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内部矛盾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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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政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一二年演化为国民党。在这短短七年里，它经历了一个由联合而分化，由分化而解体的历史过程。本文通过对同盟会上述历史过程的初步分析，阐明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而坚强的阶级政党，因而不具备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并从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方面说明这次革命必然失败的主观原因。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外围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同盟会如此迅速地分化和解体，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说到底，则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的两面性所决定的。它既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革命性，又有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选集》第三卷第667页%>。我们看到，正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固有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即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问题，也就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使革命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革命派，包括孙中山在内，都提不出一个旗帜鲜明的、彻底地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只好袭用陈旧而狭隘的“反满”口号，使自己的政党——同盟会变成一个成员复杂、思想歧异的混合体，从而种下了不断分化和必然灭亡的种子。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同盟会的分化现象呢？回顾同盟会分化的历史过程，对它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的分化现象，应当作不同的评价。辛亥革命以前，引起分化的原因固然也涉及到政见的分歧，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者出于狭隘的宗派情绪（如光复会），或者由于不满意同盟会某个领导者的策略思想（如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因而采取了独立的革命行动。这种独立行动，特别是光复会的派别活动，曾经给同盟会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并且降低了革命运动的思想水平，使革命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倍受损失，这对于当时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当然是不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当时同盟会的领导机关由于武装起义的连续受挫而陷入瘫痪状态的情况下，共进会和中部同盟会毅然把革命的重心转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这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成熟是有积极意义的。辛亥革命后，情况有了显著的不同。地主阶级反满派很快地脱离了同盟会，留在同盟会里的人明显地区分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急进派和以宋教仁为代表的温和派。社会的阶级斗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反映到同盟会内部来。在同盟会组织是否要公开的问题上，在同盟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的问题，以及在反袁“二次革命”中，同盟会内部都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许多过去的革命者现在落伍了，不愿前进了，变成顽固分子和不再革命的人，终于被历史所遗弃；还有一些竟至堕落成为反革命的帮凶，袁世凯的走狗，做了历史的罪人。只有孙中山等少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因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进步，后来在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帮助下，勇敢地实行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