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史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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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的基本点是将事与人、文与史在历史观念的基础上有机地统一起来，较好地处理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表现了司马迁发达的史传真实观念；而普鲁塔克的《名人传》则徘徊于人与事、历史与文学之间，表现出将事与人、历史与文学相对立的趋向。对两者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比较研究表明，司马迁在历史的基础上将历史与文学加以统一的真实观对于现代的历史研究和传记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传记史学；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

中图分类号：K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283(2008)05－0070－07

收稿日期：2008－05－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XSS001)

作者简介：王成军(1960—),男,陕西西安市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巨著。司马迁以如椽之笔，以其绝识卓见的史学造诣和史无前例的史家使命感，以及痛心疾首的人生体验，将古今汇于胸中，以探求历史因果，将文史熔为一炉，以彰显人物神彩。《史记》是历史与文学的有机统一，是因果与人性的水乳交融，鲁迅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1］称颂《史记》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同样具有不可替代性。因而《史记》所蕴含的发达的文史观念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并具现实意义。当然，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司马迁的这一文史相统一思想观念，其实质在于探讨司马迁是如何理解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是如何将文与史结合起来的，是如何用文学的手法反映真实、生动、鲜活的历史，归根到底是探讨司马迁传记史学的真实观念是什么这一传记史学的根本问题。本文拟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将司马迁的《史记》与古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约公元46—120）《希腊罗马名人传》（以下简称《名人传》）的传记史学观念相比较，在深入探讨中西古代史学及传记史学的发展规律及其不同特点的基础上，对司马迁传记史学观念加以现代诠释，以加深对现代史学及其传记史学观念发展趋势的正确把握。

1《史记》是以纪传体为形式的通史巨著。清人赵翼说：“古书凡记事立论及解经者，皆谓之传，非专记一人之事迹也。其专记一人为一传者，则自迁始。”［2］5司马迁以为个人作传的形式来叙述漫长的历史进程，将历史的叙述与文学的描述有机地结合起来。《史记》即是文史结合的佳作。

首先，求真是历史的基本特点。关于历史的特质问题，中外史学家已基本达成共识，即认为历史的本质在于求真。古罗马著名的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us,约公元前204—122)就用形象的语言表达求真精神在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说：“‘真实’之于历史，犹如双目之于人本身”，“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都是无稽之谈？”［3］1,4,6因而求真是历史的基本特点。司马迁著《史记》的目的也是如此，即将历史的真实置于首位。

其一，从史籍中探求历史之真。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博览当世典籍、石室金匮之藏，据学者统计，“单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即达106种”［4］。在广泛掌握历史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司马迁考订史料真伪，忠于史实，秉笔直书。如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盲从：“吴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讲之曰‘天王狩于河阳’”［5］《孔子世家》。而对于汉朝的历史，司马迁也勇敢地予以揭露和抨击。试看刘邦，这个被董仲舒神化的“圣人”，在司马迁笔下，其无赖、奸诈、自私、虚伪本相暴露无遗；且好酒及色，粗野无礼，薄恩寡义，有急则找人代死，遇难则踢儿下车者三，心狠手辣，虽至人间极位，然丑不可没。即使对当朝的汉武本人，也直书其“外攘内同”、“多欲”与民争利的罪行，不为尊者讳，突出表现了司马迁不畏强暴，勇为史学献身的高尚史德。因此，《史记》被班固等人称之为“实录”。［6］《司马迁传》其二，司马迁注重实地考察，探索遗闻，以鉴别事实的真伪和校勘典籍正误。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行事。”［7］581“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5］《太史公自序》“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5］《五帝本纪》其足迹踏过汉朝的大部分地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6］《孔子世家》，“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5］《魏公子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5］《春申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异殊。”［5］《孟尝君列传》“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5］《屈原贾生列传》当代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指出：“波里比阿有好几次说过，根据书本去写历史是容易的，因为只须住在藏书丰富的城里就行了，但真正的历史要求熟悉政治和军事并对地点和人民具有直接的知识。”［8］146德国的德罗伊森认为：“直到人们把碑塔纪念物以及非文字遗物也当作了历史材料，并建立了处理他们的方法之后，研究的深度增加了，基础才能渐渐稳固。”［9］92司马迁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但熟知文字的记载，而且对非文字遗物进行了考订，对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有亲自的考察。流星毕业论文网，

其三，近现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在于史学研究的重点由对历史事实的考证向对历史的解释转移，并认为这一正确的解释也是真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指出了《史记》的史学纲领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1276这一纲领意味着，司马迁用“通变”的观念来整理、分析历史资料，以探讨历史事件乃至于整个历史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和趋向，这是司马迁最为深刻和最为重要的历史真实观。如对秦的兴起这一汉代学者所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司马迁首先从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即秦从其孝公始，始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5］《秦始皇本纪》。“及至秦王，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5］《秦始皇本纪》在这一真实而发展的历史系列的基础上，司马迁用其进步的通变史观进一步研究秦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写道：“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耳食无异。悲夫。”［5］《六国年表序》在这里，司马迁揭示了秦孝公因时代之异而变法是秦取天下而成功的根本原因，并对某些学者因秦在位日浅，不察其始终而否定秦“成功大”的历史意义作出批评，显示了司马迁深刻而真实的历史意识，可谓独具慧眼。正可谓“马迁奋笔，乃以哲人析理之真，通于史家求事之实”［10］。

其次，人物是历史过程的载体。《史记》在探讨历史因果的基础上，“继《春秋》”，将历史进程原因深入到人的精神领域，自觉运用文学的手法来表现、探索性格各异的传记人物的复杂精神世界，彰显了人的思想、心理和性格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再现了历史主体完整的精神风貌，具有强烈的文学感染力。因而在《史记》中，人物成为历史过程的载体，并获得了历史主体地位，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表现方式，为中国史学增添了新的内容。

其一，司马迁对其所叙述的主要人物形象加以描绘，使人物形象塑造与史事剪裁相联系，生动传神，使人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如项羽“身长八尺，力能扛鼎”［5］《项羽本纪》，“闻项羽亦重瞳子”［5］《项羽本纪》；说刘邦“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5］《高祖本纪》；说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5］《留侯世家》；说李广“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5］《李将军列传》，惟妙惟肖，使人过目难忘其二，《史记》在对传主外形描绘的同时，又借助文学手法以探索人的性格和复杂的思想世界。在《史记》中，司马迁重视轶闻趣事在人物传记中的作用。它成为司马迁揭示人物性格、心理的重要工具。《史记》中的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既具有浓厚的个人特征，又兼有鲜明的时代气息，而轶事在其中的作用功不可没。如张良的圮上纳履，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5］《高祖本纪》的喟叹，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也”［5］《项羽本纪》的雄心壮志，陈平的均分社肉但志存高远，等等，对于刻画人物的性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史记》中人物往往集多重性格于一身，多重矛盾于一体。如项羽，既有破釜沉舟的壮举，也有坑秦降卒二十万的暴行，还有垓下的儿女情长，更有自刎乌江的从容洒脱。在多重性格和多重矛盾的斗争过程中，既展现了历史人物所特有的细腻而丰富的精神世界，也表现了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生动真实但又复杂多变的特点。

其三，在《史记》中，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性格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深入描绘人物心理的复杂活动，特别注意描绘悲剧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将人的性格置于同命运的尖锐矛盾冲突中，以体现传记人物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其中，司马迁本人同其悲剧命运的英勇抗争，成为史学绝唱，并为《史记》注入了呐喊、激荡的勇气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壮烈气概。整个《史记》洋溢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定意志，高扬着不屈不挠、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传主“呼天”则叹其不公，“呼父母”则哀己不幸，淋漓酣畅，快意恩仇。因之，《史记》被称为“悲剧人物的画廊”。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和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1］德罗伊森认为，“心理学的解释就是要在历史事实中找寻推动此历史事实的意志力”。［9］37

总之，司马迁在中国古代记事、编年史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记人的史学体例，关键是在记人的体例中又将记事和记年统一起来，三者的结合，并不是简单地将三者相加，而是以人物为中心，以时间和叙事为辅助，将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描写有机结合起来，并产生了一个新的史学体裁——纪传体。不过，“本纪虽以编年的形式，但秦始皇、项羽、高祖、吕太后等四篇本纪都有程度不同的传记形式。列传虽主要是人物传记的形式，但如儒林、游侠、货殖等都是综合论述而带有传记形式，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及大宛等传都是综合论述并带有纪事本末的形式。”［12］这在“列传”中表现最为突出。毋庸讳言，“说《史记》是伟大的著作，并不是说它就完美无缺。《史记》是纪传体的第一部，却又是纪传体中最完美的一部。”［13］“盖自彼作古，无所谓范畴也。其所述论，偶有疏误；议论亦未必得当。”［14］76但梁启超先生说得好：“《史记》千古绝作也。不徒为我国开历史之先声而已，其寄意深远，其托意皆有所独见，而不徇于流俗。”［15］

2《名人传》（原名为《希腊罗马人物平行列传》）是普鲁塔克将希腊和罗马的名人作平行对比的一部史学名著。它从半神话人物、城邦建立者——古代雅典国王提修斯（Theseus）和罗马王政时代第一位国王罗慕洛(Romulus)写起，直到公元1世纪的罗马皇帝加尔巴和奥托为止，包括大约1000年的历史。现存《名人传》50篇并非全为希腊、罗马名人，其中49篇为希腊、罗马人，另有1人为波斯国王。《名人传》以古代希腊、罗马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传记中，既可看到希腊、罗马近千年的上层人物活动的许多具体情况，也可窥见希腊、罗马乃至与其有密切联系的其他广大地区的社会历史风貌。当然，从传记史学的角度分析《名人传》，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思维的特征同司马迁的史学思维特征有明显的不同。首先，普鲁塔克认为其传记的任务是揭示名人的性格心理，而并非真实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普鲁塔克看来，历史和传记是人们自我认识的两种形式。历史的对象应是政治、军事之类重大事件，如传统的“希波战争”、“布匿战争”、“高卢战记”、“朱古达战争”之类令人瞩目的重大课题，而对有血有肉的人物品格、内心世界的工笔描画则是像他这样的传记家的任务。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毫不隐讳地指出了这一创作意图和方法。如在单独的加尔巴（Galba）国王传中他说：“详细叙述每个事件是正式历史的事，但我的职责要求我不应该对那些涉及帝王的不值一提的小事视而不见”。［16］211而在《亚历山大传》中普鲁塔克则说得更为清楚：“在这一卷里，我将叙述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和击败庞培（Pompe）的凯撒（Caesar）的两人的生平，这两个人的值得记述的伟大事迹为数太多，我不能不首先说明，我只能把他们一生当中的最为人称道的事迹简单地加以叙述，而不能对每项伟业都做详尽的记载。我现在所撰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从那些最辉煌的事迹之中，我们并不一定能够极其清楚地看出人们的美恶品德，但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者片言只语，往往会比最著名的围城、最伟大的军备和死亡数以千计的战役更能使我们了解人们的性格。”［16］225而在尼西亚传（Nicias）中普鲁塔克还说：“不管怎样，对于修昔底德和菲利斯托斯业已叙述过的事迹，我当然不能完全忽略不提，因为这些事迹显示了我的主人公深深埋藏在许多重大的苦难经历之下的气质和性格；但为了避免粗心怠惰的名声，我只想一笔带过省去不必要的细节，可是对于大多数作家没有注意到的，或是漫不经心地提到的，以及在古代祭祀铭文或公共文告中所发现的细节琐事，我都尽量予以搜集，采用那些有助于了解人物性格的资料，而不是单纯地堆砌那些没有研究价值的素材。”［17］538从以上长篇引论中可以明确意识到，普鲁塔克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将历史与传记对立起来，特别是“我现在所撰著的并非历史，而是传记”更是将他的传记理念和盘托出。在他看来，既是历史的，就不能再是传记的，因为一个是探索历史事件之真，是真实的叙述，一个是描绘人类的心灵和性格，是文学的描写，文与史是格格不入的。

不过，普氏并非毫不理会传主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传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他只是认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是属于人们所认可的历史范畴，而《名人传》是传记，其主要任务是描写和探索人物的灵魂，以裸露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以彰显人物的美德或恶行，而不是对传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叙写。在这里，普鲁塔克透露了他撰写人物传记的出发点首先是从塑造人物的性格出发，而历史的真实性则被置于其次。由此出发，在《名人传》中，作者以炉火纯青的语言艺术，杂糅以伦理思想和评论，其间镶嵌以绘声绘色的轶事趣闻，特别是这些轶事生动传神，趣味盎然，使得每一位历史人物相貌各异，性格独具，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但由于普鲁塔克缺乏历史真实的观念，因而其笔下的传主都缺乏同历史的紧密联系，无法具有深厚的历史真实感，都表现为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英雄和名人。将普鲁塔克同其他史学家，比如修昔底德斯相比较的话，其长处在于他大量地搜集传记人物的轶闻琐事和隽语名言，刻画传主的气质和性格，这也是《名人传》之所以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之一。而其最突出的弱点，则在于《名人传》在史料的处理上偏离了古希腊史学严格批判的优秀传统。之所以如此，这与普鲁塔克的传记史学目的相联系，在汤普森看来，“希腊业已丧失其民族性，因为这个变化，希腊民族的许多其它因素也已丧失。这个变化可以说明在罗马统治时期希腊世界为什么以实利主义、狭隘小器、缺乏理想为其特征。唤醒业已消失的希腊理想主义对道德的尊重，几乎是普鲁塔克热情而迫切地追求的目标”［18］160。由此出发，《名人传》着力塑造希腊罗马名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精神楷模，并以比较的方式彰显他们所共有的无微不至的理想道德世界，但这种对比在英文版译者看来，“通篇所表现的，差异多于相似，虽然其中往往富于文学魅力，但却很少有特殊的历史价值。”［16］xiv正如德罗伊森在批评莎士比亚及其他诗人时所说的，“他们叙述事情是以人物的个性为中心，把故事借着人的性格加以开展，他们所叙述的事件是真正能作为心理解释的事件。事实上，影响事件发展的，除了人物的心理个性以外，还有其它因素。”“因为事情的发展常超乎推动这些事情的人的意欲之外。”［9］37其次，普鲁塔克认为叙写传记的基本要求是要破除虚构，重现人的历史真实性。他在《提修斯》传记中一开始就说：“但愿我能将虚构的传说予以澄清，使之合乎理性和历史的真相。”［16］6就史料而言，《名人传》的取材来源十分广泛，有前人的历史著作，当时存留的典籍和文献以及作者亲身了解的传闻轶事。在历史著作中，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普鲁塔克引证的重要来源，李维的《罗马史》也是他从中获取资料的重要文献。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还引用了希腊罗马古代历史、哲学、诗歌中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很多由于早已佚失后世无法见到的材料，就是靠《名人传》独家而保留下来的。虽然普鲁塔克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常常杂糅以主观的评价和道德说教，但《名人传》所具有的史料价值还是不可否认的，因而它的真实性又是普鲁塔克追求的目标。对此，他还用绘画表现手法来加以说明：“我们相信一幅画像应该表达本人的性格和气质，这远比仅在外形和特征上相似的画像要美得多。所以我们应该将他的业绩同我们的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并且忠实地摹仿它们，只要提到这些业绩就足以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之情，而他本人也决不会接受那些对他的业绩歪曲和虚构的叙述，作为对他的真实见闻报答。”［17］384在此，普鲁塔克说明了真实性对于传记的重要性。

当然，普鲁塔克也看到了传记人物思想和品质所具有的复杂性，因而在《名人传》中，普鲁塔克认为传记真实的含义不仅仅指的是对传主的优点加以记叙，而且也包括对传主的缺点也要如实记叙。他说：“我们要向那些喜欢描绘壮丽华贵的人物像的画家们提出要求，如果这些人物有些微的瑕疵，画家们既不能完全忽视也不应该加以夸大。因为后者将使肖像变丑，而前者则使肖像失真。同样地要将一个人的生平描述得完全纯洁无瑕，那是非常困难，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他一生中美好的篇章里我们必须尽可能把它的真相如实地刻画出来。但是，如果由于感情用事或迫于政治上的原因，他干了一些错事和蠢事玷污了他的业绩，那么，我们应当把这些视为白璧微瑕，美中不足，而不应该把它看作纯粹是卑鄙邪恶的产物，在历史上我们大家不应该过于热衷，不必要地描述这些缺点，相反，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好像我们所以指出这些缺点，只是为了说明人类的本性不可能没有缺陷，而十全十美，毫无瑕疵的人是没有的。”［17］384这说明传记是应该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而不是虚构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恰恰是历史的本质特点。基于这一观点，普鲁塔克在《名人传》中对名人的恶行、弱点也进行了记叙，如在《客蒙传》（Cimon）里，普鲁塔克认为能与罗马卢库卢斯相媲美的希腊人，一定是客蒙。“客蒙和卢库卢斯这俩个都是善战之人，在抗击蛮族的战争中战果辉煌，在他们之前没有一个希腊人和罗马人曾经进军到如此遥远的土地。他们又都是温和敦厚的政治家，都因战功卓著而建立了军事纪念碑，并使国家免于内战。”“他们都使敌方溃败却不能使他们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都未能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更为突出的是，两人的奢侈豪华和私生活上的放纵也极为相似。”［16］411

显然，从普鲁塔克的传记理论和实践来看，他徘徊于文与史、真实与虚构之间，难于取舍。即他一方面一再表示他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另一方面，在写作过程中，他又想使人物努力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而《名人传》的定位问题不但今人颇感彷徨，就是他本人也犹豫不决。正如郭小凌先生所指出的，这一切都表明了普鲁塔克“认识上的矛盾性和游移性”［19］。同时，《名人传》还有一个无可讳言的缺陷，即作者缺乏严格的历史感，对历史的两个重要要素——时间和空间概念很淡薄，叙述历史事件时通常不说明发生的年月，可以系年的材料寥寥无几，传主的历史活动地理也非常笼统，常常大而化之。另外，作者对数字不甚关心，书中叙述财产数字或货币价值时前后矛盾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毋庸讳言，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名人传》的历史真实性。3显然，如果将《名人传》和《史记》相比较，从共性方面而言，两者都具有人所公认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对中西传记史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不同点则由于两人的史学观念存在着明显差异，因而他们对文史观念（实质为传记史学真实观念）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和普鲁塔克一再强调其传记的独特性相比较，司马迁始终以史官世家而自豪，以“论载史文”为己任。在《史记》中，司马迁牢牢把握住历史这一主轴，从真实的历史实际出发，自觉地将历史人物的叙述置于严格的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刻画出众多但又各有特色的历史人物，既表现了鲜活而真实的人物历史，又反映了长达3000年的真实的历史过程，由此成就了《史记》为中国史学史上无可非议的最著名的历史学著作，司马迁也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其二，司马迁在开创我国“正史”体例的同时，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自觉地运用文学的表现方式对传记人物加以塑造，因而《史记》中的历史人物既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也具有文学的典型性，使文学的真实和历史的真实结合起来，文与史有机地统一起来，为后世留下了辉煌壮丽的史传作品。其三，与普鲁塔克徘徊于历史与文学之间相对照的是，司马迁在着力使文与史相结合的同时，仍认为《史记》最重要的支撑点是历史的真实性，司马迁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传记成果：“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5］《太史公自序》。显然，同普氏相比较，司马迁是在强调自己并非是在创作，而是时时刻刻复原历史的真实特色，将文与史最终统一于历史进程之中。当然，这种追求历史真实性最突出地表现在，他是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以探求整个天人、古今变化的内在真谛，“成一家之言”，并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史记》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趋向是史传结合，文史统一。《文心雕龙》高度评价司马迁文史结合的写作方法，认为其文学性并未破坏其历史性，其仍然可以与被刘知几誉为“述者之冠冕”［20］的《左传》并驾齐驱，或者说，远远地超过了《左传》：“观乎《左传》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21］。如汪荣祖先生所言：“史传合一，既为定体，吾华史学传统，遂以人为中心矣”。［14］78清人赵翼也指出：司马迁“发凡起例，创为一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3］3。现在的问题是：将司马迁的这一文与史的观念置于西方史学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其结果如何呢？

对于西方来说，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史关系问题在史学和传记史学中就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难题，呈现出两难的状况。其一，在历史研究中以探求历史事件的原因为旨归。这一思潮以修昔底德和波里比阿为其代表，修昔底德在历史研究中旨在“辩别事实和原因，并在原因中去辩别原因与诱因”［8］152，而波里比阿则去“辩别开端、原因、与诱因”［8］152。“修昔底德轻蔑地提到那些以在演说比赛中得奖为目的而写出的历史，轻蔑地提到那些为取悦于凡夫俗子而沉湎于寓言的历史。波里比阿也痛斥这么一些人，他们力图突出动人的详情细节，描写乱发蓬松和泪流满面的妇女以及骇人听闻的场面，好像他们在写悲剧。”［8］147其二，突出历史的道德教化功能。在古希腊和罗马，历史叙述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优美的修辞和描述生动的道德训诫。比塔西陀声称，他的研究主要是搜集那些善恶昭彰的历史事实，“为了不使美德湮没无闻，而使后人对秽迹恶名有所畏惧。”［8］156普鲁塔克也是如此。伽达默尔指出：“像希罗多德甚至普鲁塔克这样一些人的历史著作能够很好地把人类历史起伏描述为大量的道德事例，而完全没有对他们自己当前的历史性以及人类此在的历史性进行反思。”［22］显然，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不过，在看到希腊、罗马两大史学流派的趋向具有矛盾对立性的同时，还要看文与史的统一乃是其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及其趋向的另一方面。正如汤普森所言，“如果相信修昔底德对于历史进行合理化处理就贬低了道德力量在历史中的重要性的话，那就离事实太远了”［18］43。这样看来，传记史学在罗马的出现和发达并非偶然，而是其实用主义历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罗马的传记则同其史学发展趋向相一致、在史与传相统一的同时，则较中国而言，又更多地表现史传、文史的分离。因而自希腊、罗马始，西方传记走上史传分离、文史对立的发展道路，如汪荣祖先生所指出的西方“史传若即若离，和而不合，传可以辅史，而不必即史”。［14］79而到近代，西方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用自然科学的思想体系来改造历史学，历史学试图以自然科学自居，开始了实证主义史学为主要代表的时代，兰克的“历史自己会说话”的经典格言，割断了思想和情感在历史学中存在的合理性，如英国剑桥史家柏里的名言：“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其文史对立的观念也登峰造极。当然，截然对立的文史观念对于建立史学独立的学科体系有积极意义，但也出现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为作茧自缚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有沦为自然科学的奴婢的倾向。因而在19世纪末，伴随着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西方现代史学应运而生。

概而言之，从历史叙述来说，现代西方史学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即表现为将文史合一的长期努力。以沃尔什为代表的现代历史哲学理论认为，历史“它包括（1）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2）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靠了历史思维，我们就达到了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了”。［23］显然，“我们现在用它来构造的叙述和说明”这一历史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它不能脱离文学和修辞的作用。章学诚早就指出，“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24］海德·怀特的《元史学》理论也表明，无论实证性的历史编纂还是叙事性的历史编纂，都离不开修辞性和文学性，都包含着想象性、虚构性的成分。可以说，没有修辞性和文学性，没有想象性、虚构性，就没有往昔的人物和事件，也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尤为如此，如汪荣祖所说：“史迁增饰辞藻，亦欲显其人、申其人之精神耳，故虽似传奇之代作喉舌，非欲虚构故事，但求‘伟其事，详其迹’而不失其真也，班固删削，虽较翔实，而马传之奇遂失。”［14］80-81因而从19世纪末开始，文史合流成为发展趋势，而到20世纪达到高潮。但仔细观察文史合流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文史合流的积极意义乃在于强调了文学在历史叙述中的重要作用，打破了长期横亘在文史之间的人为阻塞，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也为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在充分肯定这方面积极性的同时，还要看到这一思潮所包含的另一种倾向，即在强调历史应具有文学性的过程中，却也存在着试图将历史事实解释化，历史叙事趣事化，历史时间空间化，历史学科文学化，削弱甚至取消历史的独立地位的潜在趋向。这是对历史自然科学化的一种过激反应，有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之嫌。

从广义的历史而言，修辞性和文学性毕竟是历史的产物，而具有历史性，因而历史是文学的惟一的视域，文学自始至终都是在历史的这一绝对视域中活动，其本身也具有历史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而具有历史性。当然，如卡西尔所说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为所有这一切而发明新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25］258。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必须通过文学来获得生存的权利，因为历史与文学的区别并不在于运用语言，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用散文，——用韵文”［26］，在于运用语言的目的，在于历史学家“在他的概念和语词注入了他自己的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25］258。

由此看来，所谓历史真实的意义与以往兰克史学所宣扬的纯客观史学观念迥然不同，也和纯粹的文学表现方式有所区别，历史既有客观性的一面，也有其主观的一面，因而历史真实乃是历史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所以，所谓史学传记的真实问题其实质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关系问题。从历史叙述而言，历史的真实是要消灭虚假，使其叙述以符合客观的历史进程；而文学的真实也是要排除虚假，它要求其描述必须符合人物的性格和心理。而对于传记史学而言，则进一步要求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果以此观点来看司马迁和普鲁塔克传记史学特色的话，其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清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与“因文生事”不同。因事生事“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7］261。同时，金圣叹也指出《史记》一书不仅仅是“以文运事”，而且又有“因文生事”的特性［27］309。所以，《史记》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有机统一。当然，在历史实践中，特别是在传记史学实践中，文史在传记中的具体关系不可能用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加以规定。毕竟文史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受历史的、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因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物身上也有其不尽相同的表现方式，所以，卡西尔认为：“这两种要素之间恰到好处的平衡依赖于历史学家的个人机智，而不可能归结为一个一般的规则。在近代的历史意识中，这种均衡比例已经改变了，但是这些要素仍然保持不变。至于这两种力量的分配和强度则每个历史学家有他自己的等式”［25］283。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文与史的关系问题上还应该具有一个基本指导思想，而这一思想用孔子的话来讲可能还是很有启发的。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8］（《论语·雍也》正义曰：“质胜文则野者，谓人若质多胜于文，则如野人，言鄙略也，文胜质则史者，言文多胜于质则如史官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者，彬彬文质相半之貌，言文华质朴相半，彬彬然，然后可为君子。”［29］不言而喻，孔子在此强调的是个人修身养性所达到的较高的境界，但对此如果加以引伸为如何较好地把握传记史学文史关系的话，那么，“文质彬彬”应该是历史学家、特别是传记史学家努力达到的学术境界。

总之，西方史学发展史是一个如何从简单而稚嫩的历史观念逐渐走向发达而丰富的历史观念的过程，但从历史叙述学而言，它又是一部从文与史相统一再到相对立，而现在正在酝酿如何统一的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深入，文与史的交融问题不仅成为中西现代历史叙述发展的趋向，更重要的是，如何将文与史更好地交融，以丰富和深化历史和传记史学的真实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中西历史叙述学正在努力探索的重大时代课题。显然，如果以此趋向来看《史记》所包容的丰富而真实的文与史观念，即将文与史、将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史学观念，毫无疑问，它不仅在中国史学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里程碑，而且与现代中西史学发展的趋向相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史学传记的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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