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总统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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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来自现代生产关系，现代生产关系没有确立，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不可能巩固地存在下去，马克思认为“如果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经济条件没有充分成熟，君主专制的被推翻也只能是暂时的。”[2]辛亥革命推翻清统治，建立了共和国，但资产阶级远没有成熟到足以独立缔造共和制度并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据统计，截至1911年，中国还只有近代厂矿企业562家，资本1.32亿元，其中商办企业只有469家,资本8700余万元。[3]可见，资产阶级经济力量十分微弱。另从资产阶级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缴纳主要贡赋厘金看，1910年清政府所作的1911年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为2.96亿两，厘金收入仅为4300万两，故在该年财政预算中，其所占份额仅为9.43%。[4]上述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弱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微弱,不能为辛亥革命提供一个有力的经济基础。辛亥革命可以猝然成功，但无坚实的经济基础，势必会影响革命政权的巩固。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不仅立宪派看好袁，就是革命党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帮助下出狱后，极力鼓吹袁饿反正的论调。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呼恳他“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孙中山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时应允：如果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凯？这是因为当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汉矛盾由来已久，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时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早先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但同盟会成立后，逐浙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大部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末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民族意识之中仍掺杂着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袁世凯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和稳定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及他同满人的某些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至于袁本人，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1909年袁开缺回籍之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猜疑，而这却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把袁视为“同种”，并把他与“异族”的清王朝相区别，对其寄予厚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背景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位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统治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加上浓厚的“反满”气氛下，这样，当时的形势呼唤有一位汉族的强势人物来收拾局面，而袁世凯的个人实力与才干则正好符合这一客观需要，使其得以荣登总统宝座。

参考文献

[1]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第1344页.

[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3]汪敬虞编.《中国近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654页.

[4]见《工农商部统计表》，清末农工商部自1970年起举办统计.

[5]1912年1月19日《申报》.

[6]1912年3月28日《民立报》.

[7]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5页.

[8]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