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无明的观念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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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大乘起信论》中的两个比喻，即“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文章探析了无明与众生心的关系，指出了无明的具体内涵；通过分析无明与真如之间的相互“熏习”，揭示了无明与真如的关系实质。《大乘起信论》中无明与真如关系的建构模式，在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深化和拓展，也显示出其重要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无明；真如；熏习

《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尽管该著作在作者、译者和源流性质等方面都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对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乘起信论》，简称《起信论》，相传是印度的马鸣菩萨所造，南朝梁代的真谛和唐代的实叉难陀曾分别对它进行了翻译，其中真谛的译本流行较广。

通常认为，《大乘起信论》是反映中国佛教思想的一部重要典籍，它以“一心开二门”的思想为核心，建构起了一套独特的佛教理论体系。《起信论》主要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众生心，也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可同时开出“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并通过此二门生起一切法。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真如缘起”的理论。[1]而众生心作为原本自性清净的真如，如何能够开出二门，并缘起世间诸法呢？其中的关键在于“无明”的作用。《起信论》对“无明”这一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我们也可以通过分析“无明”观念，增强对“一心开二门”理论的理解。佛教经典向来善用比喻，并且经常通过生动形象的比喻来揭示佛理的意蕴，因此本文就从分析《起信论》的两个比喻入手，来探析“无明”这一观念的具体内涵。我们选取的两个比喻分别是“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

一、水风之喻：众生心与无明

《起信论》认为，依众生心亦即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有二种门，一为心真如门，二为心生灭门。一心同时兼有此二门，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所谓心真如者，呈现的是心性不生不灭的本然状态，是一切净法之源，它离于妄念，不可言说：“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2]而心生灭者，则展现了众生心由于起念所呈现出的一种背离真如状态的有生有灭之态势。心真如与心生灭是众生心同时呈现的两种状态，二者非一非异，并且相互和合而为阿黎耶识。阿黎耶识含摄一切染净诸法，并能生起一切染净法，之所以如此，是在于众生心有觉与不觉两种状态。当心体处于觉的状态时，则真如呈现，生起一切净法；反之，当心体处于不觉的状态时，就生起一切染法。而觉与不觉，则取决于心体是否离念，即能否远离一切妄念。众生心原本自性清净，妄念又从何而起呢？《起信论》认为，一切妄念来自于众生的“无明”，所谓“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念，故说无始无明。”[3]下面我们就从“水风之喻”着手，来分析《起信论》中“无明”观念的具体内涵。

无明与众生的自性清净心之间的关系在《起信论》中通过这样一个比喻揭示出来：“以一切心识之相，皆是无明。无明之相，不离觉性，非可坏，非不可坏。如大海水，因风波动，水相风相不相舍离。而水非动性，若风止灭，动相则灭，湿性不坏故。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若无明灭，相续则灭，智性不坏故。”[4]这就是“水风之喻”，水用来比喻众生的自性清净心，风则比喻无明。由于无明之风吹动大海之水，从而呈现出水的波动之相，在此波动之相中，水相与风相是相与一体、不相舍离的，与此同时水自身所具备的湿性则并不因为波动而有所改变。这一比喻的目的在于说明众生心与无明的关系，强调了当众生心由于无明而呈现出生灭相时，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并且众生心原本所具有的清净智性也没有改变或丧失。无明使众生心生起种种妄念，从而有世间诸法的生灭之相。无明也由此打通了众生心的“真如门”和“生灭门”。同时也可以看出，当无明之风止灭了，众生心的生灭相也随之消失，重新恢复到心体的清净状态。

众生心由于无明风动而有了生灭相，从而生起世间一切染法，那么这无明之风又从何而起呢？《起信论》认为无明是从本以来就存在的，它没有开端，所谓“无始无明”。这“无始无明”与众生心的清净自性一样从来就有，并且染污这一清净自性使众生心成为染心：“是心从本已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5]所以从起始先后上说，无明与清净自性一样，都是众生心从来就具有的，二者没有先后之别。由此，无明成为一切众生与生俱有的伴随者，并成为世间一切染法和人生诸多烦恼的根源。无明不仅是“无始”的，而且往往“忽然而起”，就像风一样忽然而至。《起信论》中有这样的表述：“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6]由于众生心不能完全与真如一法界相应，所以妄念会忽然而起，这也就是无明。无明这种忽然而起的特性，使它成为一种难以被外界力量预防和控制的存在，从而成为一种与众生心的真如之体相抗衡的力量，生起世间一切染法。

《起信论》用“水风之喻”揭示了众生心与无明的关系，既指明了众生心的清净自性与无明是相与一体、不相舍离的关系，也告诉我们无明在起源与发生上的特性。可以看出，众生心既具有自性清净的真如之体，也呈现出由于无明而生起的生灭之相状。真如是一切净法的生成之源，无明则是无边染法的生起之因。无明无始无边，忽然而起，成为与真如相对待的一种力量，使众生心生起无数妄念和烦恼，并进而制造出虚伪三界。

二、香熏之喻：真如与无明

真如与无明在众生心那里是两种不同的力量，有着不同的功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从而不断地生起一切净法和染法。真如与无明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在《起信论》中通过一个比喻表达出来，这个比喻就是“香熏之喻”，具体而言就是：“熏习义者，如世间衣服，实无于香。若人以香而熏习故，则有香气。此亦如是。真如净法，实无于染，但以无明而熏习故，则有染相。无明染法，实无净业，但以真如而熏习故，则有净用。”[7]这个比喻是说，世间的衣服本来是没有香气的，但是如果拿有香气的东西对它进行熏习，那么久而久之衣服上就会有香气了。《起信论》借这个比喻想要说明的是，真如和无明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相互“熏习”。真如原本清净，没有任何染污，但由于无明的不断熏习，就会出现“染心”的相状。同样，无明原本是染污之法，没有清净之善业，但因为受到了真如的不断熏习，也会有清净无染的作用出现

真如与无明本来就不相舍离，它们又不断地相互熏习，结果就是一切染法和净法也不断地产生出来。真如受到无明的熏习，就导致不断生起染法：“云何熏习起染法不断？所谓以依真如法故，有于无明。以有无明染法因故，即熏习真如。以熏习故，则有妄心。以有妄心，即熏习无明。不了真如法故，不觉念起现妄境界。以有妄境界染法缘故，即熏习妄心，令其念著，造种种业，受于一切身心等苦。”[8]无明熏习真如，就造起世间种种业，生起世间无尽烦恼和痛苦。同时，无明也受到真如的不断熏习，从而有净法不断生起：“云何熏习起净法不断？所谓以有真如法故，能熏习无明。以熏习因缘力故，则令妄心厌生死苦，乐求涅槃。以此妄心有厌求因缘故，即熏习真如，自信己性，知心妄动，无前境界，修远离法。以如实知无前境界故，种种方便，起随顺行，不取不念。乃至久远熏习力故，无明则灭。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槃，成自然业。”[9]真如熏习无明的结果，就是使众生的妄心厌离生死轮回之苦，而欣然追求涅槃之乐，从而断灭无明，消除众生心的生灭之相状，最终证得涅槃境界，成就任运自然的不可思议之业用。

可以看出，在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过程中，二者的力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真如的熏习作用可以最终断灭无明，但无明的熏习却不能灭尽真如。那么《起信论》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的解释是：“染法从无始已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则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于未来。此义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起用熏习，故无有断。”[10]也就是说，无明的染法熏习虽然从本以来就存在，但证得佛果之后就会完全断灭，而真如的净法熏习则恒常存在，以至于未来而永不断绝。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真如的恒常熏习能够不断地起智断惑、返染还净，并能够断灭无明妄心，无明断灭之后，真如法身就显现出来，继续地起熏习作用，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断灭。

由于真如与无明相互熏习的结果是无明断灭而真如不断，所以决定了一切法中染法终将灭绝，而净法必然呈现。这样，众生心同时开出的“真如门”和“生灭门”，最后也以从“生灭门”进入“真如门”为结果，从而也保证了芸芸众生能够摆脱烦恼得以成佛，进而实现佛教的终极追求。

三、余论

《起信论》中对无明观念的阐释，让我们看到在佛教的理论体系中，无明作为与真如相对待的一种力量，成为染法之因，从而解释了世间诸法的生灭现象和人生的百般烦恼。但在与真如的相互熏习过程中，无明最终断灭，真如得以呈现，从而一切法离染还净，生灭门进入真如门。这一理论的建构主旨符合中国人对宇宙人生终极理想的追求，既能够较合理地解释世间的恶，也能够乐观地化恶为善，从而为人们建立起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宇宙人生的诸多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建构模式被不断地运用和深化。这里仅以宋明理学中朱熹的理气观为例，来简单说明这一问题。

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是他解释宇宙人生诸多现象的核心范畴。理是天地万物得以存在的终极根据，而气是天地万物得以生成的不可或缺之物。二者是相即不离的关系，正如他所说：“有是理便有是气”，“理未尝离乎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11]虽然如此，但他还是将理气做了区别对待，认为理相对于气而言具有优先性，他指出：“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12]在朱熹这里，理处在形而上的位置，气则属于形而下的存在，由此理取得了优先于气的地位。在人生领域，性是理在人身上的体现，理的至善性决定了人性的本然之善，而气则在成为构成人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下，也成为人性中恶的重要原因。他指出：“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13]如此，便将现实人性的善恶归于气的清浊。既然如此，人就需要做修养工夫，所做的工夫就是变化气质，使气质由浊变清，从而使至善之理在人身上得以完全呈现，这就达到天理流行的圣人境界了。当然，在朱熹的理气关系中，有着更为具体和完备的论述，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在建构模式上与《起信论》的相似之处。理与气的关系，遵循了真如与无明的关系模式，并且朱熹对世间善恶的解释也与《起信论》中对“染净”问题的说明有相似之处，最后二者也都在理论上说明了恶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善，染法何以能最终转化为净法。由此可以认识到，中国佛教与中国儒家虽然各有追求，但在对世间万象的理解与判定上，在核心理论的创建上还是具有相通之处的。可以这样认为，朱熹的“理气”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和拓展了《起信论》中真如与无明的理论建构模式。

通过《起信论》中的“水风之喻”和“香熏之喻”，我们分析了无明这一观念，认识到它在“一心开二门”这一理论建构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无明与真如的关系，以及后来中国哲学在理论创建中对这一关系模式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们也认识到《起信论》为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对无明观念的探析，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中国佛学的特质和中国佛教对宇宙人生的独特理解和根本追求。

参考文献：

[1][2][3][4][5][6][7][8][9][10][梁]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大乘起信论校释》，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序言》）、17、33、36、61、61～62、75～76、78、83、100页。

[11][12][13][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68页。