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江流域的地理环境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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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闽粤边区的汀江流域是客家族群聚居之地。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之所以能够在汀江流域一带保存古代中原汉族文化，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以往的研究多认为是由于历史上该地域地理环境闭塞。事实上，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不闭塞，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处于交通要道，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关键词：汀江流域；地理环境；客家族

一、本课题的提出

汀江流域位于闽粤边区，并与赣南接壤。域内包括福建省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定5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其中福建5县历史上都为汀州所辖。该区域除连城县为“非纯客住县”之外，其余都是“纯客住县”［1］94，即当地居民几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中华民族中极富特性的一个族群：其民族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鉴别中才被最终认定为汉族［2］100，但客家人的汉族认同却比其他族群要强烈；该族群至迟在唐宋之前即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带［1］94，但客家人却习称河南的光山、固始、灵宝及陕西的渭南、商城、山阳等地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认为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但事实上其文化却具有鲜明的非农本主义甚或返农本主义倾向，还有容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的特征，这些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种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在闽粤边区保存了古代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这一观点，最初由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这一问题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何以能在闽粤边区保存古代中原汉族文化？罗香林的结论是：该地区“山脉绵延”，“交通难阻不便，外地人难以入侵”，所以这里的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1］73，而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1］106。围绕客家的人种起源是否以北方汉族移民为主体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经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归结为闽粤边区地理环境闭塞这一点上，客家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然而问题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语为主的文化，但毕竟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移民集结于闽粤边区，更无法解释作为闽粤边区地域文化集团的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汉族认同、非农本主义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点等的理由。

这样，闽粤边区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状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笔者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汀江流域客家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4］41-290，这个以交通史和产业史为线索，重新检证汀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为这项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笔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启发。一是中川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明确指出，整理唐代以来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经济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5］96-102。受此影响，笔者的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客家形成地的产业变迁及其地理环境的背景。二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谭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图和宋代广东地图上有矿场分布的标示［6］34-35，这些标示成为笔者研究矿业与客家族群形成之间关系的契机。三是宫崎市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成果。宫崎氏指出上海开埠曾引起“旧交通路废弃，新交通路兴起”的“交通大变革”，并根据这一视角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7］36-48，受这一研究的启示，笔者认识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须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的地位与变化。

二、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与地理位置的特点

据地方志记载，历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代，这些河流构建了当地天然的交通网络。这里通过考察当地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以及连接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状况，探讨该地区在上海开埠前旧的交通路上的地位。

1.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1）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黄潭河、永定河和金丰溪。

汀江主流自木马山发源后，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迂回，经40余公里至长汀县庵杰乡大屋背村，从一处名之“龙门”的地点流出，始称“汀江”。汀江主流穿过汀州城，经策武、河田、三州，在水口村与濯田河汇合。濯田河源自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全长60余公里，有支流近160条。汀江主流与濯田河汇合后继续南流，在武平县湘店乡河口村与桃溪河合流。桃溪河发源于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全长30余公里，武平县北部大小河川几乎都是桃溪河的支流。与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宽，南流至上杭县临城乡与旧县河合流。旧县河发源于连城县曲溪乡黄胜村，全长110公里左右，较大的支流有20余条。绕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继续向南流入永定县境，在洪山乡河口村与黄潭河汇合。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古田镇笔架山，全长约140公里，蜿蜒流经上杭、永定两县数乡镇，较大的支流有30余条。继续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县仙师乡又与永定河汇合，长约90公里的永定河源自永定县坎市镇竹子炉，较大的支流有40余条。发源于永定县苦竹乡的金丰溪在永定县境内长约60公里，于大埔县茶阳镇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约有15条。

（2）汀江航道。自古以来汀江水路就是人们把山区的产品运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产品送往山区的交通干线，然至端平三年（1236），为方便“官盐”的运输，政府清理河道，开通了汀江航道，使这条水路交通线变成重要的“官道”。绍定五年（1232）前，根据政府规定，当时汀州6县居民中，长汀、宁化、清流3县居民食“福（州）盐”，上杭、武平、连城3县居民食“漳（州）盐”。从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费时颇长，以致食盐质次量不足，“福盐”额度为“每年八中纲”，但“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8］《税赋》。因此，汀州及其邻近的虔（赣）州一带，盐价高腾，两地居民常常苦于“食盐不足”。而另一方面，与汀州一水相连的潮州一带却为盐的产地，于是当地居民中从事食盐走私者辈出。据史料记载，每到秋冬季节，走私贩盐者数百成群，往来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为当地治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请，“更革”食盐配给路线。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记载，“前长汀县宰刘元英为检院申请，欲令汀民与长汀、宁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莲城体例，改运漳盐。郡守赵崇模申请谓搬运漳盐，系遵陆路，恐脚夫有改，反为一方之扰，莫若改运潮盐。绍定五年，准尚书省札，从本路郑转运之请，许本州及诸县艰于运福盐者改运潮（盐）。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诸监司移文潮州，立定体例”［8］《税赋》。端平三年，为便于作为“官盐”的“潮盐”运到长汀，长汀县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开通了长汀水口至上杭回龙间的汀江航道［10］273。嘉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陈洪范整治回龙滩，使汀江主流长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线开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间的河段有暗礁乱石密布的棉花滩，如当地谚语“十里棉花滩，江水天上来”所形容，那里船只无法通行。

从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总长度约为225公里，根据河道情况可将其分为四段。一是汀州城至上杭城，约120公里，此段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普通船只较易通行。二是上杭城至峰市，约60公里，此段因河床较窄且倾斜度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较危险。三是峰市至石市，约10公里，此段船只无法通行，货物往来只能靠陆运。四是石市至三河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条件较好，普通船只可顺利航行。

（3）汀江流域内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县境内还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况为：长汀县境内有闽江水系的陈连河和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连城县境较大河流有8条，3条属汀江水系，4条属闽江水系，1条属赣江水系［12］102-104；武平县内汀江、梅江和赣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县总面积的95%以上为汀江流域，其余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县内汀江流域面积所占比例更高，达97%以上，其余也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86；大埔县内汀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为梅江流域或韩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且险滩较多。尽管如此，历史上这些大小河流构建起连接汀江流域内各乡村以及与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汀江主流则犹如主动脉。

2.汀江流域与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在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中，下述四个方向的交通路线最值得关注。

（1）潮汕方向。汀江—韩江航道是汀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江航道在三河堤与韩江航道相接，从三河堤沿韩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达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头。汀江流域一带至今还流传“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谚语，这是指汀江—韩江航道上几乎总是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关于其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往汀州城方向的约800艘，往潮汕方向的约1000艘；也有人解释说是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行，石市与潮汕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1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种解释，它都反映了历史上汀江—韩江航道上运输繁忙的景象。据东亚同文书院1910年的调查记录，当时航行在汀州城至峰市之间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约有两艘［15］卷14。按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长180公里计算，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参加这一调查的东亚同文学院学生留下的调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依稀可见昔日繁华昌盛一大府城的风采，然掩饰不住今朝的衰颓和中落。”［16］212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时期，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运输更加繁忙。

汀江—韩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与潮汕之间的主要水路还有从永定码头经茶阳到潮汕以及从武平码头经松口到潮汕这两条。历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经非常方便，武平境内的中山河—中赤河—下坝河流入广东蕉岭后与石窟河合流而汇入韩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前，当地居民利用这条水路与潮汕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镇压闽粤赣边区农民起义后，为防止新的农民运动，封闭了下坝河以下七处河口。但即使这样，当地居民还是充分利用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运输生活物资，或把木头、竹筏直接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与潮州、惠州一带之间还有许多陆路，据清人杨澜记载，此种“小径”达数十条之多［17］卷2。

潮汕一带，自古以来就利用海路与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贸易愈发盛行，北至“乍浦、苏松、天津、关东”，南达“香山、崖山、高、雷、琼、崖”，并“与朝鲜、琉球、吕宋、安南、占城、满刺迦、擢罗、日本如邻人互通有无”［18］卷14，卷38。

（2）梅江流域及粤东北方向。汀江与梅江在三河堤一带。从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梅州官道往南，可与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来华南华北的时代，人们大多通过这两条官道往来于潮汕和华北之间；从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从梅州城往西70余公里，可抵达兴宁城［19］483。兴宁城是闽粤赣边区交通要道的枢纽，古来就是三省重要的物产集散地。从兴宁城经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陆路都可到长乐［19］484。出长乐越过岐岭到龙川，在那里可利用东江水路到韶州。韶州为粤湘赣边区交通要冲，从那里可至郴州。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中，从长安经襄州至郴州，然后经韶州到广州的“郴州路”，是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道。另外，从韶州越过大庾岭到赣州的“大庾路”与“郴州路”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南北通道，但它在开元十六年（727）经修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10。据《宋史》蔡挺传记在，仁宗年间（1022-1063），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其兄广东转运使蔡抗从大庾岭山脚往上15公里铺设砖路，并从大庾岭到广州的驿路两边都种植松树。这个传说从一个则面显示了这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赣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与赣南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州城与瑞金城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有二条，瑞金一带的人称之为“东路”和“东北路”，长度分别约为40公里和45公里［21］。从瑞金城沿贡水航行50余公里至会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达于都，在那里继续去水路北上，经宁都至鄱阳，可连接长江航道。而若从瑞金城往西可至赣州城，在那里沿赣江经吉安可连接长江航道。在上海开埠前，从广东往北去几乎都要走这条赣江—长江航道，但上海开埠后，广东北运的货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赣江—长江航道的减少了70-80%［22］274。另外在赣州，若沿章水往西约60公里即抵达大庾岭，翻过大庾岭可到粤湘赣三省的最大物产集散地韶州。［22］301-305

（4）漳州方向。从汀州城经陆路去龙岩，换水路至漳州。或者，从永定城经3天的陆路和1.5天的水路抵达漳州［11］368。这两条交通路线是汀州流域与漳州之间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航道开通之前，它们也是汀州流域与外地之间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宁波、泉州和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时深受色目人的欺压，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绪非常强烈，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23］90

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经济上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特别是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山多林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25］159。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江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林茂密之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受惠于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人口也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139户，150484口［8］《户口》，就户数来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年间（806-820）的2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增长至223432户、532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除了先住民中编户有大量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汀江流域虽为山区，但在历史上因“汀江—韩江航路”而和民间海洋贸易盛行的潮汕地区相连接，进而通过“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为以赣州为中介的潮汕地域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要道上的一个连接点。汀江流域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带来繁荣的中转贸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区自然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汀江流域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地理环境，与“闭塞性”无缘，甚或可说具有“开放性”。

根据以上对汀江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笔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两点。第一，从连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交通圈。这里值得注目的是这个交通圈内大多数地方的方言，在言语学分类上是被称作为客家语的。根据这个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家的形成与其说是历代移民在封闭的深山维护自己固有语言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个交通圈内的居民在互相交流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中国大陆与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语及民族认同方面与汀江流域居民最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地理环境与客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共性，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问题上，实有必要对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无的山海联结之地这种独特地理环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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