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地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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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制度的演变都是随着中央集权的兴衰与否同步展开的。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也具有相似的发展特征。但是，当我们仔细考察唐代御史的发展变化时，却会发现历史文献所揭示出的并非仅仅是一条由盛而衰的简单曲线。事实上，围绕御史的记载，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同时存在着两条表现各异的发展曲线。一条在官僚制中，呈现出逐渐向上的发展轨迹；另外一条则在社会现实中，所呈现出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它反映了唐代政治社会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以下，试对唐代御史地位的演变过程做一初步探讨。

一、官僚制中的御史台地位

唐人李华天宝十四年(755)撰写的《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记载了从隋末义宁(617)以来至天宝末年(756)，御史大夫出任宰相以及相关的情况，他说：

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籍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卷三一六)

这一记载表明，隋末唐初以来御史台长官地位显赫，是升迁宰相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中央高官之间迁转改任的一个主要职位。另据《新唐书宰相表》记载，御史台长官直接或间接升至宰相的唐前期有20人次，后期有19人次，据此可知，御史台长官始终是最高决策层的主要候选者之一。

不仅如此，唐后期中央还调整提高了御台史长官的品阶。唐初，御史大夫品阶是从三品，御史中丞是正五品。会昌元年(841)武宗即位后，五月辛未，中书门下奏：

……又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寺监、少卿、少监、司业、少尹并为寺署之贰，皆为四品。中丞官名至重，见秩未崇，望升为从四品。从之。[2](卷一八上，《武宗纪》)

这里，中书门下奏请实际上处于宪台之长的御史中丞品阶升为从四品，武宗虽然同意，但是，当年并没有立即实施。《唐会要》记载：

会昌二年(842)十二月，检校司徒、兼太子太保牛僧孺等奏状：“奉十一月二十八日敕，‘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又汉末复为大司空，与丞相俱为三公。掌邦国刑宪，肃政朝廷，其任至重，品秩殊峻，望准六尚书例，升为正三品。御史中丞为大夫之贰，缘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今九寺少卿及秘书少监，以国子监司业，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监之贰，皆为四品，唯御史中丞官业虽重，品秩未崇。升为正四品下，为大夫之贰，令不隔品，亦与丞郎出入秩同，以重其任……望令两省、御史台五品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太子太保、太常卿参议闻奏者。’……臣等参详事理，众议佥同，伏请著于典章，永为定制。”敕旨依奏。[3](卷六○，《御史台上》)

上述史料显示出武宗在会昌元年五月接到中书门下的奏章后，于次年十一月颁布诏令，让群臣对中书门下提出的奏请进行审议，对御史台长官晋升品阶一事表现出一种慎重的态度。当年十二月牛僧孺等人做出了以上的回答。其结果，武宗将御史大夫升为正三品，而御史中丞升为正四品下，比原奏请的从四品更提高了一个档次。

此外，从后期调整兼任御史台长官在朝会时所立班位的过程，也可看到类似的变化。如所周知，唐后期中央为了安抚藩镇节帅，一般都委任他们兼任相职或御史大夫及中丞等头衔。随着这一做法的普遍实行，后期百官朝谒时的班序出现了问题。德宗贞元二年(786)御史中丞窦参曾奏请“诸使兼宪官职，除元帅、都统、节度使、观察、都团练、防御等使，余并列在本官之位”。此后，元和元年(806)宪宗敕令“常参官兼御史大夫、中丞，立在本品同类官之上”[3](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武宗会昌二年(842)尚书左丞孙简对此提出异议：

伏以班位等差，本系品秩。近者官兼台省，立位稍迁，颇紊彝制，理亦未通。今据台司重单元和元年所奉敕，常参官兼大夫、中丞者，准检校官，立在左右丞之上者……其尚书左丞是正四品上，户部侍郎是正四品下，今户部侍郎兼大夫只合在本品同类官正四品下，诸曹侍郎之上，不合在正四品丞郎之上……左丞品秩既高，又处纲辖之地，户部侍郎虽兼大夫，岂可骤居其上。[3](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

很显然，尚书左丞孙简激烈反对兼任御史大夫、中丞的户部侍郎，朝会时位居左丞之上的理由与其个人的地位受到损害不无关系。对于孙简的上述意见，“武宗诏两省官详议”，结果众臣“皆从简请”[4](卷二○二，《孙简传》)。但是，次年二月，库部郎中知制诰崔于等人又上奏：

伏以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国宪法，朝廷纪纲，宠此班位，以峻风望。兼此官者，皆以所领务重，特为宠异。须敕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者，并在左右丞之上，相承不改，行之已久。况今使下监察御史里行，朝谢时，列在左右司郎中之上。以此参彼，足可辨明。况奉去年十月二十八日敕，御史大夫进为正三品，中丞进为正四品。郎官望等，尤为重任，合崇宪职，式协朝章。请准前例，诸行侍郎兼御史大夫、中丞者，列于尚书左、右丞之上。敕旨：“班序相循已久，故事足可遵行。昨者务广询谋，理宜从众，依崔于等状，便为定制。”[3](卷五八，《尚书省诸司中》“左右丞”条)

最后，武宗决定仍沿用宪宗朝旧制。这样，朝会时不仅兼任大夫者位居尚书左丞之上，兼任御史中丞(正四品下)者，也在尚书左丞(正四品上)之上。既然兼职者尚能如此，御史中丞在朝会所立班位自然也从唐初的立于五品官之上[3](卷二五，《文武百官朝谒班序》)正式改为四品官之上了。

另外，据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在唐代前期御史中丞升迁中央三省官的29人中，担任尚书省侍郎(正四品)的14人，占48％，后期同样升迁者有24人，担任侍郎者18人，占75％[5](p.310)。可见，唐后期御史中丞不仅品阶有所提高，而且在改任中央侍郎方面比较前期有了明显的增加。御史台长官在中央高官迁转改任中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从普通御史在官僚迁转过程的位置也可以看出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唐代官吏有清浊之分，在选授官吏时严格规定“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6](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即“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补授”[2](卷四二，《职官一》)。在清流之中又分为清望官和清官。所谓清望官主要是指三品以上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丞、侍郎等重要职务。御史台官僚中，除去御史大夫属于清望官之外，其余均在清官之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唐代关于“清望”一词的意义，并非仅此一端。例如，在上引史料记载中还有“若都畿清望历职三任、经十考以上者，得隔品授之，不然则否”。其注曰：“谓监察御史、左右拾遗、大理评事、畿县丞、簿、尉，三任十考以上，有隔品授者”[6](卷二，《吏部尚书侍郎》)。可见，这里所谓“都畿清望”与前述“清望”的概念与官品都不尽相同。关于其中的缘故，史书语焉不详，不得而知。但是，很显然给这些卑品职官冠以“清望”之美誉的做法，表现出中央对他们的重视程度，御史一职的份量由此也可看出。

另外，在唐代的清官中还有一部分官员被称之为“清要”之官。《旧唐书》记载：

(李)素立寻丁忧，高祖令所司夺情授以七品清要官，所司拟雍州司户参军，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拟秘书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高祖曰：“此官清而复要。”[2](卷一八五上，《良吏李素立传》)

这条史料表明，由于职务性质的不同，在同级职务中所体现出的价值也不尽相同。通过这些记载，监察御史与侍御史等职务在仕途迁转上所占优势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御史台职务在唐代一直被士人所看好，即便是唐后期也是如此，史书记载：

宣宗读《元和实录》，见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事卓异，问宰臣：“孰为丹后？”周墀曰：“臣近任江西，见丹行事，遗爱余风，至今在人。其子宙，见任河阳观察判官。”上曰：“速与好官”。御史府闻之，奏为御史。[7](卷七，《补遗》)

白居易在“张元夫可礼部员外郎制”中也说：“凡殿内御史，虽文才秀出，功课高等者，满岁而授，犹曰美迁。”[8](卷四四)此外，御史职务在后期作为褒奖授予他官的记载更属屡见不鲜。如白居易所记：

御史府自中执宪暨察视之官，皆显秩也。唯怀才而展效者，可以授焉……故以宪职，第而宠之。[8](卷五一，《中书制诰四》“张讽等四人可兼御史中丞侍御史监察御史”)

这种以御史官“用申褒奖，以劝忠勤”[8](卷五二，《中书制诰五》“卢众等除御史评事制”)的做法在后期尤为明显。总之，通过以上“好官”、“美迁”、“显秩”等观念的使用，都可明显感觉到唐后期的御史职务在官场中仍然是一块士人向往的“肥缺”。

二、唐后期现实中的御史台地位

检索唐后期的历史文献，我们还常常发现一些与上述情形不尽相同的信息。首先应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后期郎官兼任御史的现象极为普遍。唐人常兖在“授崔宽侍御史知杂事制”中写道：

敕朝散大夫守尚书考功郎中……崔宽，南台自两丞之亚，以久于其职者，参领群务。近制，或选尚书郎累更执宪，著称一时，多以本秩行御史曹事，以宽介直方洁，秉彝守中，学可辩政，文皆达理……可兼侍御史知杂事如故。[9](卷三九四，《中书制诰》)

上文所说的“近制”，应该是指安史之乱以后的制度，崔宽任命侍御史的时间在代宗大历年间。那么，为什么当时要以郎官“累更执宪”？杜牧曾明确指出：“……御史府其属三十人，例以中台郎官一人稽参其事，以重风宪。”[10](卷一七，《郑处晦守职方员外郎兼侍御史杂事制》)对此，宋人王应麟撰《玉海》中也有如下记载：

(武宗)会昌三年(843)十一月二十八日中书门下奏：(御史)大夫秦为上卿，汉为副相，后为大司空，宜升正三品。大夫秩崇不常置，中丞为宪台之长，升正四品，与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任。[11](卷一二一，《唐御史台》)

上述史料共同表明，后期无论是御史还是其长官都要借助郎官、丞郎来提高其社会威望。其实，郎官兼任御史并非后期才有，玄宗开元时期就有宇文融以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的记载[2](卷一○五，《宇文融传》)。但当时还没有以员外郎来“重风宪”的必要，反之，是以“风宪”的职务来抬高括户使宇文融的声望。

那么，为什么后期要用郎官或丞郎来提高御史的威望呢？文献记载表明，唐代的郎官、丞郎是深受士人青睐的职务。特别是郎官的人选多来自知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史书云“尚书天下之本，郎官皆为清秩，非科名文学之士，罕与其选”[10](卷一七，《韩宾除户部郎中、裴处权除礼部郎中、孟璲除工部郎中等制》)。显然，后期以郎官出任御史是为了藉此提高御史的社会威望。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柳宗元《祭李中丞文》一文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一例：

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贽(质)，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御史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12](卷四○)

其中“(王)播擢进士第，登贤良方正制科，授集贤校理，再迁监察御史，转殿中，历侍御史”[2](卷一六四，《王播传》)。“(穆)质强直，应制策入第三等，其所条对，至今传之”[2](卷一五五，《穆宁传》)。韩泰贞元十一年进士及第[13](卷一四)，“词学优长，才器端实”[14](卷三九，《举韩泰自代状》)。范传正“……举进士，又以博学宏辞及书判皆登甲科，授集贤殿校书郎、渭南尉，拜监察、殿中侍御史”[2](卷一八五下，《良吏下》)。“李程字表臣，陇西人……贞元十二年进士擢第，又登宏辞科，累辟使府。二十年，入朝为监察御史”[2](卷一六七，《牵程传》)。刘禹锡、柳宗元二人更是一代名流，史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2](卷一六○，《史臣曰》)。可见，上述诸人除去冯邈史有阙文，不得其详外，其余均为科举及第，并且都是以词学著称于世的名人。

其次，对于后期的丞郎，史书有如下记载：

国初至天宝，常重尚书……兵兴之后，官爵浸轻，八座用之酬勋不暇，故今议者以丞郎为贵。”[15](卷下)

所谓丞郎，是指尚书省左、右丞与六部侍郎，他们掌握着尚书省的实际运作大权。而且，丞郎的人选多来自给事中、中书舍人这些名声很高的职务，使得丞郎在后期社会的形象更为完美。宣宗时期有如下的一段故事：

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请丞郎，(京兆尹)崔(郢)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伊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任给、舍，京兆尹不合冲丞郎宴席。”命酒纠来恶下筹，且吃罚爵。[16](卷辛)

在户部使夏侯孜看来，给事中(正五品上)、中书舍人(正五品上)是可以与丞郎(正四品下)的地位划等号的。没有经历过这两个职务的京兆尹虽然是从三品官阶，但却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酒宴，因此必须以罚酒处之。根据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推知的是，后期中央委派这些众望所归的郎官、丞郎来担任御史、或与御史台长官相互转任，其意图都是为了提高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声誉。

那么，为什么中央需要如此刻意来提高御史台的声誉呢？这恐怕与后期御史台形象不佳有着密切关系。如史书所云：

(御史中丞温)造性刚褊，人或激触，不顾贵势，以气凌藉。尝遇左补阙李虞于街，怒其不避，捕祗承人决脊十下，左拾遗舒元褒等上疏论之曰：国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无所回避。温造蔑朝廷典礼，凌陛下侍臣，恣行胸臆，曾无畏忌。凡事有小而关分理者，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乱由之生。遗、补官秩虽卑，陛下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侍臣见凌，是不广敬；法吏坏法，何以持绳？[2](卷一六五，《温造传》)

类似的事件还有：

(鲍防)为礼部侍郎时，尝遇知杂侍御史窦参于通衢，导骑不时引避，仆人为参所鞭，及参秉政，遽令致仕。(鲍)防谓亲友曰：“吾与萧昕之子齿，而与昕同日悬车，非朽迈之致，以余忿见废。”防文学旧人，历职中外，不因罪戾，而为俗吏所摈，竟以愤终。[2](卷一四六，《鲍防传》)

白居易在“论刑法之弊”更一针见血地指出：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于昔，而俗以宁壹？行于今，而人未休和？臣以为非刑法不便于时，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轻法学，贱法吏；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8](卷六五，《策林四》)

上述舒元褒称御史中丞为“法吏”，鲍防传中将侍御史称为“俗吏”的言辞，无不明显地流露出后期士人对御史台的轻蔑态度。本来，御史台成员都素以法官自居，如《新唐书》记载武周时期：

俄起为左肃政台侍御史，辞曰：“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4](卷一一三，《徐有功传》)

再如：

永徽二年(651)七月二十五日，华州刺史萧龄之前任广州都督，受左智远及冯盎妻等金银奴婢等。诏付群臣议奏，上怒，令于朝廷处尽。御史大夫唐临奏曰：“臣窃以律有八议……所以议亲，刑不上大夫。所以议贵，明知重其亲贵……今议官必于常法之外，议令入重，正与尧舜相反，不可为万代法。臣既处法官，不敢以闻。诏遂配流岭南。[3](卷三九，《议刑轻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期的唐人要蔑称其为“法吏”？其中至少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系。其一是白居易上面所言“朝廷轻法学，贱法吏”的社会现状，一个“贱”字，应该是对当时御史所处地位的最好概括。其二，虽然一方面，德宗朝在御史的人选上，尽量采用擅长辞学文章知名人士，但是另一方面，白居易所言“故应其科与补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也应该是宪宗即位之初的真实写照①。这些素质低下的“小人”，是影响御史台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最直接可以说明御史素质变化的是，后期贬御史出台的事件屡有发生。例如：

(文宗开成)四年(839)，(元裕)改御史中丞，风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纪纲之地，官属选用，宜得实才。其不称者，臣请出之。”监察御史杜宣猷、柳瑰、崔郢，侍御史魏中庸、高弘简，并以不称，出为府县之职。[2](卷一七一，《高元裕传》)

再如：

李景让、夏侯孜立朝有风采。景让为御史大夫(宣宗朝)②，视事之日，以侍御史孙玉汝、监察御史卢柏、王觌不称职，请移它官。[7](卷三，《方正》)

上述同类事件在唐前期是很难看到的，而高元裕一次罢免五名御史的事情更属空前。伴随着御史素质的下降，又引发了后期御史台官员不足的问题。如史书记载：

王蒙者，与赵门下憬，布衣之旧，常知其吏才。及公入相，蒙自前吉州新淦令来谒。公见喜极，给恤甚厚，将擢为御史。时宪僚数至少，德宗甚难于除授。数日，宰臣对，赵公乘间奏曰：“御史府阙人太多，就中监察尤为要者，臣欲选择三数人。”德宗曰：“非不欲补其阙员，此官须得孤直茂实充选，料卿只应取轻薄后生、朝中子弟耳，此不如不置。”赵公曰：“臣之愚见，正如圣虑，欲于录事参军、县令中求之”。上大喜曰：“如此即朕之意，卿有人未？”公因荐二人，其一即蒙也。[17](卷六，《羽部》)

可见，因为缺乏合适的人选，原本是唐代官人进入清官系列的重要门户之一御史台发生了人员短缺的问题。不仅如此，当时的御史台长官也出现了频繁更换的动向。史书记载德宗“建中元年(780)贬御史中丞元令柔；二年，贬御史中丞袁高；三年，贬御史中丞严郢；四年，贬御史中丞杨顼”[15](卷中)。通过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德宗对于御史台人选无论是御史还是长官都是非常在意的。为了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德宗把挑选御史的目光投向了中央的郎官。

须要指出的是，御史台缺员的现象并非德宗朝所特有，在宪宗元和末期白居易起草的“崔琯可职方郎中、侍御史知杂制”中，也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敕：近岁已来，副相多缺，朝纲国纪，专委中宪。而侍御史一人，得总台事，以左右之。[8](卷四九，《中书制诰二》)

这种由侍御史一人主持御史台工作的局面在唐代实属罕见。而同样的问题，在其他部门也可看到。如史书所载：

贞元初，中书舍人五员皆缺，在省唯高参一人。未几，亦以病免。唯库部郎中张濛独知制诰。宰相张延赏、李泌，累以才可者上闻，皆不许。其月，濛以姊丧给假。或须草诏，宰相命他官为之，中书省案牍，不行者十余日。四年二月，以翰林学士职方郎中灵通微、礼部郎中顾少连、起居舍人吴通玄、左拾遗韦执谊，并知制诰。故事，舍人六员。通微等与库部郎中张濛凡五人，以他官知制诰，而六员舍人皆缺焉。十八年八月，中书舍人权德舆，独直禁垣，数旬一归家。尝上疏请除两省官，诏报曰：“非不知卿劳苦，以卿文雅，尚未得如卿等比者，所以久难其人”。德舆居西掖八年，其间独掌者数岁。及以本官知礼部贡举，事毕仍掌命书。[3](卷五五，《省号下》“中书舍人”)

如上所示，德宗时期，原来制度规定职掌制诰的中书舍人六人竟能缺员五人，张濛与权德舆皆先后数年独自一人知制诰。造成这种严重缺员的局面，固然与德宗所说“孤直茂实”者少有关，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孤直茂实”者会突然减少的时候，唐后期士人秉公观念的转变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唐后期官僚士大夫的秉公观念，白居易曾经有过如下描述：

臣伏见近代以来，时议者率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者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寖而成俗……致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慎默之俗，一至于斯。[8](卷六三，《策林二》“使百职修皇纲振”)

白居易所说的“近代”，主要是指德宗即位以后。他在“达聪明，致理化”一文中曾说：

自贞元以来，抗疏而谏者，留而不行；投书于匦者，寝而不报；待制之官，经时而不见于一问；登闻之鼓，终岁而不闻于一声。[8](卷六四，《策林三》)

白居易认为德宗贞元是一个对后期社会产生很大影响的时期，他还指出贞元以来社会风气的一大特点是：

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先达者用以养身，后进者资而取仕。日引月长，炽然成风。识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聋也；有口者，如含锋刃也……嗟乎！自古以来，斯道之弊，恐未甚于今日也……故殿最之书虽申而不实；黜陟之法虽备而不行……今则尚书六司之官，暨于百执事者，大凡要剧者多虚其位，闲散者咸备其官。[8](卷四四，《为人上宰相书一首》)

唐人杜佑也曾因为穆赞是故人子弟，“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其口”[16](卷辛)。然而，在后期士风转变过程中，像这样明哲保身，避免是非的观念还属君子风度，在元稹执笔的穆宗诏书中则向我们揭示出另外一类官僚的从政劣迹：

朕闻昔者，卿大夫相与让于朝，士庶人相与让于列，周成王刑措不用，汉文帝耻言人过，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已还，争端斯起，掩抑其言则专蔽，诱掖其说则侵诬……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杂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词，实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纵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务从简易；提纪纲者，不能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憎爱。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参断一谬，俗化益讹，祸发齿牙，言生枝叶，率是道也，朕甚悯焉。我国家贞观、开元，同符三代，风俗归厚，礼让偕行。兵兴已来，人散久矣。始欲导之以德，不欲驱之以刑。然而信有未孚，理有未至，曾无耻格，益用雕劇P≡蜃酆酥钟谙卤玻淮笤蚴嗷嘏阅佑诒⊥健I心钜蚨嗉热テ溆日摺6壮嫉染迤浣荆纯顺吻濉18](卷四○，《戒励风俗德音》)

如上所示，在穆宗时期的臣僚中，传统的仁义礼让、勤勉奉公的观念已变得极为淡薄，取而代之充斥官场的是尔虞我诈，搬弄是非，相互排斥，争权夺利。这种腐败的政治环境必然给士人传统的道德理念带来重大的消极影响，后期官僚的价值观、执行公务的态度转变都应该与这种政治大气候有关。宣宗大中三年(849)十一月，御史台在奏文中指出：

应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当司官三十余员，朝廷旧例，月限守官，年劳考绩。今监察御史以二十五月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承前远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务逗遛，积延时月。年终考课，使系虚月。官事劳苦，并在旧人。侍御史周岁而迁，或到城欲及满岁，监察二年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违，曾无督责。臣请自今已后，应当司官除新授者，并请以上后系月，仍以上日在后者为新人，不更数虚月。不唯分月直之劳苦，抑亦促远来之道途。[3](卷六○，《御史台上》)

这条史料表明后期任命的御史在赴任途中有意拖延时日，以致有花费半年之久才能抵达长安者。其结果必然导致年劳考课制度徒有虚名，有年无劳而已。此外，从唐人对就任御史职务采取如此消极的态度，我们不难推知后期上任御史职务，未必是一件风光十足的事情。而后期士人之所以依然看重御史的原因，主要与以下两个方面有关：其一、御史是进入清官序列的门户；其二、御史的任期短，迁转快。总之，在上述官僚社会发生的诸种变化的影响下，御史素质也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痕迹，它不仅损害了御史台在社会上的形象，也为中央选任官僚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从而使御史台乃至中央其他部门的正常运转因此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

唐后期最能反映御史地位变化的是他们所遭受到的待遇。众所周知，唐前期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名言：“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2](卷八八，《韦思谦传》)。史称开元年间，“御史出使……州县祗迎相望，道路牧宰祗候”[3](卷六二，《御史台下》)。那么，后期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史书记载：

故事，府官避台官。(德宗朝，京兆尹李实)常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2](卷一三五，《李实传》)

宪宗元和五年(810)春正月：

召(元稹)还西京。至敷水驿，有内侍后至，破驿门呼骂而入，以马鞭击稹伤面。上复引稹前过，贬江陵士曹。翰林学士李绛、崔群言稹无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问而稹先贬，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横，人无敢言者。又，稹为御史，多所举奏，不避权势，切齿者众，恐自今无人肯为陛下当官执法，疾恶绳愆，有大奸猾，陛下无从得知。”上不听。[19](卷二三八)

其后，文宗大和九年(835)四月：

上巳，赐百官宴于曲江。故事，(京兆)尹于外门下马，揖御史。(贾)餗恃其贵势，乘马直入，殿中侍御史杨俭、苏特与之争，餗骂曰：“黄面儿敢尔！”坐罚俸。[17](卷二四五)

文宗开成五年(840)四月：

河南尹高铢，与知台御史卢罕街衢相逢。高铢乘肩舆，无所避。二人各引所见，台府喧竞……都省议，台府相避，本无明令。按前後例，知杂御史与京兆尹相逢，京尹回避。今东都知台御史即一员，兼得行中丞公事，若不少加严重，即恐人不禀承。今据东台所由状，从前河南尹皆回避。请依上都知杂御史例为制。其上都御史，人数稍众，若令京兆尹悉皆回避，事恐难行。请自今已後，京兆尹若逢御史，即下路驻马，其随从人亦皆留止。待御史过，任前进。其东都知台御史亦请准此为例。[3](卷六八，《河南尹》)

这些史料都生动地反映出唐后期御史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受到来自宦官的欺凌，还要受到京都、洛阳长官的辱骂。特别是元稹一例，在遭受宦官侮辱后，又受到贬官的处分。白居易等人为此特意上奏要求宪宗主持公道，但是在宦官拥立下继承皇位的宪宗不可能改变对元稹的处分决定，最后的赢家只能是宦官。

后期御史台雄风不振，还表现在御史入朝前的待遇上。太和四年(830)三月，御史台奏：

三院御史尽入，到朝堂前无止泊处，请置祗候院屋。知杂御史元借门下直省屋后檐权坐，知巡御史元借御书直省屋后檐权坐。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入前后并本所由。自门下直省院西，京兆尹院东，有官地。东西九十尺，南北六十尺。请准长庆元年(821)八月，于中书南给官地，度支给钱，置仆射祗候院例，给此地充三院御史祗候院。请度支给钱一千贯文，台司自句当，从便起造。伏以御史风宪之职，行止有常。朝堂祗事，每日须入。从前假借，不遑启居，或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今伏请前件地名，及起舍价。伏乞圣慈，允臣所请。”敕旨：“依奏”。[3](卷六二，《御史台下》)

虽然关于唐前期御史入朝之前，如何“祗候”的记载没能保留下来，但是上述御史“与吏伍相参，或当食无所”的尴尬情景决不会是盛唐时期的描述，而只能是后期社会才会出现的现象。

综上所述，唐后期御史形象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从官僚制度的硬性规定看，御史地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御史在仕途迁转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但是从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御史在士人眼中的地位以及后期所处的境遇并不乐观。我们认为史书中出现这两个方面的记载并不牴牾，它客观的记述了后期执法部门的真实处境。一方面，尽管唐王朝江河日下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但是御史台是中央唯一的监察机构，是维护专制君主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法律机构，它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央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它。正因为如此，先后出现了德宗朝任用文化名人来担任御史，武宗朝提高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品阶等积极措施。但是在礼崩乐坏、士风日下的历史大趋势下，御史的素质形象以及社会地位发生下滑也是在所难免的。

注释：

①白居易进言的时间，参照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白居易集》所附。

②李景让任御史大夫的时间，参照《旧唐书》卷一八下《宣宗纪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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