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西北战略观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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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西北战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战前后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目前，大陆研究的文章，对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抗战前后他对西北战略地位的认识，尚未见到专门文章，本文试对此做一粗浅探讨。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及国民政府鉴于中国首都南京的危险境地，计划在中国内陆地区寻求一个安全的后方根据地，初步认定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1934年视察西北时，又视西北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视察西北期间，更明确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战略地位与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洛阳办公，其间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以西北为未来长期抵抗根据地的问题。时任行政院长的宣称：“今日我们在洛阳开会，是继续五千年民族奋斗的精神，发扬我民族五千年来伟大的潜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长期的抵抗根据，打破自建立民国以来最严重最危急的当前的困难。”[1](P1748)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内中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2](P4)，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由于当时日本军队挑衅的主要地区是华东的上海，中国所受的最大威胁在东部沿海地区，所以国民党中央和依据孙中山早年的构想及当时国内的实际情形，做出了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中原与西北的打算。此案通过不久，专门提议《切实进行长安陪都及洛阳行都之建设事宜案》，其中称：“关于长安陪都者：为统一事权起见，将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即兼负建设陪都之责任，其市区应根据陪都之计划，划定适当区域，市之经费，由国库拔款。”[3](P7)可见他对陪都西安的规划和建设十分关心，表明此时的确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首先必须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公还专门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及国民政府做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根据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为消减因不抵抗而激发的沸腾民怨，提出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可转移国人视线，表明政府抗日的决心；二是从国防战略的角度看，自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后，东南沿海门户洞开无险可守，而西北内陆地形复杂，列强染指的程度较轻，许多人便看好西北，以为它可成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另外从政治上看，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尚能听命中央，这是国民政府和确立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时人所言：“自鸦片战争以后，我国门户洞开，毫无国防可言，数十年来徒在国际均势下度其苟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国际均势已被打破，此种苟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凭依，强邻挟其军事上种种优越条件，随时足以亡我，在此种环境之下，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故欲求救亡图存，惟有积极开发西北，固其地势，充实国防，于必要时东据崤函，西固边圉，南连三蜀，北阻强俄，成封豕长蛇之势，进可以控制天下规复失地，退则可以闭关自守为民族复兴根据地，故今日中国之言国防，舍积极开发西北以外，固别无良好之出路也。”[4](P68)这里所说的“欲言国防，实事上已不我许”，清楚地表明了东南沿海无险可守的事实。后来称：“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时候，正是敌人的压迫一天一天严重的时候，国家危急情状，真是朝不保夕，随时可亡；而当时国际情形，格外惨淡，既无道义信用可言，复无条约协定可恃；而敌人则如此蛮横凶暴，我们的国势又衰弱不堪。所以我们当时对于抗战大计，实在很不容易决定，因为当时国家的重要建设，无论经济、政治、交通、文化，统统都在沿江沿海一带，而为我们国家之宝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点没有准备，没有开发。当时人心惶惶，都觉得抗战没有什么把握。自从二十四年江西军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来视察，其后又到西北华北各省巡视。我将西南与西北情势通盘考察，整个研究之后，得了一个大发现，觉得我们有西南西北这广大的土地、民众为根据，抗战已有把握，所以抗战的计划，从此就能决定了。因此可以说，我上次到西北来视察的结果，就是决定了我国抗战的大计。”[5](P1629)的这段话表明，尽管九一八后国民政府有以西北为长期抵抗后方根据地的设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当局并未完全下决心大规模建设西北，因为当时所谓“剿共”大业尚未完成。1934年把红军赶出江西后，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考虑酝酿已久的后方根据地问题了。他带着自己的顾问人员马不停蹄地奔走于华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确立以西南为抗战的政治经济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虑：首先，1935春夏间，视察西南后，对这一地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追剿红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中央势力渗入西南，客观上为策定以西南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据地提供了条件。但同时仍坚持西北为国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视察宁夏时，声称：“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宁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镇，而且是国家的屏藩，这种重大的责任，如果专委诸政府及军队，是不可以的，应该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联合起来保卫；假使大家放弃了责任，不起来保卫，一旦被外国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镇，也失了国家的屏藩。”[6]虽只提到了宁夏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过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他所隐含的其实是整个西北国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决定了西南为主要后方根据地之后，国民党五全大会第三次会议依旧将《西北国防经济建设案》作为重要问题来讨论，该议案宣称：“自东北事变以来，建设西北，已为全国一致之主张，但如何利用西北经济资源，如何从事西北国防准备，似尚未有根本之具体计划。兹就西北之可靠资源，与夫国防之实际需要，拟具西北国防经济之建设草案。”[7](P40)西安事变后，仍坚持西北是国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两次致书杨虎城：“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8](P111)“兄等应知中央无论如何决不能放弃西北。中央数年以来，确认西北尤其陕西为北方国防之根据。并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之事业，无不本国防之见地，按照计划尽力进行，不独国家资本对开发西北经济、交通水利、铁路等建设不遗余力，尤奖励全国企业界大量投资，综计三年以来，合政府人民之资力，总数当在一万万元以上，而陇海线之向西延展，及其联络各线之增筑，尤为国防上既定计划，无论如何困难，断不中止进行。财政困绌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图之者，诚欲使后方交通与国防要地得有相当之规模，以为御侮复兴之根据地。”[8](P133-134)抗战前后，及国民政府曾决定以西北为长期抵抗的后方根据地和御侮的国防重地，这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一方面国内由此兴起了规模巨大的“开发西北”声浪，也正是有了这一方针和国民政府的相关措施，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内的开发活动才有了初步发展，从而为战时西北后方根据地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强西北国防的作用。抗战前后，西北的国防地位的确相当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来中国抗战的国际通道。非常清楚，若战争一起，中国海上交通很快就会中断，而中国的抗战若没有外援是很难取胜的。所以仅从这点来看，西北的国防已是相当重要了，何况抗战前日本人的势力已渗透到绥远，关东军还派遣大批特务在西北各地四处活动，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在各民族当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以达到分裂西北、以华制华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阴谋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将不保，为此国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西北的国防战略地位。

二、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据地的问题上，和国民政府最终决定以四川和西南为主，因为特别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产资源，这些方面西南的条件远优于西北，只不过初期西南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只好暂定西北为长期抵抗的根据地。但在如何复兴民族的问题上，认为西北有得天独厚的条件。1934年视察西北期间，的一系列演说，都表明了他将西北视为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陕西宣称：“大家都知道的陕西省，尤其是长安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文化之发源地，亦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自黄帝开国以后，从周代起，历秦汉唐诸朝，都是以长安为中国的首都，而且在这个时代，我们中华民族，无论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断的发扬光大到极盛的地步，所以不仅是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要认识这种民族历史的光荣和伟大，而毅然以复兴民族之大业，引为己任，就是从远方来游的人，只要他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怀古情深，油然感奋。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历代许多的遗迹，想起历代祖先建设国家、发展民族的伟绩，就可以晓得我们中华民族有最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历史，同时再想起现在我们国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胜今昔之感，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危险，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们大家，都是黄帝以来历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样伟大的聪明智力，那样伟大的精神气魄，那样伟大的事业，难道我们就没有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继承祖先光荣的历史和伟大的事业吗？”[9](P120)西北的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早在远古时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动于西北，周秦两代更是发迹于渭水流域。历史上周秦汉唐皆建都西北，关中曾长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被称为推动世界中古历史发展主轴的丝绸之路由此横穿而过，使这片广袤神奇的黄土地，成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西北的丝绸之路曾是中华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伟大创造力和灿烂文明的门户，也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渐失去了往昔的风采。特别到15世纪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北目渐走向衰落。物质的西北虽日趋落后，但作为华夏文化之源，它却沉积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灵魂、民族精神的寄托。历史步入近代后，中国所面临的强敌已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而是金发碧眼的“西夷”，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所引发的危机也较前更为强烈。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人除从西方那里学习长技以抵抗西方外，还必然要从几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华，强化对固有文化的认同和归属，以便使中华民族统合于共同的旗帜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来侵略，参与自强自救活动。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西北的历史地位，尤其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倍受关注。中国人自古即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中华儿女正是基于对远古始祖的认同和归属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特别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祖先崇拜意识尤其能显示伟大力量。

近代以来，面对列强侵略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增强，炎黄子孙的观念成为激发各阶层爱国热情的重要力量。特别是抗战前后祭奠人文初族黄帝陵的活动更是兴盛一时，其中1937年国共两党一齐派代表同到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祭祀黄陵更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御侮共同抗日的一段佳话。尽管祭文的用词和内容不完全相同，但却一致把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作为祭祀黄陵的主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要以此作为复兴民族精神的源泉。正如时人所言：“现在我们每年到民族扫墓节，政府派了大员致祭黄帝陵和汉武灵寝即所以追慕祖先，鼓励民族精神之意。”[10](P36)认为西北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其侧重点也正是从强调民族祖先和民族发源地入手的。抗战前后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中许多人在论述开发西北的必要性或意义时，所强调的也是这一点。著名进步记者范长江在《中国的西北角》第三版序言中写道：“从九一八以来，中国的上上下下，无不在苦闷中、在彷徨中。但他们坚定的相信：中国民族当前虽遭到空前的危机，但这危机并不就制定的死命，以它内在的力量，以它豪迈的气魄，在不久的将来，它必能挣脱枷锁，稳健立足于新世界之中。由于这种信念，故他们虽苦闷彷徨，然而并没有一个人失望，他们时时在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在这寻求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西北——汉民族发祥地的西北。”[11]要使发源于西北的民族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只有“开发西北”、宣传西北、振兴西北才能激发出民族的自尊与骄傲，才能挽救整个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

三、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

1942年，再次到西北视察，这一次他明确宣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他说：“这次视察的结果，和二十四年视察的感想当然不同，我觉得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5](P1629)所说的建国根据地，主要指的仍是国防重地和后方根据地，并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他说：“我们在西北的军人同志，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大家要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要使我们的三民主义的革命事业，能够在这雄伟险要、广大无边的西北建立起深固的基础，开拓出无限的前途。否则，如果西北的建设没有根基，那么我们国家便很危险。……我们现在如果是真正有事业心，有远大志向，就必须到荒僻边远的地方，开辟我们固有的疆土，来充实我们的国防，巩固我们的国基。”[12]为此他提出保护森林渠塘，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和开发驿运等西北各省的建设要务。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方针，首先是基于他的“一面抗战，一面建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理论。他说：“大家不要以为在抗战期中不能建国，要知道，我们一贯的国策，就是要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因此，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国家的前途才有希望。否则，如要等到抗战结束以后，才来建国，那宝贵时机一经错过，不仅国家要蒙受很大的损失，而且要重陷于危险的境地。各位可以知道，现在的西北，较之六年以前，各种建设的进步，真可说是一日千里，但是如果没有这五年多的抗战，我想西北各省的进展，决没有今天这样迅速。”[12]其次，1942年到西北视察时，欧战和太平洋战争已相继爆发，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时认为中国抗战将与欧战同时结束。基于这种预测，为充实中国持久抗战的力量，他明确提出了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的口号：“要知道，现在的战争，已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整个世界的战争；因为今日战争，不过是世界战争之一部分，所以中日战争之结束，亦不是中日两国单独可了，而是要随世界战争之总解决，始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我们在这持久抗战，抗战胜利的基础已经大定之时，就格外宝贵目前这个千载难得的时机，尽量利用，加倍努力，来促进各种建国事业的发展。”[12]三是认为西北有丰富的自然和矿产资源，因此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他说：“我们西北既有如此广大肥美的土地，复有开采不尽的宝藏，不仅我们一生事做不完，就是我们后代子孙三五百年以后，仍将是做不完的。但是我们要求国家、民族能够世世代代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12]抗战时期，有很多专家学者被迫转移到后方，这在客观上为他们走出书斋，了解调查中国西部提供了一个机会，因此当时兴起了一股考察西北的热潮。所有考察人员返回重庆后，特别宣传的就是西北蕴藏如何丰富，开发前景如何光明等，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也就成了意料中的事了。

在如何开发西北的问题上，除提到造林开渠，发展畜牧，开发驿运外，还强调开发西北必须要树立坚定的信念、勇气和决心，他说：“现在一般同志，总是说西北交通不方便，工业不发达，所以一切事业不容易建立，抗战以来，几乎中外人士，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其实这种话是应加以研究的，固然，自从我们的海口被敌人封锁以后，一切重工业的机器，是无法进口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要依赖于真正革命的精神，并不是要全靠外来的机器。无论敌人怎样来封锁我们，我们只要能发挥革命的精神，尽可以完全用自己的力量，把国家建设好。”“各位在西北，可以看到我们古代建国的历史，自汉唐以迄前清左宗棠时代为止，其间每一个朝代的创业，何尝有一次不是完全靠著自己的精神与决心，以努力完成的？”“而我们的古人运用他们的双手与双足，不避风雪，不辞劳瘁，亦能将广漠无垠的疆土开发出来，建立历史上不世的功业。我们现在要开发西北，建设中国，必须效法古人这种开疆辟土，艰难创业的精神，利用我们无尽藏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就没有不成功的”。[12]抗战时期，中国各方面的物质条件都很落后，要把西北建设成国家重要的后方基地，的确需要坚定的信念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提出用革命精神建设西北比较符合中国实情，有相对的合理性。但由于始终坚持限制人民，尤其限制进步思想，加之国统区吏治的腐败，所以他所倡导的革命精神不可能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中发挥实质性作用。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开发建设西北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强调我们“一切建国事业，必须在抗战期中努力完成”、“必须趁此抗战的时机，由我们这一代手里，来建立千年万世永固不拔的基础”，显然是一种急于求成、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不同时代，“开发西北”的内容也不尽相同。20世纪，无论是国防经济还是社会经济，若不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周密的规划和精心组织，缺乏基本的人力财力资源等诸多条件，而依旧以古老的传统方式在极端贫穷的基础上起步，那么即使有再革命的精神，最后也只能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印象。不过在的宣传鼓动下，当时国统区的“开发西北”声势再次高涨了起来，时人称：“自总裁于去年冬巡视西北归来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13]尤其是回到重庆后声称“西南是抗战的根据地”，“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这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时人称：“于是随着这样重视西北的号召，怎样开发西北和怎样建设西北的呼声，又响遍了全国而吸住了每个关心西北问题的人们，因为抗战建国到了今天，才正确地明确地决定抗战中建国的根据地是在大后方的西北，这实在是一个有深长意义的抉择和有极大力量的号召。”[14]

总之，在抗战前后的民族危机关头，立足于西北是民族发源地和国防重地的优势特点，抓住了复兴民族和建设后方根据地这一关键问题，先后以西北为长期抵抗之后方根据地、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和建国的根据地相号召，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对确立后方根据地、发扬民族精神及支持长期抗战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对国内兴起的开发西北思潮也起了促进作用，在当时有相对的进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