品换取白银之后，再用白银购买商品，白银不是实现了货币化之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流通手段。但是，由于东来的商人、贡使需要白银，白银也源源向西流动，所以，对北宋来说，白银是一种有广阔市场的外贸物资，白银除了其他用途外，可以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其使用范围有所扩大。不仅如此，在丝路贸易的具体交换过程中，可以用白银通过物物交换的形式，换取东来的商品，白银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发生了分离，在白银的所有权实现让渡的同时，白银的价值跳进了羊马、香药、珠玉等商品之中，白银首先成为宋朝的出口商品，实现了白银的商品化。这对于作为宝货、作为一般产品的白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它使天然的白银成为商品，为白银从商品变成货币奠定了基础。

次之，在宋朝与东来商人、贡使的贸易中，我们看到了以下交换等式：

x马羊┐┌y宋线

x珠玉││y白银

x香药├＝┤y丝绸

x花蕊布││y茶叶

…┘└…

这个交换等式，对于参与交换的各方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具体就宋朝方面来说，这一交换等式意味着宋钱的货币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而白银、丝绸等加入到宋钱一方参与交换，开始打破了铜钱和铁钱的独占地位，为白银货币化开辟了道路。由于宋朝主要以铜和铁作币材，铜钱和铁钱对宋朝来说，是当然的一般等价物，在宋朝与东来商人的交换中，宋钱被大量用于购买商品。但是，由于东来商人、贡使眼中的铜钱和铁钱，只是穿着中原汉族民族服装的铜和铁，不是一般等价物，所以，宋钱在东来商人那里受到了冷遇，出现了商人、贡使拒绝接收宋钱的情况。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黑汗朝使臣罗撒温入贡后，宋朝"赐钱五千贯文"，可是，罗撒温却婉言拒绝，"欲望以绢、绫、锦充"。（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相反，绢帛和白银由于有广阔的市场，受到东来商人、贡使的欢迎。于是，等式的右方出现了包括白银在内的其他物资，白银与其他物资一道，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表现商品价值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方面开始可能发现白银的又一使用价值--用于交换，用于表现东来商品的价值。如在x匹马＝y两白银的等式中，包含着如下两种可能：其一是把马视为白银价值的表现形式，得出用x匹马买到y两白银的结论。其二是把白银视为马的价值的表现形式，把这一等式读为"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显然，在这样的交换中，北宋方面更易于采用第二种读法，而一旦到了"用y两白银买到x匹马"的读法固定下来之时，到了用y两白银不仅可以买到x匹马，还可以买到其他东西之时，白银的货币化便正式展开。

这样，丝路贸易的延续，增加了对白银的需求，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加速了白银的商品化进程，尤其是丝路贸易中白银的参与，为北宋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提供了白银用于表现其他商品的价值的机会，出现了白银在交换中以其自身优势，排挤铜钱及其他物资成为货币的可能。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北宋内部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动力，宋朝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西北以及东京等地，白银广泛投入流通，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些地方，白银开始履行了货币的职能。

如在宋夏间的蕃部地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很高，但是，由于该地有时属夏，有时属宋，宋夏两朝的货币不能通用，而丝路经由这里通过，获得白银则可与任何一方以及过境商人交换，所以，这一带有不少白银投入流通，蕃部对白银有所需求。正因为如此，北宋政府对蕃部大量赐予白银。如元昊死后，宋朝为孤立西夏，曾专门下诏，规定蕃族各部若"能率部下归顺者，授团练使，银万两，绢万匹，钱五万缗。茶五千斤。"（注：《宋史》卷244，《外国》一。）

在北宋西北的陕西地区，除前述宋政府在秦州等地直接用银买马外，白银的使用范围更为广泛。如"陕西振武兵，依河东广锐例，官给直以市战马。广锐本州兵。官给中金以充马价。"（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真宗咸平七年七月。）这条记载说明，北宋政府军费开支中的白银，通过振武兵之手，投入了流通。不仅如此，由于陕西广锐、劲勇等，"相以为社"，所以，当他们市马时，"官给值外，社众复裒金益之，曰马社。"（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社众"不仅手中有银可用，而且他们的银部分用于"集资"买马，投入流通。此外，在陕西白银还用于交换粮食，如天圣以后，宋政府在陕西"发内库藏金帛以助籴者，前后不可胜数。"其中，熙宁七年（1074）陕西具体的籴买方式是"或以钱、茶、银、chóu＠④、绢籴于弓箭手"。此后，崇宁五年（1106），宋徽宗还专门下诏，称"陕西钱重物轻，委转运司措置，以银、绢、丝、chóu＠④之类博籴斛斗，以平物价。"（注：《宋史》，卷151，《兵》十二、卷128，食货上，三。）这样，政府、士卒等将白银投入流通，扩大了白银的使用范围。因此，宋神宗时，兴元府市场繁荣，"天下物货种列于市，金缯漆帛衣被它处。"（注：《丹渊集》，卷34，《奏为乞修兴元府及添兵状》。）对于兴元府之类具有相当规模的市场来说，白银已不再陌生。

更为突出的是，开封作为丝路贸易的终点，同时又是宋朝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在这里，白银的货币化已经启动。嘉yòu＠③七年（1062），西夏人在北宋卖货物，得银五千两，然后用银在开封"买乐人幞头四百枚，熏衣香、龙脑、朱砂凡数百两，及买绫为壁衣"。（注：《西夏纪》卷十三，注引孔氏《谈苑》。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194页，注2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2版。）在这条记载中，西夏人出售商品获得的白银，不是用于消费，而是用于购买商品，白银用于体现商品价值，转移商品价值，实际上获得了新的使用价值--用于交换，履行了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经西夏人之手的那些白银，在完成交换的那一瞬间，已开始成为货币。三

然而，丝路贸易为北宋白银货币化提供的毕竟只是外部环境，它仅仅使白银货币化的发生成为可能，但如果北宋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提出白银货币化的要求时，这种外部环境将变得毫无意义，白银货币化仍将停留在可能的阶段，白银西流不过是作为商品的白银大量出口而已。更重要的是，由于宋辽时期正处于中国白银货币化的关键时期，而在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充足的白银对其货币化进程将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白银，白银的货币化当然只能是一句空话，而白银数量的不足，则将制约白银货币化的进程。从宋辽时期的情况来看，白银西流无疑减少了宋辽的白银存量，加剧了北宋白银的缺乏程度，推动着银价的上涨，使白银难以成为小额交易中通用的货币，对白银货币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首先，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加剧了宋朝白银的供求矛盾，尤其是与丝路贸易密切相关的陕西等地，白银缺乏的情况更为突出。北宋时期，陕西是宋朝辖区内为数不多的产银区之一，据《宋会要》记载，元丰元年（1078）以前，陕西白银课额曾达到123899两，占全国银课总额414152两的29.9％，至元丰元年（1078），尽管陕西银课大为减少，下降为38186两，仅为祖额的30.8％，但此时整个北宋的银课额为257607两，陕西课额仍占全国的14.8％，（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食货》三三之七至十八。）陕西的白银产量和课额在北宋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北宋时期陕西白银紧缺，不仅向外输出不多，而且宋廷常常被迫采取措施，从各地调银入陕。

在陕西与内地之间，白银主要是从内地流向陕西。鉴于陕西白银缺乏，北宋中央还通过各种渠道，鼓励白银向陕西流动，甚至不惜将内库白银直接拨付陕西。仁宗康定元年（1040），为鼓励将白银运入陕西、沿边州军和京师，采纳了淮南提点刑狱郭维言的建议，对"入银京师榷货务或陕西并边州军"者，"给券受盐于川陕，或以折盐酒课"，并规定，对愿入钱者，"入钱二千当银一两。"（注：《宋史》，卷183，《食货》下，五。）引导入中商人多输纳白银，少运铜钱。在宋政府的干预下，大量白银通过商人之手运入陕西，以至"国初辇运香药、犀象、金银等物赴陕西变易粮草，岁计率不下二百四十万贯。"（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在宋代中央拨付白银入陕西方面，仅元丰五年（1082）上半年，宋廷就向陕西都转运司支拨了内库银三百万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1，元yòu＠③七年、卷326，元丰五年。）相反，本地产银的陕西，却少有白银进奉中央，甚至元丰间同天节、南郊祭祀时，不产银的淮南路也进奉白银上万两，但陕西却分文未进。（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至崇宁三年（1104），在宋政府的大肆搜刮下，陕西才上贡了十五万七百九十贯疋两，其中，若按铜钱、绢帛、白银各占三分之一计，上贡白银仅五万多两。（注：《文献通考》卷22，土贡一、卷23，国用一。）

此外，北宋时期川陕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十分密切，其中有白银从陕西流入四川的记载，出现过四川"贩者趋京师及陕西市银以归"（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8。）的情况，但在宋代的记载中，更多的是白银由本不产银的四川流向陕西。如天圣五年（1027），"留四川上贡银绢十万于环庆等州博籴粮草"，宝元二年（1039），"留川峡等路上贡银绢于永兴军、凤翔府以备边费"，熙宁三年（1070）九月令三司："除在京合支金帛外，应西川四路上供金帛……截留陕西转运司，令相度于永兴或凤翔府封桩以备边费。候见数，可兑折充将来起发往陕西银绢之数"。（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十月：卷123，宝元二年正月：卷215，熙宁三年九月。）

更重要的是，整个宋朝辖区内白银普遍感到不足，而白银的西流进一步使这种情况恶化。北宋政权的白银主要来源于其辖区范围内的生产，尽管北宋时期的白银产量不断增加，但与社会需要的增长速度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就北宋政府直接从生产领域中征收的银课来说，太宗至道末为14.5万两，（注：《文献通考》，《征榷考》五。）仁宗皇yòu＠③中为219829万两，英宗治平中达到历史最高记录，为315213两，神宗元丰间又下降为215385两。（注：《宋史》，卷185，《食货》下，七。）也就是说，北宋时期政府每年一般可获得的银课仅为二三十万两左右。但这还不足宋政府充岁币、岁赐之用。又据李槐先生分析，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全国白银产量在108万两左右，（注：李槐：《宋金时期白银的生产和使用》，见《宋代经济史研究》31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若按前面的推论，熙宁年间仅秦凤路一路，每年西流的白银就多达50万两，这意味着整个北宋的白银产量，仅足秦凤路两年输出之用。丝路贸易中的白银西流，对北宋白银存量的影响不为不大。

与白银存量的不足相关联，整个北宋时期的白银价格有所上涨并始终居高不下，而白银西流则在北宋银价上涨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在宋朝统一西蜀以前，西蜀"凡银一两，直（铁）钱千七百"，合铜钱680文。（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真宗时赐予河东路士兵白银，但由于无银可支，政府改折铜钱，折算比例为"每两给钱七百五十"，但当时当地的市价已经上升到了每两千钱。（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此后银价继续上涨，而宋人也意识到了白银西流与银价上涨的内在联系，如前引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京城金银价格上涨，丁谓就作出了白银为回鹘"所市入蕃"的解释。无独有偶，大中祥符八年（1015）十一月，三司又上奏：因"乏银支用"，请求将诸路酒课"悉改输银"。但是，此时北宋境内因白银缺乏，银价已比咸平年间的每两值铜钱八百文上涨了一倍，因此，宋真宗说："若此民间银益贵矣"。宋真宗又问及王旦，王旦的解释是"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然则器皿之用，蓄藏之用，何可胜算。此外则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加之坑冶兴废有时，增价之或恐以此"。（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卷67，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卷85、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王旦阐述的原因比丁谓所言更为全面，但也未忘记将"两蕃"入宋贸易视为银价上涨的原因之一。这样，在白银西流与其他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银价一直保持在每两千文以上。

白银存量不足和银价居高不下，对白银的货币化产生了严重制约。对于当时的日常消费来说，每两值铜钱千文的价格显得过高，白银"面额"过大，难于找补，不便使用。如英宗治平元年（1064），诏秦、陇等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月给酱菜钱三百。"（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对于这些义勇来说，将近半年的酱菜钱才相当于一两白银，他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积攒出足够的白银，并在日常消费中使用白银，几乎已经没有了这种可能。同样，北宋规定畦户"岁给户钱四万，日给夫米二升。"（注：《宋史》，卷144，《兵》五、卷181，《食货》下，三。）据漆侠先生折算，封建国家每年给予畦户的生活费为每户每年45040文。（注：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册，第8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若按银每两值钱1500文计算，全年畦户一家人的生活费仅合银30两，还不到一铤白银。对他们来说，在市场上使用一两以上的白银，必须全家在半个月内不吃不用。反过来，他们用一铤50两的白银，可以一次性付清全家人一年半的生活费用，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中，无须与货币和市场发生联系。又如苏轼被贬至黄州时，尽管觉得"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之后，全家810人每月用四千五百钱尚能有所结余，基本生活仍能得到保障。（注：苏轼：《答秦太虚书》。）可是对于苏轼一家来说，每月的生活开支也仅值银三两。在这样的条件下，北宋时期一般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显然不大可能接受白银，在零星交易中使用白银。白银货币化的进程，在白银存量不足、白银与通用货币铜钱的比价过高的条件下，必然步履维艰，进展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