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覆灭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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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朝建立了细密的税收制度，规定了具体税种，并且实行了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是，明朝中后期陷入了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并直接导致了明王朝的衰落，这与政策执行力不足以及统治者不加约束的挥霍有着极大的关系。

[关键词]明朝财政财务税收政策执行

财政状况是社会运行的晴雨表，能直接反映出政局的好坏。财政的恶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直至政权的丢失。从财政角度，我们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明王朝灭亡的必然性。

一、明朝的税种

税收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明朝的税种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田赋，即土地税。中国历朝历代都是以农耕为主，所以土地税也自然是税收的最主要来源，明朝也不例外。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境，百废待兴，为此，朱元璋推出移民垦荒、大兴屯田、奖励垦田、减轻民负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全国田赋粮由此而不断得到增加：洪武14年（1381年）为2610.5万石，至洪武26年（1393年）达到3278.98万石。田赋粮中的米麦，洪武26年将近2608.6万石，弘治时期（1488-1505年）为2679余万石，万历时期（1573-1620年）为2693.5万石。

与元朝相同，明朝的耕地分为官田与民田，官田约占全部土地的1/7，专指由无地少地的农民佃种的土地；民田则绝大多数为地主官僚所占有。田赋也分两税，按田亩计征夏税与秋税。具体税率为：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一勺=1/10合），民田减两升，为三升三合五勺。民田税轻，实际上于大地主有利，而对佃种官田的农民不利。这就使得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加大了两极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此外，明朝开国近70年后的正统元年起，规定全国税粮实行折银缴纳，粮四石折银一两解京，开始了田赋以银缴纳的变革。

（二）工商税收入。明朝主要的工商税收有盐税、矿税等。盐的生产主要以两淮为多，其次为两浙。盐政机关把灶户生产的盐收购过来，称为官盐，然后采取多种销售形式，如引法、开中法等。这种方式的食盐专卖，在实行初期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食盐产销制度，盐务秩序也较好，所以官府从中获利颇丰。但是到了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商人贿赂官府，贩卖私盐，获取暴利，官府在盐课上巧立名目，大肆搜刮，致使盐政弊坏。

矿税，是对金、银、铜、铁、铅、汞、朱砂、青绿等产品的课税。明初严禁采矿，所以矿税并不重要。但后来一方面由于矿产产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财货的追求日益热烈，使得征税一增再增。洪武年间银5000余两，永乐年间增至11万余两，宣德年间又增至13万余两，已达到洪武时期的27倍。至万历二十四年，诏开各处矿冶，并派宦官为矿监，到处勘察，勒索钱财，四处为害，人民怨声载道，终于激起民变。

除了盐税与矿税，明朝的工商税种还有很多，如里塌房税、门摊税、钞关税、渔税、工关税、海关税等。

二、财政政策的执行

（一）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明朝时期政府已经对财政税收进行了详细和严格的划分，有较为周密的制度安排。但字面上的诏书律令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可供使用的白花花的银子，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级官员对国家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设立了三大具有财政监督职能的机构：都察院、六科给事中以及户部十三清吏司。并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由于明朝属于典型的封建帝国，因此这些财政机制都具有为君主集权服务的特征，各个监督机构之间，既有分工，也有交叉，财政监督落实到行政区域，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相互制约的监督网络。这些颇具成效的财政监督体制和政策促成了明王朝初期百年的繁荣和兴盛，也鲜明地显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然而，明朝的财政监督体制也存在着许多不足。首先，明朝取消了隶属于刑部的独立财政监督机构比部，强化作为君主“耳目”的监察机构的财政监察与审计监督职权，与中央六部等机构一起直接向皇帝负责。这虽然有利于君主更直接更有效地掌控财政监督大权，却同时造成了极大的君主专制，本应自由的弹劾与稽核都必须经过君主的同意，否则很难有实效。这极大地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率，尤其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君主大多懒于朝政，财政监督事宜不是落入阉党与少数大臣之手，就是根本无人过问。其次，缺少一个专业的、独立的国家审查机构，多层次交叉制约的监督机制虽强化了财政财务审查，但同时也造成机构重叠，职权混淆的弊端，很容易产生各方之间的纠纷。其三，财政监督机构内部人员匮乏。明朝后期，这一问题已相当突出。万历时监察御史应设110人，而实际只剩5人。整个统治阶层都处于极端腐败与混乱之中，如此的情形下，监督机构尚且不能自保，又怎么能有效地去行使其监督职能呢？

（二）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执行差异

从明朝的起运存留制度来看，中央财政在国家总财政中所占份额远远大于地方政府所占份额。在米麦等基本农作物方面，地方政府存留的食粮略高于起运中央的数量，但是在地方政府的起运中，还有大量的钞、绢、布、绒等。有学者通过对弘治15年的起运存留进行研究，得出二者的比例为：起运数额超过总数额的68%，存留仅占32%。

不难看出，中央过分注重朝廷利益，过分统揽财政大权，导致了地方财政的窘迫，也大大挫伤了地方政府执行国家政策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消极征税，拖欠成风。据记载，苏松两府自万历14年至35年所欠金花48万两，布301万匹。由于地方连年拖欠，朝廷不得不全面大幅度地降低部分地区的税收。

三、明朝的财政支出

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初，崇祯皇帝做出了他十分难堪的一件事情，即颁布“罪已诏”，向天下臣民承认局势的糟糕及朝廷的失策。

其实，自万历后期张居正死后，财政状况就已经很难扭转，到天启年间，朝廷的财政更加恶化。崇祯即位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经济都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虽然明朝在税收问题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每年仅田赋一项就有几百万两白银的收入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好好加以利用，至少不会闹到最后人人无钱的局面，究其原因，明朝财政支出的不节俭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罪。自正德皇帝以后，明朝个个皇帝都极端不务正业：正德皇帝的胡闹可以说是历代少见，在太监的唆使下，做尽了皇帝本不该做的事情；嘉靖皇帝迷恋道教仙丹，大批幼女被逼入宫而不知所终，他自己也因为慢性中毒在晚年几乎成了一个怪物；万历帝自万历十三年起，就再也没有踏出皇宫一步，不理朝政，直到他驾崩被扛着去定陵，前后达三十余年之久；天启帝一心在宫中做木匠，任由魏忠贤之流在外面胡作非为。这样的一帮皇帝，自己玩乐以及纵容部下随心所欲挥霍的开支，无法估量。军费开支是财政开支中最大的一项。万历年间的朝鲜战争，先后用掉上千万两白银，其他的小敲小打，也动辄百万两。此后，辽东之战一发不可收拾，投入就如同无底洞。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军费开支也越来越大。

从以上明朝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明细帐不难看出，虽然无论是初期朱元璋，还是中后期的张居正，都推出过行之有效的财税政策，但由于各级政府执行不力或者统治者过分地集大权于一身等原因，影响了财政收入；明朝后期历任皇帝的昏庸荒唐和挥霍无度，加上军费开支的庞大，最终导致财政入不敷出。为了摆脱困境，朝廷只能加征税收，这样做不仅杯水车薪，也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致使各路豪杰揭竿而起；没有钱粮，朝廷只能大欠军饷，士兵无法维持生活，不仅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哗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加上后金军队极强的战斗力，汇成了反明大起义的洪流，明王朝也最终被这股洪流所淹没。

参考文献

[1]夏维中：《品明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孙诩刚：《中国财政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