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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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述了杨万里在庆元党争时期的政治命运及其心态变化，揭示其内心徘徊于"仕"与"隐"间的矛盾苦闷心境。

关键词：庆元党争；杨万里；心态

南宋绍兴弛党禁，以二程洛学为主的新理学复兴，并成为一种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理学思潮，它开始以清议姿态抨击朝政，很快发展成为一种激进的政治势力，与维护现状苟且偷安的官僚势力生产了冲突，双方在斗争过程中阵线渐分，最后成为争夺朝政权力道学党与反道学党。两党相争从孝宗淳熙年间始至宁宗嘉泰二年，历时三朝，形成南宋中期最为重要的政治环境，由于党争的高潮与结局在于庆元三年的党禁事件，为方便论述，本文将之概括为庆元党争。险恶的党争政治极大影响了朝野士大夫的政治心态，杨万里虽未列入党籍，也未遭到反道学党人的诬蔑迫害，但党争政治却像一团永不消散的阴霾，成为他在党争中心态变化的最主要因子。

一经世与忧世

杨万里(公元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人，出身寒贫，其父杨带乡间儒士，家中藏书甚丰,精熟儒家典籍，常以圣贤之道勉励万里，杨万里因此对儒学有深厚感情并逐渐形成“达济独善”的儒学人格。绍兴二十八年，杨万里出任零陵，结识张浚和胡铨，张浚以正心诚意勉励之并以“诚”名其斋,还请胡铨作《诚斋记》记之，万里深为感动，自号为“诚斋”以铭记终生。

前辈的勉励与期望，激起了杨万里的“经世”热情。隆兴元年二月，因张浚举荐，杨万里除临安府教授。在张浚去逝后，杨万里精心写成《千虑策》上呈宰执陈俊卿，以期得到朝廷重用。《千虑策》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强兵方略，诗行慷慨凛然,大丈夫经世气概，正是当时杨万里用世心态的写照。

然而南宋朝廷苟且偷安，朝政被一帮官僚近习所掌握，崇向“安静无为”，激进的道学党人进入朝廷威胁到了官僚近习既得利益，所以对道学党的排挤打击不断升级。而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党人也以“小人”之论反击。而孝宗兼用战和两派势力，政治态度摇摆不定，这给朋党政治提供了滋生的温床。

杨万里在家学师传上“与道学有分”。他“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和“得君行道”的王道追求也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抨击反道学的官僚势力，尤其在鞭挞近习势力过程中立场坚定。乾道七年三月，孝宗欲重用近习张说为枢密院事，朝中张拭因反对而外贬，杨万里愤然上书为张大鸣不平，虽张拭终未能留，然其“风操甚厉”之举却深为同道所钦佩。

由于孝宗固执宠用近习，朝中正直人士陈俊卿、黄中、汪应辰、陈良佑、张拭、周必大、赵汝愚等纷纷离朝外任，杨万里也出守漳州。朝政被官僚近习这些佞幸之辈弄得错乱不堪，杨万里有诗喑讽：“东风未得颠如许，定被春光引得颠。晚雨何妨略弹压，不应犹自借渠权。”［1］浑浑噩噩的官场生活令精忠报国的杨万里感到厌倦：“醉里还多感,醒来却更愁。醉醒都不是,愁感几时休?”（《诚斋集》卷十《忧患感叹》二首其一）醒醉皆愁，正是杨万里深感生不逢时，壮志难伸的苦闷之态。

委靡病态的政治环境使杨万里不时萌发归田赋闲之念。“道途奔走不曾安，却羡山家住得闲。记取还山安住日，更忘奔走道途间”（《诚斋集》卷六《甲午出知漳州晚发船龙山暮宿桐庐》二首其一》）乡村赋闲，无需官场折腰，是杨万里所向往的境界，然生活的穷困又迫使他出仕。归田与出仕的矛盾常令他苦闷不堪。淳熙二年，万里改知常州，请辞作祠官，罢官不罢禄，万里在诗中道出其中的苦衷：

亦岂真辞禄，谁令自不才？更须三釜恋，未放两眉开。

道我今贫却，何朝不饭来？商量若为可，杜宇一声催。

（《诚斋集》卷七《待次临漳诸公荐之易地毗陵自愧无济剧才上章丐祠》）

二卫道与忧道

南宋王朝危机四伏的严峻现实使许多有识之士警醒，“革除弊政”的呼声日益高涨，一股求新求变的学术政治思潮很快就酝变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以朱熹为首道学党正是这一政治势力的策动者与主导者。

淳熙八年（1181），朝中道学人士史浩以侍进身份向朝廷荐薛叔似、陆九渊、叶适、袁燮等道学人士十五人。“有旨令升擢，皆一时选也。”在地方上，道学党开始对反道学势力开战，淳熙九年（1182）七月，朱熹为浙江茶盐公事赴浙东赈荒，当他救荒至台州，查得王淮姻亲、台州知州唐仲友贪赃枉法，上疏弹赅之，王淮依相权之便暗中党助唐仲友，而王淮正是反道学的官僚集团的首脑人物。朱熹随即将攻击矛头对准王淮，连续六次上疏弹劾。

在道学党猛烈抨击守旧官僚与近习小人的过程中，杨万里自觉参与其中。淳熙十二（1185）年五月除杨万里吏部郎中，成为朝政权力的高层成员。“达则兼济天下”，身居要津的杨万里随即上《淳熙荐士录》荐举同道朱熹等人。同时也劝谏孝宗远离近习小人，“勿以女谒近习之害政为细故，而监汉、唐季世致乱之由；勿以仇雠之包藏为无他，而惩宣、政晚年受祸之酷。”［2］

道学势力的壮大引起了反道学党的极大震惊。为阻止他们向朝廷扩张，反道学党人恶意捏造名目诬蔑诋毁道学，攻击道学党人。由于道学党势单力薄，还未能与王淮相党相抗衡，故在反道学党的疯狂攻击下节节败退。淳熙十年（1183），陈亮有滥膺道学之祸，淳熙十一年（1184）三月，吕祖谦的弟子彭仲因主张道学获罪而去，同年十一月，陆九渊被王淮党羽论劾罢逐，淳熙十四年（1187）十二月，衡州知州刘清之因“以道学自负”被劾罢。道学党人的政治前景阴云笼罩。

凶险多变的党争政治让杨万里暗暗为道学党的政治命运担忧，他在诗歌《夜雨》中表露了他此时的心理：

幽人睡正熟，不知江雨来。惊风飒然起，声若山岳摧。

起坐不复寐，万感集老怀。忆年十四五，读书松下斋。

寒夜耿难晓，孤吟悄无侪。虫语一灯寂，鬼啼万山哀。

雨声正如此，壮心滴不灰。即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

不知後此者，壮心肯更回。旧学日蔬芜，书册久尘埃。

圣处与天似，而我老相催。坐念慨未已，东窗晨光开。［3］

江雨惊风，正是道学党人所面临的恶劣政治环境。杨万里对之万般感慨，然“壮心不已”，对道学党“得君行道”理想仍有期待。在道学势力不断受到排挤打击之时，杨万里在朝奋力护卫道学。淳熙十五年（1188）四月，永思陵附庙，官僚洪迈提出以张俊与其他三人配享，而万里则坚决主张以张浚配享，两人在朝中激言争辩。杨万里认为洪迈“指鹿为马”，欺压朝野。孝宗因此怒杨而贬之出朝。杨万里为争张浚配享不惜触犯龙威，不仅出于他对张深厚感情，更是因为张浚是道学党的一面旗帜，杨万里冒死举起这面旗帜，是对反道学打击压制道学行为的强烈回应。

三无奈与归隐

孝宗在和战问题上摇摆不定的态度，致使政局复杂多变，淳熙十五年（1188），顽固的主和者高宗驾崩，孝宗中兴之志复燃，开始起用积极进取的道学党人。同年，反道学领袖王淮退位，庇护道学党的周必大开始执掌朝政大权，道学党人“得君行道”希望燃起。周必大上台不久，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叶适向其荐举陈傅良、刘清之、陆九渊等三十四人，全为道学同道。杨万里也在孝宗禅位给光宗后再次入朝，光宗曾受教于他，故对这位“学生”寄予厚望。杨万里入朝不久，便连上三道奏折请求光宗正心诚意，远离近习，杜绝朋党，革除弊政，“得君行道”之情溢于言表。

对于朝中的朋党问题，杨万里尤为忧虑。曾在孝宗要求“太子参决庶务”时，杨万里就上书郑重指出其危害性。“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4］杨万里对北宋党争历史有深刻的反省，对皇权及人心也有深刻体察，故对之忧心忡忡。可惜没有得到重视，终酿成政治悲剧。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载“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官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当时诸公，皆甚其言。至绍熙甲寅，始服其先见。”然杨万里的忠直反遭厌弃，孝宗嫌其“直不中律”而贬之朝外，光宗也生厌烦，任其为借焕章阁士，迎送与陪伴金国使者，使其远离权力中心。杨万里对此也心里明白“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获罪。”（《诚斋集》卷六十七《与材翁弟书》）

光宗昏聩，朝政兼用正邪，以致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加之皇权分裂为二，孝、光父子情疏，党争形势更为险恶多变。杨万里苦谏光宗消除党争之患，他郑重警示道：“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士大夫而其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惧哉?”（《诚斋集》卷六十九《上殿第一札子）然光宗昏庸，置之不理。朝野党议日益高涨，朝廷政局处动荡不安。

面对这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杨万里深感人生祝祸福难料，身居险恶官场，处处委曲求全，思归不能，内心苦闷无奈：“红尘无了日，白发未还家。”（《诚斋集》卷十八《感兴》）党争政治令杨万里身心交瘁，忧惧日重。他在给周必大的信中表露当时心迹：“独世路风涛，真可畏耳。”（《诚斋集》卷六十六《与周子充少保书》）面对朝中激烈党争，杨万里急流勇退，在局外冷眼旁观：去国还家一岁阴,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险尽山川多少心。

何似闲人无藉在,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闹莲蓬嫩,月下松醪且满斟。（《诚斋集》卷六十六《与周子充少保书》）

“不妨冷眼看非沉”，对于热切期望“得君行道”的忠义之臣来说，这是无比辛酸痛楚的。

经过长期仕与隐的痛苦挣扎后，杨万里最终义无反顾地走向归隐之路，由“暂闲”走向“长闲”。绍熙三元年（1192）八月，杨万里辞官回乡，告别自己时时忧惧的险恶官场。回乡路上，杨万里心情复杂

“两岸万山如走马，一帆千里送归舟。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陵始欲愁。杨万里《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诚斋集》卷三十五（231页）”

辞官归来心情正如“放鹤出笼，纵鱼入海”，（杨万里《与郑惠叔知院催乞仕书》，《诚斋集》卷六十七。）天地变得空阔无比，“游心于淡，与天为徒”。（《诚斋集》卷九十八《代宰执开启天申节疏》）杨万里返乡后，自辟东园，凿池开径，准备在自家的园地里种花饮酒，赋诗吟词，以安度晚年。

四退守与隐痛

杨万里离朝后，朝政日益恶化，他的预言果真成了现实，光宗继位不久，便与孝宗情感破裂。绍熙五年，孝宗驾崩，光宗竟拒绝出丧，令朝野震惊。宰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一起策划“绍熙内禅”，迫使光宗禅位。新皇宁宗暗弱无能，皇权很快被韩侂胄操纵。韩因赵未满足升官欲望而心生憎恨，反道党人从中挑拔，并党助韩氏，朝廷很快陷入以韩赵为主的反道学党与道学党的斗争。朝政一片混乱，上下党议汹汹。

道学党领袖朱熹受任于危难之际，抱着“得君行道”的崇高志向入朝为帝王师。临行前致书杨万里，希望一同赴召。杨万里回复以一个寓意深远的寓言，委婉拒绝朱熹之请。朱熹未能像杨万里那样深透党争政治，带着“得君行道”的天真入朝党助赵汝愚。朱熹以为能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圣心，孰料宁宗昏庸之极，在韩氏的操纵之下，不断罢免朝中的忠义之臣。朱熹入朝仅四十日即被宁宗罢遣回乡。庆元二年（公年1196年赵汝愚贬死衡州，庆元三年（公年1197年）刘三杰上疏称道学党为“逆党”，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奏请设立伪学之籍，而是反道学新贵效法元右而制庆元党籍，将赵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被打入“伪学逆党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庆元四年（1198）五月，朝廷又下诏厉禁“伪学”，党禁扩大为全国性的学禁。惨酷的党禁与学禁一直延至至嘉泰二年（1202）才开始弛禁。

严酷的党祸令士人普遍受害，人人自危。身处乡间的杨万里为了避祸全身，几乎不对党禁发表任何言论，“挂舌屋壁间，此真吾师也。”（杨万里《答酸陵钱知县》，《诚斋集》卷一0七。）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梅间正醉吟”、“山里卧闲身”不染尘世是非，高蹈遁世，一任自然。

然而杨万里终究不是遁世隐者，他只是独善守节的儒家君子，“全其名，守其节，斯不失其身”（《诚斋集》卷九十三《庸言》）才是他的处世原则。他身上的儒学气血使他不惜生命守护名节。庆元六年（1200），韩侂胄让杨万里作《南园记》，被他严词拒绝，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凛然风姿。庆元党禁期间，杨万里多次受封，皆被他坚决拒辞，甚至辞去祠官，不要朝廷俸禄，清白度日，以表达自己对朝廷黑暗势力决裂态度。

“内圣”与“外王”是宋学家的两大价值取向，“内圣”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在朱熹时期的理学体“内圣”最极旨归却在“外王”，由“正君心”而“得君行道”杨万里诀别官场是与黑暗势力决裂，而非放弃“得君行道”的理想。然而，庆元党禁将理学家的价值体系完全摧垮，致使其理想彻底破灭，这成为杨万里隐痛心伤“此心耿然，今未释然也……遣于心而不去，去于心而复来。此一事独扰扰焉于吾心。万事俱遣，一事犹在，虽与世绝，有未绝者是亦心之一病也”（《诚斋集》卷六十六《答沈子寿书》）清闲消散的山水田园生活终究没有消除其内心深处的伤痛，依据《诚斋集》卷一三三《溢告》记载：“先臣万里历事四朝，遭逢若此，每思报国，念念不忘，自奸臣韩侂胄窃弄陛下威福之柄，专恣狂悖，有无君之心。先臣万里常愤怒不平。既而侂胄平章军国事，先臣万里惊叹忧惧，以至得疾。……”当杨万里从其族侄杨士元中得知韩侂胄柄国开边时，顿时失声恸哭，在弥留之际手书八十言痛骂韩氏，抒尽孤愤而逝。韩氏弄权，正是庆元党争的严重后果。杨万里长期所积压的绝望与悲愤情绪被族侄带来的坏消息所刺激喷发以致气绝而亡。

五总论

纵观杨万里一生的仕隐起落，用舍行藏，似乎皆与其随缘自适，一任自然的生命观及其达观通变的为官之道相关。然其醇厚的道学修养，拯世救弱的儒家使命感与“得君行道”的道学政治追求却使他与道学党曲折多舛的命运扭结在一起。他身处道学与反道学党争的政治漩涡，经世与忧世，卫道与忧道，后来无奈归隐，在归隐中畏祸与守节，党争政治始终是他心中的挥之不去的阴云，不断促成其心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周汝昌杨万里选集［M］《又和风雨二首》其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元）脱脱等宋史［M］卷433《列传》第一百九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周汝昌杨万里选集［M］《夜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宋）罗大经鹤林玉露［cd］卷16四库全书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