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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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还建有“楚城”，与其相连的景观有“楚市”。古人曾写文章说，到楚国都城郢，清晨穿新衣上街，归来就挤破了。这描述也许夸张，但我们还是可以想像那繁荣。

繁荣的经济一定会哺育出相应的文化。游三峡访秭归拜谒屈原祠，自然要想到《离骚》。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和他的一生，还可以看到，屈原爱国，楚怀王却不给他爱的机会，但怀王没能消灭屈原的爱心。屈原的爱不仅是爱国、爱人民，他也深情地写男女爱情，凝聚在楚辞中的爱，是非常丰富的情感。《诗经》是民间集体创作，代表共性。《离骚》是屈原独立创作，作为更具个性的作品，体现着个体生命中极其神圣而宝贵的东西。人生可能不被理解遭受冤屈，失去许许多多，但不能失去心中的爱。爱是个人情感，却对应着整个世界。人生若失去这种情感，世界也会黯然。《离骚》中所体现的个性，已然是对共性的升华。不管怎么说，从诗经发展到楚辞，楚辞已是华夏当时最先进的文学艺术。

也许还有必要一说，西方对爱心的神圣性认识，可以追溯到从希伯来人耶稣的精神中汲取营养；对个性的肯定，则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中认识到个人在浩荡宇宙中的能力和价值。今天外国朋友来游三峡，可以体会，屈原所表现的人的个性和爱，标志着中华文明在公元前取得的重大进步。

楚国不仅有楚辞，诗歌可入曲传唱。宋玉曾说，有位歌手到楚国首都郢来演唱，开始唱“下里巴人”，与他和唱的有数千人；接着唱“阳阿薤露”，和唱者有数百人；最后唱“阳春白雪”，能与他和唱的就只有几十人了。“阳春白雪”是高山流水。“下里巴人”也不是低水平，而是通俗歌曲，有数千人与那位歌手和唱，那是相当大的场面。你看，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楚国音乐在人民中多么丰富而有层次。楚国何止是有屈原呢，楚国的群众性文化已多么灿烂。

如此，楚国就给我们留下一个问题：楚国农业、纺织业、冶炼铸造业，陶器、竹器、漆器等手工业，乃至商业经济均发达，文学艺术也最为发达，何以会被在西北蛮荒之地发展起来的秦国所灭？

楚国不是生产力不行，也不是文化艺术不行，而是经济、文化都发展后，统治者的政治建设未能随之发展进步，未能满足生产者的要求而遭至灭亡。

楚国更大的悲伤，恐怕还在于它不是没有出现过改革。早于商鞅在秦变法的前二十五年，吴起就受楚悼王重用主持变法，变法的措施就是商鞅后来在秦施行的“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可惜变法仅一年，悼王死，吴起被贵族射杀，变法夭折。

悼王去世半个世纪后，怀王即位，此时有屈原。屈原有什么革新主张吗？他作为诗人的形象太饱满了，以至后人常忽略了他的政治主张。但司马迁作《屈原列传》还是指出，《离骚》称道了齐桓公。齐桓公曾用管仲搞过春秋时最早的改革，齐因此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离骚》还称道了汤、武革命。这都能让我们窥见屈原的改革政见。屈原不仅是诗人，他是楚国的“左徒”，是国家一个高级官员，他有如此丰沛的学问和艺术造诣，且如此重视人的个性和创造性才华，岂不难得！可惜，楚终于被秦灭亡了。楚国的悲伤是其他被灭亡的国家无法相比的啊！你听，“痛楚”、“酸楚”、“凄楚”，描述的正是楚亡后楚人深长的痛苦和悲伤。

悲剧的力量总是最打动人的，也是这巨大的感伤和对国家的热爱，造就了屈原和《离骚》。为了记住这巨大的不幸，这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人伦大爱，千秋以来中国人为一个人立个节日每年都纪念他，这个人就是屈原。千古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帝王被人民这样纪念。

然而，如果把亡楚的责任都推给国王，恐怕也是不公道的。虽然悼王支持变法遂有楚国变法，怀王未能理解屈原以至付出巨大代价，但关系一个国家能否适时变法的力量并不取决于君王一人，在楚国反对变法的分明有一个旧贵族阶层。

人为什么会悲伤？那一定是曾经美好的东西沦丧。这“旧贵族”的先人，原也是相当积极进取的啊！楚国的先人可追溯到熊绎,西周前期周成王封楚子熊绎居丹阳，丹阳在三峡西陵峡深处，为最早的楚国都。所谓“上控巴蜀，下应荆襄，当水陆之要冲”，这是说楚国位置险要，但这样的地方若不向外发展，楚就会被封闭在峡谷。楚国的先人胼手胝足、拓土开疆，战国时兼并了上游的夔国，向下游发展使楚国都城出现在荆州，整个三峡地区就通称“楚”。当楚国发展到江汉平原就地处华夏中心，这使楚国最有条件汲取东西南北之长，但也容易四面受敌。楚先人汇集四邻之长，警惕危险，把国家发展到最雄强。但后人在繁荣中滋生出优越感，滋长了自高自大。这自高自大不把四邻放在眼里并不只是统治者的缺点。今天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也需要警惕我们自身存在的毛病。

楚国的优势确实曾经很多，以至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果然，始皇建立的秦朝是被楚霸王项羽所灭。可是，项羽又被秦汉之地的刘邦所灭。为什么？你看，自高自大，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些缺点在生长于楚的项羽身上也体现得多么明显。

秦凭什么击败楚？无疑要追溯到“商鞅变法”。可是，这“变法”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商鞅的智慧从哪里来？

春秋时齐国发生的改革可以追溯到西周末开始用铁。铁耕促进了井田外“私田”的开发。春秋“井田制”不是私有制，也不是公有制，是国有制。管仲搞“相地而率征”，即按土地征税。承认了私田，就在井田制以外别开了一条新路。

管仲此举的意义有多大？

人类最早用铁的是小亚细亚卡帕多细亚的一个古国赫梯，位于今土耳其克泽尔河流域，早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用铁，赫梯因此经济发展，军事也强大，并有楔形文字，还产生了《赫梯法典》，但这部法典是在生产力进步后用来竭力固守奴隶制的。战争起源于剩余劳动产品，这时的赫梯因经济发展处于容易遭到周边蛮族攻掠的环境，一旦遭到入侵，又因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奴隶制压制而难以形成上下一致的有力抵抗。赫梯在公元前十三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被“海上民族”从小亚西海岸侵入，又遭到来自北面的游牧民族袭击，终于灭亡。

类似的悲剧，中外都曾一再重演。古埃及、古巴比伦经济与文化艺术都相当发达，结果都被经济落后于他们的蛮族攻灭。中国用铁出现在公元前七世纪，比赫梯晚了七个世纪，但齐的改革出现了变革奴隶制的因素，此后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进行了持续的变法，终于使中国成为人类最早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变迁的国家。可见，当生产力进步引起经济文化显著发展后，政治制度及时革新跟进，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多么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齐国的变革不只是“中国意义”，而是人类从奴隶制时代向封建制时代变迁的发端。进入战国，魏文侯用李悝厉行改革，李悝作《法经》列《盗法》为开篇，这表明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增多盗贼也增多。李悝用国法来保护民间私有财产，成为法家始祖。魏文侯还用吴起为将。文侯去世，吴起受同僚诬陷被撤职，离魏奔楚，于是有了吴起在楚的改革。

吴起死后二十五年，商鞅才从魏入秦。对秦国来说，商鞅完全是外国人。此时秦国生产力与政治制度都落后，从统治者、士大夫到老百姓，头脑中都还没有产生出商鞅带到秦国来的革新思想。秦孝公的英明，在于他相信商鞅带来的变法举措就是曾经使魏和楚强大的法宝，于是下决心用这个外国人推行变法。

商鞅由此轰轰烈烈地“废井田，开阡陌，承认土地私有”，与此相呼应的举措包括：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制”，按杀敌人数来赏爵和土地。这办法在商鞅去世后仍被继承下来，极大地调动了作战的积极性。秦国被六国称为虎狼之国，秦兵作战总在得胜时将敌人的头颅割下来系挂在腰间，并继续冲锋。那头颅实在是他们不能丢弃的，用今天的话说，那是他们的计件工资，他们要用那头颅去分领土地。

从前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作《六国论》说，六国的诸侯们凭着五倍的土地，十倍的民众，发愤向西攻秦，最后竟不能免于灭亡，为什么呢？他认为六国不能团结一致，却贪图边界上的寸尺之利，背盟弃约，以至被秦国钻了空子，岂不令人悲伤吗？

其实，这不是六国之间能不能团结的问题，当六国没有实现像秦国那么彻底的土地私有制，人民就难以同统治者团结一致。在人类的进步史上，没有私田就没有私人。建立起承认私田的制度，奴隶就在自己的生产资料上成为土地的主人。这个过程并不容易，即使在秦国，商鞅变法十数年后还被车裂，可见奴隶主贵族势力不小。谁最肯捍卫土地私有制？肯定是地主。吕不韦在秦王尚未亲政时就推行“纳粟拜爵”，通过让地主纳粮买爵的方式来组建维护土地私有制度的上层建筑队伍。如此，从商鞅变法解放生产力到吕不韦组建与新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可以说秦统一中国的“垦荒”和“种植”都已完成，秦始皇的英明是他坚定地继承了前辈的革新，并发展到一个更加充分的新时期。

这时，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在秦的制度下，六国的土地已不是它的战争对象，而是它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六国的奴隶也会加入到秦军中去作战，以便立功分土地。如此还有谁能挡得住呢？随着战争的胜利推进，秦将六国尚存的“井田”也化为私田。秦灭六国非以武力胜，实在是以政治经济制度胜。春秋战国近五百五十年，生生灭灭多少事，似乎就做一件事，把井田制彻底转变为封建土地私有制，中国大一统的时代就到来了。

楚国的失败是从变法夭折开始的，秦的崛起则告诉我们，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旧制解放生产力获得经济发展，并通过坚持不懈的深化改革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