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长安城街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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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长安城的街鼓，具有报警和晨昏报时的双重功能。街鼓之声不仅是京城城门、皇城、宫城城门及宫门开启和关闭的标志性信号，也是百官上朝、办公的时钟，同时还是维护禁夜制度的法律依据，对长安坊市的有效管理起着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安街鼓不仅调节着京城生活的正常节奏，而且也规范了长安居民的城内生活和城外活动，对于维系大唐帝国的时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鼓是中古社会常见而又不能缺少的工具。凡敬天祭祖、庙堂设乐、军事用兵、市场管理、救护日食、昼夜计时以及鸣屈喊冤等，都离不开鼓声。以唐代为例，太极宫、大明宫朝堂前有反馈民情和疏通冤滞的登闻鼓，兵部有鼓舞士气的军鼓，太常鼓吹署有配合庙堂乐曲的乐鼓，太史局有漏刻计时的漏鼓。除此之外，长安城还有晨昏报时和严防夜禁的街鼓。对于鼓的研究，林立平《试论鼓在唐代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是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该文探讨了唐代城市管理中鼓的作用，文中提到了“街鼓”的问题，并对禁夜制度作了分析【1】。在此基础上，本文以长安城的街鼓为考察对象，拟从四方面展开讨论：其一，对街鼓的设置及“六街鼓”试作说明。其二，对文献记载中晓鼓的报晓时间略作梳理；第三，以官员上朝为中心，对百官上朝和办公的具体时间试作讨论。第四，街鼓与唐代的禁夜制度紧密关联，在参照林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作说明。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

唐代长安的街鼓，是在马周的奏请下设置的。史载：“先是，京城诸街，每至晨暮，遣人传呼以警众。周遂奏诸街置鼓，每击以警众，令罢传呼，时人便之。”【2】（卷74，p.2619）《大唐新语》卷10《釐革》也记载说：“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鼕鼕”，公私便焉。”据此，原来晨昏时候，掌管京城巡逻的金吾卫官员大声呼喊以“戒行者”，谓之传呼。马周奏请设立街鼓后，晨暮时刻则击鼓以“警众”，大大提高了报时效果，无论中央官署还是民间百姓，都方便了很多，先前的口头传呼因而罢废。

街鼓设立的时间，《旧唐书•马周传》记在贞观十一年（637），《唐会要》卷71《十二卫》载：“贞观十年十二月，马周奏，请街置鼓。罢传呼。”【3】（卷71，p.1283）宋人钱易《南部新书》记载说：“旧皆传呼，贞观十年，马周奏置街鼓以代。传呼自此而罢。”【4】（卷乙，p.18）由此看来，贞观十年设立街鼓的可能性较大【1】。

当然，偌大的长安城，如果仅设一鼓，即使鼓声再大，也不可能传遍全城，从而起到“警众”的作用。前引材料中，马周奏请“诸街”置鼓，可见街鼓的设立并非一处。贞元七年（791）进士出身的王殿贞在《六街鼓赋》写道：“是知街之设也，所以通达幽深。鼓之悬也，所以发扬声音。”【5】（卷546，p.2451）又懿宗朝李庾《两都赋》云：“至乃辨晓警昏，主在金吾。鼓列六条，外传通衢。”【5】（卷740，p.3388）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街鼓条载：“唐旧制，京城内金吾昏晓传呼，以戒行者。马周请置六街鼓，号之曰鼕鼕鼓。”由此看来，在长安城比较重要的六条街道中，唐代都有街鼓的设置，唐诗中对此也有多处描写。张籍《洛阳行》云：“六街朝暮鼓鼕鼕，禁兵持戟守空宫”【6】（卷382，p.4285），姚合《同诸公会太府韩卿宅》称：“六街鼓绝尘埃息，四座筵开语笑同”【6】（卷500，p.5688），薛逢《六街尘》谓：“六街尘起鼓鼕鼕，马足车轮在处通”【6】（卷548，p.6327），又《南部新书》载，长安中秋望夜，有人听见鬼吟诗曰：“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4】（卷甲，p.9），俱是长安城“六街鼓”的描写。那么，“六街鼓”说的是哪六条街置鼓呢？

前文提到，街鼓的设立代替了金吾的口头传呼，金吾又以京城昼夜“巡警”为任务，故而“六街”必然在其管辖区域之内。与此相关的，还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督京城左右六街铺巡警”，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7】（卷49，p.1285）。景云元年（710），中宗崩于神龙殿，韦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征调诸府兵五万人屯守京城，并令中书舍人韦元“徼巡六街”【8】（卷209，p.6642）。由此可见，六街（左右六街）实是唐王朝京城政治活动的重心区域。六街的大致范围，李健超先生说，“历史文献上常提到的六街当是指通东西三城门及南面三城门的六条大街而言”【9】。具体来说，贯穿于城门之间的三条南北向大街（朱雀街、启夏门至安兴门、安化门至芳林门）和三条东西向大街(延兴门至延平门、春明门至金光门、通化门至开远门)是主干大街，时称“六街”【10】（p.772）。如此，所谓“六街鼓”也就是在这六条街上置鼓了。

受材料所限，现在可考的“六街鼓”有承天门鼓、朱雀街鼓和春明门鼓。承天门是唐初元正、冬至万国朝会的地方，兴建于隋开皇二年，初名广阳门，仁寿元年改为昭阳门。唐武德元年改名顺天门，至中宗神龙元年又改为承天门【11】（卷1，p.1）。门外有朝堂，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除此以外还设有街鼓。在六条街鼓中，承天门街鼓的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它不仅是唐代禁夜制度的标志性信号，也是京城城门、皇城、宫城城门及宫殿门开闭的总指挥（详后）。

继承天门后，自皇城南面正门朱雀门，南出郭外之明德门，谓朱雀大街。其街贯通南北，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部分。朱雀大街亦设有街鼓。广德元年（763）冬十月，吐蕃攻入京师，代宗仓惶出逃。羽林军使长孙全绪派遣禁军旧将王甫潜入长安，阴结少年豪侠和京城恶少，“齐击街鼓于朱雀街”，吐蕃闻鼓震慑，狼狈奔溃【2】（卷11，p.273）。看得出，朱雀街鼓有报警聚众的作用，故而惊吓了吐蕃兵众，使得他们仓惶奔逃。

春明门街鼓见于《旧唐书•杨国忠传》。天宝十五载（756）六月九日，哥舒翰兵败，潼关失守，唐京师岌岌可危。十二日凌晨，玄宗率领龙武将军陈玄礼、左相韦见素、京兆尹魏方进，宰相杨国忠以及杨贵妃等，拥上出延秋门仓惶出逃。同时，玄宗“虑贼奄至”，担心“诸王妃主从”逃离不及，命令“内侍曹大仙击鼓于春明门外”【2】（卷106，p.3246）。春明门为外郭城东面三门之中门，距南内兴庆宫和道政、常乐二坊以及东市最近。其中东市，按照唐代的市场管理，“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3】（卷86，p.1581）。据此，春明门街鼓的设立，很可能考虑了东市市场管理的需要。

至于“六街鼓”中的其他三鼓，因材料所缺，不可考知。不过，依据六街的规范，其余三鼓似可推测其大概。由于宫城之承天门处于通化门至开远门东西大街的正中，因而承天门之鼓可以视为这条东西大街的街鼓。同样，春明门之鼓是自春明门至金光门这条东西大街的街鼓。据此推知，自延兴门至延平门的东西大街亦有街鼓的设置。南北向的三条大街中，朱雀大街已知设鼓，另外两条大街，即东面自启夏门至安兴门和西面自安化门至芳林门理应有街鼓的设置。但具体置于何地，不明。

值得注意的是，长安城街鼓的设置，并不是仅限于政治上较为关注的六街之地。《旧唐书•韩游瓌传》记载：贞元三年，市人董昌与僧人李广弘勾结，并以酒食结交殿前射生将韩钦绪、南珍霞等人，“同谋为逆”，相约在举事之日夜晚，命令韩钦绪“击鼓于凌霄门”，又令南珍霞“盗击街鼓，集城中人”【2】（卷144，p.3920）。按凌霄门，一作“凌云门”，又作“青云门”，为大明宫北方三门之一（其余两门为玄武门和银汉门），位于玄武门西355米处，距宫城西北角195米【9】。唐在此地置鼓，虽然是出于大明宫警卫安全的考虑，但在政治功用上，它与京城“六街鼓”的报警聚众作用是相同的。

二

街鼓，又名鼕鼕鼓【7】（卷98，p.3901），有晓鼓与暮鼓（或夜鼓）之分。晓鼓声响标志着长安城一日的开始，而暮鼓声动则意味着白昼的结束和夜晚的来临。因此，街鼓的响动是长安城特有的一种时间信号，反映着唐代京城生活的正常节奏。比如表现之一，就是京城、宫城、皇城以及宫殿诸门每日的开启与关闭，皆以街鼓之声为依据。《唐六典》卷8《城门郎》载：

承天门击晓鼓，听击钟后一刻，鼓声绝，皇城门开；第一鼕鼕声绝，宫城门及左右延明、乾化门开；第二鼕鼕声绝，宫殿门开。夜第一鼕鼕声绝，宫殿门闭；第二鼕鼕声绝，宫城门闭及左右延明门、皇城门闭。其京城门开闭与皇城门同【12】（卷8，p.186）。

这就是说，唐代京城、皇城、宫城以及宫门每日的开阖，皆听承天门鼓声的指挥，由此不难看出，承天门街鼓对维系唐代京师长安的时空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宫城、皇城城门开阖的时间，“五更一点出开门”，“日入前五刻出闭门”，京城城门开启较早，“四更一点出开门”，与此相应，城门关闭相对也早，“每去日入前十四刻出闭门”【12】（卷8，p.187）。不惟如此，承天门击鼓，“皆听漏刻契至乃擎；待漏刻所牌到，鼓声乃绝”，完全听命于太史局掌握的漏刻“契”和“所牌”。大致说来，接到太史局的“鼓契”后，承天门开始击鼓，而收到“所牌”后立刻停止。因此，从皇城、宫城以及京城诸门的开闭时间来看，承天门街鼓的背后，体现的是唐太史局“掌知漏刻”的计时制度。

唐太史局中，置有挈壶正、司辰、漏刻典事、漏刻博士、漏刻生、典钟、典鼓等漏刻官员，负责视漏定刻的昼夜计时工作。漏刻之法，“孔壶为漏，浮箭为刻”。箭有四十八，昼夜共百刻。大致随着四季节气的更替和变化，昼夜长短也相应发生改变。冬至之日，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分秋分二时，昼夜各五十刻。秋分以后，白昼减少，黑夜增加，“凡九日加一刻”；春分以后，黑夜减少而白昼增加，“九日减一刻”；按照今天昼夜24小时来换算，每刻时间应为14分24秒。另就具体计时而言，尤以夜晚最为重要。“候夜以为更点之节。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也”【2】（卷43，p.1856）。由于晨昏朦影的关系，在日出前的一段时间天就亮了，而日入后的一段时间天还没有黑，于是古代天象家对昏旦时刻做了明确规定。日出前二刻半为明，日入后二刻半为昏【13】（p.1345）。由此，昼夜的意义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即从旦到昏为昼，从昏到旦为夜。按照十二时制来推算，自黄昏到平旦为夜，共10时，被分为五个时段，即五更或五夜，每隔2时即是交更时分，太史局中的典鼓敲击漏鼓一次，作为夜晚“唱时”的鸣报。每更又分为五点，每点24分钟，则有专职的典钟敲击漏钟，作为夜晚更点的鸣报。

据此，宫城、皇城城门及宫门“五更一点”的开启时间，按照现在的时间换算，应为凌晨3点24分。关闭时间“日入前五刻”，相当于现在的下午5点48分；京城城门的开启时间，“四更一点”，应为凌晨1点40分，关闭时间“日入前十四刻”，相当于下午3点38分24秒。

但是，太子所居东宫殿门的开闭时间与宫城、皇城有所不同。“凡宫殿门，夜漏尽，击漏鼓开；夜漏上水一刻，击漏鼓闭”【12】（卷26，p.477）。我们知道，“夜漏尽”意味着昼漏开始上水，正处于平旦寅时（凌晨5点），东宫殿门即在此时打开；同样，昼漏尽，夜漏开始上水，时间处于黄昏戌时，“上水一刻”即戌时一刻，相当于晚7点14分24秒，东宫殿门此时关闭。此外，东宫“漏刻昼夜惟唱时”，而不击鼓。但若开、闭宫门以及“每夜一更尽，依法击钟鼓”【12】（卷26，p.477），表明东宫诸门的开闭，同样是与太史局主持的漏刻计时工作遥相呼应的。

前面的讨论表明，晓鼓的声响是与宫城、皇城城门及宫门开启的时间一致的。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晓鼓时刻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常常随着季节、天气状况以及政治形势的变化而略有改变。《新唐书•百官志》左右街使条：“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鼓三千挝，辨色而止。”【7】（卷49，p.1286）又《宫卫令》谓：“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更有甚者，至德年间，“有吐蕃自金吾仗亡命”，皇帝遂令建福门、望仙门“昏而闭”，“五更五点而启”【14】（卷8，p.171）。比起宫城、皇城诸门正常情况下“五更一点”的开启时间来说，足足晚了1小时36分。

贞元二年闰二月八日，德宗诏敕，“四月一日以后。五更二点放鼓契。九月一日以后。五更三点放鼓契。”【3】（卷71，p.1284）这里“四月一日”和“九月一日”是两个时间坐标，它们将全年的时间划分为冬令和夏令两部分。冬令期间，由于白昼短而黑夜较长，因而晓鼓的时间规定为五更三点（4时12分）。行夏令时，黑夜变短而白昼渐长，晓鼓定在五更二点（3时48分）响动。由此看来，唐代已经实行了夏令时和冬令时两种时制，这一点值得注意。

另外，由于受到报时手段的限制，加之长安城的广阔宽大，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六街鼓”即使准时发出鼕鼕声响，但传至外郭城的坊巷衢里，时间实际上已经延后或推迟。宝应元年（762）十月二十八日，左金吾将军臧希晏奏：“诸街铺鼓，比来依漏刻发声，从朝堂发远处，每至夜纔到。伏望今日已后，减常式一刻发声，庶绝违犯。”代宗准其所奏【3】（卷71，p.1284）。此后，六街铺鼓要求提前一刻（14分24秒）发声报时。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补偿鼓声传至远郊地区的滞后误差。

三

晓鼓声响意味着长安城一日的开始，自然成为百官早起上朝的信号。穆宗长庆元年（821）韩愈在《奉使常山早次太原呈副使吴郎中》中写道：“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翻翻走驿马，春尽是归期。”【6】（卷344，p.3863）虽然描写的是北都太原府的情况，但也说明晓鼓朗朗，正是晨起入朝之时。白居易《早送举人入试》云：“夙驾送举人，东方犹未明。自谓出太早，已有车马行。骑火高低影，街鼓参差声。可怜早朝者，相看意气生。”【6】（卷428，p.4713）大意是说，东方初晓，天还没有发亮时，诗人出门送举人应试。自以为起来很早，但大街上已有车马行走。上朝的官员们骑着马，随从的仆人打着灯笼，使得原本昏暗的街道映出忽闪忽闪的影子。这时远方参差不齐的街鼓声传来，再看那些早朝的官员们，个个意气奋发，自鸣得意。从诗人的描写来看，晨晓街鼓响起时，正是京城百官上朝的时节。由于百官居住在外郭城的坊巷衢里中，无论距离宫城还是大明宫，都有很长的路程，所以有的官员在晓鼓之前就已经骑马动身了。

前已提到，晓鼓何时响动，完全取决于太史局的“鼓契”，而“鼓契”的发放，又来自于漏鼓的报时。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史局下的漏鼓对于晓鼓声动及由此制约的百官早朝具有重要的影响。《全唐文》卷174张鷟《漏生夜睡不觉失明天晓已后仍少六刻不尽钟鼓既晚官司失朝》载，漏生因夜晚贪睡，致使钟鼓漏报推迟，从而影响了百官上朝的正常节奏。有司作判说，“漏生驰慢，吐号乖宜，朝官颠倒于衣裳，街吏失期于钟鼓。齐君望晓，莫听钟声。京尹失时，空奔马足，漏司乖错，准法论刑”【5】（p.1773）。在夜漏将尽、昼漏即将开始的“平旦”之际，往往是京城文武百官的上朝时节，漏生此时肩负的责任就更加重大，故而漏生失职后，朝廷难免要“准法论刑”了。

唐代百官早朝的时间，文献中常见的是“五更”或“五鼓”。《太平广记》卷254引《启颜录》称，唐人崔生，“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捉拿。至五更初，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行至街头遇见崔生，遂令松绑，释放了崔生【15】（p.1975）。又《旧唐书•元稹传》提到“每至五更朝谒之时”【2】（卷166，p.4335），说明五更是官员朝谒天子的时间。郑处诲《明皇杂录》记，杨国忠之子杨暄，举明经，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害怕杨国忠降罪，遂遣子达奚抚前去劝说，“抚既至国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15】（卷179，p.1333）。这里“五更初起”是杨国忠出门“趋朝”的时间，而正式上朝面见天子自然要晚一些。因此，文献中的“五更”、或五鼓入朝其实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如果结合承天门的开启时间，那么百官上朝必然是“五更三筹”以后了。

广德二年九月，代宗考虑到霖雨时街道“泥既深阻”，朝官寸步难行，特许“延三刻传点”，待道路通畅以后，依照“常式”进行【3】（卷24，p.465）。传点是官署击鼓以“传事”或集合百官的特殊方式，标志着正式礼仪活动的开始。《通典》卷87《凶礼九•丧制之五》大祥变条：“至传点时，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随后正式的祭礼活动就开始了。由此看来，遇到阴雨天气后，百官上朝可以延迟三刻，推算下来大致是凌晨5时（准确的时间为4时55分12秒）。贞元二年闰二月，德宗诏：“日出后二刻传点，三刻进坐牌”，于是百官上朝的时间延迟到5时30分左右了（确切时间为5时28分48秒）。

元和二年（807）六月，宪宗令在建福门外建造了百官待漏院。因为百官进入大明宫的建福门和望仙门要在五更五点（凌晨5时）才能打开，但官员们天未明时大多已经来到这里，由于宫门还未打开，所以只能在待漏院里等待【16】（p.19）。由此推断，百官正式上朝必然到了日出的卯时（5~7时）了。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凌晨，宰相武元衡将朝，出静安里东门，有贼从暗中冲出，扑灭火烛，“以棓击元衡左股”。及众人呼偕而至，举火照看，“见元衡已踣于血中”，而此时“夜漏未尽”。既明，百官仗至紫宸门，有司上告，宪宗极为震惊【2】（卷158，p.4161）。乃降诏敕说：“自今以后，许寅后二刻传点”。这里“寅后二刻”即卯时（日出）二刻，这个时间早在贞元二年就已经诏敕施行，但中间可能一度废除，故而宪宗予以恢复。“及是质明后，朝骑有尚在街中者”，乃至出现了皇帝“待坐”紫宸殿良久，而“朝班未至”的现象【3】（卷24，p.468）。

现在，试对唐代官员办公（上班）的时间略作说明。先看尚书省官，“每一日一人宿直”，“凡內外官，日出视事，午而退”【3】（卷82，p.1516）。日出为卯时，应从凌晨5时算起，午为日中，考虑到午饭时间，最迟当以12时为止。如此，尚书省官员办公达6～7小时之久，但这只是公务比较少的时候。如果“官省之务繁者，不在此限”，自然上班时间更长；三院御史（台院侍御史、殿院殿中侍御史、察院监察御史）的办公时间，文献记载是“每日早入，至巳时方出”【3】（卷62，p.1087）。若将“早”从凌晨5时算起，巳为隅中，以11时为终，比起尚书省官员来说，三院御史的上班时间要少1小时。

一般来说，唐代官员的上班比较灵活。所谓“有事则直”，官员正常办公。如果“百司无事”，则“午后放归，无为守成”【3】（卷24，p.464）。天宝五载六月三日，由于时值三伏，天气炎热，玄宗乃“令宰相辰时还宅”【3】（卷53，p.917），作为对臣下的一种奖赏和恩赐。中唐以后，延英召对作为中央军国大事裁决的重要形式，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延英会议由于参加人数少（以宰相、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居多）而比较灵活，且不受时间的限制。宝应元年（762）九月壬午，代宗御延英殿，与宰臣参议政事，“自辰至午乃罢”，是知延英召对持续了4小时。同月丙戌日，天子再次御延英殿，“会宰臣等议政事”，“自辰至巳乃罢”【17】（卷58，pp.649-650）。通常情况下，皇帝御坐两殿（宣政殿和紫宸殿）时，“宰臣及次对官奏事”，等到退朝后，“已是辰巳之间”【3】（卷25，p.476）。从这个意义上说，延英会议“自辰至巳”的时间是正常的。

延英会议结束也有特别晚的时候。如德宗时延英奏事，“虽大臣率漏下二三刻”，退朝已经很晚了。至韦渠牟为谏议大夫，“每奏事五六刻乃罢”【18】（卷160，p.2935），是知延英退朝更晚。若以黄昏戌时为“昼漏尽”来算，这样的延英会议大致在晚8时12～15分结束。同样的情况还见于宪宗元和年间。比如二年十一月，在宰相裴垍的辅佐下，宪宗躬勤政事，“自是延英议政，昼漏率下五六刻”【3】（卷53，p.916）。

地方藩镇使府官员的上班时间，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一文曾有涉及。贞元十五年（799）韩愈为徐州张建封的节度推官时，他设计了自己的上班时间，即“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黄正建解释说，“上午5点（以后7点以前）上班，干到9点；下午3点（以后5点以前）上班，干到7点，中午可以休息”。据此，地方官员每日办公8小时，分上午和下午两次，每次4小时，而中午可以休息。但是，京城官员的办公时间比较含糊，中央诸司机构似乎各有不同，且无上午班和下午班之分，因而中央与地方的办公时间是有很大不同的。

四

李贺《官街鼓》谓：“晓声隆隆催转日，暮声隆隆呼月出”【6】（卷393，p.4435），街鼓声动成为长安城晨昏报警和城门开闭的信号，自然要对禁夜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唐《监门式》云：“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鼓声绝，则禁人行；晓鼓声动，即听行。”【19】（卷8，p.172）按照《唐律》的规定，夜鼓过后而晓鼓未至之前，诸人在街上行走，即为犯夜，违反者笞打二十。又《全唐文》卷173载：右金吾卫将军赵宜巡查六街时，发现大理丞徐逖鼓绝后仍在街中行走，遂捕捉押回，并上报有司，请求杖责二十【5】（卷173，p.777）。由此看来，即使大理丞这样的官员，也是不能犯夜的。至于一般的文人学士和庶民百姓，更是惧怕犯禁了。由于这个缘故，文人学士们白天出城访友或郊游，黄昏暮鼓敲响之前必须赶回入城。韩愈有一次出门，回来稍晚，有些紧张，但“才到城门打鼓声”，虽然可以入城，但也破坏了出游的兴致【20】。《太平广记》卷484引《异闻集》载：天宝年间，常州刺史荥阳公之子，“应乡赋秀才举”，居于长安布政里，一日忽遇倡女李娃，“徘徊不能去”，乃与李娃偶坐，“久之日暮，鼓声四动”，李娃的母亲说：“鼓已发矣，当速归，无犯禁”【15】（p.3986），催促书生赶紧回去。同书卷345《裴通远》载：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妪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15】（p.2734）。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外朝的政治功用，承天门街鼓的声响是唐代禁夜制度的标志性信号。唐《宫卫令》曰：“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搥讫，闭门。”【19】（卷26，pp.489-490）前已指出，“顺天门”即唐代的外朝承天门。每日晨晓五更三点时分（凌晨4时12分），承天门街鼓响动，城门大开，行人开始自由出入。待昼漏结束的黄昏时刻，承天门击鼓四百搥，京城城门关闭。鼓声再响六百搥后，城内的坊门一律关闭，行人也禁止夜行。正因为如此，裴远通妻女行至天门街时，听到“夜鼓时动”，加快了车马速度，以致担心坊门关闭而不能在街上行走。

即使在长安城内，坊门的开闭也以鼓声为准。按照《宫卫令》的规定，京城门关闭后，“后更击六百搥，坊门皆闭，禁人行”，至凌晨五更二点，“鼓自内发”，坊市门一起打开。居民出了坊外一旦错过了夜鼓时间，宁可忍饥受冻的煎熬一宿，也不愿入坊犯禁。天宝九载（750）夏六月，郑生遇一白衣女子，姓任氏，与之酣饮，“将晓”返回，行至坊门，“门扃未发”，恰好门旁有胡人鬻饼，郑生只好“憇其簾下”，“坐以候鼓”【15】（卷452，p.3693）。十二载冬，布政坊居民张无是，一日行至街中，夜鼓忽绝，坊门关闭，无是无奈，只好在桥下蹲了一宿【15】（卷100，p.673）。从这两则事例来看，玄宗天宝年代，唐代的坊市管理及其反映的禁夜制度极为严格和规范。毫无疑问，街鼓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京城街鼓的发展是与长安的兴衰密切相关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加，中唐以后长安城的坊市管理有所松弛。乃至太和五年（831）出现了街鼓未动而坊门已开，或夜已深而坊门未闭的现象【3】（卷88，p.1576）。尽管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末，但是，坊市的发展并没有在实质上冲破街鼓的规范和约束。然自黄巢之乱后，长安城屡遭战火洗礼，宫室、街市破坏不堪，“荆棘满城，狐兔纵横”【8】（卷256，p.8320）。天祐元年（904），汴帅朱全忠指使部属将长安宫室、百司官署以及民间庐舍全部拆毁，官僚、百姓及其资财强行徙往洛阳，长安“遂成丘墟”【8】（卷264，p.8626），设于西京“六街”之街鼓至此宣告罢废，但取而代之的是洛阳的街鼓。以致天祐三年（906）闰十二月，我们看到，掌管皇城警卫的皇城使仍然坚持“鼓声绝后，禁断人行”的禁夜制度【3】（卷78，p.1423）。当时长安已经放弃，洛阳成为新的帝都和京城，城内鼓声鼕鼕，百姓照旧不得夜行。所有这些，显然是长安街鼓的遗风。

五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云：“唐马周始建议置鼕鼕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则京都之制也。”【21】（p.11）故知不惟西京长安、东都洛阳设有街鼓，当时的北都太原府也有街鼓的设置。前引韩愈“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即是描写太原街鼓的诗句。至于街鼓的管理，受材料所限我们还不清楚。但从文献来看，负责京城、六街乃至皇城巡警和治安任务的左右金吾、左右街使和皇城使都参与了街鼓的管理。甚至在维护“鼓声绝后，禁断人行”的禁夜制度上，所谓的“六军”（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神武军）也加入进来【3】（卷78，p.1423）。因此，在街鼓管理的背后，牵涉的是唐代京城的治安、巡逻和防务力量。宋人朱熹曾说：“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城振，坊市门皆启。若有奸盗，自无所容。盖坊内皆常居之民，外面人来皆可知。如宰相武元衡于靖安里门外，分明宰元衡入朝，出靖安里，贼乘暗杀之。亦可见坊门不可胡乱入，只在大官街上被杀了。”【22】（卷90，p.2304）由此可见，长安城街鼓对于防范和打击奸盗，维护和平持久的社会环境起着积极作用，集中体现了唐王朝对于社会安定的考虑。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晨昏街鼓的报时功能自始至终贯穿于长安的日常生活中。换句话说，长安城每日从早到晚，又从晚到早，都离不开街鼓的声音。一方面，晓鼓声动，京城、宫城及皇城诸门依次开启，接着百官开始上朝，百姓也早起出门，行人车马出没于大街小巷中，整个京城的人口流动随着鼓声的响起拉开了帷幕。另一方面，暮鼓声绝，长安城门、坊门相继关闭，京城的坊巷街衢寂寞无声，官僚百姓的城内活动和城外出行由此结束。因此，比起太史局的漏刻计时来说，街鼓之声由于直接规范着京城官人百姓的起居和出行，因而更为人们所接受。比如何时起床，何时出门，何时出城，又何时入城，何时入坊，这样的时间观念其实正是承天门街鼓规范下禁夜制度许可的合理范围，长安的官僚和百姓们在接受并适应了这样的日常节奏后，他们的生活反而变得更有规律，也更有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晨昏“警众”的街鼓不仅调节着京城生活的正常节奏，而且也对长安居民的城内生活和城外活动也有规范，对维系大唐帝国的时空秩序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林立平.试论鼓在唐代市场管理中的作用【J】.中华文史论丛，1987（2、3）.

【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4】钱易.南部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2.

【5】董诰.全唐文【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彭定求.全唐诗【Z】.北京：中华书局，1960.

【7】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10】王仲荦.隋唐五代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11】徐松.唐两京城坊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2】李林甫.大唐六典【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

【13】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4】程大昌.雍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5】李昉.太平广记【Z】.北京：中华书局，1961.

【16】【日】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王钦若.册府元龟【Z】.北京：中华书局，1960.

【18】王应麟.玉海【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

【19】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0】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A】.唐研究（第四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1】宋敏求.春明退朝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2】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