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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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社会的全貌，较为复杂，但就主导趋势而言，我认为并不是在走下坡路或处于停滞僵化状态，而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还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兹胪举几项标志性特征，稍加申说。

首先，地主阶级继续更新，品官地主代替了门阀地主。

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剥削、统治阶级，它的状况与作用如何，直接影响着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特别是地主阶级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作用尤关紧要。因为在中国，皇帝及其家庭拥有最高的政治权力，固然是最高等级的地主。不过在皇权以下，还有一个最有势力，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最能施加影响的地主等级。这一等级，在不同的历史朝代是不相同的，它们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战争的扫荡以及地主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而有所更迭。所谓地主阶级内部的更新，也主要是指这一等级。譬如，秦汉时期是世家地主，魏晋以后是门阀地主。自唐中叶起，新旧门阀势力又开始削弱，至宋代则有品官地主的完全兴起。何谓品官地主？它的特征是什么？白寿彝同志说：“品官，是因为他们的官阶有一品至九品的区别而得名。品官地主，宋代又称官户。他们占有的土地，因官阶的高下，被规定为五十顷至五顷。在限定范围内的土地占有，可以不承担田税和差役。”[①]虽然，品官地主和门阀地主一样，也有政治身份和特权，也兼并土地。但二者间存在着重大差别。品官地主没有门阀地主那种世袭特权，他们的土地来源不是像门阀地主那样领受永业田或职分田，而主要是靠自己购买而得（当然也不排除侵占）。品官地主的主要来源不是靠世袭而是靠科举。大凡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不拘门第、乡里，若科考试中，便可获得不同品级的官职，参与掌管各级政府的政治、军事、财政事务。就竭力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而言，这个等级的地主和其他地主完全一致，而且其中不乏衣冠禽兽、虐政害民之徒。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从宋代品官地主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人，他们博学多识，通达干练，对社会现实有较切身的认识，富有变革和创造精神，要求在施政中照顾更多等级人的利益，以从根本上维持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他们往往和只顾私家或地方利益的形势户、豪强、富商发生剧烈地冲突，对推动历史前进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譬如，秉公执法、蔑视权贵的包拯，提倡改革、善于理财的范仲淹、王安石，进行深沉之思、独树一帜的朱熹、陈亮等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品官地主的出现，无异给地主阶级的最高等级注入了新的血液，是地主阶级内部进行新陈代谢、仍具有相当生命力的表现。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曾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有某种积极作用，后来才转为腐巧。现在，宋代的品官地主又开始了同样的历程，它促使社会呈现新的活力而不是停滞或衰落。

其次，农民的身份地位有所变化，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统治阶级，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而这种创造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所受的封建束缚程度成反比。那么，唐宋时期的农民身份是朝着哪种方向变化呢？在门阀制度下，地主阶级按等级世袭占田，广大无地农民做为部曲、徒附，人身受到庄园农奴主的支配，户籍亦注在主人名下，封建束缚是相当严重的。但到了宋代，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地主阶级主要靠购买占有土地，佃户做为客户编入户籍，比荫附农民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特别是客户不再被永远地束缚在农奴主的土地上，有了退佃的迁移的自由。如今人经常引用的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诏云：“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年］收田毕日，商量去处，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栏［？］理栏占，许经县论详。”[②]从中可以看出，宋代佃户起移，至少在部分地区，早已发生了。原规定是要取得主人发给的凭证方能他往，结果是常常受到刁难。现在则进一步明确申令，只要每年收获甫毕，客户便可起移，毋庸取得主人凭由。如果主人再行拦阻，政府将对其论处。这道诏令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史上划时代的文献。当然，它在全国的实施还有一个过程，而且佃农对封建国家和地主的人身依附还存在，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丁钱和徭役，所受的剥削仍很苛重。但无论如何，与前代相比，农民身上的封建束缚确有削弱，劳动积极性有了提高，这是宋代经济得以进一步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三，社会经济继续发展，大大超过了唐代。

宋代疆域不如唐代广袤，经济却保持全面、持续地发展。北宋时最高垦田数为五百二十四万余顷（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超过了唐代。宋代粮食亩产量一般在二石以上，在唐代这要算高产标准了；两浙地区，亩产更有高达六、七石的。著名的占城稻在北宋时期传入我国，南宋时江南各地已普遍种植，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因而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谚。南北谷物品种，实现了空前的大交流。茶、甘蔗种植面积扩大，棉花的种植由闽粤延展到江南广大地区，棉织品日渐成为普通人的衣被原料。对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中小型水利工程大量兴修，“在宋代，至少有496项水利工程收到了效果，而唐代只有91项。”[③]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北方，长江中下游成为了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我们知道，中国经济的繁荣区自五代开始向江南扩展，唐代江南经济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迄于宋代则完成了经济重心由北而南的大转移，这就奠定以后数百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格局。除了农业以外，我们不妨再看看几种主要矿冶产品的最高年课额，它也是极能说明问题的：铁——唐代为二百零七万斤，宋为八百二十四万斤；铜——唐代为六十五万五千斤，宋为一千六百六十万斤；银——唐为一万五千两，宋为八十八万三千两；锡——唐为五万斤，宋为二百三十三万斤；铅——唐为十一万四千斤，宋为二百零九万斤。[④]我们至今所常用的两种能源：煤——在当时已大量开采，并且已成了北方民间的主要燃料；石油——已经运用到军事和医药上。此外如城市的繁荣和商业的发达，更为人们所熟知。据费维恺等人研究，我国宋代城居人口比例，较清代还要高，这个现象很值得重视[⑤]。在手工业方面，造船、制瓷不用说了，与科学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造纸与雕版印刷业，在质和量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全国形成了许多印书中心，它为文化教育的普及、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总之，正如漆侠同志所说，在两宋统治的三百年中，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居于世界最前列，是最先进、最文明的国家。“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空前提高，宋代手工业、商业以及城市经济也就以前代未有的步伐而迅速地和较大幅度地增长起来。随着社会生产的全面发展，封建租佃关系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重要地位，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地区，出现了以实物和货币为形态的定额地租，商品货币关系急速地发展起来等等，社会经济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所有这些发展，不仅为前代所未有，而且也远远超过了欧洲诸国两三个世纪之久，只是由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所代表的落后经济关系的渗透，以及这种关系与汉族大地主阶级所代表的农奴制关系相结合，成为我国社会前进的阻力。”据此，他强调：“那种认为我国封建社会自宋代即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论谈，更加缺乏事实根据而不符合历史实际。”[⑥]

第四，科学文化取得辉煌成就，形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主焦点”。

现在，每个小学生都知道，三大发明是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伟大贡献。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进一步强调了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对推动整个人类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巨大意义，我们不能说已经认识清楚了。特别是这三大发明何以会奇迹般地集中在宋代改进、完成、运用，尚待深入地探讨。另外，宋代还有许多其他科学成就，长期以来没得到我们的足够估价，其实，它们的历史价值，并不比三大发明逊色多少。譬如，马克思所强调的机器工业的物质基础问题，便是一例。马克思说：欧洲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中叶，“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即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继承下来的。……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磨从一开始，从水磨发明的时候起，就具有机器结构的重要特征。……在磨的基础上建立了关于磨擦的理论，并从而进行了关于轮盘联动装置、齿轮等等的算式的研究；测量动力强度的理论和最好地使用动力的理论等等，最初也是从这里建立起来的”[⑦]。这段话很清楚：在钟表的基础上产生了匀速运动理论，在磨的基础上产生了磨擦运动的理论，故云钟表与磨是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两种物质基础”。那么我国有宋一代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不仅水磨已广泛使用，还有了水转连磨，巧妙地采用了齿轮传动结构。更有苏颂、韩公廉发明的“水运仪象台”，其中擒纵装置是世界上首创的匀速运动机械装置，这是目前世界各国已公认的、当之无愧的钟表的祖先。请注意：欧洲关于钟表问题的著述，直到十六世纪才问世。可见，我国宋代就已把钟表和磨这“两种物质基础”，默默地贡献给了人类社会。如果再加上三大发明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现代文明所需要的主要科学技术前提，在宋代就已奠定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科学文化的辉煌时代，我们应深深地引以为自豪！在这里，我认为很有必要引述一下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精确见解，他认为，中国宋代的文化和科学，大大超过了唐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每当人们在中国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中国的代数学在宋代达到最高峰”[⑧]。这些话，当然不是溢美之词。除此而外，宋代在文化方面，如史学、文学等，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成就极为可观，这里不用多说了。需要提一句的是，我国学术是在研究理学产生的渊源与特点时，往往强调它是糅儒、佛、道于一家，这固然是对的。但是绝少强调和阐述繁荣的宋代科学文化对理学产生的影响，应该说是个很大的不足之处。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理学存在片面认识的原因之一。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宋代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已走下坡路，而是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秦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童年，唐宋时代则是它的壮年，是它的成熟期。白寿彝同志近年来也很强调这样一种看法：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明清才是衰老时期。他说：“宋元时代，有人把它划成封建后期，我看是不对的。”[⑨]迄于宋代，中国封建社会还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若没有其它因素的干扰、阻碍，谁能断言中国不会率先踏入近代文明的门槛？

二

但是，历史没有笔直地前进，宋代社会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些现象？它们能说明封建社会已处于下坡路了么？

首先，北方牧猎民族的掳掠、侵犯、阻碍和打断了当时社会的正常发展。

在我国今日疆域范围内，历史上曾生息、活跃着众多的民族，他们或者相安无事、和睦往来，为祖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或则干戈相见、吞并侵犯，带来巨大破坏和种种其他后果。民族关系的总趋势是既有斗争，又有融合，在斗争中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各族社会历史的普遍进步，但各族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我国西北、东北地区，自古生活着众多的游牧和农猎部落，他们由于人口不断繁衍，消费增多，单一的游牧经济和较原始的农猎经济日渐不能满足生活的需要。自然环境又不断的恶化，如戈壁沙漠南北与广大草原地区出现可怕的周期性干旱，威胁着游牧部落的生存。而且，随着长年的征战与吞并，各部落先后统一并壮大起来，陆续进入奴隶制时代。在奴隶主掠夺本性的驱使下，愈发垂涎中原地区富饶的物质生活，大规模地向南掳掠与侵犯是必然的。如汉有匈奴人，唐有突厥人，宋有党项、契丹、女真、蒙古人，一次甚于一次，一次较一次严重。这种进犯，和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处于何种阶段并无关系。我们也不应把这种意外的冲突与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做为判断当时社会是上升还是下降的标准。

我们具体来考察一下宋代的情况。

在有宋三百二十年间政治舞台上，充满了恩格斯所说的“比较野蛮的民族”的刀光剑影。战争除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破坏、阻滞了历史的正常发展外，对于国家政权的形式与职能，对于社会意识形态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妨看看以下史实：在与西夏、辽、金的鏖战中，宋军多有失利，因而土地被割让，财富像水一样流入这些牧猎民族统治者的帐幄。自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始，至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嘉定和议”止，宋政府前后九次被迫签订或修改割地、称臣、输纳银绢的长期协议。从北宋中叶起，输辽岁币年最高额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给西夏的年最高额为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输金岁币年最高额为银三十万两、钱百万贯、绢三十万匹。南宋时，向金纳银、绢年额为五十万两、匹，犒军钱三百万贯。那些临时的、一次性索讨，次数与数额亦相当可观。如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十二月：“金遣使来，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匹，于是大括金银，……又索京城骡马，括得七千余匹，悉归之。”[⑩]还有表示“怀柔”而赐发的币帛，真宗时一次就赐给西夏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11]。至于遭到强行掳掠所失的财富，更难以胜计，仅靖难之变，就使京城“府库蓄积，为之一空”[12]。这些巨额的岁币负担，必然转嫁到广大农民头上，从而激化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方腊起义时有段大家所熟悉的话：“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农民起义虽多，但包涵着特殊的原因。这些起义固然和统治者的奢靡及土地兼并有关，但主要还是牧猎民族的掳掠侵犯，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造成的。宋代农民起义都是区域性的、小规模的，没有发生以推翻旧皇权为主旨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事情到此还未止，宋王朝统治者为了抗御牧猎民族统治者的进犯和扑灭农民反抗的怒火，必然增加军队数目和军费开支。宋太祖时，兵力不满二十万，仁宗庆历年间，已超过一百二十五万。王安石推行保甲法后，民兵数额激增，徽宗大观、政和年间，保甲兵达六七十万。故仁宗皇祐年间宰相韩琦云：“今二边虽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14]南宋时，“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靡厚禄。”[15]养兵之费要占国用十之七、八。至于战争直接造成的焚毁蹂躏、生灵涂炭，以及金统治下北方地区生产关系的倒退，屯田军造成的田园荒芜，更是无法胜数。

上述局面的造成，自然也和宋王朝统治者政策上的失误与政治上的腐败有一定关系，但无可置疑，主要原因在金统治者方面。对于这个问题，范文澜同志曾有过如下论断：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初、中、后三个时期，宋代处于中期封建社会后段，它成功地巩固了统一，“政治统一给予手工业、商业以巨大影响，……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很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萌芽。可是，由于落后的女真族统治者乘北宋政府极度腐败，武力侵占黄河流域，建立起破坏作用很大的金国。”[16]这种分析，是允当的。

我们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落后民族侵袭先进文明地区的事实，经典作家和中外著名史学家对这些战争的性质及后果都有精辟的论述。如恩格斯就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生产力。”[17]在我国历史上，汉族统治者也曾多次侵犯周边的少数民族，对他们实行民族压迫；但西、北方游牧、农猎民族奴隶主贵族发动的掳掠及其造成的后果，也是毋庸隐讳的。目前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战争都不采用“侵略”、“反侵略”等措词，是有道理的。因为侵略云云，是近代国与国之间发生武装干涉与占领时所采用的术语。但是，这种战争的非正义性及其对历史的严重影响，却是我们不能粉饰和修改，不能随意“处理”的。有的论者认为，无论哪个民族的统治阶级，都有资格建立君临全国的统治，因此，各民族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我们应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视同仁”，无可厚非。更有的认为，宋朝政府已“腐朽透顶”，代表了走向没落、衰亡的地主阶级，而游牧民族统治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其进犯乃至武力征服全国是“历史的进步现象”。我觉得，如此判断宋代的地主阶级与宋代社会，如此看待当时的战争，是大可商確的。针对这种见解倾向，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曾提醒过一句重要的话，迄今值得深思。他说：“用这样一种简单翻案方式处理极其复杂的民族战争，是很危险的。”[18]

其次，有宋一代出现的另一社会问题是土地买卖的机会增加，地权转移频繁，造成了双重的社会效果。

前面说过，迄于唐代，土地买卖还不是到处可见的，门阀地主的土地主要不是靠购买而得。至宋则不然，随着世族势力的衰亡和品官地主的兴起，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流动和新陈代谢加快，做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很难长期稳定在一定人员的手中，地权转移加快。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日渐使土地卷入商品交换领域，进行买卖成了公开合法之事。顾炎武对此观察的很深刻，他说：汉代称兼并土地的人为“豪民”，唐称为“兼并之徒”，而宋以下，“则公然号为田主矣。”[19]由被指称“兼并之徒”到公然誉为“田主”，变化可谓昭然。地权转移加速，带来两种社会效果：一方面，是产生了新的土地兼并。北宋仁宗时，“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20]南宋时，情况更有发展，大将张浚，至少有田六十万亩。陆九渊说：“然在一邑中，……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即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21]土地兼并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引起农民的反抗。宋代有些农民起义，即因此而发。另一方面，它又有助于消除以往的庄园农奴制，使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朝着以租佃关系为主的方向发展。诚如漆侠同志所说：“由土地买卖而引起的土地转移的加剧，使一些老牌地主受到重大打击，一些握有雄厚货币力量的商人转化为地主，这对于破坏世世代代的主奴关系、发展封建租佃制是有利的。”[22]前面说过，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束缚有所削弱，有了转佃的自由，就和这种土地商品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

关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口号，我们也应作两面观。一方面，它说明宋代农民和整个封建社会的农民一样，受着相当沉重的奴役和剥削，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因而提出如此大胆而响亮的口号。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想见，这个口号在唐代是不可能提出的。那时，广大无地农民是门阀地主的部曲、徒附，全部人身都由庄园主支配，世世代代处于农奴地位，谈不上经济上有什么平等、独立的要求。迄于宋代，农民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缚日渐松驰，他们在反抗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进一步在经济领域提出要求，完全是合乎规律的事情。

总之，对于宋代社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及农民起义提出的新口号，应该看作是封建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它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在新历史阶段的表现，表明了宋代仍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着阶级的对抗。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些视为封建社会已“江河日下”的标志和征兆。

三

宋代产生了理学，它究竟说明了当时社会的什么问题？应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在这方面，恐怕更难取得一致意见。目前我国多数研究者认为，理学的形成最明显不过地说明宋代社会已处于僵化、腐朽的状态，迫切需要从思想上维护行将衰亡的封建统治秩序。而由朱熹集大成的理学，是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它从哲学高度论证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强化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妄图挽狂澜于既倒。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成了宋以后统治者的御用工具。

我个人认为，这样分析理学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评价其历史作用，是值得商榷的。

前面说过，宋代曾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社会生产力有长足的进步，阶级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整个社会不是走下坡路而是充满活力地继续向前发展。只是由于金兵南下、土地兼并及下面还要谈及的社会伦理关系混乱等问题，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和困难，迫切地需要加以解决。因此，有宋一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活跃景象。雕版印刷业的发达，又为这种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可以这样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又一次“百家争鸣”的时代。它的昌盛兴旺，除了人们交口称赞的“三大发明”而外，还表现为当时政治、思想、科学、文学方面都出现了新潮流，我认为，不妨称之为“四大运动”。这四大运动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政治改革运动、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运动、以沈括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运动和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古文运动！毋庸置疑，这四个方面的运动都是为巩固和改进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其成员都是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殚思竭虑。理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故揭露其阶级实质，至属必要。不过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些运动又有它产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它们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倘若我们对于王安石、沈括、欧阳修的学说与成就给予充分地肯定和高度的赞扬，而将朱熹的新儒学摈斥入另册，认为它只是谬误与反动的思潮，恐怕是有失允当的。

在一篇短短的文字里，我们无法对博大精深的理学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这里只想结合宋代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说明它为何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一面。

首先，新儒学的社会基础是品官地主。

前面说过，品官地主取代门阀地主的支配地位，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新陈代谢，是历史的进步。过去许多论者认为朱熹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或者说他代表的是中小地主，看来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事实上，有宋一代的一大批颇有作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界人物，包括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沈括等人，都是品官地主的成员。他们原来的出身，有的显赫，有的低微，在跻身品官地主行列后，对宋王朝的政治文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也往往与最高当权者和官僚集团中的腐败势力形成尖锐矛盾，发生斗争。新儒学可以说是在品官地主内酝酿形成的一种思潮，是品官地主的思想理论体系。它经历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等人，至朱熹时最后完成。朱熹以一布衣，于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除泉州同安主簿，后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长期的地方仕宦生涯使他较为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体察民间疾苦，提出过许多匡世济时的政治、经济主张。为实行这些主张，他并不顾及个人安危，始终不渝。譬如，绍熙五年（1194年）宁宗继位，熹被拜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按规定是进讲《大学》，朱熹便利用这个机会敦请皇上：“反复访问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宁宗听后，十分恼怒，斥道：“初除某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对他的谏进，全然否定：“朱某所言多不可用；”[23]结果将朱熹逐出宫廷。后来，韩侂胄揽权，进一步打击朱熹，称道学为“伪学”，这时他的处境非常危险，自称“头常如粘在颈上”[24]但他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数万言”，欲再进谏，因弟子纷纷劝阻，方“取奏稿焚之”[25]。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与地方官只有十二年，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主要是许多政见与当权者不合，或者触犯了某些集团的利益。从政不得志后，朱熹辄全力从事授业与著述，其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完成的。

其次，理学的产生，直接受到了当时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从人类认识史角度说，这是个巨大的进步。

我们知道，汉武帝时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定儒家思想于一尊，使儒学权威化。但是，这时的儒家思想也就被粗俗化，即只是用神学迷信的色彩加以涂饰。因此到了魏晋时期，儒家的地位便大大动摇。唐代统治阶级希图用提倡佛、道的办法，以代替或辅翼儒学的统治，但未取得成功。这时一些思想家开始醒悟到只有儒家一套经世济民思想，才是治国安邦之本。因此自韩愈始，便积极致力于恢复儒学正统地位的运动，而完成此项事业的，则是宋代思想家。由于宋代科学文化发展高潮的推动，一批思想家才有可能摆脱“天人感应”及“谶纬之学”的神道说教，力求更科学地从宇宙本体上考察世界、说明世界，提出了理、气及其演变规律的学说，使整个儒家学说建立在哲学理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就人类认识史而言，这应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对此，或有论者颇持异议。这里，我们不妨再看看李约瑟博士对理学的产生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见解。他在《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一书中说，汉代以前“迷信习俗大行于中国，一如所有其他古代文化。占卜、星命学、风水学、相术、吉凶日之选择，火及鬼神之说，皆为中国古代与中古思想家之一般思想背景。”但是，“中国富批评精神之人文主义，到宋代（西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而极盛，此时各类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动力达于顶点，对宇宙探科学观之伟大哲学成就（即理学），亦肇端于此时，此殊富意义。人文主义运动与哲学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于十世纪末叶——此时欧洲远不能望中国之项背也。”他还说，宋代确系中国科学最绚烂的时期，“大体说来，西元一○○○年到一一○○年间，是理学先驱相继崛起的期间，其后百年适符朱熹的一生，而该运动的机势则历久不衰，一直延续到宋朝覆亡，约于西元一二七五年。”他进一步认为：“理学家的世界观显然是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富蕴科学物质的理学，此后便与理论、实用科学的各项活动齐头并进，大放异彩。”[26]把上述一番话说得再简明些，就是：宋代自然科学与技术活力达到了顶点，因而出现了对宇宙采取科学见解的伟大成就，即理学。这是当时欧洲所远不能及的。理学家的世界观与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极为一致。这里还要说明一下，深入探讨理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非止李约瑟博士一人。日本学者山田庆儿便著有《朱子的自然学》一书[27]，对朱熹的自然科学见解及其哲学思想进行了详密的考述，他称朱熹是“被人们遗忘了的科学家”。李约瑟、山田庆儿等的研究，当然不是海外淡瀛。朱熹自幼年起即爱思索天体的奥秘，成年后注释过丹经之祖的参同契，其著作中颇多天体与气象等的论述，近年在福建还发现了朱熹研究自然科学的遗址和墨迹[28]。凡此种种都表明了理学的产生与当时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理学的核心是它的政治——伦理学说，在当时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目前，学术界基本上把朱熹做为哲学家来看待，主要是研究他的理、气观的方法论。这无疑是必要的。平心而论，中国古代真正的哲学运动，是从唐宋理学开始的，理学开创了中国认识史上的新阶段。但是有两点我们也是应该承认的：一、不能用唯物还是唯心做为衡量哲学流派历史作用的唯一尺度，过去那种认为唯心主义一定代表没落阶段利益、一定起反动作用见解，已被无数哲学史事实所否定。关键是要具体分析。二、儒家传统的、基本的精神是务实济世，宋代又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需要解决，理学的主体与轴心，是其政治——伦理学说。朱熹讲理、讲气，是为了体认纲常伦理的境界，并为之进行论证。朱熹的主要言论，是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提出种种主张，并为实现这些主张而奔走不息。后来因不得志，方转向著述及教育，重点仍是阐述其政治学说。

问题是新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是否只起了有些论者所说的“消极、反动的作用”？是否只能一抹到底？我认为不可如此简单化。事实上，朱熹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瑕瑜互见。它既有保守落后、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启人心智的一面。限于本文篇幅，此处仅举两例以明之。一、在对金的态度上，朱熹坚决主张抗金，这可说是当时最大的是非问题。朱熹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29]他的门生忆称：“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30]不过，在抗金雪耻的具体方略上，朱熹认为应根据形势采取对策。如他说，北宋时国力强盛，求和是错误的。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宋的虚弱，他转而认为不可贸然出兵，应是先自强后北伐。这不是对金态度的变化，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为恢复失土做准备的。朱熹和当时的陈亮、陆游一样，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二、在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等纲常说教上，是最难令人首肯的。其实，这个问题也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去理解。我们知道，唐末藩镇割据，干戈不息，长达六十余年；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又有五十余裁。这除了给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外，给政治秩序和社会伦理带来的混乱也异常严重。诚如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所云：“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到宋祖已第四帝矣。”“盖自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所以他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陵上替，祸乱相导。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31]又如顾炎武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32]因此，如何避免再度出现政治混乱，维持统一局面，大力提倡廉耻名节，便成了宋代社会面临的严峻课题。宋代许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33]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他认为，抗金雪耻、理政恤民都是国之大事，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不正。因此，必须端正人心，首先要正君心、正朝廷。他说：“天下事有大根本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34]他极推崇董仲舒所说的一句话：“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纲记、化风俗，他认为纲纪不振于上，风俗必颓弊于下。朱熹提出的伦理规范不全是用来束缚和麻痹劳动人民的，他自己屡屡申言：国之首务是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只有这些人率先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对治理封建国家所作的基本总结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相当正确的。

关于如何认识朱熹的政治——伦理学说，笔者另有一拙文[35]，此不多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元、明、清时期，理学被封建统治者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了官方哲学。其保守、落后的方面日益突出；进步、合理的因素日益淹没。特别是理学末流，劣迹昭彰，受到进步人士的评击。这说明理学和人类其他政治学说一样，经历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我们不可将后学的特征与作用，“反串”到宋学上面去。

[①]《中国通史纲要》第2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四。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第一卷，第287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④]《新唐书》卷五四，《食货》四；《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宋史》卷一八五《食货》下七。

[⑤]〔美〕费维恺：《宋代以来的中国政府与中国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4期。

[⑥]《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载《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出版。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8、319页。

[⑧]《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文版第一卷第六章。

[⑨]见《中国通史纲要》第一章。《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问题》，载《历史知识》1981年第6期。

[⑩]《续资治通鉴》卷九七《宋纪·钦宗》。

[11]《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上。

[12]《宋史》卷二三《钦宗本纪》。

[13]方勺：《青溪寇轨》。

[14]《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

[15]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兵总论》二。

[16]《中国通史简编》绪言。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99页。

[18]《翦伯赞历史论文集》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9]《日知录》“宋世风俗”。

[20]《日知录集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21]《象山先生全集》卷八《与陈教授书》。

[22]《关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发展阶段问题》。

[23]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

[2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七。

[25]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

[26]《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三册，第1、74、231、232、23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27]东京岩波书店1978年出版。

[28]高令印：《对朱熹事迹资料考察的新收获》，《哲学研究》1984年第3期。

[29]《朱文公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30]《朱子语类》卷一○七。

[31]《二十二札记》“五代诸帝多于军士拥立”。

[32]《日知录》“宋世风俗”。

[33]《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第三。

[34]《朱子语类》卷一○八。

[35]《朱熹再评价》，《中州学刊》198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