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地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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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堪称世界上早期第一个近代化国家。然而长期以来，历史上对威尼斯地位的评价似乎不及同时期的佛罗伦萨。这种状况，除了受传统观点的影响之外，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三方面的特点，从而使其以独特的方式展现给我们。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佛罗伦萨一样，同样无人替代。

关键词：威尼斯；特点；地位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这个自由的长女，闪烁着自由之光的童贞城市”，［1］堪称世界上早期第一个近代化国家。而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则这样写道：“威尼斯是一个在表面上停滞了的和在政治上极为神秘的城市”。［2］（p60）尔后，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威尼斯的“停滞”，无非是它在文艺复兴中的默默无闻与其身份的不符；而“神秘”则在于，它的创立及其商业富甲欧洲与同时期的佛罗伦萨相比却政局稳定。［2］（p61-72）其实，威尼斯并非“神秘”也非“停滞”，它是一个以自己的方式前进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旗手。

今天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精神性格，即追求财富，追求个性发展及实用主义的世俗精神。佛罗伦萨诚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旗手，但它的特点在于外在的，上层社会的，借古典文化对人的精神及意识形态的作用方面。如果像布克哈特所说，“佛罗伦萨精神所造就的使其称得上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化国家”，［2］（p72）那么要说称得上第一个近代化国家属于威尼斯也无可厚非。只不过在外在精神及社会政治活动方面，威尼斯不像佛罗伦萨表现得那么张扬与活跃。

至于说历史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的地位不及佛罗伦萨。这一方面是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另一方面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三方面的特点，即特定的政治因素，国内重商实用主义思想的流行以及威尼斯人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性格特征，从而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展现给我们。

就传统观点来说，主要是近代以来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权威论断。最著名的即是我们上述所提到的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他在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描写这一时期的城市共和国，其中在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描述中，大力赞扬佛罗伦萨的成就，而相比之下则有降低威尼斯地位的思想（当然布克哈特并没有否定威尼斯的繁荣和成就）。［2］（p61-82）他的研究基调，成为后人意大利文艺复兴史研究的基础。之后，历史上一提到意大利文艺复兴，人们似乎就只知道佛罗伦萨而不了解还有像威尼斯等其它城市共和国以及这个运动的整体。威尼斯作为意大利以及欧洲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策源地，其领袖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其完善而稳定的贵族统治体系，繁荣的商业贸易和银行业，享誉欧洲的玻璃制造业以及社会福利和其在16世纪下半期，涌现出思想、科学和艺术方面的如布鲁诺、伽利略、康帕内拉以及提香、乔凡尼等名擘巨匠，并成为后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为同时期的欧洲其他国家所不及。［4］（p2-9）

具体的就威尼斯本身而言，存在着以下三方面的特点。

一是特定的政治因素。在威尼斯，贵族共和国发展完善，她堪称“欧洲政治教育的启蒙”。［8］国家政权基本上由贵族控制，且势力均衡，国内相对稳定。汤普逊曾写道，“在意大利有两个城市国家，没有实行专制制度，即两个沿海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5］（p310）加斯帕洛•康坦里尼也认为威尼斯是商人贵族统治阶级市民人文主义理想的产物，并且体现了商人阶级所特有的节制、勤奋、自我牺牲的精神。［7］这个政治前提是与同一时期的佛罗伦萨相反的。在佛罗伦萨，政治斗争频繁激烈，使其成为政治理论和学说的策源地。同时，人文主义思想也表现活跃，富人及贵族以豢养人文主义者，推崇古风遗迹为荣，这样，佛罗伦萨成为早期运动的中心。这一时期，威尼斯在政治上是以其典型的贵族共和国而著称于世。控制政权的是商业贵族，他们以商业立国，威尼斯人在各地的商业活动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1325年，大议会颁布《黄金簿》，标志着威尼斯贵族统治政府的形成。

在政府组成上，总督处于共和国的最高地位。由于外交及战争的需要，总督权力一度强大。但是，“总督不是绅士，甚至不是君主”。［6］到15世纪中期，贵族的联合势力占了上风，他们联合起来，把当时的总督福斯卡里赶下台。此后，为维护整个商业贵族的利益，他们专选年老或平庸的贵族任总督。总督势力大大削弱，且任期短。总督势力的衰弱，一方面说明了贵族势力的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贵族之间力量的均势。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整个政体的稳定。

同时，威尼斯共和国制度中，监督机制的完善也是同时代欧洲各个国家所不及的。总督以下设六个小议会和三名最高法官，负责监督总督。在对各级官吏的监督上，也有严密的监督机制。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对外派大使的监督，以防止外使贪污受贿。贵族虽都有选举权，但仕途等级森严，晋升论资排辈。在威尼斯实际不存在绝对权威的机构和人物，任何机构和官吏都受到限制和监督。此外，在商业上的监督也是相当完善的。威尼斯人无论平民贵族，所有商业交易，必须向国家汇报。每个家庭的财产，在大议会的登记簿上皆有记载，且公众举报制度也很完善，国家定期检查每个家庭的财产。特别是在选举中，必须申报财产数额和财产来历，任何弄虚作假和漏税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3］（p205-210）

威尼斯的政治模式，对威尼斯共和国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思想意识上，它使所有的贵族团结一致，把共和国当成自己的可靠后盾，在对外商业及对外战争中出力，创造了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这种政治模式限制了贵族间权力和财富的集中与垄断，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社会结构，从社会学层面考虑，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9］但其消极因素也显而易见：一是它无形中束缚了人们思想意识的发展；二是政府的政策唯商业是图而轻视精神文化。第二，重商实用主义思想的流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威尼斯以商业立国，这样促使整个国家实用主义风气盛行。国家的基本经济部门是商业，几乎不存在农业，制造业多集中于造船和与之有关的加工业，优越的地理条件，海上贸易发达，再加上对外政策的灵活和“十字军东征”中，教皇的支持，威尼斯成为实际的受益者。“曾经有一段时间，所有威尼斯人都是商人，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3］（p206）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银行也诞生于威尼斯，银行“Bank”一词也来自于威尼斯词语“Bankorott”。“复式簿记法”也由卢卡•巴西奥利在威尼斯发明。［4］（p32）近代统计科学也在此诞生，并用于对商业活动和对国内居民精确的管理。15世纪初，威尼斯就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中心，其货币杜卡特是那时普遍流通的货币。在这里，人们的目标是获得商业利润和发财致富。贵族政治对商业的重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外交和政治方针。在此影响下，“在威尼斯最高的目的是生活和权力的享受”，［2］（p71）实用主义思想成为威尼斯人判别事物的标准。当佛罗伦萨人希望和威尼斯结成同盟反对腓利波•维斯康提时，他们当即拒绝。威尼斯人站在可靠的商业利润和实用主义立场上认为，威尼斯和米兰的战争，就是卖主和买主的战争，是愚蠢的。［5］（p310）

在当时意大利流行的盛极一时的对于古典文化的热忱时，威尼斯人如萨伯利科所说的那样“他们在哲学和修辞学上的才能，既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发展，也没有像在意大利其它地方那样，在外邦人身上得到奖励”。［2］（p70）费莱佛不是被国家而是被私人召请到威尼斯，并且不久就发现他的期望落空。特列比松的乔治，把柏拉图的《法学》拉丁文译本献给总督，又把他的修辞学献给元老院，但不久就怏怏离开了这个城市。［2］（p70）上述这些文人雅兴明显的是不符合威尼斯人实用主义目的的思想。

第三，威尼斯的繁荣富庶引起众多嫉妒，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威尼斯人傲然孤立，蔑视一切的性格特征。

威尼斯的繁荣富庶，被同时期的萨伯利科这样描写的：这里有古代的圆顶房、尖塔、镶嵌大理石的建筑物正面和集中表现的繁华，最壮丽的装饰并没有妨碍每一块隙地的实际利用。他把我们带到了利亚尔图的圣吉亚科米多教堂前面拥挤着人群的广场上，那里进行着全世界的商业交易，但并不是在喧哗和混乱中，而是在压低嗓音的交谈中进行的。在广场四周和附近街道的门廊里边，坐着数以万计的兑换商和金匠，而在他们头上则是一排排一眼望不到边的店铺和批发店。他还描写了在桥另一边的德意志人的货栈：货栈里有他们的货物和他们的住所，前面是他们的并列地停泊在运河里的船舶，再往上是载满了油、酒的船队。在蜂拥着搬运夫的河岸上边是商人们的圆顶房屋。从利亚尔图到圣马丁广场则有很多的客栈和香料店。最后是威尼斯的公共福利机关及医院的描述。威尼斯的公共事业机关也是同时期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每一种公共设施都可在威尼斯找到典范：退休公务人员的年金制，对孤寡的照顾，医院的医疗福利制度等等。［2］（p61）由于威尼斯的繁荣富庶，她招致的嫉妒由来已久。有国内的教皇及其它诸邦，有国外的法国和西班牙等。坎姆布雷同盟即是内外针对威尼斯的报复，而威尼斯却能很快地走出困境。威尼斯的富庶及威尼斯人这样的团结一致与自信，同时也造就了他们对外界一切（包括文化方面）的孤傲与蔑视。而这样的性格也使其后期违背了它过去的一贯政策，奉行所谓“大陆帝国新政策”，力图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5］（p312）这招致各城市国家的不满和教皇及法国的干涉，最终在各方的围攻下，逐渐处于劣势。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由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在此条件下所形成的威尼斯人性格特征，使其以特有的形式展现给我们。它是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特定精神文化展现，同时也是政治及现实生活的世俗性和实用主义展现。威尼斯并非“停滞”也非“神秘”，它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位，和佛罗伦萨一样，同样无人替代。

参考文献:

［1］丹尼斯•哈伊著，李玉成译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116

［2］雅各布•布克哈特著，何新译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3］张春林威尼斯贵族共和国［A于沛，周荣耀主编学术论文集•古代中世纪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格哈特•特青厄尔著，张荣昌译威尼斯逸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美）詹姆斯•W•汤普逊著，徐家玲译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苏茜•博尔顿著，陈剑，刘晓燕译威尼斯［M］北京：中华书局，1999，71

［7］JohnMartinandDennisRomano,VeniceReconsidered:TheHistoryandCivilizationofanItalianCityState,1297——1797［M］BaltimoreandLondon: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2000，2

［8］J.R.Hale,RenaissanceVenice［M］London:FaberandFaber3QueenSquare，1973，446

［9］尚洁《从“威尼斯之谜”看共和国的政治体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6（5）：682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