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学研究的相关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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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中之三大分支蒙古学、藏学与满学，在现代中国以满学起步晚于蒙古学而早于藏学，而其研究成果远不及前二者之博大精深也。满学研究领域从30年代开始，学者们提出的疑难问题经过长期反复讨论辩驳，不厌其详地争论不已，半个多世纪以来迄未取得学术界都满意的共认。需要指出的是，近20年来，满学家们急起直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成果喜人。然其中仍有不少老大难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取得大家共识，似犹有待。兹不揣冒昧，举出其中之荦荦大者数端，分别对其问题的症结所在，稍加绍介，俾有志于此者之专家学者，能继续探讨，努力著鞭，俾尽早逐个一一加以解决，以惬方家之意，是固不独笔者一人所拭目以待者也。

满洲名称问题

30年代初，我国东北史地学者冯升先生撰有《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1一文，对此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满洲(满文作Man—

ju)名称的各种诠释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概括，不轻下断语，仍提除了合理性的己见。大体而言，冯文罗列了11种不同说法：一为清亮说，乃罗斯(J．RoSS)《满洲人》中语，以满、清二字通

用为依据，说“满”即“清”，实为大谬；二为勇猛之义，为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中所提出，认为蒙(mong)与满(man)同源，故说满洲与蒙古同名，不免为妄说；三为因地产名珠而名满珠，乃史禄国(S．M．Shirogroff)《满洲人之社会组

织》之说，显系误会；四为因夷酋得救于猪而得名(同上)，实属臆断；五为满仲之重出，亦市村氏之说，直是捏造；六为由肃慎音转，乃乾隆《满洲源流考》中语，实则女真与肃慎二字不可音转；七为由勿吉靺鞨音转，亦市村氏说，略嫌牵强；八为由满节音转，市村氏尤重之，亦近附会；九为由咄(头目)而名，见

哥尔斯基(V．Gorsky，OProihozdbnieetc．)，本于《隋书·室韦传》与《金史国语解》，或与乌珠(满语uju，汉译为头)为不无可能；十为出自梵文“文殊师利”，本《满洲源流考》之说。章

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与《清建国别记》)、汪荣宝(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编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与《满洲发达史》及《满洲国号之由来》见《朝鲜》四号，昭和九年1934，4)等人多宗之；十一为出自建州女真尊号“满住”，唐邦治首创其说，孟森继之，并详加考证，是满洲之有满住尊号，犹汉人之有帝王、公侯爵秩也。冯先生的结论，认为满洲一词载于《满文老档》，绝非臆造。汉字之满洲一词或起于努尔哈齐、皇太极期间，而满语之满洲一词必早见于前。总之，满洲为民族名而非地名，殆无疑义。

60年代中，三田村泰助驳市村瓒次郎否定满珠为满洲之说，认为满洲Manju一词乃是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齐所建立的国名2。此后鸳渊一、小川裕人等均从之，似成定论。70年代初，神田信夫撰有《满洲Manju国号考》3一文，以《满文老档》与《旧满洲档》对勘，认为在对内、对外关系上，因时间不同而

用满洲、诸申、爱新、金各名称亦各有差异，至《天聪九年(1635年)档》中的“诸申”原本写作“满洲”，以之作为民族名称，沿用至今，可补前人之所不及。同时台湾黄彰建著《满洲国号考》4一文，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评介；李树桐亦著有《清代国号考》5一文，又举市村、稻叶、乾隆与无名氏四说，以“清”之国名与朝代名称代替族名，无多新意。

80年代末，我国薛虹(已故)、刘厚生合撰《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6一文，除校勘《旧满洲档》中的“女真”、“诸申”、“爱新”“建州”、“满洲”诸名词的各种用法外，最后推测“满洲”即为“建州”的笔误，其说似难成立;蔡美彪著《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7一文，以“大清”乃沿袭“大元”之习惯用法，颇有新意；王文郁撰《满洲族称的由来》8一文，认为“满洲”汉译应为“神箭”之意与牛录(niru)有联

系，聊备一说。

近年我国青年学者王吴、张甫白合撰《满洲名称考释》9一文，从上述诸说对满洲名称来源分析，认为满洲应是在东北地区出现代替女真的统一的民族名称，皇太极(清太宗)之所以用满洲而不用满珠，珠与州或洲音近，并用以名族，而成为新的族称。是满洲名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然满洲与满珠只是汉译用词

之略有差异，尚未考出满洲(满珠)名称之来源所自出，能否成为定说，似犹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满洲始祖问题

清朝自认之始祖为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明载于《清实录》10，《满洲实录》满文本作“dudu”(下缺文)，而汉文本作“都督孟特穆”，又满和对译本《满洲实录》11作“dudumentemu”均不缺；但《明实录》12与朝鲜《李朝实录》13均作猛哥铁木儿，音同译异，实为一人。《清史稿·阿哈出王杲传·论》14云“或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讳(孟特穆)”，亦同此说。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满洲始祖传说研究》15一文，据《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未载布库里英雄(雍顺)的传说，认为这一传说是后来顺治年间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齐实录》(下称《武录》)加上去的，从而否定了满洲始祖真有布库里雍顺其人其事。这是一个版本的问题。我国青年学者达力扎布撰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16一文，通过《武录》与《文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简称，下同)、《满录》(《满洲实录》的简称，下同)的勘比，认为《武录》崇德元年初撰本，乾隆年间命“依式重绘”。未再用《实录》旧名，题为《满洲实录》，并核实了《武录》与《满录》在内容、文字上的一致性，从而证明《武录》与《满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显而易见，从达力君一文可以证明，天聪九年确有布库里英雄的传说，且一直在世代相传，并非真有其人其事，而猛特穆则为真人真事。那么，松村氏所提出的布库里英雄神话传说是《武录》顺治年间本加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还有一个关于满洲始祖传到清太祖努尔哈齐有多少代的问题。据史载，努尔哈齐于壬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冬十月朔，曾对乌喇贝勒布占泰说过：“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17其中“数世以来”一语，当指努尔哈齐之祖觉昌安(明人作叫场)与父塔克世(明人作他失)三四代100年以内之事是有记载可查的；至于十世300年以前事，一定也有所传闻，当无疑义。而努尔哈齐之子皇太极(清太宗)在20年之后天聪七年(1633年)九月癸卯致书朝鲜国王，更明确提到：“若谓瓦尔喀与我非系一国，尔国有熟知典故者，可遣一人来，予将以世系明告而遣之”18。近年董万崙先生著有《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19一文，以猛哥帖木儿为努尔哈齐的六世祖，董重羊(一作重羊、童羊、秦羊、童秦羊、真羊、充也、朱阳、肖阳、除烟、褚宴)为五世祖，失保(一作石报奇)为四世祖，福满(失保子)为三世祖，觉昌安为二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祖)，塔克世为一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父)；自猛哥帖木儿之前一世挥厚(一作挥护，猛哥帖木儿之父)为努尔哈齐的七世祖，范嗏(一作范察，挥厚之父)为八世祖。据考，大致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之间，可备一说。

仍需指出的是，《武录》以布库里英雄为始祖，与《高录》及《满录》之以孟特穆为肇祖，肇、始同义，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只会出现一个。而孟老为之考辨满洲先世的世系：布库里英雄(始祖)——范察——童挥厚——猛哥贴木儿(肇祖)——褚宴——石豹奇(失保)——福满(兴祖)——觉昌安(叫场，显[景]祖)——塔克世(他失，显祖)——努尔哈赤(太祖)20，适足以与从努尔哈齐上溯至布库里英雄为十世之数相符合。殊不知范察上溯布库里英雄仍不知曾经几世，所谓十世亦只勉强凑数而已，殆难成为定论。如依拙文《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1之见，应以猛哥帖木儿(孟特穆)真人真事即是始祖，其生卒年适在元末明初之际，中经明中叶正统、嘉靖年间离乱，建州女真酋长之名缺佚无考，不必强为一一填补，则元末下迄明

万历后期，虽不足300年之数，但去300年之数不为太远，则知猛哥帖木儿与布库里英雄当为一人，不过布库里英雄为神化了的猛哥帖木儿之人而已。“刻舟求剑”，徒自劳耳。然我仍不敢自信鄙见之为无失误也。

三满洲发祥地问题

关于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长期以来发表了不少论著，如20年代有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清朝开国期四史料》和田边赖三的《清朝发祥地四传说》；30年代有孟森的《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日本岩本一夫的《清朝的兴起及其传说》等，成果累累，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学者和田清的《清

祖发祥の地域につぃて》(谈清祖发祥的地域)只谈及努尔哈齐的父祖居地问题，未涉及其始祖的发祥地问题。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有OntheFoundingLegendoftheCh''''ingDynasty22(谈清朝开国的传说)，根据《满录》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将出征虎尔哈部，虎尔哈部正位于阿穆尔河(黑龙江)东南及以北约100里的“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证以《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卷十四标有：“薄科里山，[黑龙江]城南七十五里；薄和力池，[黑龙江]城南六十里”。松村氏认为位于旧黑龙江城南的薄科里山与城东南的薄和力池即是《满录》与《武录》中的布库哩山和布勒和哩湖，因而承认满洲先世的发祥地在今黑龙江北岸俄罗斯国阿穆尔州境内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一带，而不是在今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

80年代末，拙作《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3一文，认为布库里英雄的神话传说长期流传，非短期所能捏造，《满录》与《武录》所载亦非一时虚构，前面已经提及两《录》成书于崇德年间，固非康熙年间所增撰加入，这一问题在前面提及达力君的文章中已经解决。今必须提出讨论的：一是虎尔哈部问题，史载清初有黑龙江虎尔哈部、东海虎尔哈部、松花江或牡丹江虎尔哈部三种，天聪九年(1635年)所征之虎尔哈部应是牡丹江虎尔哈部而不是其它；二是薄科里山与薄和力池的所在地问题，从《战迹舆图》检核博尔和里鄂谟(满语omo，池)位于旧黑龙江城(艾辉城)东；博科里江位于博科里阿林(满语alin，山)之东，萨哈连乌拉站之东南，从而得知上述诸地均在黑龙江南，山在江南，湖在江北，与《九年档》所述不符。众所周知，今长白山之东数十里的园池24，与两《录》所记里望方位及周围里数无一不合；三是两《录》中鳌朵里城的所在地问题，猛哥帖木儿的先辈原本为金末元初属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三万户之一的斡

朵怜万户，后辗转迁于今朝鲜国东北境，仍被授予斡朵里万户，住于阿木河(一作斡木河)一带吾都里地方，那末，阿木河(斡木河)与斡都里(吾都里)以及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内的赫图阿拉(老城)的地望，与两《录》中的鄂谟辉(鳌木辉)及赫图阿拉均相吻合，因而得知满洲先世的发祥地是在长白山一带而非远在黑龙江岸以北；四是赫图阿拉的地理位置问题，两《录》中提到的赫图阿拉位于鄂多理城西1500余里，与位于今依兰县

境内的鄂多理城东南数百里之遥不符，《东华续录》25竞改“西”为“四”，里数更不相符，其实，两《录》中之鄂多理城是指猛哥帖木儿已从今依兰县境内迁至朝鲜国东北境成镜道之后的斡朵里即鄂多理城，因知赫图阿拉(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老城)正位于其西1500余里，而鄂多理在朝鲜国东北境亦正位于长白山的东南，无一不合。从而不难推断，松村氏所云满洲发祥地不在长白山而在黑龙江北岸之说很难成立；但拙文所考定是否有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提出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四雍正夺嫡问题

20年代中，明清史前辈孟森先生首先发表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26，其中《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不承认雍正(清世宗胤稹)预于夺嫡之列，而夺嫡者乃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祯与皇太子胤礽诸人之事，与其无关，是将雍正超然置身局外人之列，认为“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

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康熙“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祯]。胤禵为世宗同母弟，世宗于夺嫡事实无所预。而雍正间翦灭诸弟，辄牵涉胤禩[皇八子]夺嫡，而又非为故太子[皇二子

胤礽]泄忿”27。爰据《清实录》、两《东华录》、《大义觉迷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与《故宫掌故丛编》、《故宫文献丛编》等书，大量搜罗资料，加以排比分析，得知雍正之得入承大统，实得力于隆科多与年羹尧二人：一在京内以钳制胤禩，一在西北以牵制胤祯。故“细寻其机括所在，则隆科多方为[九门提督]

步军统领，警卫中之武力实在掌握。此与年羹尧之为陕西四川总督同一扼要。以此两人为拥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为世宗嗣统布置，此不可谓非天相也”。是孟老以康熙预定人承大统之人予雍正，而不知禩、禟夺嫡之争与夫年、隆贬诛之祸，相继夹杂其间，又不相统属。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为世宗伦纪中四大罪款，得世宗自为辩证[《大义觉迷录》]而款目始定。后来于弑兄、屠弟二款尚有人言之。屠弟一款，世宗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自受，论者可自得之。至谋父、逼母

二款，知者较罕，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其中事实合[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一谕，如今律师撰状，分理由、事实等项云尔”。可见，孟老素习政法，不啻老吏断狱，得心应手。然既知谋父、逼母二款为雍正所不否认，则屠弟一款为雍正所不辩亦不受者，非自认而何?

皇统承继，本为统治者一家一姓之私事，但雍正一朝用人行政，莫不与此有关。雍正继位后迫害宗室兄弟及朝臣，使人对其入承大统之合法与否更增加怀疑，于是有曾静借此策划反清复明的活动。曾静被捕后，雍正则欲利用其供词为反面教员，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对不利于己的种种传闻逐条辩驳，令天下广为宣谕，于是本属宫闱隐秘的内幕从此大白于天下。又因《大义觉迷录》所云与《实录》、《上谕》等官方记载相戾之处甚多，使人疑窦丛生。实则雍正之所以能人承大统与诸弟之明争暗夺息

息相关，所不同者雍正为人阴险，不露声色，手段毒辣，内有隆科多为其窥视康熙旨意，外有年羹尧以牵制皇十四子胤祯之行动；此皆明眼人一目了然者也。何况《大义觉迷录》中有屠弟一款，雍正不辩亦不受，不辩即自受；而孟老所谓“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者，则孟老不啻自认屠弟与夺嫡有关，前后论点不无自相矛盾。

拙著《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28两文，认为康熙为有清一代最隆盛之时代，而晚年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不立太子，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雍正继位非若皇太子胤礽为嫡出，不出自嫡嗣则与胤禩、胤禟等辈无别，故胤禩等亦得以视雍正继位为非法，不予承认，而雍正非翦除之不足以解除威胁。所以雍正继位之后对诸弟之打击不遗余力，非如孟老所云，纯为诸皇子争位斗争之延续，与夺嫡无涉。若康熙对嗣君全无考虑，或者他自然死亡造成皇统断绝，或可视为单纯皇位之争，成王败寇，未可厚非，然事情既非如此，结论自然不同。因此，问题固然复杂，牵扯方方面面，但其中关键，就在于康熙之死及隆科多口宣遗诏，这一点能辨明，其余也就迎刃而解。拙文之所以将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胤祯、隆科多、年羹尧诸案，皆作为雍正夺嫡这一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是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考虑的。我们知道，雍正篡位，真正合谋者为年、隆二人，年、隆不去，终留祸口。只有先解决年、隆，才无所顾忌，放手翦除诸弟。雍正与诸弟，过急则不过毁誉；而于年、隆过缓则恐泄天机，是以知诸弟可缓而年、隆决不可缓。盖雍正之立，年、隆二人之功为最，年以四川陕西总督为胤祯副贰，掣肘胤祯。胤祯被召回京，束手就缚，年之力也。而隆于康熙暴卒之际，榻前受命，口衔天命，“一言而定大计”，使雍正入承大统，则隆之功又在年之上。二人有此奇功，君臣之间不免得意忘形。隆供词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年之无状更甚于隆，有云：“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负王爷(雍正，年为雍府下人)”，被斥为“无法无天”。拙文认为这些话只有放在合谋夺嫡中才能得到解释，所以不同意年、隆之死起于雍正继位之后的君臣冲突，并认为年、隆之被诛，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为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

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绝难免一死。但有些学者对年、隆之死提出不同意见，而我至今仍坚持自己50年前的这一看法。

雍正继位是否篡立、夺嫡，还是具有合法性的继位之君，关键在于康熙之死是否确有遗诏传位于雍正。80年代中，拙作《清圣祖遗诏考辨》29一文，根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存的两份满汉文合璧的康熙《遗诏》原件，又使我得以重新探讨50年前的老问题。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史实，即顺治逝世之际，

曾以遗诏形式传位康熙。顺治死于天花，仓卒之间仍有遗诏，即使遗诏是由人增删改写的。康熙无遗诏制定，很难相信为一种正常情况。但这份遗存的所谓康熙《遗诏》经过了仔细勘校，发现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有一道长达3000余字的《面谕》，两相比勘：只是《面谕》详而《遗诏》略；叙事层次稍有不同；《遗诏》行文典雅而《面谕》杂乱无章。不难推断，《遗诏》是据《面谕》伪造的依据之所从出，亦足以为雍正篡位增添一个历史文献见证。拙作三文因将康雍两朝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综合起来加以全盘考虑，不就事论事，局限于一两个具体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自拙文发表以来，诸家30迭起，或大同小异，或异中有同，或各执一说，坚持己见。知人论世，讨论固不厌其详也。

五阿其那、塞思黑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故)曾经说过：“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

究”31。自来对康熙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自改名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世俗相传“阿其那”、“塞思黑”即是狗、猪之意32，似无任何异议。但陈先生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33，确为不易之论。

胤禩之改名“阿其那”为自改，并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而胤禟之改名“塞思黑”系出自诸王胤祉、胤祺34为他改，但两者均得到雍正的认可。再证以《上谕八旗》35。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有云：“皇上[雍正]令其[阿其那]设誓，[阿其那]含刀发誓云：‘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是何等语?皇上以‘一家’二字推之，可涉及圣躬，随经降旨戒饬”云云。从而不难推知，“一家”二字既涉父子兄弟，那么，“猪狗”二字岂不同样涉及父子兄弟吗?由此也同样足以证明陈先生之说是完全正确的。

从300年前满族传统文化的民间习俗考察，据满语专家玉麟先生在新疆伊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调查研究，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两个词来源于满族的群众口语，是满族在过去农牧游猎生活时习用的词：“‘阿其那’满文Acina，……词根是‘阿其，

[Aci-]，又作‘爱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na]。如果对谁加重语气地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所以雍正帝把胤樱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36。同样，“‘塞思黑’满文Seche是从满语词根Sechemi猪刺伤人的意思变来的”37。顷据沈原女史所撰《阿其那、塞思黑考释》38一文，知阿其那的满文原本作“akina”，源自akiyan，意为“夹冰鱼”，即夹在冰层里冻死的鱼。则胤祺自改其名为“‘阿其那’，寓意既深，用心亦苦，他承认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成为一条死鱼、俎上之鱼，任凭乃兄清世宗处置”云。同样，沈文认为塞思黑满文为seshe而不是

seche，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一第六件档案的注云：“雍正四年……五月，胤禛又将其另一政敌、其另一弟胤禟(玄烨第九子)改名为(seshe)，汉译为‘塞思黑’。据……《五体清文鉴》和《清文总汇》中‘seshe’解释为‘讨厌’之意”。又云“seshe是seshembi的命令式。……它还可以作为该动词的形动词形式，修饰它后面的名词。……当它表示‘厌烦’的意思时，也就可以修饰‘人’或‘东西’之类的名词，表示‘讨厌的人(或东西)’之意。胤禟之名被改为‘塞思黑’，当取斯意。”“在清世宗看来，‘塞思黑’这个名字也应表示他让人们‘讨厌’允禟之意，由此可知，改允禟之名为‘塞思黑’，旨在表明‘允禟是个讨厌的人(或东西)’”39。应当承认，沈文从阿其那与塞思黑的满文原作akina与seshe而不是acina与seche进行的分析，证据充足，诠释合理，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

沈阳辽宁省档案馆历史部藏有黑图档卷242，雍正四年部来档一件，承王佩环同学复印一份寄我，欣然为之展阅，满文字迹漫漶，又承重抄一份相贻。顷得江桥同学为我校补满文音译。其中有关胤禟于雍正四年五月由和硕诚亲王(胤祉)与和硕恒亲王(胤祺)改名塞思黑之事与《实录》所载相同外，又多出塞思黑八子改名之记载。来档内云：“允禟改名塞思黑，其长子改名fesihun(音拂洗混，下贱之意)，次子改名，fecuhun(音拂楚混，淫邪之意)，三子改名ubiyada(音乌比雅大，讨厌的之意)，四子改名eimede(音厄依莫得，惹人嫌之意)，五子改名hairakan(音海拉坎，很可惜之意)，六子改名dungki(音董奇，混蛋之意)，七子改名dusihiyen(音杜希贤，浑浊之意)，八子改名eihun(音厄依浑，愚蒙之意)。不难看出，这是胤禟八子已被发配到沈阳地方才从盛京总管内务府来档于北京宗人府的。但从上述胤禟诸子改名的命意来看，它们无非都是一些讨厌的人、讨厌的家伙、下贱之人、下贱的东西、讨人嫌之人、混蛋、蠢货、淫乱之人、贱货等等被人骂、被人轻视的群众口语，与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之用意如出一辙。从而不难得知，阿其那、塞思黑二字原本与猪、狗无关，因二人被人讨厌，而被视为讨人厌之代名词，与胤禟八子之改名用意并无二致。然则依此以推，阿其那与塞思黑二字群众口语引申为猪、狗之义乃后来以讹传讹演变而来，则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满文原无猪、狗之义，与陈老所指出的“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的看法正合。所以禩、禟二人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均有被蔑视、轻贱之意，与胤禟八子改名之讨厌的人或讨厌的家伙，用意相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拙文对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诠释，一而再，再而三，相继撰写了三篇文章40，这当然是因为牵涉到了雍正夺嫡的问题，所以，哪怕是一个改名的小问题，一旦只要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钻研下去的，问题讨论不厌其详，如果结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翻案不但可能而且是完全允许的。

注释：

1．《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3年9月)第3卷第17号，第61—74页。

2．三田村泰助著《满珠国成立过程のに考察》，刊于《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年10月，《东洋史研究论丛》之十四，京都大学文学部。

3．《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10月。刘世哲中译。见《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发行)1990年第4期52—57页。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第37本，1967年6月。

5．《华冈学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74年7月)第8期第227—25l页。

6．《社会科学辑刊》(沈阳，辽宁社科院出版1990年)第2期第83—90页。

7．《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7年)第3期第133—146页。

8．《南开史学》(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出版，1981年)第2期第231—244页。

9．《史学集刊》(长春吉林大学历史系出版，1996年)第3期第29—34页。

10．《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1第3页下，《满洲实录》满文本卷1作“dudu口口口”缺文，而汉文本(国学文库本)卷4第4页作“都督孟特穆”，不缺。又《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下称《武录》)卷1第1页下作“都督孟特木”，末一字微异。

11．今西春秋著满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刊本)卷1第7页。

12．《武录》作“布库里英雄”，按：布库里为山名，“英雄”二字似非人名，当无其人。、

13．《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按布库里英雄作布库里雍顺，音同译异耳。

14．第30册，卷222，第9128页。

15．《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

16．《满学朝鲜学论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7月)第25—56页。

17．《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第4第4页。

18．《文录》卷15第21页。

19．《满族研究》(沈阳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发行)1994年第2期，第17—27页。

20．《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下册，第371页。

21．《历史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行，1990年10月)第9期第17—29页。后收入《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23页。

22．《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文库出版，1972年10月)第53期第1—42页。

23．前引《清史续考》第15—19页。

24．同上，第32—33页。

25．上海石印本，清光绪25年(1899年)卷1第1页。按蒋良骐《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竞将此句删去，或以为不足据耶?

26．1934年自排线装单行本，第一文6页，第二文23页，第三文37页。后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二次版)下册及《续编》中。

27．前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19、572页。

28．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再版)第147—207页。

29．拙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309—330页。

30．J．D．Spence，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NewYork，1974(史景迁：《康熙自传》纽约，1974年)，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白新良：《乾隆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10月)等书均有论及。

31．见陈寅恪先生为姚薇元所撰的《北胡姓氏考·序》，原稿现存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手中，承复印一份寄我。

32．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册第862页。

33．见前引陈寅恪先生为姚《考·序》中语。

34．《清世宗实录》(伪满本)雍正四年(1626年)四月甲寅，卷42，第11页上。

35．雍正刊本，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卷4，第41页下。

36．《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刊于《红楼梦学刊》第1期，第259—260页。37．同上，第260页。

38．刊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2—93页。

39．同上，第93—94页。

40．第一篇《释阿其那与塞思黑》，刊于《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边政协会编印，1996年6月)第221—224页；第二篇《补释阿其那、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刊于《沈阳故宫博物院庆祝建院七十年(1926—1996)论文集》1998年已付排；第三篇《三释阿其那与塞思黑》，是提交第八次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刊于《历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