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南斯拉夫建交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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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斯拉夫对新中国的承认与中南建交的搁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南两国都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一样,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也领导人民发展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最大敌后战场，经过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同样牵制和消灭了大量的法西斯有生力量，也同样在反抗侵略中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并最终实现民族的解放和独立，在1945年11月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后，南斯拉夫没有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建交，而是继续同情、支持中国革命。中共也十分钦佩英勇的南斯拉夫人民和共产党，一直关注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

然而，南斯拉夫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变故最终影响了中南两党、乃至后来中南国家间关系的发展。1948年6月，苏南两党矛盾激化，苏共操纵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做出了开除南共的决定，南斯拉夫被彻底孤立起来。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已使成立新中国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迫切需要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也正积极要求访苏。但显然南共与苏共的对立，使本与存有芥蒂的斯大林更加怀疑可能不过是又一个铁托，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代表。所以，为了表明立场，打消苏联方面的疑虑，寻求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上的统一性，中共尽管当时对苏南冲突的真实情况并不甚了解，还是怀着对苏共权威地位的信任，迅速做出响应，表示“完全同意”情报局的决议。7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认为以铁托等为代表的南共领导集团，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指出南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偶然的和孤立的现象，而是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的反映，要求全党干部认真研究情报局决议，借以加强党内关于阶级的、党的、国际主义的、自我批评精神和纪律性的教育。[1]11月7日，《人民日报》再发表刘少奇的署名文章《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论述“为什么铁托集团的反苏立场会使南斯拉夫受美国帝国主义的愚弄和侵略，而丧失南斯拉夫的独立，变南斯拉夫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2]其后一段时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中共党内学习及对民众宣传时均与苏共保持一致。

南斯拉夫为顶住苏联联合东欧国家对其在各个领域不断施以的强大压力，只得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建立关系，发展贸易，争取援助，试图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大背景下走一条“中间路线”，这一路线在后来发展成为“不结盟”政策。而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公开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949年6月30日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各国政府公告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依据新的外交立场，新中国政府结合世界各国的不同态度，在建交问题上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各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与国民党政府原本就没有外交关系，或者在宣布承认新中国的同时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交，所以，至1950年1月，中国按一般国际惯例，先后与苏联等11个国家通过政府间的公函往来，彼此承认，即实现了建交。为在国际上确立独立自主外交的崭新形象，新中国还开创了谈判建交的方式，以主要解决三个原则性问题，即：是否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断绝同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能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否能将其国管辖地区内属于中国的财产归还。通过谈判，自1950年4月至1954年10月，中国又与印度、瑞典等9个周边民族主义国家和西方较为中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其中芬兰与国民党政府本无外交关系，也非联合国成员，未经谈判即宣布建交；挪威1950年1月就宣布承认中国，但由于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至1954年10月才正式建交）。

相比之下，同时期承认新中国的南斯拉夫既没有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也没有被列入对中国友好的资本主义国家行列，它与中国的建交过程就显得格外特殊。

1949年10月6日，即中苏建交后第三天，南斯拉夫代外长乌拉地米尔·波波瓦克致电外长，表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建立及中华人民政府之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传达南斯拉夫人民愿同中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之愿望，并深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之意志，已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4]

然而此时，苏南两党冲突已使两国关系彻底恶化。就在9、10月间，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1945年签订的苏南间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与战后合作条约，东欧国家随即对南采取了同样的举动，并以从事“间谍与破坏活动”为名驱逐了南外交官员。12月，共产党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在杀人犯与间谍掌握中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声称“铁托集团完全变为法西斯主义并已投到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指出“反对铁托集团——受人雇用的间谍与杀人犯——的斗争，是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责任”。[5]

鉴于这种情形，考虑到苏联的立场，为了避免扩大分歧，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新中国政府只好对南斯拉夫表示建交意愿的电文行无为之道，既没有复电表示赞成或拒绝，也没有复电表示收到此电，甚至在政府文件和新闻宣传报道中列举承认新中国的国家时都没有提及南斯拉夫的名字。中南建交问题被搁置下来，两国也就此处于隔绝状态。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并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将进行彼此协商。这就使得中南关系的一切可能的改变只能系于苏南关系的改变。

后来，1956年在接见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代表团时检讨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过去听了情报局的意见，我们虽然没有参加情报局，但对它也很难不支持。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假如你们有些观点是错了，可以向你们谈，由你们自己来批评，不必那么急。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件事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谈到建交问题时，说：你们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而且也没有理由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承认我国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反对，你们社会主义国家承认的时候，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在1955年6月会见首任南斯拉夫驻华大使弗·波波维奇时，也指出：延迟建交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同苏联一起同你们搞好关系。苏联同你们搞好了关系，我们再同你们搞好关系，这样比较好。[6]

不过，南斯拉夫政府在受到中国冷遇后，仍然执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呼吁国际社会承认新中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多次对恢复中国合法地位的问题投赞成票，声明“承认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的代表，将会由于该政府承担对联合国和我们组织的会员国的义务，而有助于增加联合国的效能”，“不管谁如何看待中国政权，六亿人口的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一个大的因素，忽略这一因素就会产生不良后果，这个中国有着自己的政府，它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那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亚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事情，除了中国人民以外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个政府在世界上代表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7]正是基于这个认识，南斯拉夫一直主张“应吸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起它的作用”。[8]

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南建交的再度提出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国、朝鲜、越南等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相继取得胜利，蓬勃高涨的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正在聚集形成一支新兴的重要国际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了数年的冷战到此时也出现了新的情况：1953年8月苏联氢弹爆炸成功，结束了美国核垄断的地位；斯大林的去世和艾森豪威尔的上台，一定程度上为冷战的演变提供了契机；美苏对各自阵营的控制均出现减弱的迹象。在此背景下，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的苏共中央开始调整对外政策，谋求缓和世界局势。其中一项举措就是主动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南斯拉夫也希望能在不危害其党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结束与苏联的多年对抗。

1953年6月，在苏联的正式提议下，苏南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接着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也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关系。为消除苏联党内的不同意见，1954年初，经赫鲁晓夫建议，专门成立了研究南斯拉夫问题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调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确认南斯拉夫的社会性质为社会主义国家。随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行动，例如：6月22日，苏共中央给南共中央发出1948年中断关系以后的第一封信，表示愿意同南斯拉夫改进关系；8月，南斯拉夫农业官员应苏联农业部邀请到莫斯科参观农业展览会；9月初，苏联对外贸易团体代表与南斯拉夫对外贸易协会代表进行谈判，10月1日签订一项关于两国互售货物的协定；苏联报刊开始正面登载有关南斯拉夫的消息，这是苏南冲突后几年来未曾见的。

南斯拉夫在与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改善的同时，开始从不同渠道试图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但中国政府对此态度谨慎。1953年6月，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收到南斯拉夫大使就任照会后，向国内请示如何应对，外交部回电“同意对南使馆照会置之不理”，不过在此件电文稿上，苏联东欧司司长徐以新批示“目前我同意发此电，由于苏南外交关系的变化，最近需要在对南关系上全盘研究一下。”8月，南斯拉夫新任驻印度大使拟给中国使馆送就任通知书，外交部仍指示“原则上同意不接受”，如果再来试探，“仍答以我与南斯拉夫无外交关系，如彼竟将该通知书送来，可以收下，但不予置覆”。12月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再请示同样问题时，外交部电复：部务会议已决定“对南大使就任照会可简覆收到，如来拜会可予接见，做一般寒暄，不回拜”。[9]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对南斯拉夫执行的不接触政策开始发生转变。

是年最后一天，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1954年6月访问印度和缅甸时，与印、缅总理共同倡议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应适用于他们与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指出这些原则如能为一切国家所遵守，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就有了保证，强调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他们的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涉。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的胜利，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大国的影响和威信，也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期间，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之前英国虽较早向新中国表示承认和建交意愿，但由于在实际行动上违背了中国的建交原则，谈判一直拖延无果。9月23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谈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时说：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我们要求一个和平的环境，一个和平的世界，我们要巩固和发展同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关系，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合作的关系，只要这些国家也具有同样的愿望和诚意。但在当时，中南建交的滞后仍然是新中国扩大对外交往的一个不和谐音符。

同时期，铁托表面上对外声言南斯拉夫“不想再碰壁了”，所以无意建议与中国交换使节[10]，实际上仍希望利用一些外交渠道向中国传递建交的重要信息，诚如10月8日南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奥斯陆的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某种方法以使中国注意到有必要和一切国家合作”。[11]

1954年10月1日，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上，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7个未建交国家的使馆馆长受到邀请。南斯拉夫代办史蒂凡·召克不仅送来贺片，携夫人准时到会[12]，而且在告辞前与王幼平大使有一席长谈，苏联驻罗马尼亚参赞帮助翻译。史蒂凡首先以南斯拉夫外交代表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员的身份向王幼平祝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战胜、战胜美帝国主义和建国五周年，并希望王幼平也能出席南斯拉夫国庆宴会。谈话期间，史蒂凡并数次表示：南斯拉夫是世界上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南斯拉夫人民及其政府是理解中国人民斗争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就赞成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及其正义事业，赞成恢复人民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并为此作过斗争，虽然南斯拉夫承认中国这样久了，但至今未得回复。10月2日，王幼平向来访的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麦尔尼考夫谈及此事。苏大使认为南斯拉夫代办的话是代表其官方的，建议“把南斯拉夫从美帝阵营拉出来”，并指出“南斯拉夫地位有战略意义，他的人民是英勇的，有高度爱国主义情绪，并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有倾心的感情。如果我们与南斯拉夫关系长期不恢复，这种情绪会冷下去，则对美国有利。对这些国家，如果其政治领袖不是与美国抱得很紧，拉他一把对民主阵营是有利的。”10月3日，王幼平即在发国内的电文中，根据欧洲情形，建议为争取南斯拉夫人民和配合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促转巴尔干局势，“我政府似应尽速考虑对南斯拉夫的态度和政策，似应早日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有必要互换使节”。[13]10月12日，外交部回电赞成王幼平与南斯拉夫代办交谈的做法，但指示“目前我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并互换使节条件尚不成熟”，同时要求“今后在一般社交场合应积极展开活动，继续与其接触，对其宴会邀请均可参加，对其挑拨中苏关系的言论应据理予以驳斥。进一步研究南斯拉夫的政治动态，弄清情况，并将你们的观察及时报部。”[14]中国政府在处理与南斯拉夫关系问题上又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三、中南双方的努力与中南建交的实现

南斯拉夫驻罗马尼亚外交人员刚刚向中方使馆传递了建交信息，10月6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驻苏联使馆建军节招待会上，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维迪枢又向中国驻苏联大使表示友好，提出想前往拜访，考虑到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南斯拉夫态度的变化，表示同意。10月13日，维迪枢前来中国使馆做初次礼节拜访，再次说到四年前南斯拉夫政府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始终未得答复一事，明确提出他希望两国之间能够很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慎重询问这是否是南斯拉夫政府的正式意见。维迪枢予以确认，声言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都是这个意见，他们都希望同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在原则上同意建立外交关系及互派大使，则南斯拉夫政府即可首先采取主动。[15]

当日，发出两封电报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第一封报告事情经过，请示如何答复南斯拉夫大使建议。第二封就中南关系，根据下述情况，建议外交部同意南斯拉夫大使的建议：“1、南国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有所改进，不但外交关系均已恢复，而且贸易关系也在发展。2、南国在外交政策上已开始公开表示反对大西洋公约，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最近又表示反对伦敦九国会议的决议。3、苏新国家对南国的态度也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苏联，苏联报刊现在开始登载南国报纸的舆论及某些经济建设消息，也登载过铁托的演说。苏联对争取南斯拉夫极为重视。南斯拉夫在巴尔干和东南欧，在战略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如南国转变，则美国在巴尔干及东南欧的战争计划就会根本破产。4、南斯拉夫对中国一般表示友好，四年前曾承认过我们，在联合国向来支持我国进入联合国，这次又主动提出要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同我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建交方针已相符合。”[16]

10月18日，中央复电：“10月13日两电均悉。关于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苏共中央曾在9月底有信给我们，其中说南斯拉夫希望在改善苏南关系的同时，也改善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苏共已告诉南斯拉夫，苏共将把南斯拉夫的这个愿望转告有关的各兄弟党，并说只要南斯拉夫方面也采取必要的步骤，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迅速取得成绩。中央同意即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并决定由你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同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进行建交谈判。但开始谈判前，须先见莫洛托夫同志一次，通知苏联政府我们对南斯拉夫将采取行动”。[17]很明显，苏联因素对中南建交又一次起了关键性作用。

另外，据的回忆，此间苏共中央曾派中央国际部的特别代表专程来华，亲自接见，担任翻译。苏共代表向中共陈述他们对于恢复和改善苏南关系的意见，解释他们已经采取的行动，说苏共中央认为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和有错误的，继续保持与南斯拉夫的紧张关系，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他们希望各兄弟国家都恢复和建立与南斯拉夫的正常关系，为了与各兄弟党协调一致，建议中国也采取同样的行动。会谈后，与等同志商谈了苏共的建议，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经过政治局讨论并同意，中国政府最终做出了与南斯拉夫建交的决定。[18]

10月22日，就此事拜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当即表示：他个人完全赞成中国的决定，但尚需报告中央，如有意见再电话通知。次日上午苏联远东司电话告知：苏联政府赞成中国同南斯拉夫建交决定，没有其他补充意见。即于同日下午回拜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转达了中国政府同意建交的决定。[19]

但在其后的一个半月里，中南双方都没有任何作为，一面是南斯拉夫认为中国政府负有延迟建交的责任，应由中国开启建交谈判，一面是中方还在等待南方“首先采取主动”。直至12月6日晚，在芬兰驻苏使馆国庆招待会上，维迪枢只得向明言：关于建交问题南斯拉夫政府希望中国领导人对愿和南斯拉夫建交有正式表示，因过去南斯拉夫已公开承认了新中国，但新中国还未表示过承认南斯拉夫，有了这种表示之后，双方即可就具体交换使节进行谈判，这种表示可使中南两国立于平等地位。认为南斯拉夫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其采取平等的、尊重的态度，对争取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很大作用的，所以在第二天再致电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央，建议最近在适当的地方由总理先表示一下中方本愿意同一切愿意和平共处的国家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精神及愿意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态度。[20]

从外交部档案可以看出，外交部经过内部讨论后，考虑了两个实施方案，一是用的名义致电南斯拉夫外长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并互派使节，二是用大使的名义正式照会南驻苏大使，转达我政府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的意见，并向呈文请示，附建议总理在最近某一场合（如政协会议）讲话中对南斯拉夫问题做一次表示。对此批示：同意以外长的名义给南外长一电表示愿同南斯拉夫建交，电文请面交南驻苏大使转达，双方建交的公报，可各自发表，以使南方可提到1949年承认我国那一历史事实。[21]

12月16日，外交部电告，要他转交12月14日签署的致南斯拉夫外长电。于次日下午将此电交给南驻苏大使，电文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欢迎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此时，南外长正陪同铁托前往印度访问。至1955年1月5日，南斯拉夫大使拜访交来其外长波波维区1月2日签署的致外长的复电，并准备双方同时发表的公告草案，复电称“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政府满意地接受阁下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来电中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通知”，同时表示：相信建立中南间正常的外交关系“将有利于我们两国间相互关系的良好发展，同样也有利于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共同事业”。[22]

这两封电文后来刊载在1955年1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如果仅据这两份电文判断，自然会得出结论：中南建交是由中国方面做出决定、主动提议的，南斯拉夫方面予以接受。而我们从档案中看到建交过程中主动提议建交的却是南斯拉夫方面，中方则是在建交的最终实现形式上表示了主动。以外长的名义发出欢迎建交的电文，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延迟建交的责任，也显示对平等外交的尊重。经过长达五年的时间，中南两国终于协定自1955年1月2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事过境迁五十载，外交部解密档案，才还原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貌。

总的看来，苏南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由于中国在建国初期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所以，虽然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而且，中共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也不赞成南共采取反苏的立场。此外，中南两党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的确存在不少分歧，早在《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中，中共就已指出：南共“在其对内对外的背叛性的和错误的行动中，违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则区别，国际援助对于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作用，党是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等”[23]，这一认识对两国建交也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事实上，苏联因素和中南两党的分歧，对建交后一段时期中南关系的发展仍起着很大的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参引文献]

[1]《人民日报》先于1948年7月13日，刊登了新华社根据莫斯科俄语广播《真理报》6月29日所载该项决议录音译出的《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7月14日接着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7月10日《关于南共问题的决议》。

[2]《人民日报》1948年11月7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4]1949年10月6日南斯拉夫代外长代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承认中国政府致外长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3。

[5]《人民日报》1949年12月4日。

[6]《外交文选》，第251-252、215页。

[7]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联合国的态度发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8]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9]1953年7月1日外交部就对南斯拉夫使馆照会置之不理发驻匈牙利使馆电；1953年9月5日外交部就同意不接受南斯拉夫大使就任通知发驻印度使馆电；1953年12月外交部发驻保加利亚使馆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14-01。

[10]1954年10月14日关于与南斯拉夫建交的问题（外交部内部资料报告，无署名），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1]1954年10月18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南斯拉夫对我加入联合国的态度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479-02。

[12]其他应邀国家中，意大利、比利时和土耳其无回复，法国、埃及和阿根廷有回复致谢但未出席，埃及送有贺片。

[13]1954年10月3日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就建议考虑我对南斯拉夫政策及关系致外交部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4]1954年10月12日外交部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王幼平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4-01。

[15]1953年10月13日中国驻苏联大使就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来我馆拜访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6]1953年10月13日就建议和南斯拉夫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7]1953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就与南斯拉夫建交问题发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18]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19]1954年10月27日，就为中南建交事会莫洛托夫及南斯拉夫大使情况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0]1954年12月7日，就与南斯拉夫大使再谈建交事致外交部并报总理和中共中央电，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1]1954年12月外交部就中南建交问题呈请示文（该件有12月22日总理的批示），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案，档号：109-00580-01。

[22]《人民日报》1955年1月11日。

[23]《人民日报》1948年7月14日。

摘要：南斯拉夫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但中南两国的建交却拖延了五年才实现。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变化是中南建交延搁和实现的主要原因。建国初期，尽管南斯拉夫符合新中国的建交原则，但中国不得不首先考虑苏联的立场和中苏同盟的利益。随着苏南双方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南斯拉夫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南才最终得以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