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天府之国探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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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府之国”是最适宜于人类生活的地方。古人常把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地方称为“天府”或“天府之国”。在中国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9个“天府之国”。它们是关中盆地、北京小平原、成都平原、江南地区、太原附近、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地区和台东地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来看，这些“天府之国”都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它们的形成和演变则与人为因素息息相关。由于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有的“天府之国”长期存在，影响很大，有的则昙花一现，转瞬即失。历史时期“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对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历史地理；天府之国；环境变迁

Abstract:Historically,the“Nature''''sStorehouse”referredtothefittestlocalityforhumanlife.TheancientChinesepeopleusuallyregardedalocalitywithhazardousterrace,fertilelandandabundantproduceasthe“Nature''''sStorehouse”.Thus,therewere9localitiesrespectivelynamed“Nature''''sStorehouses”inChinesehistory,namely,theGuanzhongBasin,theBeijingValley,theChengduPlains,theareasinsouthernChina,theareasadjacenttoTaiyuan,theCentralFujian,theareasadjacenttoShenyang,theWuweiregionandtheEasternTaiwan.Owingtorespectivedistinctionsingeographicalandhumanisticenvironment,someofthese“Nature''''sStorehouses”haveenduredhistoryandremaininfluential,butotherslastedonlymomentarilyandfadedsoon.Thus,theshapingandevolutionofthesehistorical“Nature''''sStorehouses”areofimportantreferentialsignificancetocurrenteconomicconstructionofourcountry.

KeyWords:histogeography;“Nature''''sStorehouse”;environmental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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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书记载［1］，战国后期，关中盆地和北京一带就先后获得“天府”的美誉。秦汉之际，关中成为著名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开始跻身于“天府”的行列。南北朝末年，太原附近一度被称为“天府之国”。隋唐两代，关中盆地高度发展，成都平原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名。宋辽夏金时期，北方地区战争频繁，社会动荡，而江南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天府之国”。到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成为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天府之国”，而闽中、盛京（沈阳）、凉州（武威）、台东等地也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近代以来，关中等老天府或趋于衰落，或有了新的称谓，只有四川盆地仍保有“天府之国”的称号。如此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共有9个“天府之国”。这些“天府之国”分布在西北、西南、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不同的地理单元。其中关中盆地、北京一带和成都平原影响较大，其他几个地区知名度则相对较小。本文拟对这些“天府之国”的具体情况加以探讨，希望有助于大家对“天府之国”的认识。

一、关中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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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盆地位于陕西中部，被山带河，金城千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称“陆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关中作为“天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作为“天府之国”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历史上最早把关中称为“天府”的人是苏秦，最先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的是张良。自战国至于明代，关中盆地一直享有“天府”及“天府之国”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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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盆地的基本特点是山环水绕、沃野千里。秦岭山脉、渭北山系与黄河形成天然屏障，泾、渭、、灞诸水从八百里秦川上流过，非常适宜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繁衍。夏商周三代，这里曾是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秦人的开发，这里已变得相当富庶。故苏秦在公元前338年对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1］卷69《苏秦列传》战国末年，秦国在渭北地区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进一步优化了关中的生态环境，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生产，提高了秦的综合国力，从而很快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虽然秦朝二世而亡，但关中的统治基础依然很好。正因为如此，楚汉战争结束后，刘敬建议汉高祖定都关中。他认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1］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汉高祖身边的大臣多劝他建都洛阳。认为“洛阳东有城皋，西有肴殳黾，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汉高祖犹豫不决。张良对他说：“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肴殳、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敬说是也。”［1］卷55《留侯世家》于是汉高祖决定奠都关中。自从张良给关中戴上“天府之国”的桂冠之后，人们便开始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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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两代十分重视对关中地区的开发与经营。秦统一全国后，徙各地富豪12万户于咸阳。汉初徙齐、楚大姓及韩、赵、魏王室成员10余万口到关中，又徙诸郡豪民于关中陵邑。另一方面，在关中大力兴修水利，不仅扩大了旧有的灌溉渠系，而且兴建了白渠、成国渠、漕渠和龙首渠等规模较大的工程。班固《西都赋》云：“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纷。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2］卷24班固《西都赋》民谣中也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的说法。［3］卷5《郑白渠歌》渠道两岸万顷农田得到灌溉，呈现出一派富庶繁荣的景象。此外，这一时期还在关中推广冬麦，又采用先进的犁、耧等生产工具，推广代田法和区田法，通过集约使用水肥，实现精耕细作，夺取高额丰产。随着中外农业文化的交流，黄瓜、大蒜、苜蓿、石榴、葡萄、胡桃等域外经济作物也开始在关中种植。于是关中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农业区。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卷129《货殖列传》由此可见关中盆地的富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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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中地区多次遭受战争的摧残，但不少人在谈到关中时仍不约而同地称之为“天府之国”。如西晋时，东海王司马越表征镇守关中的王模为司空。王模的谋士淳于定对他说“关中天府之国，霸王之地”［4］卷37《南阳王模》，建议他继续镇抚关中，不到朝廷任职。十六国时，苻登等人与姚苌争夺关中地区的统治权。古成诜对姚苌说：“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余琐琐焉足论哉。”［4］卷116《姚苌传》北魏末年，孝武帝元修为高欢所迫，欲逃往荆州。柳庆对他说：“关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强国也。宇文泰忠诚奋发，朝廷之良臣也。以陛下之圣明，仗宇文泰之力，用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此万全之计也。”［5］卷22《柳庆传》建议他前往关中投靠宇文泰。北周时，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长史于谨对北周太祖说：“关右秦汉旧都，古称天府，士骁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饶，北有羊马之利。今若据其要害，招集英雄，养卒劝农，足观时变。”［5］卷15《于谨传》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在这个大分裂的时代，关中地区虽受到破坏，但在全国仍处于领先的地位，还是当时人心目中的“天府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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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关中作为帝都长安的所在地，受到世人的高度关注。隋朝末年，李密对杨玄感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若经城勿攻，西入长安，掩其无备，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固当必克，万全之势。”［6］卷53《李密传》建议他西入关中，夺取天下。杨玄感未予采纳。刘文静和裴寂对李渊说：“晋阳之地，士马精强，宫监之中，府库盈积。以兹举事，可立大功。关中天府，代王冲幼，权豪并起，未有适从。愿公兴兵，西入以图大事，何乃受单使之囚乎！”［6］卷57《刘文静》李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起兵晋阳，夺取关中，建立了唐朝。为了解决长安城的物资需求，唐王朝大力发展漕运，同时加大了关中的开发力度。到唐玄宗统治的开元天宝年间，关中达到了繁华的顶点。但安史之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程元振劝唐肃宗迁都洛阳。但郭子仪委托兵部侍郎张重光上奏说：“臣闻雍州之地，古称天府，右控陇蜀，左扼崤函，前有终南太华之险，后有清渭浊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兵强士勇，雄视八方，有利则出攻，无利则入守。此用武之国，非诸夏所同，秦汉因之，卒成帝业。”［6］卷120《郭子仪传》显然，尽管安史之乱对关中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关中在唐人的心目中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唐末长安城为朱全忠所毁，关中的地位随之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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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以后，关中地区失去了首都的地位，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不过，仍有人将关中称为天府之国。如宋“高宗初以直秘阁知同州兼沿河安抚使，时谋巡近甸金陵、南阳、长安为驻跸计。［郑］骧言南阳、金陵偏方，非兴王地。长安四塞，天府之国，可以驻跸。”［7］卷448《郑骧传》《三朝北盟会编》的作者说，关中“据山河百二之险，自古号天府之国。保关中所以卫京师。脱若关中有警，则所以为朝廷忧者，又不可胜言也。经略左丞忠义一节，勤劳百倍，所以为国家计者，至矣尽矣”［8］卷77。张阐也有类似的说法：“金归我关中，此地古号天府，乃祖宗社稷之灵，天下莫大之福。而议者过计，以为金弃空城以饵我，他日富实敌将复至不，如守蜀之得策，其说矣。”［9］卷28这说明，到两宋时期，关中地区已经衰落，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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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关中的地位继续下降，但人们还对它保持着“天府之国”的历史记忆。如在蒙古国晚期，宪宗蒙哥大封同姓，让忽必烈在南京和关中之间选择封地。忽必烈的谋士姚枢对他说“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舄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10］卷158《姚枢》,建议他选择关中。于是忽必烈据有关中，成为关中的统治者。明初朱元璋与群臣讨论建都之地，“或言关中险固金城，天府之国”。［11］卷45朱元璋对此表示认可，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京。《大明一统志》在讲到关中形势时仍沿用关中是“天府之国”的说法［12］卷32。此外，明代的不少学者在论及建都形势时，也都对关中的形胜表示赞赏。如邱氵睿在其《大学衍义补》中说：“今日京师之势，大非汉唐都关中比也。”［13］卷86武夷熊氏说：“雍州秦地，周之岐丰镐京，汉之三辅，皆此焉……故言定都必先焉。”［14］卷33有人甚至从风水的角度，说关中是“中龙”所在［14］卷33，认为“天下形胜，惟地与兵。汉都长安，阻河山之险，左肴殳右蜀，太华泾渭，表里襟带，金城千里，隐然天府之国矣……可谓兵形地势两兼得之，于以镇安四方，巩固万代，永永无”［15］卷11《汉南北军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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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清代，关中已失去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天府之国”仅见于方志的记载中：“秦形胜之国，带山河之险，悬隔千里。……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三辅南有江汉，北有河渭，陇以东，商雒以西，厥田肥饶，所谓陆海。东有函谷、蒲津，西有散关、陇山，南有山、武关，北有萧关、黄河，践华为城，因河为池。”［16］卷7清朝灭亡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地区称作“天府之国”了，甚至就连生活在关中地区的一些人，都不知道关中曾经是“天府之国”，只知道它是“八百里秦川”了。这是多么令人伤感的事。

二、北京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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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平原东临渤海，西靠太行，南环河济，北枕燕山，水深土厚，自然条件相对较好。这一带被称为“天府”的历史，也可追溯到战国末年，但它真正受到重视，被称为“天府之国”则是明代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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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平原在战国时代是燕国的领地，燕国的都城蓟就座落在这里。苏秦在离开秦国后，奔走于齐、赵、魏、秦诸国之间，设计防止齐国攻燕，并发动五国攻秦，成为燕国的重要谋士。为了鼓励燕文侯争霸的决心，他对燕文侯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1］卷69《苏秦列传》因此，北京小平原也有了“天府”的美称。但由于当时燕国自然环境不如关中，经济相对落后，知名度相对较低，苏秦提出的这个“天府”，并没有引起其他人士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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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陆续得到开发。秦统一全国后，在燕地设广阳等6郡进行管理，蓟成了秦在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故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1］卷129《货殖列传》西汉时北京一带分属广阳国及涿、渔阳诸郡，属幽州刺史部。东汉设广阳、渔阳、涿郡，属冀州。秦汉两代，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手工业也有所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京小平原曾是“前燕”的中心区域。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北京一带也受到战火的摧残。但当地人民仍努力从事社会生产。如三国时代在北京近郊的永定河流域，修建了拦水坝戾陵遏，开凿了车箱渠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为北京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远离全国的政治中心，加之经济相对比较落后，北京小平原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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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蓟城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地位重要起来。隋以蓟为涿郡治所，并开通了南迄余杭，北到涿郡的南北大运河。唐代改涿郡为幽州，改蓟城为“幽州城”。唐太宗征高丽，即以幽州城为大本营。唐玄宗时实行重外轻内的军事部署，在北方设置8个节度使，幽州是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天宝十四载（755），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给中原地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北京小平原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安史之乱以后，北京小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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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宋辽夏金元时期，北京由辽南京、金中都发展为元大都，逐渐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公元936年，石敬瑭为了当皇帝，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派兵占据幽州城，并将它变成辽的陪都，称之为“南京”、“燕京”。在辽代，北京一带虽然与内地缺乏联系，但仍不失为一个人口稠密、市井繁华的大城市。北宋前期曾多次打算收复燕云十六州，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12世纪初叶，金人崛起，灭辽、灭宋，将都城从松花江边的会宁迁至燕京。1151年，金主完颜亮改建燕城，两年后正式迁都于此，改名“中都”，使之成为金王朝的统治中心。金朝末年，中都毁于战火。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在中都的东北郊外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大都”城。从此，北京一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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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迁都北京，有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对北京的地理形势进行重新审视，认为北京是“天府之国”。史载明成祖即位后，“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11］卷182《大明一统志》的作者说：“京师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我太宗文皇帝龙潜于此，及缵承大统，遂建为北京而迁都焉。于以统万邦而抚四夷，真足以当形势之胜而为万世不拔之鸿基，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12］卷1明人章潢在《图书编》中也说：“古幽蓟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所谓天府之国也。……自唐虞三代以来都邑之盛未有过焉者也。”［14］卷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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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统治者认定北京是“天府之国”，并有意识地进行宣传。如乾隆十二年敕撰之《皇朝文献通考》云：“京师为古燕蓟之域，地势雄厚，沧海环其左，太行峙其右，喜峰、古北诸关口卫其后，据九州之上游，南面而临天下。自古天府之国无过于此。”［17］卷269乾隆三十九年敕撰《钦定日下旧闻考》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而太行之山，自平阳之绛西来，北为居庸，东入于海，龙飞凤舞，绵亘千里，重关峻口，一可当万，独开南面以朝万国，非天造此形胜也哉！”［18］卷5吴元莱在《畿辅通志》原序中说：“京师故燕冀地，抱卫齐，连晋赵，山海峙其左，居庸扼其右。倚长城为屏障，凭太行为股肱。潞水南趋，直沽东下，达济汶以通漕运，所谓金汤千里，天府之国也。故自辽、金、元、明皆都此而莫之易。”［19］《原序》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中也说：“建都之地，自古为关中、洛阳，近则有北平。其余如汴、如金陵，地势偏坦，俱不可用。三者之中，议者以关中为第一，北平次之，洛阳为下。愚窃谓不然。”［20］卷15在他看来还是北京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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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北京作为“天府之国”存在一定的缺陷。《五杂俎》的作者说：“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运河自江而淮，自淮而黄，自黄而汶，自汶而卫，盈盈衣带，不绝如线，河流一涸，则西北之腹尽枵矣。元时亦输粟以供上都，其后兼之海运，然当群雄奸命之时，烽烟四起，运道梗绝，惟有束手就困耳。此京师之第一当虑者也。”［21］卷3《地部一》

三、成都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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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气候温润，“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22］卷28下《地理志》下，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的中心，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在中国古代，最早把成都平原称作“天府”的人是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而最早把它称为“天府之国”的则是唐代的陈子昂。从东汉末年到现在，成都平原一直保有“天府”和“天府之国”的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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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原的特点与关中相似，具有“沃野”和“险塞”［23］89。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在开明氏的统治之下，时常遭受岷江水患，人民生活颇为艰难。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大将司马错入川，设置蜀郡，修筑栈道，加强了蜀地与关中的联系，使蜀成为秦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十年后，秦昭王使李冰修都江堰，“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1］卷29《河渠书》。都江堰修成后，灌溉蜀、广汉、犍为三郡，既除水害，又利农业，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使蜀中生态环境得到优化，逐渐成了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地区之一［24］。故清代学者朱鹤龄说：“史称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盖成于李冰，而肇于神禹也。”［25］卷8

秦汉时期成都平原有所开发，开始跻身于“天府”之列。秦朝灭亡后，楚汉战争爆发，刘邦以益州、汉中和关中为大后方，最终战胜了项羽。故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26］卷36《诸葛亮传》汉景帝时，郡守文翁发动百姓疏凿都江堰宝瓶口以下河床，引内江水灌溉繁县（今彭县、郫县及新都县部分地区）农田1700余顷。［27］卷3《蜀志》其后武阳县（今属彭山、蒲江）拦蒲江水修筑大堰，开六水门引水灌溉农田。东汉时，将都江堰的岁修工程从民间自理改为政府主持。并在广都等县修建水利工程，引郫江及绵水建造陂塘，造福一方。［28］卷15《广汉太守沈子琚绵竹江堰碑》汉代继续在成都平原扩大水稻种植的范围，大体上形成了北直绵阳，南到乐山的水田农业区，旱作区也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西汉元始二年，成都平原耕地面积有所增加，基本形成了渠——塘灌溉系统和多种经营蓬勃发展的农业景观：“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7］卷3《蜀志》到东汉末年，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果实所生，无饥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29］卷13《公孙述传》上述资料表明：成都平原在秦汉时期开始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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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成都平原迅速崛起，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成都平原的崛起是与蜀汉政权和诸葛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诸葛亮在治蜀期间，对都江堰格外重视，专门设置堰官进行管理，同时征调丁男1200人对都江堰进行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说：“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30］卷4《蜀都赋》由此可以想见蜀国经济的繁荣景象。可以说，诸葛亮治蜀期间，是西南开发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遗憾的是，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病死于五丈原，蜀汉为西晋所灭。西晋时“蜀有仓储，人复丰稔。”［27］卷7《后主志》但到东晋南朝时期，谯纵一度割据益州，致使“益土荒残”［31］卷47《刘敬宣传》，与江南地区相比，逐渐丧失了领先的地位。好在后来蜀地的农业得到恢复，织锦、井盐等手工业也有了发展。虽然不像三国时期那样受人关注，但仍保持着“天府”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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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螺旋式发展，到隋唐时期，成都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隋末天下大乱，“唯蜀中丰静”。［32］卷1唐代为了开发四川盆地，曾修建过许多水利工程。这些工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扩建都江堰灌区，增加益州和鼓州的溉田面积［6］卷65《高士廉传》；二是在成都平原北部和涪江冲积平原上兴建水渠，以灌溉绵州和汉州境内的农田［33］卷42《地理志》；三是在成都平原南面的岷江平原上兴建堤堰，以灌溉眉州境内的农田。［33］卷42《地理志》因此，成都平原经济飞速发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陈子昂多次上疏盛赞巴蜀的富足。他说：“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34］卷211《陈子昂上蜀川军事》“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34］卷212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34］卷215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到唐代后期，以益州为中心的成都平原，生态环境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仅次于扬州，故当时有“扬一益二”的说法。［35］卷9由于蜀地“土腴谷羡，储从易办”［33］卷140《崔圆传》，故每当中原有事，关中受到威胁的时候，唐代帝王都要驾幸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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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政治中心也发生了东移、南移、北迁的变化，远离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成都平原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此外，这一地区在北宋前期、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还遭受过战争的巨大创伤。但在战争的间歇阶段，成都平原相对较为安定，在“湖广填四川”的过程中，成都平原的劳动力进一步增加，资源也得到一定开发，曾出现过“家给人足，民庶晏然，年谷丰衍”的局面［36］卷14《碑志八》。元末刘桢建议徐寿辉部将红巾元帅明玉珍在四川称帝，说“西蜀形胜之地，东有瞿塘，北有剑门，沃野千里，所谓天府之国”。［11］卷19《明太祖实录》而明玉珍在重庆建立夏政权后，派人向朱元璋夸耀四川的富庶时也说四川“沃壤千里，财利富饶，实天府之国”。［11］卷21《明太祖实录》明人蔡清称：“蜀西南也，自古说蜀道难，然其险处亦只在蜀门。若到其地，则所谓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似乎果平易矣。”［37］卷6王樵称：“岷山江源，汉源。岷山之下，沃野千里与汉中俱号天府之国。江汉之源既涤，则岷之墟皆可种艺矣。”［38］卷5彭韶《山川形势述》：山川形胜述彭韶“蜀之地，南抚蛮獠，西抗吐蕃，上络东井。岷镇其域，汶江出其徼，以褒斜为前门，灵关为后户，眉为城郭，南中为苑囿。缘以剑阁，阻以石门，而越负秦，地大且要，诚天府之国也。”［39］卷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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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时人所说的天府之国主要是指成都平原，而不是四川全境。故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川中郡邑，如东川、芒部、乌撒、乌蒙四土府亡论，即重庆、夔府、顺庆、保宁、叙州、马湖诸府，嘉、眉、涪、泸诸州，皆立在山椒水氵贲，地无夷旷，城皆倾跌，民居市店半在水上。惟成都三十余州县一片真土，号称沃野，既坐平壤，又占水利，盖岷、峨发脉，山才离祖，满眼石垄，抱此土块于中，实天作之，故称天府之国云。”［40］卷5四川的富庶更令人称羡。“四川天府之国也，其民数十兆，既庶且富。”［41］卷49《兵政•边防上》当然，成都平原的富庶也是有限的。有人曾对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提出质疑：“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益州古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非耶。……蜀之赋足以自国……然不闻转巴蜀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县官，费库藏甚少，溢羡陈陈之积，其说何耶？”［42］卷56不过，晚清之后，其他“天府”相继衰落，四川地区仍享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四、其他地区

除上述地区之外，太原一带、江南地区、闽中地区、沈阳一带、武威一带和台东地区也曾被称为“天府之国”。这些地方往往是因受到某个人的钟爱，或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被称为“天府之国”的。虽然也具有“天府”的某些条件，但作为“天府之国”，知名度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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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古称“晋阳”，位于太原盆地北部，是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以来，太原盆地逐渐得到开发。到南北朝时，有“天府之国”之称。《北齐书》记载：“唐邕，天保初为给事中，兼中书舍人……邕非唯强济明辨，然亦善揣帝意，取进多途，是以恩宠日隆，委任弥重。帝又尝对邕曰：‘太后云唐邕分明强记，每有军机大事，手作文书，口且处分，耳又听受，实是异人’。一日之中，六度赐物……十年，从幸晋阳，除兼给事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帝尝登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帝曰：‘我谓唐邕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其见重如此。”［43］卷40《唐邕传》在隋朝末年，太原成为唐王朝的发祥地，故唐代统治者对太原高度重视。唐太宗和唐高宗都曾亲至太原视察。唐高宗派李责力扩建太原城池。武则天以太原为北都，派精明强干的崔神庆为并州长史，神庆架桥筑“中城”，把东西二城连为一个统一的整体［6］卷77《崔义玄传附崔神庆传》，使并州成了名符其实的北方重镇。但安史之乱后，这一地区呈现出衰落的趋势。已经没有人把这里称为“天府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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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河湖众多，雨量丰沛，日照充足，是名闻遐尔的鱼米之乡。秦汉以前，江南地区地广人稀，生产落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给当地注入新的活力。经过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的开发，江南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盛唐时期，南北经济基本持平。安史之乱后，中原板荡，唐王朝在财政上不得不倚重于“江南八道”。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宋人李观说：“嗟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国。周世宗之威武，我太祖之神圣，非一朝一夕而得。”［44］卷28《寄上孙安抚书》显然，在宋人心目中，江南地区已经是“天府之国”。明清时期，已经没有人再把江南称为“天府之国”。但江南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是很高的。当时有“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民谚［45］卷22《辨证类•苏杭湖》，其推重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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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中即福州及其西南一带。福建在宋代有了较大发展，到明代形成八府分治的格局，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八闽”。位于福建东南部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人口分布较为合理，粮食作物的种植和经济作物的栽培达到较高水平，商品贸易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明代学者屠本非常喜欢这里，他在《闽中海错疏•原序》中说：“禹奠山川，鱼鳖咸若。周登俎豆，鲂鳢是珍。海镜江珧，虎头脚凭。虾寄、虫解变、蛤化凫，奇形异质，总总林林。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46］《原序》因此，就有人把闽中称为“天府之国”了。当然，在历史文献中，这种称呼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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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即沈阳，位于辽河平原中部，是满清王朝的发祥地。这里海拔较低，属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物产也较为丰富。清代有学者从尊君的角度出发，有意抬高盛京的地位。《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9《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清高宗到了盛京，认为该地“洵乎天府之国，兴王之会也”。［47］卷202其后《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9《国俗•物产•御制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亦云：“盛京山川浑厚，土壤沃衍。盖扶舆旁薄，郁积之气所钟，洵乎天府之国，而佑启我国家亿万年灵长之王业也。”于是，盛京也就跻身于“天府之国”的行列。但终清之世，将盛京称为“天府之国”的人多。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再也没有人说“盛京”一带是“天府之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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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古称“姑臧”、“凉州”，地处甘肃河西走廊东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河西相对比较安定，“姑臧称为富邑”［29］卷61《孔奋传》。三国时，姑臧为凉州治所。到十六国，前凉、后凉均建都于此。前凉张轨至张骏时，曾对姑臧进行过大规模的改造［4］卷86《张轨传附张骏传》，使其成为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北魏以后，凉州人口大量内迁，姑臧趋于衰落。至唐代，这里又出现繁荣的盛况。唐人沈亚之说：“唐之盛时，河西陇右三十三州，凉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乐。”［34］卷784《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安史之乱后，凉州一度陷于吐蕃，就像河西地区的其他城市一样，“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48］卷322《古雍州》宋元以降，河西走廊一带的经济有所恢复。清人吴大成对凉州十分赞赏，他在《西夏书事》中写到咸平六年（1003）冬十月赵保吉袭破西凉府时说：“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况其府库积聚，足以给军需、调民食，真天府之国也。嗣后保吉身亡，德明终能保守灵、夏，岂非凉州畜牧甲天下，借以养成锐气哉！”［49］卷7这是将武威称作“天府之国”的惟一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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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把台湾东部地区称为“天府之国”，也是清代才有的事。清初郑成功准备收复台湾的时候，有“荷兰甲螺何斌负债走夏，盛陈［台湾］沃野千里，为天府之国，且言可取之状”。［50］卷1《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也说“台湾为天府之国”［50］卷28《虞衡志》，“台东，天府之国也”。［50］卷31《拓植列传》在清代，台湾自然条件较好，且农业较发达的地区主要是台东和嘉南平原。其所谓“天府之国”，主要是指台东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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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历史时期“天府之国”演变的基本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两千多年来“天府之国”演变的历史轨迹。为什么“天府之国”会有这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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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中盆地、北京一带、成都平原和其他地区的情况来看，“天府之国”的形成与演变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自然的作用，也有人为的影响，有时候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得杂。如关中盆地在周秦汉唐时期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俱佳，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也是最理想的建都之地，因而成为最早的“天府”和“天府之国”。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关中地区的开发，但也给关中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人们为了生存，长期大规模开发土地资源，茂密的森林被砍伐破坏，水土流失加剧，地力不断下降。到唐代后期，关中这个天府之国就出了问题。唐末五代战乱频仍，军阀朱温对长安城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致使关中人口外迁，水利失修，土地荒芜、经济衰退，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正如《钦定续通志•都邑略》的作者所说：关中为周秦汉唐古都之所在，“议都邑者以此为首选。然阅世久远，盛极而衰。所谓地绝其脉，水化其味者，非复秦、汉以前之旧”。［51］卷110《都邑略》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关中生态环境恶化的事实。此后随着全国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转移，关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不再受到关注，再加上自然灾害的摧残，残破的景象长期得不到恢复。到了明清时期，江南经济发展起来，关中在全国的地位继续下降，最终失去了“天府之国”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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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天府之国的形成，首先是当地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是人为活动的结果，开发了该地的资源，发掘了该地的潜能，使该地变成了安全、舒适、富饶，并具有较大影响的区域。天府之国的衰落，则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关，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往往是恶性开发带来的恶果。经过千百年的风雨沧桑，历史上的这些“老天府”大多失去了昔日的荣光，但它在我们民族记忆的深处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天府之国”的演变所留下来的历史启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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