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乐的历史变迁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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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狄乐”是汉唐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音乐通称。其发展经历了原创、交融、分化等历史变迁后,部分歌曲被改造提升,进入北魏音乐机关,成为祭祀、享宴、郊庙音乐的一部分,其歌辞为华语系统,部分继续在民间流传,其歌辞仍为鲜卑语。华化的这部分歌曲通过战争、外交、民间等各种方式流传到南方。在华胡音乐文化交流渗透中,“北狄乐”不断地被汉化,到唐代,其自身的鲜卑语系统已完全消融于汉语的音乐文化系统中。“北狄乐”入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华乐,进入华乐系统后,“北狄乐”的性质改变了,成了中华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一部分。
“北狄乐”是对北方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音乐的总称,最早见于杜佑《通典》。《通典》曰:“北狄三国。鲜卑、吐谷浑、部落稽。‘北狄乐’,皆为马上乐也。”[1]《旧唐书·音乐志》曰:“北狄乐,其可知者鲜卑、吐谷浑、部落稽三国,皆马上乐也。鼓吹本军旅之音,马上奏之,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2]从《通典》、《旧唐书》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中人名、地名及《古今乐录》的注解可知,“北狄乐”之名是一个函盖极广的概念,时间上函盖了自汉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空间上函盖北方的各民族,是鲜卑、匈奴、羌、氐、羯等各民族的音乐总称。《旧唐书》所列曲名《慕容可汗》,《乐府诗集》载梁鼓角横吹曲《慕容垂歌辞》、《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等当为慕容氏歌曲。《北史·吐谷浑传》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涉归之在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3]可见,《阿干之歌》为前燕慕容鲜卑的歌曲,与《慕容可汗》当是一个部落的歌曲。《钜鹿公主》当为羌族歌曲。《旧唐书·音乐志》云:“梁有《钜鹿公主歌辞》,似是姚苌时歌,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4]《部落稽》当为南部匈奴歌曲。因其国名北周才见于史籍,此歌有可能是北周后产生的。此外,梁鼓角横吹曲中尚有《企喻歌辞》、《琅琊王歌辞》、《高阳乐人歌》三首可考知其族别。《古今乐录》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后又有二句‘头毛堕落魄,飞扬百草头’。最后‘男儿可怜虫’一曲是苻融诗,本云‘深山解谷口,把骨无人收。’”[5]符融乃前秦符坚之弟,则此曲为氐族歌曲。《琅琊王歌辞》有“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之句,《乐府诗集》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6]是南安赤亭羌人姚弋仲之后。可见,此歌为羌族歌曲。《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曰:“魏高阳王乐人所作也。”[7]高阳王即元雍,其事迹《魏书·高阳王传》有载。由此可知,《高阳乐人歌》产生于元魏太和、永安年间,属拓拔鲜卑歌曲。其它尚无可考定的曲调中可能亦有羯族歌曲,因为石勒灭前赵,建立后赵,到冉魏灭赵达三十年之久。
由上可知,《北狄乐》是对汉魏南北朝时期北方鲜卑、匈奴、羌、氐、羯等诸少数民族歌曲的通称,因为中国古代中原汉人多以北狄、西戎、东夷、南蛮蔑称四方少数民族,《唐书·音乐志》因其旧。自唐代始,便以“北狄乐”总称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陈)智匠《古今乐录》著录的“梁鼓角横吹曲”六十六首歌辞是“北狄乐”歌辞的主要文献,现存于《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北狄乐”的发展变迁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一使用母语歌唱时期
东晋十六国前期,亦即北魏代都时期的北方民歌多用自己本民族语言歌唱,以描写本民族生活、歌颂民族部落首领和英雄为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史诗的性质。“魏氏来自云、朔,肇有诸华,乐操土风,未移其俗”。[8]其间,慕容鲜卑发展较快,其音乐文化亦最发达。
从《旧唐书》所引曲目看,《土谷浑》、《慕容可汗》二曲,都是歌颂部落首领的歌曲。《阿干歌》则有记载慕容鲜卑历史的史诗性歌曲,所以“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也记载慕容廆“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于歌》(于当为干之讹),……及俊、垂僭号,以为辇后大曲”。[9]《旧唐书·音乐二》云:“知此歌是燕、魏之际鲜卑歌,歌辞虏音,竟不可晓。”[10]关于《阿干歌》产生的具体时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慕容鲜卑音乐论略》认为在西晋太康十年(289)之后。[11]《土谷浑》、《慕容可汗》大概也是前燕初期的歌曲。
拓拔鲜卑代国时期的歌曲称为《簸逻回歌》和《真人代歌》。
《簸逻回歌》隋唐时称之为“大角”。《隋书·音乐志》对大角有详细描述。《新唐书·礼乐志》云:“金吾所掌有大角,即魏之‘簸逻回’。工人谓之角手,以备鼓吹。”[12]可见《簸逻回歌》乃鲜卑军阵之乐。
《魏书·乐志》:“太祖初,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13]
《隋书·音乐志》:“天兴初,吏部郎邓彦海奏上庙乐,创制宫悬,而钟管不备。乐章既阙,杂以《簸逻回歌》。”[14]
天兴元年(398),北魏迁都平城,开始着手礼乐建设。从邓彦海奏“杂以《簸逻回歌》”可见,《簸逻回歌》、《真人代歌》是拓拔鲜卑族早期歌曲,歌辞为鲜卑语,产生于代都及以前,在代都时期的宫廷雅乐建设中被引入宫廷音乐机关。如《旧唐书·音乐志》所言:“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谓《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歌之。”[15]
《南齐书·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16]
可见,“真”是北魏拓跋鲜卑族常用的鲜卑语,至于具体是什么意思则不得而知。
二汉胡杂揉时期
从淝水之战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383-493),即北魏的平城时期。北方经过前秦短暂的统一,淝水之战后,又陷入分裂。公元384-386年间,先后有后秦(羌)、西秦(鲜卑)、后燕(鲜卑)、北魏(鲜卑)、西燕(鲜卑)、后凉(氐)建国,又经东晋刘裕北伐灭后秦、南燕,北魏灭北燕、吐谷浑灭西秦、夏(匈奴),到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灭北凉(匈奴),北方再度统一于北魏拓跋鲜卑族手中。这期间,鲜卑族得到空前发展。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通过吸纳“坞壁”头人入朝为官等措施达到其学习借鉴汉族先进文化之目的,因此,在北方长期的动乱中,汉胡民族的交流与渗透则进一步加强。北魏统治层在国家制度、文化建构等方面大量借鉴吸收汉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还在各行政部门设置翻译官员。从此,北魏鲜卑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进入深层的交流与渗透时期。
就音乐言,此期间,开始出现了汉虏杂揉的倾向。一方面,北魏对北方的再度统一,使原来各民族的歌曲都归于北魏,并与北魏的《真人代歌》相融合,统称之为“北歌”。公元397年,拓跋珪定中山,获得后燕乐器,使慕容音乐移到北魏。并于次年“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定律吕,协音乐”,初步建立起北魏的宫廷音乐。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合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与《真人代歌》。所谓“燕、赵、秦、吴之音”,即慕容燕、石勒赵、符坚秦与江南的音乐。而在这些音乐的基本构成中,就包括西晋流散中原的宫廷雅乐。另一方面,歌辞传唱中,开始有汉语与胡语杂歌的情形。这一点从现存汉胡杂写的歌辞中可探得些许信息。
《古今乐录》:“是时乐府胡吹旧曲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雍台》、《扌翕台》、《胡遵》《利丘女》、《淳于王》、《捉搦》、《东平刘生》、《单迪历》、《鲁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来》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17]
就曲目看,《鲁爽》以人命名。据《宋书》、《南史》记载,鲁爽是一名武将,其祖父鲁宗之东晋末年为雍州刺史,后入北仕北魏荆州刺史。其父鲁轨,还有他自己,都先后任过荆州刺史。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粗中使酒,数有过失。”[18]得罪魏太武帝,元嘉二十八年(451)南奔宋,为司州刺史。其在北魏生活的时期刚好是平城时期,他“幼染殊俗,无复华风”,所以此曲当为平城时期的歌曲。《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二曲,其曲名当是汉胡杂写的。《古今乐录》引《琅琊王歌辞》最后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郭茂倩按语引《晋书·载记》曰:“广平公,姚弼,兴之子,泓之弟也。”[19]《乐府诗集·慕容垂歌辞》解题引《晋书·载记》:“慕容本名垂夬,寻以谶记乃去夬,以垂为名。慕容隽僭号,封垂为吴王,徙镇信都,太元八年自称燕王。”[20]《折杨柳》解题引《唐书·乐志》:“梁乐府有胡吹歌云‘上马不捉鞭,反拗杨柳枝。下马吹横笛,愁杀行客儿。’此歌辞元出北国,即鼓角横吹曲《折杨柳枝》是也。”[21]《宋书·五行志》:“晋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有兵革苦辛之辞。”[22]
可见,以上歌曲皆产生于燕、魏时期。
三汉胡同化时期
北魏孝文帝即位后,全面推行汉化政策,大量起用汉族文人进入北魏统治阶层,其官制修定、礼仪建立等重大的仪礼文化活动都是在汉族文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在孝文帝全面汉化的过程中,鲜卑族上层人物已经有很深的汉族文化修养,具备用汉族音乐表达其情志的能力。
在音乐上,孝文帝努力追求汉民族音乐的传统:一是收集整理尚存的汉魏古乐;二是改造本民族的民歌,使之进入雅乐系统。
《魏书·高祖纪》:“十有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诏定乐章,非雅者除之。”[23]《魏书·乐志》:“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阙,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五年,文明太后、高祖并为歌章,戒劝上下,皆宣之管弦。”[24]
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公元491)《简置乐官诏》曰:“乐者所以动天地,感神祇,调阴阳,通人鬼。故能关山川之风,以播德于无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迟,正声顿废,多好郑卫之音以悦耳目,故使乐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厘革时弊,稽古复礼,庶令乐正雅颂,各得其宜。今置乐官,实须任职,不得仍令滥吹也。”[25]
《隋书·音乐上》:“晋氏不纲,魏图将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统万,或得其宫悬,后收其古乐,于时经营是迫,雅器斯寝。孝文颇为诗歌,以勖在位,谣俗流传,布诸音律。大臣驰骋汉魏,旁罗宋齐,功成奋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扬庙舞,自造郊歌,宣畅功德,辉光当世,而移风易俗,浸以凌夷。”[26]
《洛阳伽蓝记》载:“河间王琛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27]并能使羌人闻之流泪。
《陇上声》本事见于《晋书·载记》:“刘曜围陈安于陇城,安败,南走陕中,……安善于扶接,吉凶夷险与众同之。及其死,陇上为之歌。曜闻而嘉之,命乐府歌之。”[28]
朝云可能是一名华人歌女,她唱的《团扇歌》、《陇上声》歌辞应该是汉语的。
《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黄淡思歌辞》、《高阳王乐人歌辞》等就是此期歌曲。高阳王为孝文帝之弟元雍,《魏书》有传。
《洛阳伽蓝记》:“高阳王有美人徐月华,善弹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徐常语士康曰:‘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娥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亦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火凤舞》。’士康闻此,遂常令徐鼓《绿水》、《火凤》之曲焉。”[29]
在此要说明的是,用汉语改造胡语民歌,使之进入宫廷音乐系统,只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民间用鲜卑语歌唱自己本民族的歌曲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普遍的。北魏代都及代都以北广大鲜卑族聚居地区尤其如此。那些没有被汉化的、没有进入宫廷音乐系统的民歌,仍当是用鲜卑语歌唱的,只是文献没有记载而已。这种格局当从北魏末延续到北齐、北周。
除“梁鼓角横吹曲”以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中还保留了几首北朝的歌曲。如《咸阳王歌》、《北军歌》、《郑公歌》、《裴公歌》、《长白山歌》、《敕勒歌》等。《敕勒歌》据《乐府广题》所引是北齐神武攻周玉璧时用于军中的,郭茂倩补充曰:“其歌辞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30]可知,此歌是一首很早的鲜卑族民歌,流传到南方前用北齐语言歌唱,所以长短不齐。《乐府诗集》中存录的歌辞亦长短不齐,由此可以断定这首歌曲传入南方当在北齐或以后。
“北狄乐”分化后,一部分歌曲传到梁代,成为军乐,陈继梁制,未有多大变化,在陈当还有北歌传唱。《古今乐录·地驱歌乐辞》解题曰:“‘侧侧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后云‘不可与力’,或云‘各自努力’。”[31]“今歌”当指陈。《陇头流水歌辞》、《隔谷歌》也为陈乐工所提供。《隋书·音乐志》:“及后主嗣位,耽荒于酒,视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声乐,遣宫女习北方箫鼓,谓之《代北》,酒酣则奏之。”[32]
隋统一后,与清商乐一并入隋太乐署,成为鼓吹四部之一,唐因隋制,将四部改成五部。“自隋已后,始以横吹用之卤簿,与鼓吹列为四部,总谓之鼓吹,并以供大驾及皇太子、王公等”[33]。
在北方,“北歌”继续在上层与下层两个空间流传。《隋书·音乐志》:“周太祖发迹关、陇,躬安戎狄,群臣请功成之乐,式遵周旧,依三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挥文,而《下武》之声,岂姬人之唱,登歌之奏,协鲜卑之音。”[34]《旧唐书·音乐志》:“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传于清乐,人各习其旧风。”[35]以上北齐、北周宫廷音乐中有关北歌的记载说明北歌在北方上层尚一直流传。在民间,特别是鲜卑族聚居区,歌唱北歌也是相当普遍的。《北史·尔朱荣传》:(尔朱荣)“及酒酣耳热,必自匡坐唱虏歌,为《树梨普梨》之曲。见临淮王彧从容闲雅,爱尚风素,固令为敕勒舞。日暮罢归,便与左右连手蹋地,唱《回波乐》而出。”[36]《北齐书·徐之才传》:“太宁二年(562)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范为尚药典御,勒令诊侯。内史皆令呼太后为‘石婆’。盖有俗忌,故改名以厌制之。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谣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斩冢做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今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岂有好事?斩冢做媒人,但令合葬自斩冢。唯得紫綖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为字‘此’下‘系’,‘綖’者熟,当在四月之中。’之范问靴是何义?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宁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37]
可见,北方民间的虏语歌曲是一直存在的。虽然,在东西魏及北齐、北周时期鲜卑化政治思潮与文化思潮十分明显,但是,并不能以此否定北魏全面汉化与北歌汉语化之历史事实。南北统一后,上层汉语的北歌与民间鲜卑语北歌都进入隋太乐署,但认识鲜卑语歌曲的人已很少了。
从原始的部落歌曲到与汉民族歌曲交融、北魏朝廷制礼作乐过程中的提升改造,再到南朝、北朝的广泛流传,“北狄乐”的发展经历了原创、交融、同化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中一部分歌曲被改造提升,开始汉化,进入北魏音乐机关,与从西凉所得的汉魏古乐一起成为祭祀、郊庙和朝会享宴音乐的一部分,其歌辞是华语系统;一部分未进入音乐机关,继续在民间流传的歌曲,其歌辞仍为鲜卑语。华化的这部分歌曲因为可以与江南交流,所以在这期间通过战争、外交、民间等各种方式流传到了南方,因此,《乐府诗集》在梁鼓角横吹曲和杂曲歌辞中得以存录北歌歌辞。因为北魏时期传统的鲜卑语歌辞系统在民间一直未断其血脉,所以唐代音乐机关还能见到辞曲均不可晓的鲜卑语歌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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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24][25]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28、162、2826、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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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22、914页。
[27][29]周祖谟校释、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139页。
[28]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94页。
[37]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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